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已陆续在试点地区稳步推行，有效助力我国构建牢固、多元的绿色金融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与保障。基于2011~2021中国沪深A股数据，使用多时点DID模型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效果，实证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当地企业绿色创新，且相对于清洁型企业而言，重污染企业并未产生更多的绿色创新成果。（2）处于产业升级型和资源开发型试验区、国有企业、现金流状况良好的企业受到更强的绿色创新激励，且其创新活动主要聚焦于实质性的绿色创新。（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通过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优化债务结构，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自企业内部创新资源的再配置效应。该文为持续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走深向实，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融入党的“二十大”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融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RITIC-熵值法组合赋权、TOPSIS方法与ESDA空间统计模型揭示2005~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质量呈现“波动提升—平稳提升—显著提升”三阶段时序演化特征；6个维度排序为协调有序、绿色发展、共享繁荣、经济支撑、开放程度、创新驱动；城镇化质量的持续、稳步提升主要得益于其协调发展水平有序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服务质量明显改善以及绿色发展理念有力践行，未来时期应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拓展开放型经济为城镇化质量提升注入创新活力与新质动能。（2）城镇化质量呈现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为内核的“核心—边缘”梯度递减空间格局特征；高质量区为上海、南京等核心城市、省会城市，较高质量区集中于核心城市、省会城市外围地区，较低、低质量区分布于长三角西北内陆偏远地区。（3）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且空间集聚态势趋于增强，具有相邻连接协同发展趋势；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以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为主。（4）城镇化质量由多核心因子驱动演化，核心因子数量增加、解释能力q值逐年增强且因子间交互作用能够更高程度地解释其时空分异特征；驱动机制表现为以经济支撑发挥持久动力、协调有序铸牢平稳动力、科技创新与共享繁荣彰显后续动力、绿色发展与开放程度作为潜在动力的6维度交互演化。基于此，得出相关政策启示，以期为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平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重要参考。

系统评价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对强化沿线生态风险预防和生态安全维护意义重大。基于“抵抗性-响应性-更新性”3个属性层面建立生态韧性评估模型，选取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法、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剖析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格局及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在时空分布格局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水平波动抬升，但上升幅度较小，生态韧性优化进程缓慢；空间上总体呈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等省级行政中心向周边城市递减的发展局面，形成鲜明的“核心-外围”空间分布格局。（2）在时空转移特征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状态转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与状态锁定，邻域背景显著作用于城市生态韧性状态的转移。（3）在发展趋势预测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未来发展趋势较为乐观，沿线生态韧性水平随时间演化而渐进提高，且朝高韧性区间聚集。

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水平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统计学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发展差距逐渐扩大的问题。三大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分布为下游>上游>中游，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均为下游>中游>上游；（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显著促进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的提升，但其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对富裕度水平提升最显著，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度水平提升最显著，且数字红利对共同度水平的释放作用需要富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3）数字经济影响富裕度和共同度的作用效果在下游地区最强，各地市影响系数的集聚形态主要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空间延展性方面表现为东北—西南走向。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频共振成为城市群低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Super-SBM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探索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碳排放效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得分三类数值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东西方向上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南北方向上除碳排放效率外均呈现“U”型曲线。（2）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以上海、苏州等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为核心的高值区域向周围辐射的发展模式，且上海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协调水平落后城市以及低值集聚区存在区域锁定现象，呈现出“弱者恒弱”的空间集聚局面。（3）各驱动因子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均能促进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其中经济基础和技术创新的单因子驱动力突出，而单因子影响力较低的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因子在与其他因子进行交互作用后驱动力度得到明显提升。鉴于此，从优化城市布局形态、定点帮扶低值锁定区和充分发挥协调发展的内外驱动力等方面提出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近年来经济环境愈发复杂，在各类外部冲击下开展不同产业结构视角的经济韧性研究对于区域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各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根据主导产业类型将城市划分为农、林、牧、渔业；矿业；制造业等7种类型，采用“反事实数据”方法对2008~2022年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采用个体固定面板模型展开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8年经济危机，各类型城市经济韧性反应路径和速度显著不同。（2）2008和2020年两次冲击期，三大城市群的经济韧性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现出成渝城市群的西北地区韧性“洼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北低南高、长三角城市群的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不同类型城市分阶段回归结果表明：2008~2012年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水平、经济集聚指数、金融发展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措施和城镇化率起负向阻碍作用；2013~2017年城镇化率起正向促进作用，科技投入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起负向阻碍作用；2018~2022年产业多样化指数、科技投入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

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是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面临着众多信息困境。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推进，探究农户数字信息能力对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江西省1441份水稻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数字信息能力-技术生态认知-技术采纳强度”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信息能力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以及技术生态认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信息能力会显著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从各个维度来看，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判断能力、共享能力和应用能力均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大小依次为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判断能力、共享能力和应用能力。（2）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生态认知在数字信息能力促进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来说，数字信息能力会通过提升农户的技术生态认知进而正向影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信息能力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有机肥技术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和秸秆粉碎还田的影响并不显著。相较于小农户，数字信息能力对规模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应加强农户数字信息能力培育、提升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生态认知水平等政策建议。

