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效率是城市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2016年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分析，并借助GMM估计方法揭示其驱动因子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结果发现：（1）创新综合技术效率上，创新效率由2006年的0.731增长至2016年的0.807，以2011年为拐点，呈现平稳发展期和波动变化期两段式特征。“东弱西强”梯度分异格局显著，二元格局差异逐渐弱化；（2）城市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Malmquist指数由2006年的6.2%提高至2016年的18.4%，增长态势相对稳健。空间分异总体上不明显，具有“发散-收敛-发散”的三段式演化特征；（3）GMM回归结果显示，驱动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和三大次级城市群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信息化进程、经济基础、外商活跃度有助于激励城市创新效率提升，金融规模阻滞作用显著，而第三产业规模、创新平台、政府支持力度则异质性作用明显。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透过可达性视角解析我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和供需关系。首先，以我国2008~2017年高铁线路为对象，根据日常可达性(DA)增量描述高铁线路可达性空间演变特征。其次，通过人口加权可达性(PWA)增量刻画我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和高铁线路供给水平的空间特征。第三，以高铁客运班次数表示高铁需求程度，通过因子叠加法与多元回归方程探讨高铁可达性的供需关系。结果显示：（1）在PWA增量及其效率中，干线高，延伸线低，东中部地区线路高，全国高铁网络外围和末端线路低，PWA增量及其效率自东向西整体递减，高铁线路PWA空间效率呈现出“树状结构”、“核心-外围结构”和区域梯度差异，2012年以后高铁PWA增量及其效率出现逐年递减趋势。（2）高需求线路主要是东中部地区高铁干线，低需求线路主要为中西部地区高铁干线和延伸线。（3）高铁线路供需匹配程度高。“双高型”线路为少数高铁主干线，“双低型”线路数量比重高，包括西部地区高铁线路、高铁延伸线以及网络末梢线路。（4）城市PWA增量是高铁客运量高低的关键因素，能够用来预测规划高铁城市客运规模。

交通与经济系统相互影响又互为合作，二者的良性反馈与循环是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切实保证。基于安徽省77个县（市）域研究单元，利用公路交通路网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交通优势度模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考量分析了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安徽省县域公路交通路网密度北高南低，总体较优；交通可达性呈“单核”圈层分异；区位优势度呈“多核”圈层分异；交通优势度正介于“多核”向“单核”圈层转变的过渡状态。（2）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化，低发展水平单元基数较大；优势单元多集中于皖江城市带地域；地级市市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周边县（市）。（3）全省县域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良好，但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县（市）公路交通发展超前经济。如何依托既有公路交通支撑，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是打造全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关键。

针对重庆市江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底和土地利用特点，从承载强度、承载效益、承载潜力3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津区2007~2016年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得出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2007~2016年期间，江津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土地资源承载力仍然偏低，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状态均未达到良好状态，仍需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差距近年有所减小，空间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各子系统对承载力的贡献大小不一，承载强度贡献最大，承载潜力次之，承载效益贡献最小，承载效益是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关键;（3）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是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林地占比、人均生态用地、环保投资指数、人均耕地面积、水域占比、水土流失率、未利用地占比、单位农用地产出，各乡镇障碍因素差别较大;（4）障碍因素不同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措施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城区和工业园区所在地应适当控制人口数量，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应大力实施耕地休耕和退耕还林政策，促进农民生计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受生态保护限制的地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

近年来，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构建产业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此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最后运用断尾回归方法找出影响我国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生态化水平可以划分为领先区、发达区、中等区和落后区4大类型，各省区产业生态化水平虽都有所提高，但差距显著，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产业结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R&D经费投入、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据此从产业系统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提出加快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了优化上海城市生态网络结构，综合应用景观格局、景观格局指数以及景观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上海城市生态品质提升途径。首先，应用面向对象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获得了2008年和2015年上海市建设用地、农业用地、水域和绿地等景观类型分布，应用Fragstats软件获得景观格局指数，比较了城市景观格局和景观格局指数的演变；其次应用最小成本路径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网络，与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叠置，确定了生态网络结构的间断点；最后与《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比较，提出了城市生态网络发展建议。本研究获得如下结论：（1）2008~2015年，上海市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绿地和水域的面积比例由38∶51∶5∶6演变为 46∶39∶7∶8。（2）上海市景观格局日趋破碎化、复杂化，连通性下降；建设用地的优势景观类型地位强化 ，郊区建设用地呈现破碎化入侵，农业用地面积减少且破碎化；绿地系统面积增大，但连通性不足，结构待优化。（3）经最小阻力分析获得上海市105条潜在生态廊道线路，在浦东新区、奉贤区、金山区、松江区和青浦区具有较好的环状度；经叠置分析识别出上海市骨干生态廊道的62个间断点，主要分布在青浦区、松江区、浦东新区以及奉贤区。（4）经比较分析发现，城市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网络骨架基本保持，但局部的生态网络结构存在问题，上海西北部和北部的生态廊道空间萎缩，东南部生态空间出现碎片化。

