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发展是目前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但是，目前对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的研究较少。依据增长极和复合生态系统等理论，遵循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思想，构建了由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交流服务、生态保护4大领域18个核心指标组成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自然断裂点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规模-位序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在协同发展能力上表现卓越。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地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突出，长江下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但在生态保护领域表现一般；长江中游地区除武汉、长沙和南昌等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在总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处于中等水平；长江上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协同能力非常低，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和科技创新水平对生态绿色发展的协同能力影响不大，说明长江经济带目前尚未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黄金水道建设的共赢。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应以“绿色、创新、稳健”为核心思想，推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构建以重要节点城市为核心的分层协同发展机制，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产业的创新协调发展，强化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风险的联合防控，提升经济带的协同发展水平。

 揭示区域交通区位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差异特征，是探索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提升区域建设用地管控成效，推进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长江中游地区1990~2015年遥感和交通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揭示区域交通区位和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并从时序和空间两个层面探索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1)交通通达度呈快速增长过程，县域平均交通通达度从1990的0.76增长到2015年的1.14，平均年增长幅度为1.52%，其中1990~1995年增长速度最快，而2005~2010年增长较慢，且较高水平通达度区域呈由零星点状分布向沿长江及其支流的线性分布转变的态势。(2）1990~2015年研究区建设用地面积总增加量达7 851.24 km²，扩张强度变化趋势为先减后增，其高值区也表现出类似的由零星点状转变为沿长江及其支流分布的空间变化趋势。（3)区域建设用地扩张不仅与其自身交通区位有关，受其邻域交通区位的影响也较大。各时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扩张强度取对数后与交通通达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577、0.567、0.470、0.591、0.501，扩张强度与交通通达度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0.235、0.278、0.251、0.298、0.278。(4）不同时段交通通达度与建设用地扩张强度的空间聚集特征存在相似性：省会城市及其近邻地区因其区位优势，呈高-高聚集状态，而丘陵山地区因其经济活跃程度较低，地形条件所限，呈现低-低聚集状态。明确区域交通区位变化和建设用地扩张时空耦合关系，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区域融合发展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道路网络是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综合道路网络分析和通达性分析方法，构建路网密度、公路可达性、接近中心性、直达性等指标研究了武汉市李集镇村镇范围内各行政村路网通达性空间格局，并结合农户调查将路网通达性与村民空间出行进行关联分析。结果表明：（1）境内部分行政村道路密度低、断头路较多，导致局部地区通达性较差；（2）受地理区位和公路覆盖两方面因素影响，境内行政村接近中心性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模式；（3）高等级道路覆盖不足，未能形成完善的路网体系，极大限制村民的对外出行效率、出行范围，显著影响居民出行满意度，并阻碍地区农业机械化推广和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最后，结合路网通达性特征和居民出行需求，提出李集镇道路网络整治建议，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村地区道路体系研究、指导新农村建设有一定意义。

“生态效率”这一概念同时将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内涵于其中，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基于2004~2014年我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模型，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实证测算并分析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关联及集聚特征，研究了生态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显著，生态效率呈现“东—中—西—东北”的梯度递减格局。(2)区域生态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相关与集聚特征，近地缘的各省域生态效率相互影响，空间扩散效应显著；忽视区域差异与空间因素，在理论上存在严重不足，也与现实不符。(3)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结构变动、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都会对生态效率变动产生显著影响。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中西部落后地区是重点，也是难点。

为明确我国西部土地人口承载力是否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进而为土地利用规划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在综合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2020年、2025年、2030年的人口承载力进行测算。采用统计模型分析与灰色预测的方法测算基于土地自然属性即食物生产能力的人口承载力，同时，从土地经济属性的角度，采用基于土地功能的产业活动关联法来测算人口承载力。最后利用短板分析法综合权衡两类基于土地不同属性角度的测算结果，确定西部地区实际的土地人口承载力，并与未来人口数量进行比较。测算结果显示：(1)从总体上看，2020年、2025年、2030年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分别是6.50亿人、6.73亿人、6.94亿人，而与之对应的未来人口数量是3.81亿人、3.87亿人、3.92亿人，即西部地区土地能供养的人口数大于未来人口数量；(2)从省级区域分布来看，其中大部分地区能满足未来人口增长的需要，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宁夏、新疆等11省份的土地都能承载各省未来人口的发展，只有青海省人口承载力低于未来人口数量。这表明西部地区整体的土地承载力能满足人口发展所需，但存在区域不协调，青海省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发展需求尚不匹配。