准确估算区域的碳储量和碳排放，科学制定土地利用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于促进区域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鄱阳湖流域为例，选取1990、2000、2010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采用InVEST模型估算碳汇，并通过碳排放系数法和能源消费算法估算碳源，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变化下的碳源/碳汇时空格局。结果表明：（1）鄱阳湖流域以耕地和林地为主，近30年来耕地和林地大幅减少，建设用地显著增加。（2）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储量呈先略微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趋势，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环鄱阳湖周边地区低，四周高”；碳储量增长主要来源于耕地转林地、草地转林地以及水域转耕地，而耕地、林地转出引起碳储量大量减少。（3）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整体净碳排放先缓慢增长后迅速增长，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排放来源；其中，碳排放主要分布在环鄱阳湖区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与南部地区，南昌市最为显著。（4）碳足迹压力指数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南昌市、新余市、萍乡市、鹰潭市属于高压力城市，低压力城市主要有赣州市、抚州市、吉安市和上饶市。

阳澄湖是太湖平原上第三大淡水湖，基于2019~2023年阳澄湖水质逐月监测数据和2023年阳澄湖汛期水环境现场调查数据，分析阳澄湖汛期水质时空变化规律，并从外源输入、内源释放及水生植被的污染削减等角度分析了阳澄湖汛期污染特征的形成成因。结果表明2019~2023 年间汛期阳澄湖主要表现为Ⅳ类水质，水质指标浓度变化在一年之中的变化具有一定周期性，汛期水体污染程度同比加重。总磷是阳澄湖水质主要超标因子，湖区中总磷主要以溶解性无机磷为主。从空间分布来看，阳澄湖东湖水质优于西湖及中湖，各典型区域水质表现为非修复养殖区及水生植被修复区优于围网养殖区水质。河口点位的污染物浓度对阳澄湖湖区水质影响较为明显，河口点位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等指标含量明显高于湖体区域，是影响阳澄湖水质的关键因素。沉积物总磷含量分析结果显示，围网养殖区沉积物磷含量较高。汛期温度升高，水体溶解氧下降，沉积物总磷具有较高释放风险。此外，水生植被种植对透明度提升、高锰酸盐指数削减及叶绿素a削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水生植被对磷的削减可能主要与溶解性总磷相关。

当前我国复合型、跨域性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再难应对，急需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进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首先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的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进一步基于2013~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探究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协同治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城市AQI指数和PM₁₀、SO₂、NO₂、PM_2.5污染物的浓度，整体上促进了区域空气质量改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表明结论的可靠性。（2）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效果在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和污染减排方面均显著优于长三角地区。（3）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大污染源治理投资力度来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有效治理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研究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

探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重构和区域关联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关联视角下产业动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基于2018年企业注册信息大数据，借助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重构和区域关联的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重构、区域关联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且行业异质性明显，一般制造业仍然是空间重构与区域关联的主体，上海、苏南和浙北是空间重构与区域关联的核心区。(2）制造业的多样化集聚和产业升级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转移与区域关联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与产业发展阶段有关。处于产业优势分散阶段的产业，产业转出与提升网络入度有助于经济绩效增长，而处于产业优势集聚阶段的产业，产业转入促进了经济绩效提升。

基于1996~202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124个水稻生产县的县级单产、气象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早稻、中稻和晚稻的农作物生育期，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关键气候因子变化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单产的影响。研究发现：（1）该区域有效积温增加对三种类型水稻单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危害热积温对水稻无显著影响，日照时长与早稻单产呈“倒Ｕ型”非线性关系，降水与中稻和晚稻单产呈“倒Ｕ型”非线性关系。（2）分阶段研究发现，中稻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阶段、晚稻营养生长阶段危害热积温增加对单产有显著负向影响，长差分检验揭示中稻和晚稻生产系统对上述两阶段危害热积温变化产生了适应。（3）模拟移栽期调整，结合安全移栽期限制，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晚稻移栽提前至4月8日最有利于水稻生产。研究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类型水稻分生育期种植管理提供了实证支持。

水电是重要的清洁能源，但水电站建设周期长、影响范围广，水电站不同阶段对周边植被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基于MODIS时序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以谷歌地球引擎（Google Earth Engine，GEE）为运算平台，利用LandTrendr算法精确分析植被扰动的年份、强度，耦合Theil-Sen Median和Hurst指数研究金沙江中段不同调节方式的水电站2000~2022年间对区域植被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NDVI主要突变点与相应大坝的蓄水年份一致（观音岩：2015年；鲁地拉：2013年；龙开口：2013年；阿海：2013年）。周调节水电站的影响范围（0~13 km）广于日调节水电站（0~9 km），正向突变面积（37.21%~54.53%）也高于日调节水电站（22.35%~38.07%），影响程度垂直于河岸向外逐渐减弱；（2）在2000~2022年期间，4大水电站NDVI总体呈现上升趋势（0.001~0.004/a），在建设前、建设中、运营后分别呈现“升—降—升”现象。水电站的运营可以促进周边植被恢复，且周调节水电站对植被的积极影响（NDVI上升率0.007~0.008/a）高于日调节水电站（NDVI上升率0.005~0.007/a）；（3）水电站周边植被变化受到气候与水电站运营的双重影响，水电站运营对植被的影响高于气候的影响；（4）水电站对周边植被的影响呈外溢效应（呈现向外扩散的趋势），且未来消极影响同样有扩散的可能性，其影响具有延后性。研究为区域植被生长可持续发展和水电站可持续运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及理论技术支持。

