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是贯彻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支撑，但学界尚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的深入探讨。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展开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空间分布呈现非均衡性，绿色技术创新空间极化现象显著，由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主导，中西部省会城市协同推进的创新格局日益突出，高碳区域在下游地区连片分布，中上游地区零星分布；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演化呈现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2）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反映出技术创新的“回弹效应”与“极化-涓滴”效应。（3）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更强，碳增排效应偏弱；上游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直接效应为“U”型，间接效应为倒“U”型，中游城市主要体现在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呈现倒“U”型，下游城市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影响都不显著。

 在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双重目标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提升区域碳生产率提供了“新基遇”及切实可行的路径。为此，研究选择可获取的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最新面板数据，通过核密度估计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碳生产率空间演化态势，并进一步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水平均呈现空间分异特征，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空间错位的演化态势。（2）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碳生产率，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3）绿色技术创新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碳生产率的正向关系中具有中介传导作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碳生产率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资源型城市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较强，成渝城市群受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摘要： 以推动经济综合实力提升为核心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形成新时代区域协调格局的关键，以此为出发点构建区域经济综合水平测度体系，从多尺度和多机制视角解析了2001~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综合水平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区域经济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尺度差异表现为省级＞地级＞区级的格局，即省级尺度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明显，地级内部发展相对均衡。（2）区域经济发展呈正向集聚特征，地级尺度效应明显，空间关联格局稳定性强，由下游到上游呈圈层式热冷点集聚分布；空间分类以中低水平区为主体，由低水平到高水平呈面状集聚+点状镶嵌的分布格局；路径依赖型为空间演化主体。（3）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集聚化特征，沿海及沿江城市发展水平较高；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城市发展相对较优；等级化特征，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发展相对越好；职能化特征，综合型城市优于资源型城市；阶梯化特征，东部城市优于中西部。（4）区位、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及因子共同作用于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化。（5）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围绕系统性提升推动区域整体发展、围绕经济带战略推动区域空间协调、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政策落实。

长江上游地区是支撑我国腹地经济的重要区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深化阶段，工业生态集聚是其工业转型的重要路径。依据工业生态集聚的内涵，从工业规模化集聚、创新化集聚和绿色化集聚三大维度构建工业生态集聚指标体系，利用2009~2019年长江上游地区3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地理探测器分析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空间差异特征及其驱动因子，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水平逐年增强，具有“中心-外围”梯度式递减扩散的分布特征，呈现“东北区域高、西南区域低”的空间格局；（2）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系统内部绝大多数驱动因子通过显著性检验，按照作用强度均值排序依次为工业创新化集聚因子驱动力>工业规模化集聚因子驱动力>工业绿色化集聚因子驱动力；（3）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系统内部不同驱动因子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呈现增强关系，且双因子增强关系的交互结果多于非线性增强关系的交互结果；（4）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信息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水平具有外生交互效应。

生态韧性是生态环境面对不确定性扰动的抵抗，恢复及适应能力。城镇化易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何使其与生态韧性间达到平衡，是实现既要发展又保生态的关键。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风险、抵抗、适应和恢复4维的生态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协调影响力指标测算2000~2020年三峡库区城镇化水平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变化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三峡库区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表现出西南向东北部递减的分布格局；生态韧性水平也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与城镇化水平“错位”的空间分布特征。（2）各区（县）耦合协调度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处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或“中级协调”阶段，且多表现出生态韧性滞后或城镇化受阻等不协调类型，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呈“东北-西南向”的三区域纵向分布格局。（3）不同生态韧性子系统对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力不同：生态风险、适应和恢复指数对整体耦合协调度普遍起反向阻碍作用，而生态抵抗指数对整体耦合协调度普遍起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其强度呈常年持稳特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并通过合理布局城市绿地、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生态多样性关键地区等方法提高生态韧性，是未来三峡库区实现城镇化与生态韧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绿色城镇化是我国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石漠化则是制约西南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深入解析绿色城镇化建设与石漠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交互促进机制，对于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石漠化问题最为严重的贵州省为例，综合利用耦合协调模型、GIS空间分析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在县域尺度上测算其绿色城镇化和石漠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识别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喀斯特地区的绿色发展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2015~2020年间，研究区绿色城镇化和石漠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较低。(2)研究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中部>东部>西部的空间格局。HH集聚单元大多集中在贵阳市附近，而LL集聚单元则主要分布于贵州西部。(3)研究期间，道真县—册亨县一线的耦合协调度提升明显，并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4)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子主要来自于绿色城镇化系统，石漠化系统的影响在逐步降低。(5)西南喀斯特地区应加强绿色城镇化建设与石漠化治理的有机整合，针对各县域的主要障碍因子，探索差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路径，努力实现绿色城镇化和石漠化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

