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行政单元（以下简称“省”）是落实地区梯次有序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主体，开展长江经济带各省碳排放的多情景研究，对支撑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kaya恒等式方法，结合各省历史碳排放数据和未来减排目标设置四项参数，设定一般减排、强减排和弱减排3种情景，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长江经济带各省2021~2035年碳排放量、碳达峰与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3种情景下，长江经济带均能提前完成2030年达峰目标，但一般减排和强减排情景达峰水平更低，强减排情景达峰时间更早。相较于一般减排情景，2021~2035年长江经济带累计碳减排潜力达-440 942万t~364 189万t。（2）一般减排情景下，除安徽以外，其余省均能实现2030达峰目标，重庆和四川于2020年率先达峰，上海、浙江和云南于2025年提前达峰。（3）强减排情景下，长江经济带各省均能在2030年前达峰。然而弱减排情景下，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和贵州难以在2030年前达峰，未来需重点挖掘这类碳达峰滞后省的减排潜力。（4）更大力度的减排举措有利于各省尽早实现碳达峰和高质量完成减排目标，但此举措亦存在较高的社会经济压力风险，未来有必要寻求协同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最优的达峰路径。最后，在推动区域协同减排和因地制宜分类制定达峰路径等方面提出建议。

快速城市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碳平衡压力的时空分异及其复杂的影响因素仍不明晰。缓解城市碳平衡压力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和推动区域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构建碳平衡压力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平衡压力的时空分异，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总量增长迅速，2010年后增速放缓，碳固持总量持续稳步增加。碳排放、碳固持的总量和变量在各尺度均存在较大差异。(2)长江经济带城市碳平衡压力总体先迅猛增长，2010年后放缓。下游碳平衡压力远高于中游和上游，中游碳平衡压力持续增长，而上游碳平衡压力虽有所增加，但仍处在碳平衡状态。(3)长江经济带城市碳平衡压力的时空分异是自然和社会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规模、工业企业数量、居民消费水平对碳平衡压力的影响程度较大，林地规模是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减排和增汇两方面着手，结合区域特点，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碳平衡压力的影响，多措并举缓解长江经济带城市碳平衡压力。

为探究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碳排放-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三维系统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障碍度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探究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碳排放-技术创新-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逐年递增趋势，但存在时间上发展不同步，空间上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在空间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制约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有7项，不同年份间存在差异；碳排放水平、能源消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对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影响。最后在推动三者协同发展，及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建议。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推进固碳减排进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着力点。在理清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机理后，基于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均值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碳收支平衡比均值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2）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双向FDI协调发展影响碳收支平衡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4）长江经济带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U”型曲线的拐点值大小呈“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应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健全地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助力碳收支平衡。

FDI是利用高质量外资的重要抓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度出其具体数值；基于1990～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全域莫兰指数对FDI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效应值可分解的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1）FDI与区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2）FDI与区域协调发展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文对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利用高质量外资，以及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官山河是丹江口水库重要入库支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通过数理统计、Piper三线图、Gibbs模型和主成份分析（PCA）等方法，结合氢氧稳定同位素（δD、δ18O）示踪手段，探讨了流域河水水化学类型、离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官山河水体pH值介于7.38~8.91之间，呈中偏弱碱性，水体TDS总体变化在122~265 mg/L范围内，干流水体理化性质受支流汇入影响；流域水体水化学特征为“Ca-HCO3”型，Ca2+含量占阳离子总量的51%~70%，HCO3-含量占阴离子总量的49%~83%；河流水体氢氧同位素、氘盈余值与离子浓度特征揭示降雨是流域水体主要补给来源，蒸发作用亦是控制流域河水水化学特征的重要因素；河流水体水化特征主要受碳酸盐岩和硅酸盐岩风化共同影响，碳酸和硫酸是参与流域内岩石风化主要酸性介质，离子交换是水体具有较高Na+/Cl-比值的重要原因，NO3-一定程度上受到生活污水排放等人为活动影响。受益于南水北调水源区水环境保护措施，人类活动对官山河流域水环境总体影响较少。