快速城市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碳平衡压力的时空分异及其复杂的影响因素仍不明晰。缓解城市碳平衡压力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和推动区域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构建碳平衡压力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平衡压力的时空分异，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总量增长迅速，2010年后增速放缓，碳固持总量持续稳步增加。碳排放、碳固持的总量和变量在各尺度均存在较大差异。(2)长江经济带城市碳平衡压力总体先迅猛增长，2010年后放缓。下游碳平衡压力远高于中游和上游，中游碳平衡压力持续增长，而上游碳平衡压力虽有所增加，但仍处在碳平衡状态。(3)长江经济带城市碳平衡压力的时空分异是自然和社会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规模、工业企业数量、居民消费水平对碳平衡压力的影响程度较大，林地规模是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减排和增汇两方面着手，结合区域特点，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碳平衡压力的影响，多措并举缓解长江经济带城市碳平衡压力。

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是落实生态文明战略，构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手段。生态系统服务流清晰反映生态服务在何时何地由谁享受了多少，已成为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研究的新切入点。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在定量测算2000、2010和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和价值量的基础上，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特征，并基于价值转移量和研究单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系数调整构建了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错位明显。（2）生态系统服务流动方向以东北、西南为主，流动半径、流转强度、价值转移量均呈总体增加趋势。（3）2000、2010和2020年生态补偿总额不断增加，由14.52亿元升至24.52亿元，各补偿区需支付金额由0~8.23亿元升至0~10.65亿元，各受偿区的受偿金额由0~9.48亿元升至0~11.47亿元。

省级行政单元（以下简称“省”）是落实地区梯次有序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主体，开展长江经济带各省碳排放的多情景研究，对支撑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kaya恒等式方法，结合各省历史碳排放数据和未来减排目标设置四项参数，设定一般减排、强减排和弱减排3种情景，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长江经济带各省2021~2035年碳排放量、碳达峰与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3种情景下，长江经济带均能提前完成2030年达峰目标，但一般减排和强减排情景达峰水平更低，强减排情景达峰时间更早。相较于一般减排情景，2021~2035年长江经济带累计碳减排潜力达-440 942万t~364 189万t。（2）一般减排情景下，除安徽以外，其余省均能实现2030达峰目标，重庆和四川于2020年率先达峰，上海、浙江和云南于2025年提前达峰。（3）强减排情景下，长江经济带各省均能在2030年前达峰。然而弱减排情景下，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和贵州难以在2030年前达峰，未来需重点挖掘这类碳达峰滞后省的减排潜力。（4）更大力度的减排举措有利于各省尽早实现碳达峰和高质量完成减排目标，但此举措亦存在较高的社会经济压力风险，未来有必要寻求协同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最优的达峰路径。最后，在推动区域协同减排和因地制宜分类制定达峰路径等方面提出建议。

挖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且基于其制定跨地区的协同治理路径，对实现区域性国土空间协同治理具有现实意义。研究探讨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关联的理论逻辑；运用SFA模型测度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SNA模型测算其关联网络特征；在提出协同治理理论路径基础上构建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治理实践路径。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水平不断改善，但参差不齐的特征也一直存在；（2）利用效率在空间上已具有显著的关联网络特征和通达的网络结构，但关联网络强度有下降的趋势；（3）关联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清晰，各节点城市的作用存在差异；（4）利用效率水平表现出空间聚类形态，空间关联关系包括净溢出板块、主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需根据板块内涵开展差异化协同治理。研究能够为长江经济带或其他区域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协同提升路径制定提供借鉴。