全球温室效应引发的极端天气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有效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等从政策效应出发探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能有效实现农业碳减排。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模型的结果依旧是稳健的。（2）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政策实施可以通过降低化肥施用强度、促进土地流转和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调整来间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3）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在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粮食主产区和非西部地区，政策的碳减排效果更显著。因此，为有效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需要稳步促进土地流转，加快建立完善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与构建激励机制并举，全面响应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推进农业绿色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

为了筛选并合理配置适宜长江下游滨岸带植被修复的先锋植物，以长江南京段滨岸带中的优势草本植物（重要值大于1%且排名前20）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位测度、方差比率法（VR）、χ2检验、联结系数（AC）、Pearson相关检验、Spearman秩相关检验和M. Gordon 稳定性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生态位和种间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划分生态种组。结果表明：（1）本次调查共记录植物179种,隶属于36科113属，其中青蒿（Artemisia caruifolia）、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益母草（Leonurus japonicus）、虉草（Phalaris arundinacea）、蛇床（Cnidium monnieri）、朝天委陵菜（Potentilla supina）、泥胡菜（Hemisteptia lyrata）和齿果酸模（Rumex dentatus）的重要值和生态位宽度较大，为滨岸带的绝对优势种。（2） 优势草本植物间生态位重叠和相似性处于中等程度，均值分别为0.54和0.48。 （3）优势草本群落总体呈显著正联结，群落稳定性分析结果显示该群落目前处于不稳定状态；4种检验方法（χ2、AC、 Pearson和Spearman）均表明优势种对间正负联结（相关）比大于1，不显著联结（相关）种对数占绝大多数。综上表明长江南京段滨岸带优势草本植物群落总体处于正向演替的动态过程，种间关系松散，大部分物种趋于共享滨岸带的环境资源。结合生态位和种间关系分析结果，推荐以上8种优势植物为先锋物种，并建议根据划分的生态种组选取与其为正相关的植物沿相应的滨岸带空间进行模拟配置试验，以构建稳定的滨岸带适生植物群落。

以江浙段大运河文化带421处聚落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基于“城镇-村落-历史街区地段”聚落层次分布框架，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分析不同层次聚落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从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和运河流域3个维度分析不同因素对其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聚落整体呈聚集性分布，且聚落规模越小聚集性越显著，但在市域范围存在随机或离散分布且聚落在各市分布不均衡；(2)聚落整体密度高值区位于杭州、宁波以及太湖流域一带，各类聚落密度高值区存在差异；(3)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大运河影响程度最大。在自然地理及运河流域因素影响下，整体聚落存在低海拔、低坡度、邻运河指向性，无明显坡向指向性；在人文社会因素影响下，整体聚落偏向交通可达性较低、人口较少、远离市中心且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各类聚落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存在差异；(4)浙东运河文化带因所处地势不同，村落聚落具有近山指向性，但近水比近山更易形成大规模聚落。由此提出相关建议，为大运河文化带聚落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研究做进一步完善，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利用和传承提供科学参考和现实依据。

