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ansen门槛模型，从劳动力异质性角度出发实证检验科技人才非均衡流动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距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1）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不同于普通劳动力流动，科技人才非均衡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存在微弱的缩小效应；（2）在科技人才非均衡流动背景下，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均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差距收敛；（3）非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当以互联网水平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科技人才非均衡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效应均会经历从“强”到“极弱”的转变。在以科技人才为主的科技资源要素非均衡流动、集聚的背景下，以上结论对缩小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推动建设无废社会是降低固体废物污染、缓解资源约束、提升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0年的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数据，从固体废物减量化、固体废物资源化、固体废物无害化、保障能力建设、群众生态意识5个维度构建了无废社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Dagum基尼系数以及QAP回归分析等方法，测算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的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水平呈稳定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总体上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水平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格局;（2）从子系统来看，固体废物减量化水平最高，固体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较高且增长趋势明显，保障能力建设水平在2016年有显著增长且随后保持稳定，群众生态意识水平整体较为稳定;（3）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的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间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下游地区与中、上游地区的空间差异明显，且存在一定的扩张趋势;（4）地区间的对外开放差异、城镇化率差异、人口密度差异、经济增长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技术创新差异等因素是导致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空间非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生态效率的重要驱动力，在同一框架内揭示两者影响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机制是亟待探索的课题。研究基于2008~2020年相关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率；分别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两者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非线性匹配关系。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2）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本省域的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地区有抑制作用；（4）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相互匹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两者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5）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两者对中游、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下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因此，沿江省市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差异，按照因地制宜、联动发展原则，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联动配合，以提升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效率。

 产业网络是反映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抓手，城市群是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承载力，明晰城市群产业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和环境效应对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基于2011~2020年企业投资行为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三大城市群产业网络空间演化特征，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产业网络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1）2011~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网络空间格局呈“一主轴、两中心、多顶点”的特征。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呈现“一主多副”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现象与区域组团现象明显。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空间格局呈“一主两副”的特征，由“V”型逐渐转向倒“V”型。（2）三大城市群大部分中心城市的点入度大于点出度，中心城市产业集聚现象明显。（3）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京津冀城市群企业对外投资显著地促进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对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的环境效应不显著。研究可为促进三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探究城市群尺度碳平衡空间分异，为统筹城市群区域绿色协调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以成渝城市群4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核算2005、2010、2015、2020年各城市的碳平衡经济贡献系数和生态支持系数，利用二阶聚类法进行碳平衡分区。区域生态碳平衡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中间低，周围高”的特征；经济碳平衡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根据聚类结果将42个城市划分为碳源优化区域、碳汇优化区域、碳平衡经济补偿区及碳平衡生态补偿区，提出相应的碳平衡优化对策。成渝城市群碳平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四川与重庆碳平衡经济贡献系数和碳平衡生态贡献系数数值具有对立关系，成渝之间还存在生态、经济壁垒。

 根据长江流域共231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基于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对因子实现最优离散化，探测长江流域范围内的主要影响因子。并将熵权法与K-means聚类结合，挖掘各地级市差异化模式，以期为我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发展和管理提供学理参证。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流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空间上呈聚集型分布，地理集中程度较高，地区间不均衡程度高，呈现“单核集聚—三核集聚—多极多区”的空间分布密度演化格局；（2）自然环境因素、经济社会因素以及环境污染与治理因素共同作用于保护区空间聚集格局；（3）长江流域涉及的各地级市具有差异化的保护区分布特征和成因。

科学客观地评估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水平，是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岸线资源的基础。基于DPSIR模型构建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序关系分析法和CRITIC法分别计算各指标主客观权重，运用博弈论原理计算指标组合权重，基于集对分析理论构建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估模型，并结合Moran’s I、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风险空间分布特征。对长江江苏段进行实例研究，结果表明：长江江苏段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总体等级为较低风险，风险较高的区域分布于南京市江北新区和栖霞区，以及苏州沿江区域入海口一带；风险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组团特征，热点区分布于南京与仪征、镇江邻接区域，以及南通崇川区与苏州市辖区的环长江入海口区域，这些区域是未来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管控的重点区域；最后基于风险评估结果，从优化港口码头布局、加大岸线监管力度、加强岸线生态修复等方面提出长江江苏段岸线资源管理保护对策。