以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学模型和ArcGIS软件综合分析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为景区村庄的布点选址和建设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浙江的3A级景区村庄整体上呈空间均匀分布状态，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分布特征明显，总体上核密度聚集区趋向接近中心城市，表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三大核心格局；整体上可达性较好，平均可达时间为31.6 min，平均可达性的区域间差异明显，受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的影响较大；不同类型景区村庄县域可达性呈显著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主要是围绕以湖州、嘉兴市为主的浙北和以绍兴、宁波市为主的浙东地区，冷点区主要是以丽水市为主的浙西南地区和舟山群岛。景区村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主要与基础肌理和经济政策两个关联条件相关。

认识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的耦合作用规律是确保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基于模型模拟、GIS和多目标情景模拟等方法，在定量分析粮食生产对耕地利用变化动态响应基础上，分析流域粮食生产变化的关键驱动要素及粮食增产潜力，为流域耕地利用动态调控和粮食安全问题解决提供参考。结果表明: (1)1985～2015年流域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变化空间集聚性显著，耕地量变、耕地利用结构和方式变化幅度分别为39.2%、23.6%和19.3%，上述变化导致粮食减产44.1%；(2)1985～2015年耕地量变对流域粮食减产贡献率为50.7%，耕地利用方式变化和耕地量变则分别以43.4%和76.3%的贡献率成为前后15年粮食减产的主要驱动因素。集聚在流域北部56.8%的区域受耕地量变影响显著；太湖东南24.3%的区域和杭州-桐乡-嘉善一线等18.9%的区域分别受耕地利用方式和结构变化影响较大。随时间变化，耕地量变影响加剧，粮食减幅增加；(3)未来耕地数量持续减少，粮食安全压力较大，低-中-高方案变动下耕地量变影响范围缩小53.5%，耕地利用方式和结构影响区分别增加了2倍和1.25倍，粮食增产区由5.4%增加到54.1%。不同区域粮食生产对耕地利用变化响应的时空差异显著，未来响应变化敏感区将是流域粮食增产潜力区和耕地利用关键调控区。

推动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依托的粮食规模经营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江苏省水稻规模经营主体调查数据，运用计量分析及DEA-Tobit模型，从主体差异、要素配置、管理营销等方面，实证检验规模经营综合技术效率的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现阶段水稻规模经营的综合技术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分解后的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有待提升。规模经营带来了水稻投入成本、总收益及劳动生产率的同步上升，区域差异明显。规模差异比属性差异对综合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农场、合作社与企业对综合生产效率的影响依次上升。开展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经营较为适宜。提高产品价格更能促进各类主体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要素配置及管理经营能力对综合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效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效应。提高劳动力生产经验及稳定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综合技术效率的改善。完善价格市场、政府引导技术推广和加大土地连片整治对各种效率的提高也起到积极作用。大力培育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有助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

通过构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线性加权法、DEA-Malmquist指数、重心演化轨迹、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以湖南省14地市(州)为例，从规模和效率的维度，对区域旅游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年均增长率较高地区其全要素生产率亦较高，时序变化特征较为耦合；不同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稳定的以长沙为中心的“单极-点状”空间格局，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相对均衡，演化较为活跃和频繁，但热点地域单元仍然趋于固定。(2)从重心偏移轨迹来看，旅游发展规模重心呈现分散偏移特征，旅游发展效率则以集聚偏移为主，均呈现向东南方向偏移的趋势；基于空间重叠性缩短与变动一致性增强的结果，二者重心变动的空间耦合特征逐渐增强。(3)伴随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热点区的集聚成簇，其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虽存在一定的圈层分异，但中高度耦合协调度地域单元趋于固定和集中，由长株潭城市群向南北两侧纵向延展。

