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对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具有明显的梯级差异；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发生在整体层面和下游地区；在产业集聚引导下，整体及下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正向作用有所增强，上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未因产业集聚而改变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解释这一现象的可能途径是处于产业集聚初级阶段的政府主导型集聚使企业倾向于低成本战略，而处于产业集聚高级阶段的市场诱致型集聚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采用差异化战略。依据结论提出缩小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不平衡状况的政策建议。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所构建模型普通线性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Moran’I指数的计算和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经济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伴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有所减小，呈现收敛的趋势。（2）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均出现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差异逐渐收敛等向好趋势。（3）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过程，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研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外资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上海近年来以O₃和PM_2.5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合理评估大气环境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对于环境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上海500位居民开展了关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居民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较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全市在购买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和防雾霾口罩方面的开支约为23亿元/a；在所有受访者中，有56%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有支付意愿，且收入、学历和患病程度与愿意支付的概率呈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从支付金额来看，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对于减少一天雾霾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4元/户，推算至2016年全市整体的支付意愿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学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患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防护意识与支付金额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进一步比较上海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和居民支付意愿，从全社会成本角度，进一步开展污染减排具有成本有效性。

土地开发度（LDD）是衡量区域人类活动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分析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能更加深刻的认识人类活动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为研制区域差别化的土地管控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全国345个城市2009~2015年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其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全国土地开发度从2009年的4.1%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4.47%，并在东、中、西3个区域上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2）345个城市的土地开发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土地开发度高的城市主要在城市群集聚，并在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表现较快增长。（3）全国土地开发度由投资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转变为产业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东、中、西3个区域土地开发度的主导驱动因素有所差异。

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之一的公共绿地往往最容易被改变性质和用途。开展城市公共绿地价值评估，是当前城市规划、绿地保护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梳理西部城市群中典型的甘青宁3个省会城市的公共绿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用CVM调查法评估城市公共绿地的服务价值。研究表明：兰州市城市公共绿地提供的生态服务总价值约为 3 324~3 761 万元之间，西宁、银川两市因城市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公共绿地提供的生态服务总价值较兰州市略低；分析社会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得出职业、收入、性别等变量对支付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大；比较单位公共绿地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产出可以发现，兰州市单位公共绿地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产出最高约为1.57~1.77元/m²，兰州市城市公共绿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产出效率较高。

以南京市为研究区，选取22个3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基于ArcGIS平台可达性计算的网络分析与栅格分析方法，分析了在步行+共享单车+地铁新型低碳出行方式之下，现阶段和地铁第二期建设完成阶段居民到达旅游景点的最短时间与平均时间以及变化情况，发现二期地铁的建设使旅游景点的平均时间可达性减少了3.96 min；现状地铁下有8个旅游景点可达性较好，14个一般，二期地铁建设完成后，将有16个景点可达性较好，6个一般；老城区内居民前往景区的平均时间可达性内部差异小，栖霞区、江宁区、雨花台区、浦口区内部差异大；有62.87%的区域在二期地铁的建设下可达性变化在5 min之内，可达性变化大的区域基本与二期新增地铁线路经过的区域一致。

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InVEST模型产水模块，定量分析了江苏省2000~2015年产水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水源涵养功能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江苏省多年平均产水量为571×108 m³/a，水源涵养总量78.39×108 m³/a；（2）2000~2010年江苏省水源涵养功能呈下降趋势，2010~2015年有所回升，考虑到降水因素，江苏省实际水源涵养功能持续降低；（3）土地利用变化使15a来水源涵养功能下降15.2×108 m³，降低幅度为16.9%；（4）流域尺度上水源涵养功能与江苏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关系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以为土地利用优化、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参考和支持。

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是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研究水环境系统的内在机理，综合考虑影响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借助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DPSIRM）框架构建水环境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变权灰色云模型的评价方法，对2004~2014年江苏省水环境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4~2014年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指数由47.056提高到63.210，脆弱性等级由“重度脆弱”演化为“中度脆弱”，并长期维持在“中度脆弱的”等级，2014年出现了向“轻度脆弱”状态转变的趋势。分析各个子系统对水环境系统脆弱性影响程度可知，影响子系统和响应子系统对江苏省水环境脆弱性系统的影响程度逐年增加；而压力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对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逐年下降；其它子系统对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维持在一定水平小幅度波动。

