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融入党的“二十大”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融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RITIC-熵值法组合赋权、TOPSIS方法与ESDA空间统计模型揭示2005~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质量呈现“波动提升—平稳提升—显著提升”三阶段时序演化特征；6个维度排序为协调有序、绿色发展、共享繁荣、经济支撑、开放程度、创新驱动；城镇化质量的持续、稳步提升主要得益于其协调发展水平有序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服务质量明显改善以及绿色发展理念有力践行，未来时期应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拓展开放型经济为城镇化质量提升注入创新活力与新质动能。（2）城镇化质量呈现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为内核的“核心—边缘”梯度递减空间格局特征；高质量区为上海、南京等核心城市、省会城市，较高质量区集中于核心城市、省会城市外围地区，较低、低质量区分布于长三角西北内陆偏远地区。（3）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且空间集聚态势趋于增强，具有相邻连接协同发展趋势；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以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为主。（4）城镇化质量由多核心因子驱动演化，核心因子数量增加、解释能力q值逐年增强且因子间交互作用能够更高程度地解释其时空分异特征；驱动机制表现为以经济支撑发挥持久动力、协调有序铸牢平稳动力、科技创新与共享繁荣彰显后续动力、绿色发展与开放程度作为潜在动力的6维度交互演化。基于此，得出相关政策启示，以期为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平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重要参考。

科技创新和人口集聚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科技创新与人口集聚的空间关联网络及人口集聚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在科技创新、人口集聚的空间关联网络中，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处于中心地位，但在两个关联网络中的排名差异较大；省会城市在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溢出效应显著。（2）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人口集聚不利于本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研发人员和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而经济发展也抑制科技创新。（3）分流段来看，上游人口集聚显著促进了本地区科技创新，但抑制周边城市科技创新；中游人口集聚不利于本区域和周边城市的科技创新；下游人口集聚对本区域科技创新具有潜在的支撑作用，而对周边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上中下游研发人员和服务业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为此，各地应因地施策、优化人才激励机制，引导人口合理集聚，以实现流域科技创新高质量协同均衡发展。

绿色金融兼具金融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双重属性，探究生态环境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解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并伴随着多极分化现象，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快于上游和中游地区。（2）流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成都、重庆为次核心的多元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政府支持、开放程度、经济基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效果依次减弱，且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具有时空异质性。

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水平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统计学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发展差距逐渐扩大的问题。三大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分布为下游>上游>中游，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均为下游>中游>上游；（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显著促进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的提升，但其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对富裕度水平提升最显著，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度水平提升最显著，且数字红利对共同度水平的释放作用需要富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3）数字经济影响富裕度和共同度的作用效果在下游地区最强，各地市影响系数的集聚形态主要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空间延展性方面表现为东北—西南走向。

当前，国际和国内环境复杂多变，开发区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亟需寻求新的视角，对其展开综合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为研究对象，耦合适应性循环与区域经济韧性理论，构建“潜力-连通度-韧性”三维综合测度框架，运用熵值法和演化动力模型，对2005~2021年长株潭城市群17个开发区韧性演化轨迹进行刻画，探讨其韧性的演化机制。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应对外部扰动能力不断增强；（2）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发展符合适应性循环内在规律，在开发、储存、释放和更新4个不同阶段持续演进，目前多数开发区位于更新阶段，正朝着新的开发阶段演化。（3）开发区韧性在复杂动态环境中不断演化，不同阶段驱动因素各异。开发和储存阶段，开发区韧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外部，城市财政自给水平、市场规模影响效应最为明显；释放阶段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开发区产业专业化水平、治理能力；更新阶段受自身创新能力影响最为显著。研究旨在从动态发展的视角为开发区适应环境变化提供新思路、新方向，以期进一步丰富韧性研究内容，并为助推开发区本身以及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增强安徽省可持续发展动能对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面向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对2011~2021年安徽省及其16个地级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计算各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维度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安徽省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Dagum基尼系数深入探究安徽省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原因，并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进一步揭示影响安徽省不同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以及3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但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安徽省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原因主要来自区域之间的差异，“皖中-皖北”和“皖中-皖南”的区域间差异明显高于“皖南-皖北”。不同维度下不同指标对各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对省会合肥而言，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是经济、社会和环境子系统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的首要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安徽省加快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长江经济带是全国粮食主产区，研究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与空间格局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地区整体及各地级市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效率平均值为0.73，在投入和产出方面的表现处于中等水平，没有达到最有效的状态，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各地级市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大致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2）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弱正自相关性，存在着集聚效应，高效率值地区辐射在带动周边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提高。通过加强与邻近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农业生产污染可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水、能源、粮食是保障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性物质，揭示湖北省“水-能源-粮食”（WEF）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演变趋势，可为其资源配置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构建湖北省WEF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了2002~2022年湖北省 WEF 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运用ARIMA模型预测2025~2040年的WEF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2002~2022年湖北省WEF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水资源的发展指数对其的影响最大；WEF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WEF系统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逐步向好的趋势；ARIMA模型预测结果表明2025~2040年湖北省WEF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资源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数显示，湖北省水资源的综合发展水平仍不稳定，并影响了WEF系统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速率，故加强水资源保护及优化用水结构是实现湖北省WEF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是落实生态文明战略，构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手段。生态系统服务流清晰反映生态服务在何时何地由谁享受了多少，已成为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研究的新切入点。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在定量测算2000、2010和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和价值量的基础上，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特征，并基于价值转移量和研究单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系数调整构建了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错位明显。（2）生态系统服务流动方向以东北、西南为主，流动半径、流转强度、价值转移量均呈总体增加趋势。（3）2000、2010和2020年生态补偿总额不断增加，由14.52亿元升至24.52亿元，各补偿区需支付金额由0~8.23亿元升至0~10.65亿元，各受偿区的受偿金额由0~9.48亿元升至0~11.47亿元。