水、能源、粮食是保障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性物质，揭示湖北省“水-能源-粮食”（WEF）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演变趋势，可为其资源配置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构建湖北省WEF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了2002~2022年湖北省 WEF 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运用ARIMA模型预测2025~2040年的WEF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2002~2022年湖北省WEF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水资源的发展指数对其的影响最大；WEF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WEF系统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逐步向好的趋势；ARIMA模型预测结果表明2025~2040年湖北省WEF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资源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数显示，湖北省水资源的综合发展水平仍不稳定，并影响了WEF系统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速率，故加强水资源保护及优化用水结构是实现湖北省WEF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基于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 069个区县碳排放强度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统计方法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发展趋势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所辖区县碳排放强度总体均呈稳步下行态势，其离散程度和绝对差异也均有下降，绝对差异有所缩小，其中长江经济带整体与上中下游所辖区县的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多极分化现象但趋于弱化。（2）长江经济带所辖区县碳排放强度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地区不均衡程度总体居于高位但有所缓解，其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是超变密度，平均贡献率近40%，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平均贡献率约为33%，最后是地区间差异。（3）长江经济带县域尺度碳排放强度的区位分布呈偏东北－偏西南走向的空间格局，其分布重心表现为先向西南再折返向西北的趋势。局域空间集聚模式主要是以“低－低”型集聚为主，其集聚的区县较多且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四川东部和重庆西南部、中游的湖南和江西大部及湖北大部。基于此，应从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推进减排降碳工作，增强区县间的空间联动性和协调性，优化政府考核评价体系与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着力，协同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为探究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碳排放-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三维系统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障碍度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探究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碳排放-技术创新-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逐年递增趋势，但存在时间上发展不同步，空间上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在空间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制约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有7项，不同年份间存在差异；碳排放水平、能源消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对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影响。最后在推动三者协同发展，及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建议。

高度城市化进程中的江南水乡地区生态系统面临威胁，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识别，保护该地区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选择常州市金坛区为江南水乡地区的典型案例，运用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识别生态源地，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提取生态廊道，结合重力模型进行生态廊道的重要性分级，根据生态廊道的重要性分级、生态廊道相交点的分布情况以及土地利用情况，确定区域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据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供生态修复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生态源地面积152 km²，其中陆域生态源地共44个，总面积为49.3 km²，集中分布在茅山；水域生态源地共77个，总面积为102.7 km²，集中分布在长荡湖；（2）生态廊道总长度432.4 km，陆域生态廊道呈“横向伞状”分布，水域生态廊道呈“内闭外开双环”式分布。极重要生态廊道93.2 km，重要生态廊道157.8 km，一般重要生态廊道181.4 km。（3）区内生态夹点16个，重要生态夹点有9个，主要位于金坛区西部的茅山和天荒湖；生态障碍点14个，主要生态障碍点6个，分布在建筑密度较高的主城区以及高等级道路与生态廊道的相交处。（4）通过关键区域识别，以主要生境斑块的有效连接、保护关键夹点、修复关键障碍点为原则，提出构建金坛区“一核、三片、五带”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可为长江下游的江南水乡地区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是全国粮食主产区，研究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与空间格局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地区整体及各地级市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效率平均值为0.73，在投入和产出方面的表现处于中等水平，没有达到最有效的状态，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各地级市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大致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2）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弱正自相关性，存在着集聚效应，高效率值地区辐射在带动周边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提高。通过加强与邻近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农业生产污染可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基于2001~2022年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NDVI）和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趋势分析、区间统计等方法，从卫星遥感监测和生态过程模式两个角度分析了上海城市生态指标（NDVI和NPP）的时空分布和变化特征，并开展了不同极端天气气候年（包括高温和低温年、多雨和少雨年）城市生态指标的差异对比。结果表明，上海城市生态指标在中心城区及近郊较低，而在远郊包括崇明、金山、青浦、奉贤和浦东南部较高。过去22年间，上海城市NDVI和NPP分别以每十年0.021和28.9gC·m^-2的趋势显著增加，且都经历了先降低后升高的年际变化。在典型高温年和低温年、典型多雨年和少雨年，上海城市生态指标差值的空间分布规律性都较明显，总体上在高温年份和多雨年份，城市生态指标值较高，植被生长较好，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及周边，生态指标在高温多雨年明显高于低温少雨年。

研究“三生空间”转型与碳收支演变机制，并科学设计碳补偿方案，对纠正“三生空间”资源错配和碳收支失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生空间”转型视角，在分析碳收支演变机制与碳补偿理论基础上，以西南地区为例开展实证分析，测算碳补偿金额、划分碳补偿优先级并做不确定性讨论。结果显示：（1）“三生空间”转型在重塑国土空间功能同时，推动碳收支时空演变。碳收支外部性是“三生空间”资源错配与碳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碳补偿是相应的纠正手段。（2）2005~2020年，西南地区“三生空间”快速转型，工业生产空间和城镇生活空间首先挤占农业生产空间、其次侵蚀草地和林地生态空间，加剧了区域碳收支失衡，碳平衡率从29.57%下降至17.94%。生产空间碳排放，以工业为主，增长迅速、增幅下降但尚未达峰。生活空间碳排放先增后降，城乡生活碳排放比例扩大。生态空间碳汇丰富，以林地为主，先增后降，总体有较小增幅。碳源空间规模是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3）西南地区对全国碳收支平衡的贡献显著，整体为碳补偿受偿区，建议受偿金额为259.97亿元，城市尺度上有甘孜、阿坝38个等碳补偿受偿区，内江、黔西南等9个碳补偿支付区。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分布有众多的湖泊。近年来，湖北省部分湖泊水质恶化、水生态系统退化等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选取湖北省面积最大的4个重点湖泊（洪湖、梁子湖、斧头湖、长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16~2023年期间4个湖泊水质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恶化。其中，洪湖水质恶化最为明显，已由2016年的III类下降到V类，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是主要超标指标。2023年春、夏两季的调查显示，洪湖处于中度富营养状态，长湖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梁子湖和斧头湖为中营养-轻度富营养状态。4个湖泊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均处于较低水平。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洪湖水生态环境质量状态为较差，梁子湖和斧头湖为一般，长湖春季较差、夏季一般。