为了遏制长沙市城市的无序扩张，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保障生态空间质量，划定长沙市城市开发边界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居民活动空间扩展，选取人口密度、居民活动分布、基础设施布局等多源时空数据，通过量化居民活动空间扩展概率，并利用植被覆盖度构建生态约束强度，确定二者协调规则，作为CA模型的约束条件，进行城市建设用地模拟，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结果表明：划定的长沙市城市开发边界，结果与长沙市“十三五”规划的城市空间发展框架基本一致，对未来建设用地扩展方向预测合理，而且避免了侵占重要生态资源，达到了兼顾城市空间发展和生态资源保护的多重目的。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特征，可以为将来的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提供基础。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期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转移方向、利用程度3个方面定量分析了重庆市200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持续减少，且耕地减少速度呈增大趋势，主要减少区域分布在主城及周边区县；林地、水域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2）区县之间各类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对速率差异较大，其中草地的相对变化率相差最大，其次为水域、耕地和林地。耕地变化最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城乡建设用地在各区县均有较大变化；水域发生较大变化的区县均与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关。（3）重庆市在2000~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最剧烈，随后朝着越来越稳定的方向发展；区县间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程度差异明显，但这种差异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4）渝东北、东南区域耕地、林地、草地之间转换活跃，但活跃度随时间后移递减；耕地一直是其他地类最主要的转入来源之一，城乡建设用地越来越成为其他地类的主要转出方向。（5）重庆市土地利用水平总体上处于发展期，土地利用程度的区域分布格局基本上保持不变，但差异明显，越往东北、东南区域，土地利用程度越低；全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的分布格局呈现为以渝中区为核心从内到外依次为“弱变化——剧烈变化——较强变化——较弱变化”的圈层扩展形态。

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方面出发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TOPSIS模型对江苏省近年来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进行诊断分析可以优化区域土地的合理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依据。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6年江苏省土地利用综合功能经历了一般—良好的发展阶段，综合功能在不断优化；经济功能经历了较差—一般—良好—优秀—良好的发展阶段，虽然有所波动,但其依旧呈增长态势；社会功能经历了较差—一般—良好—优秀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持续稳步提高趋势；生态功能经历了一般—良好—一般的发展趋势，整体呈下降趋势。另外土地利用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子目标的障碍度在逐年下降，对目前江苏省土地利用有效性起制约作用的主要是生态功能，应减少废水排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等污染造成的生态破坏，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同时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土地利用过程中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的协调发展。

绿水资源表示水循环通过降水渗透入土壤非饱和层并由植物蒸腾或土壤蒸发返回大气层的水汽，是农业作物生产的重要基础，但是通常被传统流域水资源管理所忽视。基于流域水量平衡和蓝水绿水综合思维，将绿水资源纳入流域水资源管理体系。在绿水信贷理念和博弈建模分析框架下，结合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多目标优化及情景比较分析，利用绿水管理措施合理优化配置流域蓝水绿水资源，采用绿水生态补偿协调处理上下游利益冲突的博弈问题，探索性地提出了流域绿水管理博弈框架。该框架通过博弈建模可以识别分析流域绿水管理问题的博弈空间、博弈结构和纳什均衡等博弈特征；通过合作博弈约束条件改进的多目标优化，可以计算流域绿水管理情景的绿水补偿标准和帕累托最优收益。将建立的绿水管理博弈框架应用于涟水流域实例研究，NSE、R2、PBIAS、p-factor与r-factor等模拟效果评价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涟水流域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蓝水绿水模拟均达到可信程度。上下游收益变化、绿水补偿标准与帕累托最优解集等博弈分析结果显示，涟水流域整体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收益明显改善，其帕累托最优收益平均增长2.72亿元/a，年均绿水补偿标准折合1.94、1 253.7元/hm²。实例分析表明提出的绿水管理博弈框架在涟水流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因此，该方法可以为流域蓝水绿水管理试点研究及其绿水补偿标准核定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具有一定程度的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采用1961~2016年中国2 481站的冰雹、大风、雷暴和闪电日数数据，利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中国4种灾害性对流天气日数时空分布特征、周期变化规律和气候突变特征。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中国4种灾害性对流天气日数呈减少趋势，且冰雹和雷暴日数具有“先增后减”的分段变化特征。中国冰雹、大风、雷暴和闪电日数分别具有3~5 a、2~3 a、1~2 a和1~4 a左右的振荡周期，且冰雹和雷暴日数分别于2002和1992年发生突变。（2）在空间上，青藏高原四川西部地区是冰雹、大风和雷暴日数的高值分布区。同时长江以南地区也是雷暴日数的高值分布区。华南及其同纬度的西南地区是闪电日数的高值分布区。（3）在趋势上，中国冰雹日数主要在青藏高原地区呈减少趋势。大风日数变化趋势呈东部减少中部不变西部增减镶嵌的空间格局。雷暴日数在西藏、华北、重庆、浙江和黑龙江西北部呈增加趋势。中国闪电日数变化趋势在长江以南地区减少明显。（4）在波动上，中国冰雹日数在东南地区波动较大，大风日数在胡焕庸线以东波动较大。中国雷暴日数波动特征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闪电日数除在新疆北部和华南地区波动动较小外，其它地区波动相对较大。