准确估算区域的碳储量和碳排放，科学制定土地利用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于促进区域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鄱阳湖流域为例，选取1990、2000、2010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采用InVEST模型估算碳汇，并通过碳排放系数法和能源消费算法估算碳源，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变化下的碳源/碳汇时空格局。结果表明：（1）鄱阳湖流域以耕地和林地为主，近30年来耕地和林地大幅减少，建设用地显著增加。（2）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储量呈先略微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趋势，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环鄱阳湖周边地区低，四周高”；碳储量增长主要来源于耕地转林地、草地转林地以及水域转耕地，而耕地、林地转出引起碳储量大量减少。（3）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整体净碳排放先缓慢增长后迅速增长，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排放来源；其中，碳排放主要分布在环鄱阳湖区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与南部地区，南昌市最为显著。（4）碳足迹压力指数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南昌市、新余市、萍乡市、鹰潭市属于高压力城市，低压力城市主要有赣州市、抚州市、吉安市和上饶市。

衔接区域自然环境特征—空间用途管控需求构建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分类体系，采用空间转移矩阵，地形位分析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规模格局—地形梯度”两大维度解析1990~2020年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小规模—大比例”剧烈扩张、农业空间“小规模—小比例”收缩和生态空间内部剧烈的动态转型是近30 a西藏国土空间时空演化的典型特征；城镇空间“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愈发显著，“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农业矛盾凸显，地区“畜—耕—林”空间布局正在进行深刻重构，同时由于冰川融化导致西藏涉水生态空间猛烈扩张。（2）西藏国土空间分布和交叉转换的地形梯度差异显著，城镇、农业空间“下谷”、生态空间“上山爬坡”现象明显，第3级是错位城镇发展和耕地保护的重要地形位节点。（3）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工程、交通区位4类因子共同制约西藏国土空间演化结果，各类型因素在不同转换方向上的作用强度和显著因子数量有明显差异。基于研究提出：疏解城镇—农业空间资源矛盾，注意生态服务价值的提升及生态修复工程的持续有效性，科学引导国土空间顺应地形梯度布局，将对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起到积极影响。

 湿地特定的水文过程决定了泥沙的分布特征，然而关于土壤粒度组成对湿地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选择鄱阳湖一入湖河口湿地土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室内土壤重塑控制实验，探讨不同土壤粒度组成下，水体和土壤物化因子、细菌群落以及关键酶活性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河口上游湿地土壤砂粒（0.02~2 mm）含量高达97.75%，120天后其上层水体总氮（TN）、总磷（TP）和硝态氮（NO3--N）浓度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P<0.05）；土壤总有机碳（SOC）、TN、TP、铵态氮（NH₄⁺-N）、NO₃^--N与比表面积显著正相关，pH则相反；湿地土壤碳（β-葡萄糖苷酶、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和磷（酸性磷酸酶）循环相关的酶活性会随着比表面积的增大而逐渐增强，而氮（脲酶、硝酸还原酶）循环相关酶活性与土壤比表面积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P>0.05）；对于细菌群落而言，Chloroflexi、Firmicutes、Nitrospirota、Desulfobacterota、Sva0485、MBNT15和Latescibacterota的相对丰度与土壤比表面积呈显著正相关（P<0.05），而Proteobacteria、Actinobacteriota、Gemmatimonadota和Planctomycetota则相反；此外，基于PLS-PM分析发现湿地粒度组成不仅可通过改变土壤物化因子直接影响水体物化因子，还可以通过重塑细菌群落结构和功能对水体造成间接影响，因此，未来应将土壤颗粒组成纳入湿地水环境监测内容。

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是判别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对乡村产业振兴有重要意义。XGBoost-SHAP解释性机器学习为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测度提供可视化的智能工具。融合XGBoost-SHAP构建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模型，以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点为样本，从自然人文环境、生态资源和旅游基础设施3个维度选择测度指标，以识别重庆市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水平。结果表明：（1）XGBoost通过学习样本数据潜在模式或规律，高效的识别了乡村生态旅游地的不同竞争力水平，并实现了较高的精度。（2）SHAP提高了XGBoost模型预测的透明度，能识别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的主导因子，经济活动强度、NDVI、高程和生境质量是对重庆市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最重要的4个因子，同时也是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的主要考量因素。（3）重庆市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强竞争力区域集中在市场、知名景区和交通沿线附近，形成了重庆市西部市场依托、东南和东北部为交通依托和景区依托3种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4）资源竞争力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距离核心景区远近是影响其强弱的主要因素，旅游基础设施和市场等人文条件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平衡重庆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以及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方面提供建议。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能快速、准确测度区域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竞争力，可以为旅游资源识别和定量分析提供方法借鉴。