当前，国际和国内环境复杂多变，开发区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亟需寻求新的视角，对其展开综合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为研究对象，耦合适应性循环与区域经济韧性理论，构建“潜力-连通度-韧性”三维综合测度框架，运用熵值法和演化动力模型，对2005~2021年长株潭城市群17个开发区韧性演化轨迹进行刻画，探讨其韧性的演化机制。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应对外部扰动能力不断增强；（2）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发展符合适应性循环内在规律，在开发、储存、释放和更新4个不同阶段持续演进，目前多数开发区位于更新阶段，正朝着新的开发阶段演化。（3）开发区韧性在复杂动态环境中不断演化，不同阶段驱动因素各异。开发和储存阶段，开发区韧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外部，城市财政自给水平、市场规模影响效应最为明显；释放阶段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开发区产业专业化水平、治理能力；更新阶段受自身创新能力影响最为显著。研究旨在从动态发展的视角为开发区适应环境变化提供新思路、新方向，以期进一步丰富韧性研究内容，并为助推开发区本身以及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绿色金融兼具金融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双重属性，探究生态环境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解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并伴随着多极分化现象，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快于上游和中游地区。（2）流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成都、重庆为次核心的多元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政府支持、开放程度、经济基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效果依次减弱，且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具有时空异质性。

官山河是丹江口水库重要入库支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通过数理统计、Piper三线图、Gibbs模型和主成份分析（PCA）等方法，结合氢氧稳定同位素（δD、δ18O）示踪手段，探讨了流域河水水化学类型、离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官山河水体pH值介于7.38~8.91之间，呈中偏弱碱性，水体TDS总体变化在122~265 mg/L范围内，干流水体理化性质受支流汇入影响；流域水体水化学特征为“Ca-HCO3”型，Ca2+含量占阳离子总量的51%~70%，HCO3-含量占阴离子总量的49%~83%；河流水体氢氧同位素、氘盈余值与离子浓度特征揭示降雨是流域水体主要补给来源，蒸发作用亦是控制流域河水水化学特征的重要因素；河流水体水化特征主要受碳酸盐岩和硅酸盐岩风化共同影响，碳酸和硫酸是参与流域内岩石风化主要酸性介质，离子交换是水体具有较高Na+/Cl-比值的重要原因，NO3-一定程度上受到生活污水排放等人为活动影响。受益于南水北调水源区水环境保护措施，人类活动对官山河流域水环境总体影响较少。

运用制度变迁、府际合作和集体行动等相关理论，以“新安江”生态补偿模式为例，探讨了跨域生态补偿模式能否成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1）在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服务下，跨域生态补偿模式顺应现代化治理发展要求，以多元共治的方式，构建起横向、整体的补偿—约束—共治—共享的联动制度，成为推进流域管辖地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的长效机制。（2）跨域生态补偿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源于制度安排内生的环境需求，单纯依赖于纵向外部扶持，将难以达到全流域范围内的均衡治理。（3）跨界生态补偿模式效能的发挥，应具备灵活的制度供给、坚实的生态治理推力及创新性的跨域治理格局等基本要件，以适配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社会结构相衔接的环境场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模式的更新迭代，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补偿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

水生植被作为初级生产者，可以为湖泊提供食物来源和栖息地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动态监测水生植被对于湖泊保护至关重要。研究基于典型水生植被NDVI物候特征，构建了CART决策树的水生植被分类模型。利用多时相MOD09Q1数据进行分类提取了2000~2022年洪湖水生植被的时空分布信息。结果显示多时相分类方法可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水生植被，总体分类精度达85.6%。总体上洪湖水生植被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化结构特征，挺水植被菰主要在其西南片区集中分布，莲则在湖岸周边呈零星带状分布。沉水植被则主要分布于挺水植被区向湖心扩散区域及湖泊沿岸湖湾区，整体表现为由外向内的圈层特征。从水生植被的时序变化来看，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2000~2004年受大面积围网养殖以及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湖泊的水生植被总体偏少，平均面积在150.56 km2左右。2005~2016年受围网拆除以及湿地生态工程实施，内源污染得到控制，洪湖水生植被逐渐得到恢复，平均面积增至181.85 km2左右，除发生特大旱涝灾害的特殊年份，水生植被面积总体趋于稳定。2017后，受2016年洪水扰动及清漂、圩堤拆除等大范围工程施工引起的底泥扰动、植被破坏，加剧了洪湖水质恶化过程，水生植被面积锐减，平均面积降至100.35 km2，2022年后水生植被面积达到历史最低，近两年水生植被占比维持在10%以下。近23 a水生植被时空变化的监测结果，可为洪湖后续水生植被修复区规划、修复物种的选择提供基础支撑。