鄂西水系是国家级水源保护区，也是湖北省重要的生态旅游区。为了解鄂西水生态健康状况，于2014年10月~2017年1月不同时段在宜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示范区卷桥河（J）、清江利川段（Q）、宜昌市水源地黄柏河（H）和丹江口入库河流天河郧西段（T）开展了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研究。研究表明：4个河段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5门8纲18目61科。基于底栖动物指示种耐污性及其丰度占比分析，表明J、Q和T三河流污染程度沿水流方向呈加重趋势，而H水体健康状况整体较好。运用FBI和SIGNAL底栖生物评价指数，显示四条河流健康程度沿水流方向均呈下降趋势，但H变化趋势平缓，结果表明H水体上下游均处于较健康状态，其他3条河流上游或源头水体健康状况良好，下游受到较重污染。对主要环境因子（TP、NH₃-N、COD_Mn和TN）做主成分分析表明，轴1的解释率达到65.1%，表明轴1可以有效表征主要环境压力梯度。FBI和SIGNAL指数与轴1线性拟合度均较高，表明二者在鄂西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估中可作为快速生物评价指数。

利用2013年11月武汉市逐日空气质量资料、地面气象观测资料、NCEP/NCAR再分析资料和L波段雷达探空资料，通过WRF模式模拟空气污染生消过程中的局地气象条件变化，探讨特殊地形条件下边界层结构变化和局地环流在污染物生消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表明：（1）武汉地区当背景环流场强的时候，由地形引起的局地流场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就弱，反之当背景环流场弱的时候, 地形对流场影响明显:夜间为山风，白天为谷风。夜间山风与偏西北气流及偏东气流在武汉及周边地区辐合，形成气流汇聚带，在武汉地区形成一个反复污染带,即由地形引起的局地流场对污染物扩散的贡献就大；（2）武汉地区发生空气污染时，地面湿度较高，边界层呈上干下湿状态，其特征为暖而干且有偏东小风，这导致污染物不断堆积和重污染过程的形成。

 岩溶地下水是岩溶区重要的水资源，因岩溶水文系统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其一旦遭受污染便很难再恢复。以重庆亚高山金佛山水房泉为例，通过计算2008年和2016年各水化学参数的浓度增降幅度和地球化学敏感性指数，对比分析各水化学参数及其地球化学敏感性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水房泉水化学类型为Ca-HCO₃型，受水岩作用控制。旅游活动产生的生活污水自2013年起被分成两条管道，住宿排污经过泉域内化粪池的沉淀降解后排入地下，使得2016年水房泉中K⁺、Na⁺、PO₄^3-浓度较2008年降低，显示化粪池对污染物具有有效的调节作用；而餐饮排污未经处理仍直接排入地下，导致流域出口水房泉中Cl ^-、NO₃^-浓度呈翻倍增长，水质恶化。污水还加剧了碳酸盐岩的溶蚀，地下水中HCO₃^-、Ca²⁺、Mg²⁺浓度上升。由于旅游高峰期与非高峰期的游客量差距逐渐缩小，2016年各化学组分的敏感性指数多低于2008年，地下水受旅游活动影响的时间变长；分别对比不同水文年各主量组分的敏感性指数大小和离子当量浓度大小，发现2008年两者排序基本一致，而2016年较为混乱，这可能表明研究区地下水系统逐渐从有序转向无序的状态，稳定性被破坏，熵值增大。