耕地利用兼具碳源与碳汇双重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综合运用排放系数法、重心转移与地理加权回归（GWR）分析法，研究了近30年江苏耕地变化碳效应及其驱动力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1）30年间绝大多数区域耕地地均净碳排放呈吸收效应，苏中、苏北耕地利用碳吸收总量效应相对苏南更大；各县区耕地流入净碳排放呈减少趋势，且苏北耕地流入净碳排放减少幅度明显快于苏南；耕地流出净碳排放增量则均为正值，苏中、苏北增量增加幅度快于苏南县区；耕地流入碳积蓄整体呈沿海地区和南部县区高、其他县区低的特点。（2）驱动力分析结果发现：经济总量增加会导致耕地变化碳排放强度增加，但二三产业产值与人口数量因素在多数区域对耕地变化碳排放强度呈负向贡献；城镇工矿用地增加对耕地变化碳排放强度的正向贡献最大，村庄用地增加亦呈正向贡献；交通区位因素在不同区域贡献方向不同；高程、植被与水体因素对耕地变化碳排放呈正向贡献，坡度则呈负向贡献，地质灾害距离在大部分区域亦呈负向贡献。研究揭示了耕地变化的碳排放贡献与驱动力影响的时空分异，进而从耕地资源管理利用角度提出促进江苏省实现“双碳”目标的相关政策建议，成果可为制定相应的减碳增汇对策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也可为其他地方开展此类工作提供方法参考。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产权创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能促进生态系统服务进而提升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在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影响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采用2007~2020年皖浙两省2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与双重差分法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影响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试点政策对上下游地区影响效果不同，对上游地区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没有影响，对下游地区有显著影响，且随时间发展正向效应越来越大。（3）从影响机制来看，试点政策会通过科学技术创新这一途径促进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据此，未来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政策的深入推广、创新上下游地区动态合作机制、加大科学技术创新研发及与其他配套政策互动等方面，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

入侵物种空间分布建模是深化对生物入侵理解、预测和管理的关键，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提供科学基础。在此过程中，提供可靠的虚拟负样本成为入侵物种空间分布建模的核心内容之一。基于长江经济带内124个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 L.)入侵样本和11个气候变量数据集，采用余弦相似度计算候选负样本与入侵物种的关联，结合Getis-Ord Gi*统计方法生成z-得分变量衡量空间相关性。构建了顾及气候相似性和空间相关性的入侵物种虚拟负样本识别框架，揭示了入侵物种的潜在适生区。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先前研究，该研究的虚拟负样本生成方法在模型预测上表现更卓越，验证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2）考虑气候和空间的虚拟负样本抽样策略有助于解决随机采样导致的潜在入侵点被误采样的难题，并能识别不同等级的入侵物种适生区。（3）除了四川省西北部，长江经济带大多数地区都适合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长，尤其是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因此需要重点关注，采取联防联控措施，并积极分享防治经验。

人类活动是引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ESV）变化的重要原因，分析二者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划定生态分区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以2000、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量化人类活动强度（Human Activity Intensity，HAI）、采用当量因子法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于二者关系运用四象限模型划分生态质量分区。结果表明：（1）HAI以低强度和较低强度为主，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高强度区域成片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各省的省会城市，其范围逐年扩张。低强度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东南以及西北区域，面积不断扩大。（2）20 a间长江经济带ESV整体呈下降趋势，共减少409.75亿元；空间上，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较低值区分布最为广泛，其次是中值和较高值区；中游地区以较高值区为主，ESV大致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下游地区ESV空间分布呈现“北低南高”的格局。（3）研究区生态质量整体较好，95%的县域分布在生态质量为优秀、一般和良好的区域，2000~2020年生态质量有所下降。研究可为区域生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提供参考依据。

长江流域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和示范区，科学监测和分析长江流域碳排放变化及影响因素，对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长时间序列的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集，估算长江流域碳排放，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GTWR模型探究长江流域碳强度的时空格局和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两种夜光数据融合模型在P<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拟合优度为0.93满足精度要求；分省构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在P<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拟合精度均大于0.85，平均相对误差为14.54%，满足估算精度要求。(2)全局自相关分析发现2000~2021年长江流域市级尺度碳强度的全局Moran’s I均大于0，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长江流域市级尺度碳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3)局部自相关分析中发现市级尺度显著性聚集从2000年的51.82%下降到2021年的43.52%，碳强度在空间上存在一定聚集性。(4)GTWR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对碳强度的影响最大，且主要表现为正向，产业结构的影响次之，人口密度存在双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小且以负向影响为主。研究结果表明，从合理规划土地利用、促进产业的低碳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领域出发，充分发挥长江流域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对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口入海总氮通量对近海水域水环境、水生态具有重要影响，在优选断面基础上研究了2005~2022年长江口水域总氮浓度和入海通量。结果表明：（1）2005~2022年，入海总氮通量年际间波动较大，最大年通量（263万t/a）是最小年通量（116万t/a）的2.27倍；长江口水域总氮浓度和入海通量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2008~2019时期入海总氮通量相对较高，大部分年份入海通量接近或超过200万t/a。2016年以来，长江入海总氮通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长江入海总氮年通量与年径流量的波动节律具有类似性，丰水年入海总氮通量偏高。相近年径流量情况下入海总氮通量对比表明，长江流域总氮污染控制成效明显。（3）2016~2022年，长江口水域总氮浓度特征为枯水期高于丰水期，平均高24%；入海总氮通量年内分布特征为丰水期高于枯水期，大约是枯水期的1.93倍。（4）2016~2022年，长江入海总氮年通量（平均为185万t/a）中，来自长江上游、洞庭湖、汉江和鄱阳湖的氮源分别占43.8%、24.4%、4.9%和10.8%。长江中下游干流区间净增的氮源（该区间内除上游、洞庭湖、汉江和鄱阳湖汇入的氮源外，通过其他支流汇入和直接进入该区间的氮源再扣除区间消耗后的部分后）占16.2%。

