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连续体理论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契合视角构建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从静态融合度与动态耦合协调度开发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3层次子系统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进而对长江三角洲核心区16个城市2006~2021年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关键障碍因子。研究发现：（1）长三角核心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稳步增长，地区发展差距先缩小后扩大，存在多极化发展趋势，形成“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2）从静态融合水平与动态耦合协调水平划分来看，长三角核心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形态由低到高可包括九种组合类型，部分地区经历了从低层次的Ⅰ-Ⅰ型向高层次的Ⅲ-Ⅲ型、Ⅲ-Ⅳ型的良好跃迁发展过程，但城乡静态融合与动态耦合协调的结构存在一定的失衡性，阻滞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3）制约长三角核心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障碍层为社会融合子系统，关键障碍因子包括城乡人口流动结构、城乡信息网密度、城乡空气质量与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

技术合作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与重要支撑。基于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与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长三角地区2000~2019年技术合作网络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识别其合作模式与演进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间技术合作网络扩张迅速，表现出明显小世界性与无标度性，并形成由上海、杭州、南京等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梯级规模层级特征，网络向心趋势有所减缓但依旧显著；（2）长三角技术合作网络空间分布极不均质，呈现由沿海向内陆、沿江向两翼递减特征，结构演进存在一定空间粘性与时间惯性；（3）从合作广度与深度视角将城市技术合作模式划分为高广度-高深度、高广度-低深度、低广度-高深度以及低广度-低深度4种类型，空间上呈连续板块拼接特征；（4）长三角城市间技术合作模式演进主要存在升级、转化与锁定3种路径，并依据各模式面临风险提出相应优化方向，以期为建设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完善区域创新系统、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

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构建高水平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有助于推动城市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2020年城市间绿色发明专利联合申请数据，构建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借助空间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剖析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较为稠密，整体性和通达性强，形成了以沪宁杭为核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较为稀疏，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整体性和通达性弱，呈现出以汉长为核心的双核放射状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组织功能强而中介功能弱，相较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的组织功能弱而中介功能强。（3）两个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均具有自组织生长特征，地理邻近、制度邻近和产业同构的影响方向相同但影响大小存在差异，“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之间更容易合作”的现象仅出现在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结构和动力机制迥异,因地制宜推动区域绿色创新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长三角城市群应加快推动安徽城市的融入，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将突破行政壁垒作为首位任务。

基于城市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两者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周边城市的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空间不平衡特征，城市群内外部区域存在较大差异，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为突出；（2）与环鄱阳湖城市群相比，武汉都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关联强度较高，对外辐射带动能力较强；（3）在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共同作用下，湖北和湖南两省的成员联系紧密，具有明显的凝聚性；（4）空间邻接关系、空间地理距离和产业结构是形成城市群内部空间关联网络的主要动力因素。研究揭示了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为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能力提供政策依据。

县域工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经济增长和社会成果2个基本面构建了评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并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7~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95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发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态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从空间视角分析县域工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县域工业集聚显著推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在推动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阻碍了周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建议推动工业集聚发展，扩大产业集聚的辐射效应，发挥发达县域的帮扶和带动作用，同时优化产业布局，形成相互协作和相互促进的产业格局，稳步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OLS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5个维度识别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考察“市场—政府”外部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上、中游企业的影响效果相对显著，对下游企业的影响效果相对有限。（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推动数字化转型、强化企业绿色治理、扩展企业海外经营以及增加职工薪酬，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在“市场—政府”外部因素促进下，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果显著增强。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加强数字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化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探究其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构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意义重大。通过构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1个城市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和空间杜宾模型对其差距贡献、动态演进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均呈稳定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紧随其后，整体上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由“V”字型分布逐渐向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格局转变；（2）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研究期内整体基尼系数有所下降，而成渝城市群则呈上升态势，三大城市群间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整体差距有所扩大，城市群间差距是造成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性的主要原因；（3）各城市群人工智能发展“极化”效应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均表现为“多极”分化，成渝城市群则由“多极”分化逐步发展为“两极”分化；（4）不同等级的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明显的转移“惰性”，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于周边城市的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作用，虹吸效应与溢出效应并存；（5）区域人口密度、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科技金融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推进共同富裕，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高铁作为近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交通设施，对改善居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以江浙沪地区为研究区域，创新性地从内外部可达性视角对2012、2016和2020年各市高铁网络可达性进行测度，并探讨总体可达性、内外部可达性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发现：（1）各市高铁总体可达性逐步提升，但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上海、苏中、苏南和浙北地区城市的可达性明显比苏北和浙南地区高。（2）上海、苏南和浙东南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其次为苏中和浙西南地区，最后为苏北地区。（3）大部分城市的高铁可达性与居民收入水平为协调同步发展关系，但是与外部可达性相比，内部可达性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度提升较慢。（4）苏北地区高铁交通建设快于居民收入水平，需要提高高铁设施的利用率；浙东南地区的高铁内部交通建设滞后于居民收入，属于前者制约后者的失调衰退关系，需要加强高铁站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总体上，高铁网络可达性的提升促进了当地居民收入增长，但是部分地区高铁内部交通网络发展较慢的现象制约了居民增收；未来可合理规划高铁及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居民收入增加和区域协调发展。