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6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对不同时期的浙江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浙江省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耕地大量减少而建设用地剧增；土地利用转移方向主要为耕地、林地、水域向建设用地转移；其中以2000~20005年和2010~2015年土地利用动态度最高；（2）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中生态风险区是区域的主导类型，较高、高生态风险区向外扩张，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杭州湾附近，沿海区域，杭州西南部、衢州和金华三市接壤区域。低等级生态风险区分布在相邻高等级生态风险区的周围，大致成圈层状向外扩散;（3）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转换差异较大。生态风险转移主要是由低向高等级转换，且其生态风险等级年均转换速率呈上升趋势，生态风险转换主要发生在城市、沿海区域如杭州湾附近、温州、台州沿海等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4）浙江省各地级市生态风险值时空分异较大。各市生态风险值主要呈上升趋势，宁波市生态风险变化最大，衢州市变化最小。空间分布上，杭州市生态风险值最高，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舟山市生态风险值最低。

 以大理洱海东环海路为例，通过构建缓冲区与土地利用动态、程度及结构变化模型，对其沿线地区1997~2015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随时间演进，环海东路沿线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整体加快，不同距离缓冲带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差异减小；（2)森林、裸土及耕地一直为研究区空间变化最为剧烈的用地类型，各地类的空间变化活跃度随着与环海东路间距离的变动发生分化，随时间演进，除裸土外，其余地类的空间变化活跃度在各距离缓冲带内均上升；（3)土地利用类型整体变动显著，土地利用的活跃度增强，不同时段内，各距离缓冲带间的主要土地利用变动类型一致性较强，而各带内的主要土地利用变动差异随时间演进逐步凸显；(4）土地利用程度持续上升但增速显著放缓，各距离缓冲带间土地利用程度差异持续减小；(5）土地利用结构整体优化，土地分布的均衡度与均质性整体提升，各距离缓冲带间土地利用结构差异有所减小；（6)18a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程度增速、土地利用结构指数及各地类空间变化活跃度差异的高值区均呈远离环海东路的态势。

 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1995、2005、2015年土地利用图像，利用ArcGIS和FRAGSTATS软件，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人类活动强度带，分析了三峡库区重庆段在不同人类活动强度带3个时期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并进一步研究了2015年研究区4种面积变化较大的景观类型格局特征随人类活动强度的梯度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强度由西向东逐渐递减，长江干线流域的人类活动强度相对周边区域更强;（2）在景观水平上，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研究区景观斑块数大幅减少，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先增加后减少，连通性有所下降；景观聚集度先减后增，破碎化程度有所增加，但在2015年得到一定改善;（3）在类型水平上，建设用地、水域、草地、低密度植被覆盖林地这4种景观类型能较好地反映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其中各景观类型的斑块密度、形状指数和分维数随人类活动强度的变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除建设用地外其余景观类型的最大斑块指数和面积变化幅度较小，在人类活动强度最大时的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和斑块指数分别达到71.2%、35.72%;（4）三峡工程、移民工程、城市化推进以及“退耕还林”等政策实施是三峡库区景观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揭示了20a来三峡库区重庆段景观格局沿人类活动强度的梯度变化规律，可为研究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为了对淀山湖河蚬翘嘴红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翘嘴鲌禁渔期、禁渔区域的设定及种质资源保护提供参考资料。2016年5~8月，对此湖鱼卵和仔稚鱼的时空分布特征即产卵场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调查表明：共采集到鱼卵 4 463 粒，仔稚鱼 43 012 尾，分属6目9科19属21种，采集到的鱼卵、仔稚鱼中翘嘴鲌C.alburnus个体数分别占比为4.16%、 3.98%。产卵初始时间为6月13日，捕获截止日期为8月17日。翘嘴鲌密度的相对比例在7月中下旬及8月初出现峰值。调查期间，产卵水温均在25.9℃ 以上，其中产卵盛期水温在29.3~34.3℃。翘嘴鲌产卵易发生在暴雨初晴的夜晚，水位上涨的过程，当水位达 2 m，其他条件适宜情况下大量产卵。翘嘴鲌产卵密度与水温、水位关系密切（P<0.01）。根据早期资源结果、人工鱼巢收集到的鱼卵和捕获处于排卵期的翘嘴鲌亲鱼，推断出保护区1号(千灯浦桥)水域、2号(梅浜)水域和7号(南生浜)水域为翘嘴鲌的产卵场。

