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构建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对优化数字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30多万家数字企业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标准差椭圆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方法，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企业数量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下游城市核心突出，中上游城市逐步扩张”的特征。（2）分行业来看，数字产品生产业呈现“下游集聚核心突出，中上游以省会城市为核心逐步扩张”的特征；数字产品服务业表现出“中下游城市连接紧密，下游连片集聚”的特点；数字要素支撑与技术新兴产业呈现 “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多核心片状分布”的特征。（3）数字产业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受区位、市场、技术和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并且各驱动因素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此外，不同类型的数字产业驱动因素影响也存在差异，数字产品生产企业选址较注重区位因素，具有路径依赖性；数字产品服务业选址主要侧重于消费者和市场，具有路径创造性；而数字要素支撑与技术新兴产业选址兼有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性。

发挥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试点的先行优势，对于推动流域绿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基于2006~2022年108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质量有着显著而持续的促进作用，这在上游流域、非创新型试点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和数字经济发展试验区表现更为突出。优化资金配置、撬动环保补贴和分散创新风险，是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创新质量的潜在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政府环境注意力与知识产权保护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且在环境规制适度、教育投入愈高的条件下，绿色金融的绿色创新提质作用更大。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绿色金融的独特价值和深层作用过程，为积极发挥其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提供客观证据和政策依据。

基于2010~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面板数据，借助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及三大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均呈增速递减的增长态势，其绝对差异变化程度和极化特征存在异质性。(2)总体差异保持高水平，且超变密度和区域内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空间分布不均，多数城市集中在低值或较低值区，核心-边缘特征明显；空间集聚类型以低—低集聚为主，且集聚趋势相对稳定。(4)合作网络规模显著发展，通达性和联系度显著提升，武汉、长沙为核心引领，南昌、株洲等城市崛起，形成“多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局面。(5)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创新支持、金融水平对本地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外资依存度、对外开放程度具有抑制作用；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对邻近城市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具有抑制作用。

我国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扩张而上升，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是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键。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核算了成渝城市群2005~2022年的能源碳排放效率，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随后，基于构建的能源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对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能源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5~2022年，成渝城市群的碳排放总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为3.92%；成渝城市群的逐年能源碳排放效率呈先下降后波动上升趋势。绵阳、宜宾和南充的能源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成渝城市群的能源碳排放效率呈核心高-外围低的差异化分布模式，且存在多极化现象，表现在成都和重庆为高值区域，周围城市为低值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人口分布是影响成渝城市群各类城市能源碳排放效率提升的共性因素，而投资规模、空间布局和城市规划对城市能源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会因城市类型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果为城市碳减排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成渝城市群及其他城市群的低碳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以红色文化为引领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革命老区积极培育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渠道，对于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意义重大。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108个县域行政单位为研究单元，在构建红色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助核密度、马尔科夫矩阵、NICH指数、Hurst指数等数理模型分析2018~2022年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发展格局及未来演变趋势，进一步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融合发展短板。研究表明：（1）原中央苏区红色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稳中向好，俱乐部趋同和一体化发展趋势显著，具有显著的内循环依赖性与自体适应性；(2)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的半包围式结构和“西北—东南”向的递增态势，以核心增长点为依托形成延展辐射式的团块增长机制，具有较强的与空间示范性与延续性；（3）研究期内网络综合声量热度和经济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制约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最主要短板，配套供给、客源丰度和环境规制次之，短板要素存在时间错配与角色互换。

互花米草是我国沿海湿地危害最大的入侵植物，采用遥感技术明确其空间分布，并对其清除动态进行监测对于沿海互花米草治理和湿地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沿海湿地植被分类中受云层干扰严重、植被光谱混淆、特征冗余等问题，提出一套融合多源时序遥感数据的互花米草动态监测框架。基于江苏省盐城市2022~2023年的Sentinel-1、Sentinel-2和Landsat 8数据，通过NDVI时序物候分析，确定了互花米草提取的最优时间窗口，结合随机森林算法从多源特征（光谱、纹理、雷达、地形）中筛选高区分性特征集，最后基于U-Net深度学习模型实现互花米草的高精度提取与清除动态监测。结果表明，生长季中期（6~8月）为互花米草提取的最优时间窗口，利用该时期影像对2022年盐城湿地进行提取，总体分类精度为94.34%，Kappa系数为0.873 4，互花米草入侵面积总计119.08 km2，主要分布在大丰区、东台市、射阳县等地；在对2023年盐城市互花米草治理过程中，共清除互花米草80.49 km2，其中，大丰区互花米草清除面积最广，共计46.46 km2。研究结果为全国沿海湿地互花米草扩散的长时期、大范围监测提供了可行性方案，为大型入侵植物治理及湿地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水土资源承载力的时空演变与耦合效应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以沂沭泗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DPSIR框架构建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uper-SBM-DEA、耦合协调度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探索2013~2022年流域水土资源承载力、协调利用效率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撑。研究表明：（1）2013~2022年期间，沂沭泗流域水土资源承载力的变化主要受响应层（0.271 4）和驱动力层（0.268 6）影响，压力层（0.083 4）的影响最小；（2）流域8个主要地级市的水土资源协调利用效率态势良好，平均效率值大于1，但徐州市、枣庄市、济宁市和日照市可能受不良气候的影响，个别年份的效率值较低；（3）流域水土资源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且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临沂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014~2018年间，南北方向呈“U”型曲线变化；（4）人均GDP（48.58%）、居民生活用水（94.96%）与人均粮食产量（86.54%）是耦合协调度的核心影响因子，且因子两两间交互作用对水土资源耦合协调度演变的影响大于单一因子。基于研究结论，从优化流域水土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和加强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跨流域调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涉及的水源区、中下游区、受水区的在水量和水质上的冲突难以兼顾，为了保障工程效益的可持续发挥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建立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中央政府的约束激励机制下，分析水源区、中下游区和受水区的演化均衡策略。基于机会成本法、水资源价值模型、成本分担模型分别测算了水源区损失的机会成本、中下游的水资源价值、受水区对水源区和中下游区的生态补偿额，分析了成本和罚金参数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1）若想实现水源区的稳定策略均衡，须使得中央政府的对水源区的罚金大于181.47亿元；中下游区单位水资源价值大于购买水权的单位成本，可以实现演化稳定策略；受水区对水源区和中下游区的横向生态补偿分别为60.91和10.8亿元，若想实现受水区的稳定策略均衡，须使得中央政府的对受水区的罚金大于71.71亿元。（2）中央政府的惩罚措施对水源区和受水区有正向激励作用，且受水区对罚金的敏感性高于水源区；水源区和中下游区的相关成本参数越高，博弈系统越难达到均衡状态。