采用先进遥感手段加强对滨海湿地资源的监测对其管理与保护至关重要。以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核心区为实验区，借助GEE云平台对获取的湿地植被生长关键期（5月至9月）的Sentinel-1 SAR和Sentinel-2多光谱时间序列影像基于中值法进行月影像合成，然后对5个单月份数据集和4个不同时间跨度的多月份数据集基于7种不同的波段组合方案构成63个测试集，最后基于随机森林方法对各测试集进行湿地分类制图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与仅利用Sentinel-2的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相比，增加短波红外波段能显著提高滨海湿地的分类精度，总体精度最高可提高8%以上，增加红边波段总体精度最高可提高5%；与仅使用Sentinel-2光谱波段相比，将常用植被指数和Sentinel-1 SAR数据添加到湿地分类中，总体分类精度最高达到了90.6%。实验也验证了使用多月份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合成的分类效果要优于单月影像分类结果。研究结果为区域尺度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湿地分类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参考。

为促进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以洞庭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演变特征，并借助GeoSOS-FLUS、GM模型评估预测2030年不同发展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时空演化格局。结果显示：（1）2000~2020年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建设用地增加，林地和耕地面积减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整体呈下降趋势，显著减少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洞庭湖、长株潭周边县市及部分地市城区；（2）自然发展和耕地保护情景下2030年生态价值较高的草地和林地持续减少，建设用地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全域快速退化趋势，生态保护情景下土地利用格局相对稳定，林地和水域出现上涨趋势，长株潭城市群及其他地市市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呈现增长趋势；（3）三类情景下长株潭城市群、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流域下游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相对较高，而这些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却较低且呈退化趋势，供需格局具有显著空间不匹配特征。

分权制度下环境规制成为地区间流动性资源争夺的博弈手段,跨区域环境规制则因缺乏强制约束能力其效用与作用机制仍有待验证。选取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这一跨区域环境规制,基于2007~2019年我国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选用双向固定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后进行双重差分分析,实证检验了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降低碳排放,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能够通过鼓励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升级转型和加大科技要素投入,促进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得出政策效果会随试点城市规模、财政水平异质性而产生差异,其中城市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在低碳产业发展、绿色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财政支出水平更高的城市通过培育和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提供资金支持和激励措施,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并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能发挥更为明显的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研究长江下游沿江湖泊湿地的土壤颗粒组成、分形维数和土壤有机碳变化,有助于了解湿地土壤结构、质量和湿地碳库状况,为湿地生态恢复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湖区湿地土壤以粉粒 (72.57%~80.16%) 为主,属粉壤土,质地较细。土壤有机碳含量 (13.62 ~23.80 g/kg) 与黏粒呈显著正相关,与砂粒呈显著负相关。菜子湖湿地土壤单重分形维数主要由黏粒含量来决定,其值从大到小依次为浅水>底泥>泥滩>草滩>农田。广义维数谱D (q)为反“S”型递减函数,且D0> D1> D2,呈非均匀分布；多重分形参数与土壤颗粒相关性显著,但与有机碳相关性不显著,其中细颗粒(粉粒和黏粒)含量对湿地土壤粒径分布多重分形参数有显著影响。研究显示,多重分形参数可揭示菜子湖湿地土壤性质,建议进行湿地植被恢复和改良耕作措施以改善土壤结构。研究结论可为湿地生态恢复和提升湿地土壤碳汇能力以及增加碳库稳定性提供科学参考。