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分析技术（LA-ICP-MS）对2012、2014及2016年采自长江、赣江的鲢幼鱼耳石核区微量元素（Sr、Ba、Mg、Na、Si、Cr、Mn、Ca、Zn）进行了测定分析。结果显示:长江、赣江鲢幼鱼耳石核区4种微量元素与钙元素的比值（Sr∶Ca、Ba∶Ca、Si∶Ca、Mg∶Ca）在同一水体年际间基本不变，但不同水体（长江、赣江）鲢幼鱼群体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Si∶Ca和Sr∶Ca比值对群体识别的贡献率最大。应用这4种元素比值的线性判别分析（LDFA）对长江鲢幼鱼群体整体判别成功率为92.11%，其中对2012年、2014年、2016年样本的判别成功率分别为：92.31%、93.33%、90.91%；对赣江鲢幼鱼群体整体判别成功率为92.31%，其中对2012、2014、2016年样本的判别成功率分别为：80.00%、96.77%、93.75%。研究表明，这4种元素比值可以作为识别长江和赣江鲢群体的环境元素指纹，LA-ICP-MS耳石元素指纹分析技术用于识别长江、赣江鲢群体确实有效可行。

为了解三峡库区重要支流鱼类多样性情况，于2015年和2016年对三峡库区36条支流各进行了一次调查。长度〖JP〗小于50 km的河流设置4个调查断面，长度为50～100 km的河流设置6个调查断面、长度为100～300 km和超过1 000 km的河流均设置8个调查断面。共统计渔获物685.5 ，测量鱼类标本 35 507 尾，鉴定鱼类121种，分属于9目22科78属，种类组成以鲤形目及鲤科为主，其中中国特有种68种，长江上游特有种26种，外来物种9种。小江渔获物种类、中国特有种和长江上游特有种都最多，其次为綦江。研究表明：该区域鱼类以产粘性卵和底栖为主，食性以肉食性和杂食性为主；按照河流的长度分为4组，长度超过 1 000 km 的河流与另外3个河流长度组的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有显著性差异（P<0.05），各河流长度组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无显著性差异（P>0.05），Δ+和Λ+与河流长度无显著性相关性（P>0.05）；库区支流主要经济鱼类是鲤（Cyprinus carpio）、鲫（Carassius auratus）和光泽拟鲿（Pseudobagrus nitidus）。建议严防引进种逃逸，加大对珍稀特有鱼类的基础生物学研究，特别是人工繁殖工作，将对支流鱼类多样性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全局DEA方法测算了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农业用水全局技术效率，并运用 Moran’s I 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关联度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农业用水全局技术效率表现出整体稳定上升但地区间不平衡的特征，且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2）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之间农业用水全局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农业用水效率不仅受到邻接地区的影响，还会受到非邻接地区的影响；除了地理因素之外，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相近也有利于地区间农业用水主体相互学习高效率的用水模式，从而引发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整体农业用水效率的提升；（3)总用水量中农业用水量所占的比例高，会使得农业用水效率显著降低；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都会对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基于遥感数据的光能利用率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计算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其结果对最大光能利用率（εmax）参数非常敏感。利用农业产量统计数据、MODIS遥感数据、气象观测数据和植被光合模型（VPM）推算2001~2011年黄淮海3省（冀、鲁、豫）和长江中下游5省（苏、皖、鄂、湘、赣）各市逐年的农田平均εmax，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黄淮海3省（冀、鲁、豫）和长江中下游5省（苏、皖、鄂、湘、赣）各市农田εmax的11a平均值为0.6~2.8 g C·MJ-1，表现出西北和南部较高、东北和中部较低的分布特征；大部分市农田εmax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存在着明显的年际波动和空间差异；各市农田εmax的年际波动总体呈现北高南低、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大部分市农田εmax的年际变化与单位耕地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P < 0.05）；C4作物面积比例变化也是导致εmax变化的原因之一。在利用光能利用率模型计算农田生产力时，需要发展考虑εmax时空变化的参数化方案。