水生植被作为初级生产者，可以为湖泊提供食物来源和栖息地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动态监测水生植被对于湖泊保护至关重要。研究基于典型水生植被NDVI物候特征，构建了CART决策树的水生植被分类模型。利用多时相MOD09Q1数据进行分类提取了2000~2022年洪湖水生植被的时空分布信息。结果显示多时相分类方法可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水生植被，总体分类精度达85.6%。总体上洪湖水生植被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化结构特征，挺水植被菰主要在其西南片区集中分布，莲则在湖岸周边呈零星带状分布。沉水植被则主要分布于挺水植被区向湖心扩散区域及湖泊沿岸湖湾区，整体表现为由外向内的圈层特征。从水生植被的时序变化来看，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2000~2004年受大面积围网养殖以及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湖泊的水生植被总体偏少，平均面积在150.56 km2左右。2005~2016年受围网拆除以及湿地生态工程实施，内源污染得到控制，洪湖水生植被逐渐得到恢复，平均面积增至181.85 km2左右，除发生特大旱涝灾害的特殊年份，水生植被面积总体趋于稳定。2017后，受2016年洪水扰动及清漂、圩堤拆除等大范围工程施工引起的底泥扰动、植被破坏，加剧了洪湖水质恶化过程，水生植被面积锐减，平均面积降至100.35 km2，2022年后水生植被面积达到历史最低，近两年水生植被占比维持在10%以下。近23 a水生植被时空变化的监测结果，可为洪湖后续水生植被修复区规划、修复物种的选择提供基础支撑。

探究小流域尺度下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和驱动因素是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前提。针对府澴河流域产水量、碳存储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和生境质量的时空动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首先，通过量化方法描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在网格尺度和子流域尺度上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并在子流域单元上识别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簇。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确定不同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最后构建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府澴河流域4种生态系统服务分布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但其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在网格和子流域尺度上呈现相似的空间分布；（2）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DEM、年均降水量、人均GDP及人口密度是影响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导因素，q值分别为0.64、0.52、0.47和0.44；此外，同一时段内，单一的自然社会因子在对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贡献方面呈现出异质性，而在不同年份也展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征。（3）GTWR模型结果表明，高程和降水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呈正相关，作用强度由东向西递减，人均GDP、人口密度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上呈负相关，但在中下游部分地区呈正相关。

