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数智化转型的绿色价值日渐凸显，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SBM-GML指数、固定效应模型以及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数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数智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科技创新在数智化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数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Ⅰ型及以上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且该促进作用在地区层面为“上游＞下游＞中游”、在资源禀赋层面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4）科技创新的调节作用在长江经济带上游、下游、Ⅰ型及以上大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因此，从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政策机制等不同方面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提高生态效率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大举措。收集2009~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市场一体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市场一体化有助于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影响效应在时间、地区属性以及市场类型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在市场一体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作用中起到正向的调节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市场一体化作用于生态效率的过程中起到了门槛效应。因此，提升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生态效率的有效途径。不断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对提高长三角地区的生态效率，推进环境治理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医药产业是生物技术与制药技术两大领域的深度融合体，企业往往难以独自完成从产品研发到上市全流程，基于知识转移与合作等联系的关系网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资金、技术和人脉3个维度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的关系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分析三维网络的关系空间演化特征，以及权力系统的时空格局，并探索长三角城市网络权力在区内外的支配效应，归纳长三角内部生物医药产业的空间组织模式。结果发现：（1）在社区演化上，生物医药产业资金网络以上海为核心，交流互动日趋紧密；技术网络逐渐形成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大型社区，上海社区尤其吸引大量长三角内部城市；长三角地区的人脉网络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型社区，其中南京等城市经历了从脱离到回归的动态变迁。（2）在权力系统上，关系网络从延伸型结构向发散型结构演变，网络权力存在向头部城市集中与资源分布的离散化趋势并存特性。（3）在空间组织模式上，长三角内部经历了“向心式”→“离心式”→“嵌套链式”转变，内部一体化结构优化不断升级、外部辐射带动不断增强。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将步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关键阶段，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和技术支撑。基于此，构建数智融合发展水平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进行分层赋权和计算，以2011~2022年中国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数智融合发展水平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进行时空分析，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智融合发展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2年长三角地区数智融合发展水平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均显著提升且出现了空间扩散现象；（2）数智融合发展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高；（3）数智融合发展能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生产结构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系统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事实，对促进该区域碳排放协同达峰、实现绿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系数法进行碳排放量测算，进而深入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2005~2020年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长江中游城市群，（1）从时间角度，碳排放总量整体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但碳排放强度表现为降速边际递减的趋势；（2）从空间角度，碳排放呈现出明显的高高和低低模式的正向集聚布局；（3）从时空角度，碳排放量均存在速度异质性的绝对俱乐部收敛，而非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4）在影响因素中，财政支出规模是驱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而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是促进碳减排的主导因素。