不合理土地利用产生的径流污染已成为制约城市河道水质提升的重要因素,开展城市径流污染风险评估和精准化的分区管控能为水环境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从径流污染灾害形成全过程视角溯源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影响城市径流水质的内在机理与关键因素,以杭州为例,构建“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脆弱性”多维度的城市径流污染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分析径流污染风险空间分布特征,划分风险管控区域,提出国土空间管控策略。结果显示：杭州市径流污染风险呈明显的“中心-外围”降低态势,“高危+高敏+高脆”“高危+高敏+低脆”型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的居住和商业区域,风险等级较高,而“低危+低敏+高脆”“低危+低敏+低脆”型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的乡村生态空间区域,风险等级较低。针对不同风险类型特征划分为存量更新发展区、有限开发控制区、重点发展规划区、重点生态保护区四类国土空间管控区域,并提出相应策略。

：常州是长三角中部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是长三角地区25个监测城市点中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为研究常州市大气细颗粒物（PM_2.5）中水溶性离子的污染特征,于2020 ~2021年春（2020年5月）、夏（2020年7月）、秋（2020年9月）以及冬（2021年1月）,于常州城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PM_2.5样品的采集,获得PM_2.5的质量浓度及主要水溶性离子的质量浓度,结合相关性分析、后向轨迹模型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不同季节、不同污染阶段水溶性离子组分的变化特征及主要来源。结果显示,采样期间,常州市PM_2.5的年均浓度51.88 ± 20.47 μg/m3,是GB3095-2012中规定的PM_2.5年均二级浓度限值的1.5倍,其季节特征为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水溶性离子年均总质量浓度为24.37 ± 11.54 μg/m³,在污染最严重的冬季,离子对PM_2.5的贡献率高达56.24 %,显著高于其他季节,NH₄⁺、NO₃^-和Cl^-在冬季显著升高,反映出燃烧排放源、机动车排放及其二次生成源的重要影响。硫氧化速率（SOR）和氮氧化速率（NOR）分析结果表明,NOR（0.14 ± 0.07）小于SOR（0.40 ± 0.10）,表明相同大气背景下,SO₂的二次转化率更高；两者季节变化趋势不同, SOR和NOR的差异分别受相对湿度的影响和NH₄⁺浓度及周边交通源的影响。进一步对不同污染阶段的离子特征展开分析,从洁净阶段到污染阶段,SOR和NOR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表明污染阶段SO₂和NO_x的转化率更高；比较不同污染阶段下离子的百分占比发现,在相对洁净时期,PM_2.5中的离子组分表现为以硫酸盐和钙离子为主的类型；而在相对污染较重时期,硝酸根和铵根的大幅度提升是导致污染产生的重要因素。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冬季常州主要受到燃烧排放源（32.23 %）、机动车、二次气溶胶（29.97 %）以及土壤源（22.63 %）的影响；夏季则主要受到二次气溶胶和燃烧排放混合源（44.20 %）、土壤源和海盐源（23.51 %）、以及工业或燃烧排放源的影响。