 卫星降雨产品作为缺资料或无资料地区估算流域降雨径流的一种途径，适用性尚需大量实验研究。以澴水花园流域为研究区，综合评估了TRMM(3B42V7)、TRMM_RT(3B42V7)、PERSIANNCDR和CMORPH 4个卫星降雨产品在流域平均雨量计算与径流模拟中的精度，设置多方案与多种水文模拟情景全面检验各降雨产品的可靠性与适用性。研究表明：(1)在研究期2002~2013年，没有一个卫星降雨产品对所有精度评价指标均表现最优，PERSIANN始终表现为最差；(2)各卫星降雨产品对于不同年代和不同统计时段的精度差异明显，且一般汛期精度高于全年精度。各年代精度最高的卫星降雨产品在年与汛期尺度上与实测雨量相关系数均超过0.9；(3)各卫星降雨产品对有雨日降雨探测能力较强，但空报率较高，所有卫星降雨产品对于年最大1 d、3 d和7 d降雨估算误差较大，无法达到可利用精度；(4)采用卫星降雨产品进行径流模拟时，以相应的卫星降雨进行水文模型参数率定可获得更高的模拟精度。TRMM_RT与CMORPH日径流模拟精度较好，CMORPH月径流模拟精度较好。总体而言，CMORPH更适用于径流模拟。对于典型的3场大洪水模拟结果表明，TRMM_RT和CMORPH对洪峰与洪量（径流深）的模拟精度相对较高。

溶解性有机碳（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是泥炭地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北方泥炭地，而对亚热带季风区泥炭地DOC动力学的认识十分有限。利用紫外可见光光谱（UV-Vis）和三维荧光光谱结合平行因子分析法（EEM-PARAFAC）研究了神农架大九湖泥炭地孔隙水的DOC浓度与化学组成及其影响因素。EEM-PARAFAC的结果表明：大九湖泥炭地孔隙水DOC主要包含3种类腐殖质组分。紫外可见光和荧光指标表明，泥炭孔隙水DOC表观分子较小，而芳香度较高。深度剖面数据表明，泥炭孔隙水DOC浓度随深度降低，0~10 cm深度浓度最高为24.16 mg/L，150~160 cm深度浓度最低为9.72 mg/L，并且深层DOC以微生物代谢产生的新鲜有机物为主，具有较低的腐殖化度。此外，氧化还原电位（ORP）与DOC浓度及化学性质关系密切。以上结果表明，在亚热带泥炭地中，微生物来源或受微生物改造的有机物是泥炭孔隙水DOC的重要组成部分；垂向输送或选择性保存是影响该亚热带亚高山泥炭地DOC动力学的重要因素。

为了研究九龙江流域河流中溶解碳变化规律，分别于2017年7月与2018年1月对九龙江河水溶解无机碳（DIC）与溶解有机碳（DOC）进行了分析。丰水季河水DIC浓度为7.50~49.04 mg/L，平均值为22.12 mg/L，枯水季DIC浓度为8.84~84.91 mg/L，平均浓度41.17 mg/L，丰水季河水中的DOC浓度为0.54~2.89 mg/L，平均值为1.04 mg/L，枯水季河水中DOC浓度变化在1.34~3.56 mg/L之间，平均值为2.34 mg/L，据此计算了九龙江河水DOC、DIC的入海通量。研究结果表明九龙江河水中溶解碳具有显著的时空变化特征，通过与中国其他河流溶解碳数据对比，解释了碳酸盐岩的风化、气候变化、河流中浮游植物以及人类活动对九龙江河流溶解碳浓度的影响。