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遥感影像分类解译、气象、统计年鉴、百度地图等多源数据，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模型、基于NPP与NDVI的生境质量指数评价、InVEST生境质量评价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模型与方法，对黄山市2017年生境质量进行了评价，定量识别了黄山市生境质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其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1）黄山市2017年综合生境质量总值为1.84×1010元，平均生境质量值为18 627元/hm2，在空间上表现出西部优于东部、北部优于南部的分布特征。（2）县域尺度上祁门县生境质量最优，屯溪区生境质量最差，乡镇（街道）尺度上环太平湖的龙门乡生境质量均值最高，昱中街道最低。（3）地形是影响生境质量空间分布的重要基础因素，海拔、地势起伏度、坡度、坡度极差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均在0.6以上，其中坡度比海拔影响力更大。（4）旅游活动是黄山市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重要外在动力，旅游区生境质量较其他区域与海拔等因素的相关性更高。高等级旅游资源聚集且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区域发展为规模大的旅游接待、集散中心，成为生境质量低值区；高品质旅游资源聚集，但受限于区位、地形与资源保护，成为生境质量中值区；旅游资源分散区，未形成集聚效应，且交通不便，原始生境保持较好，成为生境优质区。空间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生境质量空间分异形成机理。

精准识别农村潜在土地利用冲突是预先权衡和协调冲突用地，指导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以西峡县东坪村为例，综合考虑“发展建设—农业生产—生态维护”多重土地利用目标，进行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用地倾向性评价，建立倾向性比较矩阵识别潜在土地利用冲突区域，并根据识别成果提出相应的差别化管理建议。结果表明：东坪村有47%的土地存在明显潜在土地利用冲突的风险，包括冲突一般区和冲突激烈区，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20.61%和26.39%。冲突激烈区（J）中J1涉及面积最大，占土地总面积的18.84%，是接下来土地利用工作中亟需防治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用地优势区和冲突微弱区分别占土地总面积48.13%和4.87%。总体来看，东坪村内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范围较大，程度较强，冲突形势较为严峻。

开展泥石流灾害易发性评价，了解区域泥石流易发程度的整体特征和空间异质性, 为区域宏观层面国土空间布局及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等提供依据。基于小流域评价单元，选择距断裂带距离、岩性、melton比率、流域延伸率、流域高差率、河流弯曲系数、流域水系密度、平均植被覆盖度、年均降水量、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等11个评价指标，采用确定性系数模型CF和多因子叠加权重确定法开展怒江州泥石流易发性评价研究。将易发性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并以研究区历史泥石流灾害对易发性评价结果验证。结果表明：极高易发区面积仅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31%，但发生泥石流灾害的数量占泥石流总数的29.75%；高易发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12.29%，发生泥石流的数量占22.59%。最后通过独立样本验证，易发性评价模型性能（AUC=0.742）良好。怒江州泥石流灾害易发性评价结果与历史泥石流灾害点空间分布较为吻合，表明选取的易发性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可行，评价结果可为怒江州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DEM与1995、2005、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通过InVEST模型、GIS空间分析方法评估长江中游经济带生境质量的时空分异特征，并采用回归分析、地形位指数研究生境质量的地形梯度效应。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经济带生境质量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整体上水平较高。高质量生境主要分布于山地丘陵区及水域，低质量生境分布于农业城市区；（2）1995~2015年，境内高质量生境存在向低质量退化的趋势，平均生境质量略有下降；（3）生境质量变化水平呈现“北部及东部提升-中部及南部下降”的空间格局，江汉平原和江西省东部地区的生境质量有所提升，生境质量下降区域主要位于中部重要城市连接成的环形带上；（4）生境质量存在显著的地形梯度效应，随着地形位提升，高等级生境质量的县级单元数量逐渐增加，平均生境质量相应提升。1995~2015年，1等地形位的生境质量提升，其余等级地形位的生境质量表现为下降趋势。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长江中游经济带生境质量的时空变化过程，可为长江中游经济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理论支持。