为了解长江中游松滋河鱼类早期资源的总体状况，并探讨水文过程对鱼类早期资源的影响，于2022年5月至7月在松滋河江段开展了鱼类早期资源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鱼类种群在6月底集中产卵，进入7月后鱼卵数量减少，而鱼苗数量显著增加。通过交叉分析法研究水文过程对鱼类产卵的影响，发现鱼卵数量的变化提前于流量变化0~2 d；鱼苗数量与流量呈显著滞后相关（3~7 d）；在整个调查周期内，鱼卵数量变化与水温无显著滞后相关性，而鱼苗数量变化与水温存在显著滞后相关性。结合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探究水文过程与鱼类产卵的因果关系，发现流量和水温与鱼卵数量变化均无显著因果关系，而与鱼苗数量变化存在显著因果关系。具体来说，提前3~7 d的流量与鱼苗数量变化相关性较强，提前2 d的水温与鱼苗数量存在显著因果关系。进一步结合同期三峡水库的调度过程，分析显示，三峡生态调度是松滋河鱼类早期资源变化的重要原因。三峡生态调度不仅有助于长江鱼类的繁殖产卵，还通过松滋河对洞庭湖鱼类资源的补充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掌握长江中游监利和湖口江段鱼类资源时空分布特征，于2023年6月（丰水期）和11月（枯水期）采用水声学和渔获物结合的方法同步开展鱼类资源调查。结果表明，在时间分布上，监利江段两时段鱼类密度分别为47.66和25.27 尾/1 000 m3，目标强度平均值分别为-59.04和-62.24 dB；湖口江段两时段鱼类密度分别为43.50和23.08 尾/1 000 m3，目标强度平均值分别为-55.01和-59.28 dB；监利和湖口江段两时段的鱼类密度和目标强度均表现为极显著差异（P<0.01）。在水平分布上，鱼类密度分布不均匀，监利江段多分布于河道蜿蜒处，湖口江段多分布于沙洲密集处；在垂直分布上，监利和湖口江段丰水期均表现为底层最高，中层次之，表层最低，而枯水期均表现为中层最高、底层次之、表层最低，枯水期和丰水期各水层之间鱼类密度和目标强度差异不显著（P>0.05）。渔获物调查显示，监利和湖口江段小型鱼类居多且多分布于中、下层水域，鱼类组成以鲤科鱼类为主。研究结果为评估禁渔政策实施后长江中游鱼类资源修复和保护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江西省是全国生态文件建设重点示范区之一，也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产水服务贡献较大的地区之一，其生态服务不仅影响自身的发展，还影响着长江经济带下游的生态发展。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格局正在改变。为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气候变化对江西省产水服务的影响，将气候变化情景SSPs与InVEST模型耦合，探究2000~2060年生态系统产水服务时空变化，并构建定量影响评估模型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间的多年平均产水量为1 234.91 mm，未来4种SSPs情景在2021~2060年间的多年平均产水量范围为1 386.04~1 472.99 mm。(2)SSPs1-2.6情景是4种气候变化情景中，产水服务增加最明显的情景，其次是SSPs5-8.5、SSPs3-7.0和SSPs2-4.5情景。(3)气候变化对江西省产水服务变化指数K在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4)在未来4种情景下，气候变化对江西省各市产水服务综合变化指数K*的范围为0.04~0.28，表明气候变化有利于江西省产水供给服务。(5)研究构建的定量化影响评价模型，能够为江西设生态系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资源管理优化等提供一定的科学支撑。

 鄱阳湖流域持续加重的季节性干旱引发了一系列的湿地生态环境问题，解决途径之一是通过水位调控措施适时改善湖区内的湿润状况。为了确定水位调节对湿地净耗水量的影响，首先针对不同湿润目标，根据“调节水位-起调时间-持续时长”3个参数制定调节方案，然后根据水面和不同地下水埋深将整个湖区划分为不同的湿润区，分区计算对应的湿地面积及净耗水量变化。针对不同湿润年份（平均、干旱、湿润），调节方案包括3个调节水位（13、11与15 m），3个开始时间（自每年第1、280、320 d）及3个持续时间（90、40、40 d）。结果显示，与无调节本底情形比较，不同方案下的平均、干旱、湿润年湿地净耗水增量分别为1.48~4.12、1.49~3.04、1.46~3.15亿m3。虽然耗水增量相对于湿地总入流量（1 500亿m3）占比很低，分别只占0.10%~0.27%、0.10%~0.20%、0.10%~0.21%，但是相对于湿地目前的入流净消耗量（20亿m3），占比达到了7.42%~20.59%、7.42%~15.17%、7.30%~15.73%，影响显著。因此，在制定鄱阳湖湿地生态水位调控方案中，确定湖区净耗水量的变化，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水资源调配。

跨流域调水在解决流域间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同时，给接受地引入性质存在差异的水体，对当地水体水质水生态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引水对上游生态环境的影响，鲜有对下游湖泊型水库营养盐及有机综合指标的影响。密云水库作为湖泊型水库，北京市地表饮用水源地和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南水北调引水对其水质的影响尤其引人关注。基于一手水质监测数据，以2012年9月（调水前）、2015年9月（调水开始）及2018年9月（调水后）为时间节点，采用对比分析法，分析跨流域调水对密云水库水体营养盐及有机综合指标的定量影响。结果表明：跨流域调水对密云水库的影响与局地水深有关，南水调入后，深水区水体总磷环比升高8.2％，升幅高于浅水区；总氮呈下行趋势，深水区降幅低于浅水区。调水增强了浅水区水体物理、化学和生物活性，加重了浅水区水体受还原性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污染趋势，污染物浓度环比增长34.9%。南水调入后，浅水区水体叶绿素浓度环比增长18.9%，富营养化增幅趋势高于深水区。