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平原水网区水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问题之一，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支撑平原水网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平原水网区农业面源污染特点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选择适宜的技术措施开展面源污染防控。根据平原水网地区的地形地貌特点和农业发展现状，分别分析了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农村生活污水的污染特征和治理难点。从水环境安全保护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氮磷流失过程，针对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农村生活污水等不同污染来源以及源头、过程和末端等不同污染环节，介绍并对比了适宜平原水网区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以我国平原水网区某典型农业区为例，基于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利用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比选技术路线和综合治理方案，并评估了方案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后，从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拓展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和创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的角度，对未来平原水网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建议与展望。

衔接区域自然环境特征—空间用途管控需求构建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分类体系，采用空间转移矩阵，地形位分析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规模格局—地形梯度”两大维度解析1990~2020年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小规模—大比例”剧烈扩张、农业空间“小规模—小比例”收缩和生态空间内部剧烈的动态转型是近30 a西藏国土空间时空演化的典型特征；城镇空间“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愈发显著，“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农业矛盾凸显，地区“畜—耕—林”空间布局正在进行深刻重构，同时由于冰川融化导致西藏涉水生态空间猛烈扩张。（2）西藏国土空间分布和交叉转换的地形梯度差异显著，城镇、农业空间“下谷”、生态空间“上山爬坡”现象明显，第3级是错位城镇发展和耕地保护的重要地形位节点。（3）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工程、交通区位4类因子共同制约西藏国土空间演化结果，各类型因素在不同转换方向上的作用强度和显著因子数量有明显差异。基于研究提出：疏解城镇—农业空间资源矛盾，注意生态服务价值的提升及生态修复工程的持续有效性，科学引导国土空间顺应地形梯度布局，将对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起到积极影响。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度和质量成色。以浙江省50个县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从基层治理、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6个维度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揭示其在2012~2021年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发展差异和主要障碍因素。研究表明：（1）浙江省县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发展速度较快，但各维度间发展差异较大。（2）浙江省各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和关联特征，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3）农村人口占比、化肥施用强度和农业机械耕种水平一直是浙江省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因此，要进一步推动农业人口有序向城市转移、践行“两山”理论、加强“山海协作”，推进“机械强农”，实现浙江省县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均衡发展。

探究小流域尺度下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和驱动因素是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前提。针对府澴河流域产水量、碳存储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和生境质量的时空动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首先，通过量化方法描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在网格尺度和子流域尺度上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并在子流域单元上识别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簇。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确定不同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最后构建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府澴河流域4种生态系统服务分布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但其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在网格和子流域尺度上呈现相似的空间分布；（2）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DEM、年均降水量、人均GDP及人口密度是影响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导因素，q值分别为0.64、0.52、0.47和0.44；此外，同一时段内，单一的自然社会因子在对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贡献方面呈现出异质性，而在不同年份也展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征。（3）GTWR模型结果表明，高程和降水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呈正相关，作用强度由东向西递减，人均GDP、人口密度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上呈负相关，但在中下游部分地区呈正相关。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推进固碳减排进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着力点。在理清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机理后，基于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均值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碳收支平衡比均值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2）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双向FDI协调发展影响碳收支平衡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4）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U”型曲线的拐点值大小呈“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应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健全地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助力碳收支平衡。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采用CRITIC-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核密度分析与空间收敛模型等方法，分析2004~2021年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发展趋势、区域差异与结构来源、动态演进、收敛性。结果表明：（1）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持续向好，但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特征仍然明显，呈现出沿海地区＞全国均值＞内陆地区的分布特征；（2）区域间差异是总体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具体来看，增长提质差异主要集中于全国及沿海地区，扩绿效益差异主要集中于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降碳水平差异在大西北地区重要性日趋提高；（3）八大综合经济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黄河中游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全国及其他经济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作为反映植被生长状况的重要指标，研究其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对维护地区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丹江口库区为研究对象，利用GIMMS NDVI和MODIS NDVI数据基于逐像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了1 km分辨率的1982~2022年长时序NDVI序列，分析了丹江口库区NDVI的时空特征，并使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丹江口库区植被的空间异质性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研究区年均NDVI以每年0.002 6的速度波动上升，NDVI空间分布表现出西北数值高而东南数值低的特点，低值区集中分布在汉中、安康、十堰等低海拔地区；(2）库区范围内NDVI总体改善，明显改善部分占总面积的98.23%，而退化部分面积占比不足1%；(3）年潜在蒸散发、高程和地貌是影响当地植被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其中日照时数与高程交互的q值对NDVI空间分布影响最大，影响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表现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关系。