大河入海河口由于巨量泥沙堆积以及潮汐作用，往往发育着河口沙岛。崇明岛是世界上典型的河口沙岛，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泥沙来源锐减以及河口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给崇明岛周边岸滩沉积环境带来深刻影响。研究依据2015年9月~2018年4月对崇明岛周边14个岸滩断面的表层沉积物采样数据和定点水文观测资料，分析崇明岛周边岸滩沉积环境特征和区域性差异，探讨不同岸滩断面沉积过程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崇明岛岸滩沉积物以砂质粉砂和粉砂质砂为主，沉积物中值粒径总体表现为南岸>北岸>东滩，平均为48 μm。南、北岸岸滩总体表现为坡陡、滩窄，沉积物自西向东逐渐变细的特征，北岸岸滩坡度略缓，南岸崇头至庙镇之间存在局部细颗粒物质沉积区；东部岸滩滩宽、坡缓，整体表现为“北细南粗”的沉积特征。岸滩沉积断面上，上细下粗，高潮滩处粘土组分含量相对较高，水下斜坡和河槽底部粉砂含量较高。南、北支河势演变形成了崇明岛“南坍北涨”沉积环境的分布格局；径、潮流作用对岸滩断面沉积物分布特征影响明显；风浪对崇明东滩浅滩沉积物具有强烈的分选作用；潮滩植被主要影响细颗粒沉积物在潮间带的分布；流域来沙减少对崇明东滩前沿沉积环境趋势影响显著。

升金湖湿地是安徽省内的唯一以越冬鹤类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对越冬鹤类地理分布的影响在恢复湿地生态系统、保护鹤类种群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文对升金湖湿地的白头鹤、白鹤、灰鹤及白枕鹤越冬鹤类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合升金湖湿地1986~2017年间的8期遥感影像分析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并探讨了景观格局变化对越冬鹤类地理分布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1986~2017年间，升金湖湿地景观格局变化显著，斑块数量增加，景观破碎化严重。泥滩地、草滩地、建设用地、水田面积总体呈增加态势，旱地、林地、芦苇滩地及水域面积总体呈减少态势；4种鹤类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鹤类主要地理分布区域为水域、水田、芦苇滩地、泥滩地及草滩地；升金湖湿地景观破碎化不断加剧，鹤类地理分布区域面积整体上在逐渐减少，适宜鹤类生境面积减少，直接导致近30年来鹤类数量逐渐减少。

基于1990~2017年监利、城陵矶、螺山3站水位及流量数据，采用差值法、流量距平法、相关系数分析法，分析三峡水库运行下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区的水情态势及相互顶托作用。与三峡水库运行前比较：（1）三峡水库不同调度方式运行后在不同流量、水位下江湖交汇区的监利、城陵矶、螺山3站水位流量均有所变化，调洪期3站在不同流量下水位降幅均大于0.50 m，不同水位下流量减幅均超过2 000 m3/s，补水期流量增加幅度均在1 000 m3/s以上，水位上升幅度都在0.50~1.00 m之间；（2）三峡水库全程调度运行后监利、城陵矶、螺山3站之间的水位流量相关系数在0.50~0.96之间，相关系数提升0.1~0.35, 表明交汇区水位流量相互顶托作用均呈减弱状态；（3）三峡水库在预泄、调洪、蓄水、补水4个调度时段中，监利、城陵矶、螺山3站调洪期和补水期相关系数变动幅度分别为0.04~0.35和0.1~0.39，预泄期和蓄水期的相关系数变动幅度分别为0.01~0.1和0.005~0.4，总体上江湖交汇区的水文相互顶托强度有所减弱。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正处于从政策转换为法律的关键时期，亟需深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在机理和法治化路径，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进而保障全国与区域的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以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为指导，是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制度、生态空间分类分级管制制度和有效性评估制度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视角分析，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制度建立统一框架，将关联性部门纳入到自然资源管理与实施活动中，进行利益的调节与分配；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灵活性角度分析，依据生态空间的弹性和承载能力的不同，采取适应性管理和缓解措施，建立分类分级管制制度；生态系统的动态性方面分析，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必须考虑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建立有效性评估制度。