构建多元主体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前景理论，建立了“政府-企业-公众”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环境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的策略选择和决策机制，并通过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实验，揭示了博弈方初始意愿、奖惩力度、风险偏好系数和损失规避系数等因素对环境协同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1）博弈主体的决策行为不仅受自身策略的影响，还受其他方策略的制约，并能在特定条件下实现均衡；（2）尽管博弈方初始意愿和政府奖惩力度会影响系统演化速度，但这些因素不会改变最终的策略选择，系统将稳定地演化至理想状态；（3）感知价值函数中的风险偏好系数与损失规避系数对系统稳定策略有显著影响，提高博弈主体对奖惩的感知价值是实现最优均衡的关键。

水质对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变化较为敏感，为探究不同尺度下的景观格局与水质之间的关系，研究以长潭水库为例，基于2021年水质监测数据，对各入库支流以100m为间隔进行缓冲区划分，计算50 ~ 650 m7个带状缓冲区的景观特征，并采用Pearman相关分析和冗余分析对水质与景观格局的响应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库区小流域以林地为主，耕地和水体次之；林地面积占比随着缓冲半径的增加而增加，耕地和建设用地相反。（2）耕地、建设用地、蔓延度指数（CONTAG）和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与水质指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耕地是库区水质污染的重要来源；（3）景观格局对水质的解释率在250m半径最高。在该范围内，景观破碎化程度高，人类活动最为强烈。建议在各支流250 m范围内严格控制耕地的耕种模式，通过建设河岸缓冲带、水库前置库等方法来提高对污染物的拦截能力，从而保护库区小流域的水环境安全。

快速扩张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热岛的形成，进而加剧了生态环境问题。厘清城市地表温度（LST）变化特征、探索其主导驱动因子，对于调控城市热环境具有实际意义。以合肥都市圈为例，基于2003~2022年的MOD11A2和MYD11A2地表温度数据，采用统计学、趋势分析和地理空间相关模型获取了研究区LST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评估各驱动因子对LST影响的程度。结果表明：（1）2003~2022年合肥都市圈年平均地表温度呈波动上升的趋势（0.08 °C/a），白天升温速率（0.11 °C/a）明显高于夜间（0.06 °C/a）。（2）合肥都市圈全天显著增温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及东南角，白天显著增温区在全天显著增温区的基础上向外扩散，然而夜间研究区大部表现为增温不显著。（3）近20 a合肥都市圈地表温度的冷热点集聚发生明显变化。白天热点区向东北方扩散，冷点区在西南角聚集；夜间热点区向南部聚集，冷点区向中部扩散。（4）白天，潜在蒸散发、气温和植被指数是合肥都市圈地表温度的主要影响因子，气温和土地利用类型是多年来引起地表温度变化的主导因子；夜间，植被指数、降水和气温是研究区地表温度的主要影响因子，夜间灯光指数对地表温度的解释力明显增强。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土壤粒径分布的分形特征可揭示土壤颗粒组成和分布情况，分析泥石流堆积扇土壤粒径的分形维数，可了解其在不同植被恢复类型作用下的土壤改良效应。在蒋家沟流域的查箐沟泥石流堆积扇上选取了6种不同的植被恢复类型（裸地、草地、灌丛、新银合欢林、桉树林、耕地），采集了表层土壤（0~20 cm）的样品进行了粒径分析，基于分形理论模型计算多重分形维数。研究结果显示：(1)不同植被恢复类型下的土壤粒径分布差异显著，草地和耕地的黏粒和粉粒含量占比显著高于林地和灌丛；耕地的砂粒含量占比显著小于其他恢复类型。(2)裸地的单分形维数（D）与其他类型差异显著，粉粒体积分数是控制单分形维数的主要影响因素。(3)研究区各样地土壤粒径分布广义维数谱曲线D（q）– q为反“S”型曲线，说明研究区土壤粒径分布均呈现非均质特征，具有多重分形特性。各样地土壤粒径分布多重分形参数存在显著差异，从裸地、桉树林、草地到灌丛土壤粒径分布非均匀程度逐渐增强；其中耕地与桉树林、新银合欢林与灌丛的土壤粒径分布状况相似。利用单一和多重分形参数结合表征泥石流堆积扇各植被恢复类型的土壤颗粒组成从整体到局部的差异，研究结果可为泥石流堆积扇土壤结构改善和合理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青海省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和生态屏障区，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和永续发展。以海西州为例，为其生态安全格局设定生态价值优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两种情景，基于2000、2010、2020年的生态系统数据，耦合运用GMOP-FLUS模型和MSPA-MCR方法模拟2030年海西州生态要素的演化特征，并对两种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刻画。研究发现：海西州现有重要生态源地11个，总面积803.59hm2，平均连通度为2.45，重要生态廊道14条，平均长度只有93.39km。在生态价值优先场景下，与现状相比，森林、水体生态系统面积明显增加，扩张发生在其他生态系统与这些生态要素的过渡区；重要生态源地面积增加，平均连通度更高，生态廊道平均长度减少。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场景下，与生态价值优先情景相比，海西州生态资源使用规模有所变小，但农田、聚落景观扩张明显；扩张区域主要集中在农田、聚落与生态用地的衔接区；重要生态源地面积有所减少且破碎度加深，平均连通度相差不大，生态廊道平均长度有所减小。研究结果为海西州未来生态规划、路径选择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为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网络构建提供若干参考。