探究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79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2000~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揭示两者间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湖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空间上呈现以武汉为中心的“核心-外围”的格局。（2）湖北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处在较低水平但呈现明显递增趋势，空间上呈现“中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特征。（3）湖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和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缓慢增长态势，截止2020年，绝大多数县域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勉强协调及以上水平；空间上“东西”差异逐渐明晰。未来湖北省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和耕地可持续利用，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以积极推进生产要素的跨域流动。

鄱阳湖流域是中国内陆重要水产养殖区，研究其水产养殖经济效率有助于促进地区渔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转型。基于渔业经济投入产出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XTTobit模型和GWR模型等方法探究鄱阳湖流域2016~2021年间水产养殖经济效率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空间差异。结果表明：（1）鄱阳湖流域水产养殖经济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且呈波动上升趋势，效率平均值由0.30增加至0.56，且赣北地区明显高于赣南地区。（2）养殖规模、人均GDP、人口密度、渔业经济转化率和地理高程与水产养殖经济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其GWR回归系数影响效应呈南北梯级增强或衰减；渔业机械化程度对水产养殖经济效率的正向影响在大水面养殖的赣北地区更为显著；专业养殖从业人员占比和自然水体利用率对赣南地区水产养殖经济效率分别为正、负影响。（3）未来应根据效率分区和因子作用空间差异，宏观统筹渔业资源要素投入，分区推进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因县施策谋求高效发展转型。

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对区域生态保护及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青藏高原为例，基于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PLUS)，对土地利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构建2030~2050年惯性发展、经济建设、生态保护3种未来情景，模拟各情景下土地利用及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近10 a土地转化模式主要是草地和未利用地的转化。草地和林地与草地和未利用地之间的转化具有倾向性，未利用地、草地和林地土地利用变化因素中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和年平均气温贡献度最高。（2）2030~2050年3种情景下，不同情景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具有差异性，惯性发展情景下，水域和建设用地扩张明显，面积为1 627 、10 km2；生态保护情景下，林地和草地增加，面积为232 、15143 km2；经济建设情景下，林地和草地减少，面积为224 、7 653 km2，耕地、建设用地增加，面积为146 、24 km2。青藏高原的保护政策不同区域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3）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以较低风险区为主。惯性发展情景下，2030~2050年生态风险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建设情景下，2030~2050年生态风险明显提高，其中较高风险区增加最多，面积为56 051 km2；生态保护情景下，2030~2050年生态风险明显降低，其中较低风险增加最多，面积为16 136 km2。研究成果可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为更好明晰江西省农业面源污染时空格局，在县域尺度上，考虑区域地形、气候等因素差异，改进传统输出系数模型，引入降雨、土壤、地表径流等驱动因子，计算各区域氮磷污染物综合入河系数，将原有区域污染负荷产生量转化为污染物入河量，分析了2010~2020年间农田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农村生活等方面的污染程度。结果表明，2020年江省农业面源污染TN和TP的平均综合入河系数分别为0.473和0.567，总体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氮磷面源污染综合入河负荷量分别为9.50万 t和1.41万 t，总体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全省排放强度较高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畜禽养殖和农田种植污染负荷排放量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依旧为农业氮磷污染的主要来源，占污染负荷总量的80%以上，养殖型和种养混合型是农业面源污染负荷中的主要类型。研究可为江西省今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流域内水体污染治理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