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2017, Vol. 26 >> Issue (11): 1752-.doi: 10.11870/cjlyzyyhj201711004
郭庆宾,2,刘 琪2,张冰倩3*
GUO Qing-bin1,2,LIU Qi2,ZHANG Bing-qian3
摘要: 基于2003~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构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3种环境规制指数,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水平呈现“反N型”曲线关系,虽然类型不同,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国际R&D溢出效应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当前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激励作用尚未完全显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特假说”在开放条件下也是成立的,最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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