大食物观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测度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进一步通过Kernel估计、Markov链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演进趋势、未来发展和集聚方式进行分析，最后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对驱动因素进行识别和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时段内，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粮食主产区内的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较高，河北省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在研究省域中居于前列；(2)区域间农业产业链协同水平存在差异，两级分化明显，区域内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差异相对较小，不同区域在保持自身稳定性的同时也存在向较高值协同区演进的趋势；(3)省域间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联系紧密，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呈现H-H型、L-L型居多的分布特征，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主要以正向聚集为主；(4)经济驱动、资金驱动、创新驱动和物流驱动方面的因素均对农业产业链协同水平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但各因素在三大区域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为保障大食物观理念的落实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参考。

科学探究传统农区乡村多功能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是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以2017~2022年湖北省传统农区73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核密度估计、冷热点分析、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湖北省及五大分区乡村多功能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湖北省乡村多功能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分区发展水平差异表现为：鄂东南>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2）湖北省传统农区乡村多功能发展水平热点区主要集中于武汉都市圈周边地区，冷点区位于鄂东北-江汉平原一线，区域间差异对空间分异程度的贡献率最高；（3）湖北省传统农区乡村多功能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受自然环境条件影响最大，城乡融合水平次之，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效应更显著，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效应，乡村多功能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形态存在较强的“资-人-财-城”的多要素协同关系。

在由“一湖之治”向“系统之治”转变过程中，准确评估洱海流域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并提出优化路径，对提高我国高原湖泊生态治理效果以及保障洱海流域周边农户生计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洱海流域7个乡镇369户周边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借助SLA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以障碍度模型探究各类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洱海流域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中物质资本指数值最高，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指数值居中，金融资本指数值较低；（2）在洱海流域生态治理和自然疫病风险的叠加影响下，农兼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值最高，在4种类型农户中的生计渠道最为稳定；（3）研究区域内洱海保护政策趋严的地区，农户生产活动会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而导致其生计资本存量较低；（4）洱海流域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子一致，依次为农业收入、农业生产器具、非农收入、耕地面积和家庭资产价值，即洱海流域农户生计资本现状是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区域内各类农户生计资本受到环境保护政策、土地资源等多方面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各类农户生计资本的持续优化应结合实际考虑多元要素的共同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