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是判别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对乡村产业振兴有重要意义。XGBoost-SHAP解释性机器学习为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测度提供可视化的智能工具。融合XGBoost-SHAP构建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模型，以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点为样本，从自然人文环境、生态资源和旅游基础设施3个维度选择测度指标，以识别重庆市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水平。结果表明：（1）XGBoost通过学习样本数据潜在模式或规律，高效的识别了乡村生态旅游地的不同竞争力水平，并实现了较高的精度。（2）SHAP提高了XGBoost模型预测的透明度，能识别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的主导因子，经济活动强度、NDVI、高程和生境质量是对重庆市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最重要的4个因子，同时也是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的主要考量因素。（3）重庆市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强竞争力区域集中在市场、知名景区和交通沿线附近，形成了重庆市西部市场依托、东南和东北部为交通依托和景区依托3种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4）资源竞争力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距离核心景区远近是影响其强弱的主要因素，旅游基础设施和市场等人文条件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平衡重庆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以及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方面提供建议。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能快速、准确测度区域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可以为旅游资源识别和定量分析提供方法借鉴。

以湖北省第一大湖泊洪湖为研究对象，利用Sentinel-2遥感影像和现场监测数据，基于随机森林机器学习模型构建洪湖湿地叶绿素a和浊度遥感反演模型并揭示其时空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叶绿素a与浊度反演模型均能较好地拟合数据，R2的值分别为0.888和0.878；2020~2022年，洪湖叶绿素浓度均值分别为58.127、61.847和82.017 μg/L，浊度均值分别为50.180、47.379和85.377 NTU；三年间叶绿素a和浊度显著升高表明洪湖水质处于持续恶化趋势，长期围网围垸养殖过程的迟滞效应、极端气候事件的冲击影响、流域外源污染负荷的居高不下加之内源污染释放的显著增强可能是导致洪湖水质根源性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该研究揭示洪湖湿地叶绿素a和浊度时空变化规律并分析主要驱动因素，对洪湖水华风险预警和重点区域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安徽省可持续发展动能对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面向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对2011~2021年安徽省及其16个地级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计算各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维度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安徽省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Dagum基尼系数深入探究安徽省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原因，并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进一步揭示影响安徽省不同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以及3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但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安徽省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原因主要来自区域之间的差异，“皖中-皖北”和“皖中-皖南”的区域间差异明显高于“皖南-皖北”。不同维度下不同指标对各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对省会合肥而言，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是经济、社会和环境子系统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的首要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安徽省加快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数智化转型的绿色价值日渐凸显，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SBM-GML指数、固定效应模型以及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数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数智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科技创新在数智化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数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Ⅰ型及以上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且该促进作用在地区层面为“上游＞下游＞中游”、在资源禀赋层面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4）科技创新的调节作用在长江经济带上游、下游、Ⅰ型及以上大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因此，从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政策机制等不同方面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协调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区域，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测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PVAR模型等方法测度并分析长江经济带2012~2022年生态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协调发展水平历经“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的阶段性演变，整体上呈“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的空间分异格局。（2）至2022年，仅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市实现了中度协调状态，其余省市均处于基本协调状态。（3）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子系统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程度较为均衡，各子系统指标的关联度普遍超过0.8，显示出较强的关联关系。（4）从互动关系来看，长江经济带初期生态环境受冲击显著但随时间恢复稳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短期负面影响也逐渐减弱。据此，应通过因地施策、完善环境规制、强化区域内部合作等措施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科技创新和人口集聚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科技创新与人口集聚的空间关联网络及人口集聚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在科技创新、人口集聚的空间关联网络中，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处于中心地位，但在两个关联网络中的排名差异较大；省会城市在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溢出效应显著。（2）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人口集聚不利于本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研发人员和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而经济发展也抑制科技创新。（3）分流段来看，上游人口集聚显著促进了本地区科技创新，但抑制周边城市科技创新；中游人口集聚不利于本区域和周边城市的科技创新；下游人口集聚对本区域科技创新具有潜在的支撑作用，而对周边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上中下游研发人员和服务业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为此，各地应因地施策、优化人才激励机制，引导人口合理集聚，以实现流域科技创新高质量协同均衡发展。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2000、2010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分析过去20 a“三生空间”的消长变化，并以2020年为基准，利用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PLUS）模型，模拟并分析该地区2030年“三生空间”在自然发展、经济优先和生态保护3种情景下的不同演化特征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为科学利用土地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空间不断缩减，生活空间持续扩张，生态空间先增加后减少。（2）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0.4837持续降至0.4765，低质量区域不断扩张。农业生产用地持续减少，林地和水域生态用地被占用是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因素。（3）3种情景均存在生活空间扩张，生产空间缩减的趋势，其中生态保护情景下生产用地减少幅度最小。（4）生态保护情景下研究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最高，且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呈现不断上升态势。加强耕地与林地保护、合理规划布局、完善城市绿地等是生态保护情景下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应该坚持的思路。