 2018年7月大潮期间于崇明东滩典型潮沟采集表层水体测定溶解有机碳（DOC）浓度、有色溶解有机质（CDOM）紫外-可见光吸收特性和三维荧光光谱特性，结合平行因子分析与统计分析，探讨涨落潮期间盐沼湿地水体溶解有机质来源、组成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潮汐过程中355 nm处的紫外吸收系数a(355)与DOC浓度表现出显著相关性，一定程度上可表征DOC浓度与行为；表征芳香性的光谱斜率Sg及比紫外吸光度SUVA254均表明盐沼水体芳香性强于河口水体，暗示了陆源输入的重要作用。CDOM的三维荧光光谱揭示了其中含有陆源类腐殖质、类蛋白及海源类腐殖质，且均与潮汐变化显著相关，其中来源于陆地高等植被的C2成分与潮汐高度变化一致。受河口水域潮汐作用影响，采样水体荧光指数（FI）1.19~1.40，腐殖化指数（HIX）1.71~2.75，生物源指数（BIX）< 1，水体中溶解有机质多为陆源输入，但腐殖化程度相对较低。综合主成分分析结果与荧光特征分析可知，来自高等植物或土壤有机物的陆源有机质在CDOM来源上占主导地位。盐沼溶解有机质受局地再悬浮、孔隙水释放及潮汐横向输运的共同作用，成分复杂多变，后续需拓展时间与空间对比，以探明CDOM的产生、消亡与运动轨迹。

理解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相互关系，是制定针对性生态系统管理策略以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为人类提供了多类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其生态敏感度较高，容易受到城市化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以杭嘉湖平原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学统计数据，采用InVEST生态系统服务模型、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评估并探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关联性。结果表明：（1）从2000~2020年，杭嘉湖平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以东南部的高值区为核心向外依次扩散，逐渐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由聚集性向分散性转变。（2）2000、2010和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0.028 6、0.027 7和0.026 6，研究区整体从中等风险等级转入较低风险等级，研究区生态风险状况有所改善，高和较高风险区主要呈片状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及北部。（3）景观生态风险与生态系统服务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景观生态风险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负向相关，即景观生态风险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存在互馈效应，负向影响与关联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研究结果能为制定降低区域生态风险、增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维持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健康稳定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伴随快速城镇化发展，人工建设活动频繁，苏南水网地区面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生态风险日益突出，基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提升区域生态环境稳定性的有力途径。研究以苏州市白蚬湖片区为例，借助景观格局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剖析研究区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特征，基于CA-Markov模型模拟城市扩张情景下土地利用格局并预测其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探讨时空动态演变下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显著。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张，面积上升了59.32 km²；耕地、水域面积分别下降17.98、53.61 km²；林草地面积小幅上升，共计增加12.27 km²。2030年城市扩张情景模拟下建设用地增幅最大，面积增加134.14 km2；耕地与水域面积分别缩减174.06、6.76km²；林地、草地面积共上升46.68 km²。（2）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中高风险面积占比共增加6.55%，低、较低风险面积有所下降，占比分别减少4.62%、1.92%。2030年城市扩张情景模拟下景观生态风险中等级以上区域逐步扩张，其中较高风险面积增加最多，占比上升10.12%，较低与低风险面积占比缩减19.14%。（3）基于2020年现状与2030年城市扩张情景模拟下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结果，共识别研究区生态源地23个，生态廊道50条，生态节点21个，最终综合构建时空动态变化下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可为保护水网地区生态环境、抵御外界生态风险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区域生态安全发展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