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高温热浪频发，已成为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气象灾害之一。基于BNU-ESM模式的气候工程（G4试验）和非气候工程（RCP4.5）情景下的2020~2099年日值最高气温数据和平均气温数据，采用韦伯分布理论，对比分析了气候工程实施中（2020~2069年）和实施结束后（2070~2099年）的中国极端高温强度区域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两种情景下的对比表明，气候工程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不同重现期的极端高温强度空间高低分异特征。两种情景下的极端高温强度在两个时段均呈青藏高原低，东部和西北高的空间分异特征。（2）两种情景下的对比表明，气候工程在两个研究时段均有助于中国不同重现期极端高温强度的缓解，且实施期间的缓解作用明显高于结束后。（3）气候工程情景下2020~2069年与2070~2099年的对比结果表明，气候工程实施结束后并未引起极端高温的强烈反弹，且气候工程实施期间对极端高温强度的缓解作用明显高于结束后。（4）对比气候工程实施前后中国平均气温变化，结果表明气候工程使得中国平均气温至少降低了1.25℃，有效缓解了全球气候变暖，有利于《巴黎协定》1.5℃温控目标的实现。在当前1.5℃温控目标下，平均气温的降低有助于减少和缓解更多极端高温事件的频次与强度，深化气候工程对极端高温事件影响的认识。

 基于全球大气PM2.5年均浓度栅格数据集，采用重力模型、变异系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从区域、省域、市域、县域和栅格等多个尺度，对长江经济带PM2.5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1)1998~2016年，长江经济带PM2.5年均浓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大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2005年是长江经济带PM2.5年均浓度变化的重要拐点；(2)长江经济带PM2.5的时空演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在不同空间尺度上，PM2.5年均浓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具有明显差别，但其空间差异均呈扩大态势；(3)长江经济带PM2.5年均浓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主要表现为高值集聚特征。

在全球升温的背景下，为掌握淮河流域极端气温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变化规律，以提高淮河流域对极端气温灾害的应对能力。以淮河流域1961~2016年149个气象站点、太平洋气候因子和NCEP/NCAR再分析数据为基础，利用优化的非平稳性（Transformed-Stationary）极值分析方法、空间Ward-like层次聚类分析方法、M-K趋势分析和经验正交函数分析方法（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对淮河流域极端气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年最高气温在1960和2000s为增加趋势，2000s后增加趋势不显著；从1970~1980s，年最高气温呈减小趋势；年最低气温在1960s呈下降趋势，1970s以后年最低气温呈增加趋势；（2）年最高气温重现期对应的温度多数站点表现出非平稳态并显著上升，增幅达1.5℃。年最低气温均呈现上升趋势，在1978年前后出现上升的拐点，在2000年前后暖化现象有所减缓。年最高气温距离海洋越近，上升趋势越显著；年最低气温则相反。（3）不同重现期年最高气温显著增加趋势，主要分布在淮河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呈显著减小趋势，年最低气温的空间分布恰好与其相反。（4）北太平洋海温异常显著的影响着淮河流域的7、8月极端气温的变化，淮河流域的极端气温的非平稳变化有着与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东太平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淮河流域12~1月气温异常与渤海海温异常同步、与厄尔尼诺或拉尼娜同步变化；7~8月温度异常与12~1月的温度异常结果相反。环流特征分析表明，淮河流域冬季暖化现象受到东北地区暖化的影响；7~8月温度的变化主要由青藏高原低压和蒙古低压在逐年减弱而改变环流特征造成，东南区域极端高温增加，西部区域降水增多、极端高温的降低。

利用1961~2018年河南省111个气象站逐日降水资料，采用气候倾向率、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等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河南省暴雨初终日和暴雨日数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河南省各站平均暴雨初日为5月19~7月16日，最早暴雨初日为1月28日~5月25日，均由南向北明显推迟，由西向东明显提前，由平原向山区明显推迟。（2）河南省各站平均暴雨终日为8月5日~8月30日，最晚暴雨终日为9月9日~11月29日，均由南向北明显日期提前，由西向东明显推迟，由平原向山区最晚暴雨终日明显提前。（3）河南省各站年平均暴雨日数为0.7～4.3天，由南向北明显减少，由西向东明显增多，由平原向山区明显减少。（4）河南省平均暴雨初日和平均暴雨终日均有提前趋势，气候倾向率分别为1.2和0.2 d·(10 a)^-1；平均暴雨日数呈阶段性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呈明显减少趋势；各站暴雨初日、暴雨终日和暴雨日数的气候倾向率分别在-9.3～9.3、-2.4～5.4和-3.0～3.2 d·(10 a)^-1之间，但仅有少数站点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