为明确麦秸不同还田方式对稻麦轮作农田碳足迹的影响，该研究通过开展两年的大田试验，设计了3种麦秸还田方式（麦秸旋耕还田、麦秸翻耕还田和麦秸沟埋还田），并以麦秸不还田为对照，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连续两年对农田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测，并对不同麦秸还田方式的生产资料投入和生产过程碳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1）与不还田相比，麦秸还田显著增加了稻季日均CH4排放，稻麦周年全球增温潜势95%来自稻田CH4排放；（2）在水稻季，农田CH4排放占碳足迹总量比例最大，3种麦秸还田方式中，麦秸沟埋还田处理下碳足迹最小，且能比麦秸旋耕还田处理减少4.9%；(3）在小麦季，化肥投入造成的碳足迹所占比例最大，为64.5%~77.4%，其次是土壤N2O的排放；（4）从整个稻麦周年轮作系统来看，与麦秸旋耕还田和麦秸翻耕还田处理相比，麦秸沟埋还田处理能分别减少4.6%和3.6%的周年碳足迹及8.7%和4.9%的周年单位产量的碳足迹。因此，对于稻麦轮作地区，采用麦秸沟埋还田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之基，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源，其利用效率的高低，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以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市）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个年度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DEA模型估算了耕地利用效率，并通过全局Moran’I、趋势面分析、G*i指数从全局和局部分析了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时空变化特征，最后，借助GWR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耕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间，耕地利用效率高值区的城市数量在不断扩大。在空间分布上，耕地利用效率稳定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省内的达州-德阳-成都-甘孜一线。重庆市耕地利用效率逐年增加的趋势；四川省持续保持高利用效率，且变化幅度不大；而贵州有下降的趋势，云南省则保持低效率利用状态。（2）西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主要为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分布趋势呈现出从西向东递增，以及由南向北倒“U”型递增态势。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空间格局分异显著，具有相对高值（低值）耕地利用效率在空间上呈现较强的组团式集聚分布态势，冷热点空间极化现象较为明显，界线分明，层次清晰，且随着时间变化，冷热点区域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有由“组团式”向“条带式”分布转变的趋势。（3）西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复种指数，耕地质量和灌溉指数的影响程度相当，人均GDP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逐年增加，地形因素的影响逐年减弱。

江心岛沿江地区的泥沙淤积、水流侵蚀以及江堤坍塌对江心岛面积形态、滩涂围垦、航道变化、河口生态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以长江干流第二大江心岛——扬中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影像监测了1973~2017年沿江区域冲淤变化和塌江区域，结合多种资料分析变化成因。结果表明：（1）1973~2017年扬中市沿江地区冲淤变化分3个阶段，不同阶段淤积和冲蚀特点鲜明；（2）经过经纬度定位， 扬中市塌江区域发生在1930年扬中市主岛太平洲右侧两个江心岛之间的夹江与西南—东北向的一条古河道的交汇处；（3）塌江事件与常规水流冲刷无关，古河道出口被堵形成水压，沿江区域江底“深槽”引发“旋流”掏空底部泥沙，加上汛期后江水下泄，内外压力差加大直接引发塌江。

水文连通度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但基于水文连通分析的江湖关系的综合论述尚不足，为此首先阐述了水文连通度的定义和分类；其次，归纳了横向水文连通度量化方法，并讨论了基于横向水文连通分析的江湖关系定义；最后，以洞庭湖为例，引出在人类活动干扰下，江湖关系逐渐发生变化这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对未来进行展望，尝试建立江湖水沙变化、江湖关系演变在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响应模型，提出了可维持生态健康的工程措施，以期加强江湖的治理。

汉江流域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流域水文情势因调水工程和一系列补偿工程发生了重大且长期的调整，分析汉江流域气象水文变化趋势及驱动力对汉江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制定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有着重要意义。综合应用Mann-kendall法、累积距平法、降雨-径流双累积曲线法分析了汉江流域近50 a的气象水文资料。结果显示：年降雨量在汉江上游和下游流域呈增加趋势，中游呈减少趋势。年均气温和年蒸发量在全流域呈上升趋势。1965 ~2016年期间汉江上游流域的水资源基本能满足人类活动的用水需求，但汉江中下游流域水资源不足，且人类活动的用水需求在1977年以后一直呈增加趋势。确定汉江流域水文突变年为1990年和2008年，据此划分汉江流域的水文期为基准期，变异Ⅰ期和变异Ⅱ期。采用累积量斜率变化率得出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对汉江上游和全流域水文变化的贡献率在变异I期分别为26.1%和73.9%，33.8%和66.2%，在变异Ⅱ期分别为19.3%和80.7%，43.7%和56.3%。人类活动是汉江流域径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汉江上游的径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大于汉江全流域。在变异Ⅱ期，人类活动对汉江上游流域径流影响增加了6.8%，但对全流域径流的影响减少了9.9%。