基于2001~2022年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NDVI）和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趋势分析、区间统计等方法，从卫星遥感监测和生态过程模式两个角度分析了上海城市生态指标（NDVI和NPP）的时空分布和变化特征，并开展了不同极端天气气候年（包括高温和低温年、多雨和少雨年）城市生态指标的差异对比。结果表明，上海城市生态指标在中心城区及近郊较低，而在远郊包括崇明、金山、青浦、奉贤和浦东南部较高。过去22年间，上海城市NDVI和NPP分别以每十年0.021和28.9gC·m^-2的趋势显著增加，且都经历了先降低后升高的年际变化。在典型高温年和低温年、典型多雨年和少雨年，上海城市生态指标差值的空间分布规律性都较明显，总体上在高温年份和多雨年份，城市生态指标值较高，植被生长较好，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及周边，生态指标在高温多雨年明显高于低温少雨年。

研究“三生空间”转型与碳收支演变机制，并科学设计碳补偿方案，对纠正“三生空间”资源错配和碳收支失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生空间”转型视角，在分析碳收支演变机制与碳补偿理论基础上，以西南地区为例开展实证分析，测算碳补偿金额、划分碳补偿优先级并做不确定性讨论。结果显示：（1）“三生空间”转型在重塑国土空间功能同时，推动碳收支时空演变。碳收支外部性是“三生空间”资源错配与碳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碳补偿是相应的纠正手段。（2）2005~2020年，西南地区“三生空间”快速转型，工业生产空间和城镇生活空间首先挤占农业生产空间、其次侵蚀草地和林地生态空间，加剧了区域碳收支失衡，碳平衡率从29.57%下降至17.94%。生产空间碳排放，以工业为主，增长迅速、增幅下降但尚未达峰。生活空间碳排放先增后降，城乡生活碳排放比例扩大。生态空间碳汇丰富，以林地为主，先增后降，总体有较小增幅。碳源空间规模是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3）西南地区对全国碳收支平衡的贡献显著，整体为碳补偿受偿区，建议受偿金额为259.97亿元，城市尺度上有甘孜、阿坝38个等碳补偿受偿区，内江、黔西南等9个碳补偿支付区。

国土空间是碳元素的载体，是碳代谢的重要场所，空间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区域碳代谢过程，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碳代谢平衡，对实现区域低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土地利用及能源消耗等数据，通过碳失衡指数、碳转化系数法对贵州省2000~2020年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及其空间碳排/汇情况进行分析，并利用ENA、生态效用函数等方法探讨国土空间格局变化导致的碳代谢过程及其生态关系，进而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1）2000~2020年，贵州省国土空间格局变化以强碳排放空间占比增加与强碳汇空间占比减少为主要特征，2015年以来城镇空间碳排放呈负增长，农业空间碳排放增长加快，碳失衡指数由2000年的47.5%下降至2020年的27.2%。（2）2000~2020年，积极碳流、消极碳流、净碳流分别增长5.41、15.70、28.76倍，消极碳流始终大于积极碳流，碳代谢过程呈消极态势，城镇空间持续扩张是其主要原因。（3）2000~2020年间生态效用函数始终<1，2015年后掠夺限制关系呈上升趋势并占主导地位（55%），表明国土空间格局变化对贵州省碳代谢产生消极作用，这与净碳流显示的结果相同。（4）2000~2020年，4种生态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以中部为核心向西部新增，2015~2020年间在中部、西南部出现集聚。本文定量的分析了贵州省碳代谢流量的变化、代谢异常及区域国土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可为调控区域碳代谢平衡、缓解人地矛盾冲突、构建更加低碳可持续的国土空间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三江源隆宝湿地2021年4~9月的甲烷通量观测数据，分析了三江源中部高寒湿地甲烷通量的动态变化以及环境因子对甲烷通量的影响。隆宝湿地生长季以排放甲烷为主，甲烷通量的量级介于10^-2~10^-3μmol·m^-2·s^-1，日排放和月排放的最大值均出现在8月，其中日排放最大值为92.7 mg·m^-2·d^-1，月排放最大值为1 870 mg·m^-2·mon^-1。隆宝湿地的甲烷通量表现为贡献源区在北侧时较小，而南侧时较大，其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倍。而且贡献源区会对环境因子归因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对于高寒湿地而言，开展环境因子对甲烷通量的影响研究时，贡献源区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当前我国复合型、跨域性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再难应对，急需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进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首先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的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进一步基于2013~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探究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协同治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城市AQI指数和PM₁₀、SO₂、NO₂、PM_2.5污染物的浓度，整体上促进了区域空气质量改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表明结论的可靠性。（2）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效果在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和污染减排方面均显著优于长三角地区。（3）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大污染源治理投资力度来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有效治理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研究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