生态旅游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探寻二者间的共生关系可为区域生态旅游的有序发展、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基于洞庭湖区特征构建的生态旅游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评价体系,通过加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湖南省内24个县区2014~2022年的生态旅游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湖南省内洞庭湖区生态旅游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质量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呈上升态势，但县域之间差距较大；（2）生态旅游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生态旅游发展的水平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正相关；（3）根据生态旅游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及发展阶段特点，可将湖南省内洞庭湖区24个县域分成3种发展类型：协调平衡型、磨合良好型、失调滞后型。优化生态旅游发展路径，促进各县域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将有利于乡村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助推洞庭湖区在其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通过生态旅游实现乡村振兴。

探究多情景下丹江口库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掌握其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可为库区国土空间优化及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基于库区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综合考虑其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利用PLUS模型分别预测了库区自然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护情景下2030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并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对库区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库区用地类型以林地为主，耕地向林地转移特征明显，林地面积增加量最高，为762.07 km2，占库区总面积的3.82%。（2）2030年自然发展和生态保护情景下，库区耕地面积减少、林地面积增加，耕地保护情景下，库区耕地面积增加，林地面积扩张得到限制。（3）2000~2030年库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较高，在0.61以上，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稳定。（4）2000~2030年库区生态环境改善主要起主导作用的是耕地转为林地，占总贡献率的74%以上，而林地转为耕地是引起库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占总贡献率的53%以上。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高，其变化主要受耕地、草地、林地之间的转换所影响，未来库区应结合发展目标，综合考虑各类用地指标，实现库区高质量发展。Multi-scenario Simulation of Land Use 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Area

金沙江下游地区生态地位重要，建有世界最大的水电基地，研究其植被覆盖时空变化，可为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采用2000~2022年MODIS数据的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运用Theil-Sen Median趋势分析、BEAST（Bayesian Estimator of Abrupt change, Seasonality, and Trend，贝叶斯突变、季节性和趋势估计器）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分析金沙江下游周边植被覆盖在电站不同建设阶段的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金沙江下游周边植被NDVI呈波动上升，溪洛渡-向家坝电站段（溪向段）和乌东德-白鹤滩电站段（乌白段）NDVI分别从0.460和0.432增加至0.515和0.476。电站建成后，溪向段和乌白段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均以改善为主，研究区内明显改善和轻微改善的区域合计占比达到85.25%和66.93%。（2）溪向段和乌白段周边NDVI的趋势分量经历了5次突变，表现出单调型增加、中断型增加以及由减到增等非线性变化特征，其中大坝蓄水时间与NDVI突变降低时间较为一致。（3）海拔、气温、坡度和降水是影响溪向段周边植被NDVI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而乌白段则受海拔、蒸散发、气温和降水的影响较大。土地利用、夜间灯光和人口等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在建库后的影响力上升。海拔与气候和社会经济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作用， 表现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效应。

臭氧污染防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重点开展污染防治行动之一。研究选取近地表暖季夜间O3监测等数据，探索了长江经济带及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2015~2022年近地表夜间O3浓度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暴露-反应模型评估了2015~2021年归因于夜间O3暴露的健康风险。研究表明：（1）2015~2022年长江经济带暖季夜间O3浓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上升速率为0.81 μg簚(m3簚a)-1。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夜间O3年均浓度增幅最大（17.6%），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增幅相近，分别为8.3%和7.8%。（2）长江经济带夜间O3浓度存在明显的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夜间O3浓度高值区域的城市由2015年的33个上升至2022年的44个。（3）2015~2021年长江经济带归因于夜间O3暴露的早逝人数在2018年达到峰值后降低，2021年归因于夜间O3暴露的全因死亡早逝人数较2015年下降了5%。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归因于夜间O3暴露的早逝人数最多，其次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夜间O3暴露早逝人数最少。3个城市群归因于夜间O3暴露的早逝人数均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可为长江经济带未来臭氧污染防治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公众健康保护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