利用汉江流域32个气象站1961~2016年逐日降水资料，分析了汉江流域降水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了海温及大气环流对流域降水的影响。结果表明：雨量和雨日空间分布相似，小雨、中雨的雨量和雨日由西南向东北递减，降水中心位于西南和东南部；流域东北部大雨以上量级降水由偏少转为偏多，而雨强空间分布则没有明显规律。流域降水集中度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加，降水集中期逐渐推迟。海温对降水的影响存在季节差异，春季、夏季和秋季降水分别受前期南印度洋、热带北大西洋和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影响，冬季降水则受海温影响不明显；大尺度大气环流对降水存在影响，冬季欧亚遥相关型和春季西太平洋遥相关型均引起冬季风强度变化来影响冬季和春季降水，夏季副高位置和乌山阻高以及秋季巴湖低槽和印缅槽强度则均通过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强度及交汇位置来影响夏季和秋季降水。

为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科学合理的测算生态补偿额，从经济学角度构建基于排污权的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模型。以福建省境内的闽江流域为例，分别测算流域各城市2011～2015年理论排污权和排污权损失，核定生态补偿额。结果表明：各城市生态补偿总额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福州作为闽江流域的下游城市，其生态补偿总额根据上游城市南平、泉州、宁德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而定；南平、三明作为闽江流域中游城市，生态补偿总额根据上游城市以及自身的水污染物排放情况而定；泉州、龙岩、宁德作为闽江流域上游城市，生态补偿总额主要根据自身排放的污染物情况而定。研究结果可为福建省乃至全国跨界流域补偿总量测算的研究实施提供参考借鉴。结合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测算结果，提出了明确生态补偿主客体、兼顾上下游利益、建立流域排污权制度等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流域内城市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及其造成的损失日益加剧，更好的揭示洪涝灾害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对不同流域下城市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流域城市洪涝灾害风险的形成过程，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防灾减灾能力4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基于格网的流域城市小尺度洪涝灾害风险评价模型，并以景德镇市城区为例，将空间风险定量计算，分析了城市洪涝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最后提出土地利用类型的调整策略。结果表明:从空间上，城区洪涝灾害风险极大值与极小值差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呈现由昌江、南河、西河等河流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减小的方向性变化，不同区域的风险波动性幅度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珠山区昌江沿岸区域为景德镇城区的洪涝灾害高风险区，西部、西南部山区以及东部乡镇由于地势较高，风险水平较低。从时间上，景德镇市城区的洪涝灾害风险最大值呈下降趋势，南部洪涝灾害风险整体变小，但风险集中程度不断加剧，城区西部风险值有小幅度的上升；针对不同的区域特征，通过两种方案对城区内洪涝灾害易涝典型地区进行土地利用类型调整，两个区域风险分别从0.606与0.610降低到0.561与0.571。

通过收集和整理1644~1911年珠江流域旱涝灾害历史文献资料，利用受灾县次划分旱涝等级法重建268a来的旱涝等级序列。并运用滑动平均、累积距平、EEMD、IDW等方法分析旱涝序列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清代1644～1911年珠江流域旱涝灾害频发，且涝灾的频次略多于旱灾，可以将1644～1911年珠江流域旱涝灾害划分为3个偏旱期和2个偏涝期，旱涝变化存在年际（准2 a、准5 a）、年代际（准10 a、准24 a和准54 a）和准世纪际（准134 a）上的3类变化周期。清代珠江流域旱涝灾害的受灾县次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洪涝灾害多于干旱灾害。珠江流域各府（州）的干旱灾害空间分布不均匀，整体上由东向西递减，洪涝灾害的频次空间分布上具有区域相连性，主要集中广东、江西两省以及云南省中部地区。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水文气象时间序列失去了一致性。以湖南省89个气象站点1960~2013年逐日气温资料为基础，选取年平均日最高温度（AMMT）和超过95th分位值的平均日最高温度（POT），研究非一致性条件下湖南省极端高温指数的频率特征。结果表明：湖南省89个站点中有59个站点（66.3%）的AMMT序列和23个站点（25.8%）的POT序列呈现显著的非一致性。利用线性矩法和Cramer-von Mises（C-M）检验等方法，发现广义正态分布（GNO）函数能较好地拟合研究区极端高温指数序列。通过还原途径修正非一致性序列，并对修正前、后不同重现期水平下的极端高温指数的估算值进行对比，发现气候变化条件下AMMT序列在湘北、湘中和湘东南地区呈现强度增强和重现期缩短的趋势，而POT序列仅在湘北和湘东南地区呈现出相似的频率特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