以长株潭城市群3个城市（长沙、株洲和湘潭）干旱期间(2022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和非干旱期间(2020和2021年同期)PM2.5和O₃小时平均浓度序列为研究对象,探究干旱事件对PM_2.5-O₃复合污染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首先,对研究期间3个城市PM_2.5和O₃浓度的日变化模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PM_2.5浓度均呈现出M型的日变化规律,但干旱期间PM_2.5浓度下降,且波峰和波谷时段发生显著变化。O₃浓度日变化均呈现出“昼高夜低”单峰型模式,干旱期间O₃浓度上升。接下来,应用多重分形去趋势互相关分析法（MF-DCCA）研究PM_2.5-O₃互相关性的多时间尺度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各年各城市PM_2.5-O₃互相关关系均呈现出显著地长期持续性特征和多重分形结构,且干旱期间各城市长期持续性指数均降低,多重分形强度增强。进而,应用滑移窗口方法、MF-DCCA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PM_2.5-O₃互相关长期持续性特征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干旱期间各城市PM_2.5-O₃互相关的长期持续性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气压,而非干旱期间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气温和风速。最后,基于自组织临界理论(SOC)探讨非干旱期间和干旱期间PM_2.5-O₃互相关关系的内在动力机制。结果发现,长期持续性特征主要受SOC机制所主导,即SOC机制是驱动PM_2.5-O₃复合污染演化的主要非线性动力机制,但干旱事件使得主要影响因素由气温和风速变成气压。文章拓展了复合污染的内在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为我国深入推进全球变暖背景下复合污染防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快速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剧了各利益主体对土地资源的竞争,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的相互转化日趋激烈,进而造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波动。以长江上游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80~2020年5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运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长江上游“三生空间”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上游“三生空间”转型具体表现为生活空间和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快速扩张,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面积减少,转变的主要类型是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之间的转化。（2）198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略有提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东部和西南部,中部和西部形成低值集聚区。（3）研究期内,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存在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工业生产空间、其他生态空间对林地、草地等生态空间的侵占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关键因素。未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三生空间”转型,推动“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化,构建起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厘清中国耕地转入时空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对科学评估耕地转入的生态成本、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施成效和优化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等至关重要。研究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重心迁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揭示近20 a中国耕地转入时空分异特征与重心变化,探索不同地区耕地转入来源差异及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0~2020年中国耕地转入面积为2 125.2万 hm²,总体上呈“东北—西北高、南部少”的空间格局,其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耕地转入最重要区域；（2）近20 a中国耕地转入主要来源是林地和草地,占耕地转入总面积的73.5%。但不同时段耕地转入来源呈显著的空间不均衡特征；（3）中国耕地转入受自然条件（气温、坡度）、社会经济（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二产业增加值、路网密度）和区域政策（林业增加值、建设用地增加量）的综合影响,但不同区域关键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对有效管控耕地转入类型、优化耕地保护政策和制度创新等具有指导意义。

结合文献分析、重要性分区法、趋势面分析、热点分区法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和模型,以湖南武陵民族地区为案例地,构建农耕文化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其演变规律,揭示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间,区域农耕文化服务趋于优化,服务指数总体上升（由0.413 7上升到0.656 2）,年均增幅达5.86%,其中,宣传教育和农耕文明传承服务是主导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因子（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8%和15.17%）。(2)总服务的空间格局由“北高南低、双核领跑”变为“周高中低、三足鼎立”,且东西方向变化剧烈。子服务发展具有空间不平衡性,且变化趋势各异。热点区面积比由“正态分布”变为“金字塔型”,多重热点区由南部向北部和东部转移扩散。(3)区域农耕文化服务的演变受多种要素综合影响,其中,地形、市场需求、经济发展及农耕就业为主导要素。影响因子具有互动效应,地形、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3类因子之间的协同增强作用最为明显。(4)建议集中发展优势服务,实现均衡发展,重点开发东部及北部的农耕文化资源,扩大市场需求,重视影响因子的协同增强效应。研究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指引、方法借鉴和技术参考,为农耕文化资源的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湖北省优质稻灌浆期常在高温下完成,品质和产量显著降低。开展优质稻气候适宜性区划,规划优质稻在不同地区的合理灌浆期,是发展优质稻的一项基础工作。在前期研究基础上,以湖北省75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1991~2020年的逐日气象资料,采用5d滑动平均法确定各地水稻灌浆期的高温、缓温和适温等3类适宜界限日期；以各地缓温和适温栽培期时长为主指标,采用模糊聚类统计方法完成湖北省不同区域优质稻适宜栽培期类型划分,并对不同区域影响优质稻的主要气象资源条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区域适宜栽培期的季节分布和时间长短各不相同,湖北省全域上适于优质稻灌浆的时间普遍较短,是其发展优质稻的一个重大缺陷。湖北省优质稻适宜栽培期可分为4个区域,分别为鄂西山地短季优质稻区,鄂西北适温高光优质稻区,鄂中东高温秋短优质稻区和鄂东南高温秋长优质稻区。该区划图在地理上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的鱼鳞状次第衔接分布。其中,前二区域适于和较适于优质稻。不同区域发展优质稻在气候上的差异,主要可以归结为气温及其适宜性栽培期限和日照时数及光热熵等参数的差异。总之,湖北省优质稻产业应将抗热避热和区域合理布局作为其技术发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