探明硒（Se）在水稻—土壤系统中的分布、吸收、富集及影响因素，对区域发展特色富硒产品具有重要意义。采集并测定542组稻田土壤—水稻样本，结合普通克里金插值、冷热点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临澧县稻田土壤—水稻系统中硒的分布与富集特征及规律，并解析了成土母质、土壤理化学性质（SOM，CEC和pH）、必需微量元素（Cu，Zn）、气候因素（温度、降水量与湿度）与土壤Se、稻米Se和富集因子（BCF）的关系。结果表明：（1）临澧县稻田土壤Se含量均值（0.76 mg/kg）比中国背景土壤水平（0.29 mg/kg）高2.6倍，比全球平均背景土壤水平（0.40 mg/kg）高1.9倍。稻米Se含量均值（0.15 mg/kg）比富硒稻米Se含量的最低允许含量（0.04 mg/kg）高3.75倍。（2）土壤Se、稻米Se与BCF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 0.32、0.28和0.13，空间自相关性程度为中等，受空间结构因素和随机因素共同影响。（3）不同母质发育的稻田土壤Se含量有显著差异（p<0.05）；而稻米Se含量与BCF无显著差异。随机森林模型结果表明降水量、湿度与SOM是稻田土壤Se含量的主要影响因子；湿度、降水量、稻米Cu与气温是稻米Se的主要预测因子；CEC、降水量、湿度与SOM是BCF的主要预测因子（p<0.05）。临澧县稻田土壤Se含量较高，有利于富硒农产品的开发，可基于成土母质、SOM和CEC等因子调控水稻对Se的富集能力，提高富硒农产品经济效益。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采用CRITIC-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核密度分析与空间收敛模型等方法，分析2004~2021年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发展趋势、区域差异与结构来源、动态演进、收敛性。结果表明：（1）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持续向好，但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特征仍然明显，呈现出沿海地区＞全国均值＞内陆地区的分布特征；（2）区域间差异是总体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具体来看，增长提质差异主要集中于全国及沿海地区，扩绿效益差异主要集中于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降碳水平差异在大西北地区重要性日趋提高；（3）八大综合经济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黄河中游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全国及其他经济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 GI）可以为城市和居民提供多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而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新途径。以汉江生态经济带为研究区，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景观指数法以及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了2010~2020年3个时期的GI网络，以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1）近10 a来，研究区GI景观总面积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8%，并以年均2.6‰的速度持续增长，呈现积极的生态改善趋势。在GI景观中，核心区面积约占86.08%；（2）城市周边的GI景观因城市扩张受到显著影响，面积持续萎缩，结构趋于简化，保护与修复工作面临严峻挑战；（3）综合阻力值自西北向东南递减，且高阻力地区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基于阻力面识别的潜在廊道，主要分布在汉江上游地区，其数量从负增长8.70%到正增长63.64%，生态节点则连续增长至1916个，表明汉江上游地区的景观破碎化现象仍未有效遏制；（4）GI网络格局呈现“局部连通，整体松散”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物种扩散和能量流动的范围，GI源地数量和面积是网络格局优化的关键。

运用制度变迁、府际合作和集体行动等相关理论，以“新安江”生态补偿模式为例，探讨了跨域生态补偿模式能否成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1）在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服务下，跨域生态补偿模式顺应现代化治理发展要求，以多元共治的方式，构建起横向、整体的补偿—约束—共治—共享的联动制度，成为推进流域管辖地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的长效机制。（2）跨域生态补偿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源于制度安排内生的环境需求，单纯依赖于纵向外部扶持，将难以达到全流域范围内的均衡治理。（3）跨界生态补偿模式效能的发挥，应具备灵活的制度供给、坚实的生态治理推力及创新性的跨域治理格局等基本要件，以适配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社会结构相衔接的环境场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模式的更新迭代，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补偿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科技创新支撑，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是发挥创新驱动在高质量发展中动力与支撑作用的关键。通过因子分析与熵值法联合研究对黄河流域各省区科技创新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发现黄河流域各省区科技创新环境整体较差且存在分化现象。除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方面个别省市较强外，黄河流域各省区普遍存在创新投入显著不足、科技创新保护意识较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为优化黄河流域科技创新环境、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出构建黄河流域绿色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强化黄河流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建设黄河流域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制度和完善黄河流域多元领域协同创新机制的建议。

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是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面临着众多信息困境。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推进，探究农户数字信息能力对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江西省1441份水稻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数字信息能力-技术生态认知-技术采纳强度”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信息能力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以及技术生态认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信息能力会显著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从各个维度来看，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判断能力、共享能力和应用能力均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大小依次为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判断能力、共享能力和应用能力。（2）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生态认知在数字信息能力促进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来说，数字信息能力会通过提升农户的技术生态认知进而正向影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信息能力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有机肥技术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和秸秆粉碎还田的影响并不显著。相较于小农户，数字信息能力对规模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应加强农户数字信息能力培育、提升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生态认知水平等政策建议。

真菌群落是土壤物理化学过程的重要推动者，部分菌属具有抑制Cd污染的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粮食的质量和安全。选取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A县，根据所获取的土壤Cd污染数据，随意挑选50块水田进行采样，运用实验室化验测算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和重金属含量，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土壤真菌群落，并分析不同Cd污染水平对土壤真菌群落的影响机制。通过运用地质积累指数（GI）和Nerome 综合指数（NI）评价土壤中Cd的污染水平，结果显示，研究区中存在重度污染（Ⅳ，NI>3）和中度污染（（Ⅲ，2<NI≤3））两种污染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在Cd重度污染的土壤环境中，真菌群落丰富度指数Sobs、Chao和多样性指数Shannon、Invsimpson均显著高于中度污染水平样本。（2）在Cd重度污染水平的土壤样本中共有Ascomycota等4种真菌门类相对丰度分别与Cr、Hg、Pb、As、Hg含量显著正相关， Penicillium等5种菌属与Cu、Pb 、Hg、Ni含量显著正相关。（3）Cd重度污染的土壤环境中真菌群落的病理-共生过渡型、腐生-共生过渡型、病理-腐生-共生过渡型等功能丰度在p < 0.05水平上要显著高于中度污染区。这些结果表明，在Cd污染的土壤环境中，仍然存在一些重金属耐受性菌种，能起到土壤能量循环和有效降解重金属毒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