探究粮食主产区农田食物供给服务与景观格局的空间协调关系对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和确保国家生态安全意义重大。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例，采用耦合协调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2009~2022年食物供给服务与景观格局的耦合协调演变特征，探究影响因素，提出分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连云港市食物供给服务水平整体呈中部及东南部高、北部及沿海和城市地区低，且东部略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综合景观格局指数整体呈增加趋势，空间格局由高值集聚趋于分散、均匀分布。（2）食物供给服务和景观格局在南部地区趋于高-高集聚，在北部地区趋于低-低和低-高集聚。（3）食物供给服务和景观格局耦合协调可分为高度协调-食物供给滞后区、中度协调-食物供给滞后区、基本协调-食物供给滞后区、中度失调-食物供给滞后区、严重失调-食物供给滞后区，受河流距离、镇中心距离、高程、土壤类型及景观开发强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各食物供给服务和景观格局协调分区应分别从降低人为干扰并强化特色景观塑造、合理规划各类用地的开发以减少各景观类型分割、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重点监测失调区域农田利用及合理引导耕地集中连片、构建一体化景观、提升耕地多功能属性等方面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青海湖周边地区生态地位突出，牧户可持续发展面临生态保护、旅游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等诸多因素影响，探究不同类型牧户生计韧性及其风险因子，对于防范和规避牧户致贫返贫、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青海湖国家公园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PRA）进行生计普查，基于调整的Speranza生计韧性评价体系，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选取体现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韧性的变量，测算不同生计类型牧户生计韧性，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牧户生计韧性风险因子。结果表明：（1）牧户生计类型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牧业主导型（47.30%）和兼业旅游型（31.75%）是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类型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韧性整体水平较低，不同生计类型牧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生计韧性水平由高到低为兼业旅游型（0.353 4）>旅游主导型（0.340 5）>牧业主导型（0.288 8）>政府兜底型（0.231 2）。生计韧性内部各维度层能力也表现失衡，其中缓冲能力最强，转型能力最弱，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对牧户生计韧性水平提高具有显著效果；（3）不同风险因子对牧户生计韧性作用强度各不相同，退牧还草、旅游市场季节性波动、湖水上涨和家庭抚养比是影响生计韧性的主要风险因子。对此，应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根据季节特点和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旅游产品，建立永久性淹没区牧户退牧还湖补偿长效机制，提高当地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以有效促进牧户生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基于全国7省的农户调研数据，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有序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耕地细碎化和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细碎化对农户“非粮化”种植行为和耕地“非粮化”种植规模均有正向影响；（2）农机社会化服务抑制耕地“非粮化”，且负向调节耕地细碎化对“非粮化”的促进作用；（3）劳动力年龄、非农就业、农业培训参与、互联网农业信息获取、种粮补贴获取、耕地经营规模、村庄到县城距离和粮食产区分布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利用的重要因素。耕地细碎化显著促进了耕地“非粮化”，而农机社会化服务能抵消这种影响，应健全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通过土地整治、经营权适度流转等方式缓解耕地细碎现象，完善耕地保护与种粮补贴，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