纳米颗粒(NPs)因其广泛的应用而备受关注。NPs会改变重金属(如Pb)在生物体内的富集和毒性作用。因此，研究选择国际公认的模式动物斑马鱼(Danio rerio)为研究对象，开展纳米二氧化硅(nano-SiO₂)对Pb在鱼体内的积累和甲状腺内分泌系统干扰的研究。受精2 h后的斑马鱼胚胎，单独暴露于环境相关浓度的Pb(如0, 5, 10和20 μg/L)或与无效应浓度nano-SiO₂(如25 μg/L)复合暴露至144 h。结果表明：和nano-SiO₂复合暴露后，斑马鱼幼鱼体内Pb的含量显著高于同浓度下Pb单独暴露(P<0.05)。此外，Pb或nano-SiO₂单独暴露都不会显著改变斑马鱼幼鱼体内甲状腺激素(T4和T3)的含量(P>0.05)；但当两者复合暴露后，斑马鱼幼鱼体内T4和T3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或同浓度下Pb单独暴露组 (P<0.01和P<0.05)。在Pb单独或与nano-SiO₂复合暴露下，tshβ基因的表达都显著上调，但ttr和tg基因的表达都显著下调，并且复合暴露造成基因表达水平的改变较同浓度下Pb单独暴露相比更明显(P<0.05)。上述结果指出，nano-SiO₂会增加Pb在生物体内的富集，从而对斑马鱼幼鱼的甲状腺内分泌系统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农户是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从农户视角来评价秸秆还田服务绩效水平，并诊断其可能的障碍因子，可为提高秸秆还田服务绩效提供决策依据。从秸秆还田服务过程和秸秆还田服务结果两个阶段、农户经济人属性和社会人属性两个方面构建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通过对冀、鲁、皖、鄂四省农户的问卷调查，评价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山东省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为“优秀”，河北省的绩效水平“一般”，湖北省和安徽省绩效水平“较差”。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农户对秸秆机械化还田结果的评价，其次是还田过程阶段的评价；影响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的主要因子为还田服务后社会发展情况、耕地病虫害情况、还田政策补贴及还田后耕地熵情的评价。为此，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绩效水平，加强对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宣传推广，积极完善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等政策措施，提高还田后配套化设施及服务供给，应是当前政策关注的重心。

消落带是三峡库区重要的生态交错带，但自发农用和无序开发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氮磷流失，进而加剧三峡库区水体富营养化。通过对库区连续3 a的定位监测（2011~2013年），研究了三峡库区消落带农用坡地的磷素流失特征。结果表明：次降雨事件中常规施肥处理的地表径流、壤中流总磷平均浓度分别为0.848±0.153、0.140±0.006 mg/L，其中地表径流中磷的形态以颗粒态为主，壤中流以溶解态的生物可利用磷为主。常规施肥下，地表径流、壤中流磷素年均流失通量分别为0.236±0.004、0.100±0.003 kg·hm2，地表径流、壤中流磷素流失通量分别占总流失通量的70.2%、29.8%，地表径流是坡地磷素流失的主要途径，但壤中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减量施肥处理地表径流、壤中流磷素流失量分别降低了45.3%、40.0%。建议采取减量施肥的方式，以降低营养盐负荷，保护水环境。

运用地统计学、地理信息系统、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江西省不同地貌单元耕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尺度分为省域尺度、完整地貌单元尺度和完整地貌单元相对应的县域尺度。结果表明：(1)不同尺度下耕地土壤有机碳均值差异显著，变异系数基本不变；(2)从县域尺度到地貌单元尺度再到省域尺度，块金效应值和空间自相关距离呈增大趋势；(3)不同尺度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级别和面积比例差异明显，小尺度插值图信息更丰富；(4)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秸秆还田、成土母质、土壤类型、高程和土壤侵蚀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存在显著影响，但不同尺度下影响程度有所差异。秸秆还田和土壤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影响不存在尺度效应，成土母质、高程和土壤侵蚀对其影响存在尺度效应。结果可为详细地理解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及估测土壤有机碳密度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基于湖北省4个地区的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效应值分别为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