探明硒（Se）在水稻—土壤系统中的分布、吸收、富集及影响因素，对区域发展特色富硒产品具有重要意义。采集并测定542组稻田土壤—水稻样本，结合普通克里金插值、冷热点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临澧县稻田土壤—水稻系统中硒的分布与富集特征及规律，并解析了成土母质、土壤理化学性质（SOM，CEC和pH）、必需微量元素（Cu，Zn）、气候因素（温度、降水量与湿度）与土壤Se、稻米Se和富集因子（BCF）的关系。结果表明：（1）临澧县稻田土壤Se含量均值（0.76 mg/kg）比中国背景土壤水平（0.29 mg/kg）高2.6倍，比全球平均背景土壤水平（0.40 mg/kg）高1.9倍。稻米Se含量均值（0.15 mg/kg）比富硒稻米Se含量的最低允许含量（0.04 mg/kg）高3.75倍。（2）土壤Se、稻米Se与BCF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 0.32、0.28和0.13，空间自相关性程度为中等，受空间结构因素和随机因素共同影响。（3）不同母质发育的稻田土壤Se含量有显著差异（p<0.05）；而稻米Se含量与BCF无显著差异。随机森林模型结果表明降水量、湿度与SOM是稻田土壤Se含量的主要影响因子；湿度、降水量、稻米Cu与气温是稻米Se的主要预测因子；CEC、降水量、湿度与SOM是BCF的主要预测因子（p<0.05）。临澧县稻田土壤Se含量较高，有利于富硒农产品的开发，可基于成土母质、SOM和CEC等因子调控水稻对Se的富集能力，提高富硒农产品经济效益。

FDI是利用高质量外资的重要抓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度出其具体数值；基于1990～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全域莫兰指数对FDI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效应值可分解的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1）FDI与区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2）FDI与区域协调发展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文对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利用高质量外资，以及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构建城乡生态安全格局是中国缩小城乡生态安全水平差距，促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城乡生态差异性导致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进程缓慢。以城乡生态融合为导向，以武汉市为例，分析当前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基于此测算生态融合综合影响度构建综合生态阻力面，识别中观尺度下的生态源地，基于最小累积阻力和重力模型识别重要生态廊道，利用水文分析模型优化廊道，从中观尺度构建了武汉市城乡整体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1）武汉市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城乡生态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2）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生态环境和人为活动因素，社会经济影响较小；（3）构建了包括51个城乡生态源地，115条重要生态廊道，220条辐射廊道，129个生态节点的“三横两纵”网状生态安全格局；（4）城乡生态融合影响度指数修正的生态阻力面更符合城乡实际，由此构建的生态安全格局具有促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作用。构建武汉市城乡生态安全格局，以期为城、乡的生态空间优化提供更微观的理论参考，为促进城乡生态融合、保障城乡生态安全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下，探究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2003~2021年108座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效率值由2003年的0.338增长到2021年的0.677，区域差异呈阶段性特征，城际差异呈扩大化特征，并伴随着极化现象。（2）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在全局空间上呈现出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在局域空间上呈现出高-高、低-低、低-高和高-低的4种集聚类型。（3）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每提高1%，可带动邻近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提升0.155%。（4）空间效应分解结果上看，各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具有不同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提升，需要考虑城际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城际之间协同作用。

跨省流域间污染纠纷频发多发的现象，折射出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间长期存在的“重竞争、轻合作”的博弈问题，反映了加强协同治理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我国推行了一项重大的政策革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那么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是如何实现流域协同治理以及其政策效应如何，亟需得到回答。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一项准实验，探讨其实现流域协同治理的逻辑进路，并基于2007~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可以很好的平衡中上下游、左右岸不同地方政府在流域治理中成本收益不均衡的问题，是实现流域协同治理的有效制度安排。（2）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显著提高了地区的水生态韧性水平，已然成为了当下流域协同治理实现互利共赢的新道路。基于研究发现，分别从构建我国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健全市场化多元化流域补偿体系，以及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法制化体系建设3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同环境因子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影响具有尺度依赖性。基于湖南省土系调查采集的土壤剖面样点数据，利用土层厚度归一化获取表层土壤有机碳，采用数理统计、多元经验模态分解（Multivariat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MEMD）等方法，分析湖南省土壤有机碳与其影响因子在表征尺度的相关性，并对土壤有机碳进行了预测，旨在研究土壤有机碳与影响因子的空间多尺度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MEMD将土壤有机碳分解成6个本征模态函数（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s）和1个残差，IMF1占主导地位，其次为IMF2和IMF3，3个尺度对土壤有机碳方差贡献率之和达到70 %以上；湖南省土壤有机碳及影响因子的主要表征尺度为133 km（IMF1）、188 km（IMF2）、355 km（IMF3）。（2）多尺度关系表明土壤有机碳与高程主要表现在大尺度上。土壤有机碳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随着尺度的增大而显著相关。（3）基于MEMD法对土壤有机碳进行预测，其精度高于基于原始数据的多元逐步回归拟合结果，表明多尺度更能全面揭示有机碳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可为不同尺度土壤有机碳规划管理和提升土壤质量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