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2018, Vol. 27 >> Issue (07): 1370-.doi: 10.11870/cjlyzyyhj201807008
佘颖,刘耀彬
SHE Ying1,2, LIU Yaobing1
摘要: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和经济下行压力,世界各国先后推出了“绿色新政”,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绿色增长方式的可根植化问题,以此探索可持续包容发展。国外绿色发展制度建设过程经历了发展理念的两次跃升,即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新政”,因而可概括为:“萌芽”、“发展”和“突破”3个阶段,总体来说是环境问题驱动、价值观引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政府和市场的重要性交替显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绿色发展制度经历了“自发”、“追赶”、“并跑”到“创新”的4个阶段,带有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特征,战略规划起了导向作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绿色发展制度的形成实质上都是社会公众绿色意识的不断加强在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在梳理国内外绿色发展制度演变的逻辑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塑造绿色文化以培育绿色发展制度价值观,以战略规划和市场配置来构建体制观,协调统一绿色法律制度、创设中国特色标准体系以维护法制观,采用样板试点巩固绿色发展制度示范观等若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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