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促进措施和制度保障，而它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及其同法治理论的有机结合。自然资源法治的科学化是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必然要求。在自然资源治理中运用关联理论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必要选择，也为自然资源法治科学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路径。运用文献分析和关联研究方法，根据我国自然资源法治建设的实际国情和客观需要，从关联视角，研究如何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建设我国自然资源法治。研究发现，以关联治理路径为视角推动自然资源法治建设，我国需要从3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部门立法中增加关联性条款；建立自然资源协同治理体制机制；以多元共治保障关联治理的实施效果。

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加入计划行为理论，以303个上海居民样本的抽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搭建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整合模型，利用AMOS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技术接受因素（信息交流、感知有用性）和计划行为因素（使用态度、行为倾向）两类；行为倾向和感知有用性是居民产生并提高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居民对绿色技术产品的使用态度无法促使其进一步提高支付意愿，居民间信息交流对其使用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架构绿色技术产品的信息交流渠道，催生城市居民绿色行动力；切实夯实绿色发展观的社会基础，沟通绿色战略与民生民心民意相通；提高居民绿色认知和绿色认同水平，强化居民绿色支付意愿的内动力。

投资自然资本（NC）、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是协同推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其关键之一在于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于2009～2016年重庆市各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全市ESV，并结合研究期间各区县经济水平，系统分析了ESV与经济增长时空动态关系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全市ESV在2009、2012和2016年分别是 4 011.29、4 000.63 和4 037.24 亿元，呈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2）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林地面积的变化，建设用地对林地等的占用导致了前期的下降，而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峡后续植被恢复等生态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后期的上升。（3）从空间自相关关系来看，全市人均GDP与地均ESV负相关关系减弱，表现为“低高组合为主，双低双高为辅”，低-高聚类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高聚类分布在渝西地区。最后，因地制宜地提出实现经济和生态双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对2005~2017年肥东县教育城镇化和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行分析总结，探究民办教育对县域教育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1）2005~2017年肥东县义务教育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整体上呈现出“慢-快-慢”的时序变化特征。(2）肥东县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从2005年的2.2%增长到2015年的35.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民办小学发展缓慢，民办初中发展则十分迅猛，在校生占比一度高达74.2%，且90%以上的民办初中生就读于县城关镇的民办学校。(3）民办初中通过选址于城镇地区、推出并完善“寄宿制”与致力于提升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等多种举措，持续吸引了大量农村生源前来就读，对肥东县的教育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流动性不仅表征了旅游地域系统要素的内在关系，亦是旅游复杂网络关系变化原始动力的核心表达。该文基于Flickr地理标记照片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及马尔科夫转移概率模型等方法，以扬子江城市群为例进行实证，探讨了城市群游客流动的网络结构特征，揭示了游客流动的内在规律，尝试性地构建了城市群内部游客流动的典型模式。结果表明：(1)流动网络整体结构紧密程度较低，不均衡特征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突出；(2)网络节点的程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差异显著，核心节点结构优势突显，集聚和辐射能力强；接近中心性差距不大，城市群内部可进入性较高，节点间互为客源地与目的地；(3)单节点轨迹模式占比较小，多节点轨迹模式中“A-A”、“A-B”、“B-A”、“A-C”类2～3节点路径、“A-B-A”类3～4节点路径构成扬子江城市群游客流动的主要模式，空间流动轨迹表现为高级别节点间直线式流动、高级别节点与次级节点间单向链式流动或往返式特征。

在对武汉市城郊534个乡村旅游地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四个明显的发展时段，旅游极化发展形成的空间冷热点区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现已在武汉市西北、西部和南部形成三大旅游集聚区。（2）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类型日益多元化，从发展初期的休闲观光和乡村文化两种类型逐步增加至休闲观光、乡村文化、农事体验、农业科技、特色村镇等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发展速度、规模、极化趋势各异。(3）与中心城区距离、相关政策、道路交通条件、水文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等均对乡村旅游地的时空分布特征产生影响，各个因素对不同类型旅游地时空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别。

以湖南省2000~2018年14个市（州）人均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继而利用收敛理论检验全省及四大旅游圈的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空间差异特征突出，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与超变密度呈缓慢下降趋势。旅游差异主要集中在大湘西和长株潭两大旅游圈。（2）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不仅存在σ收敛，也都存在条件β收敛，同时全省和环洞庭湖、大湘西、大湘南三旅游圈也存在绝对β收敛。（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化率、交通通达性和信息发展水平均对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旅游经济的收敛产生较强的影响。

从供求关系视角对湖南省生态旅游需求预测有利于生态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生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进一步了解湖南省生态旅游市场需求，以2008~2017年生态旅游相关数据为样本数据，运用GM（1，1）预测模型、线性回归预测模型、非参数模型、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时间序列预测模型（2）五种预测模型对湖南省生态旅游需求进行预测，得到线性回归模型的模拟精度最高。因此，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湖南省生态旅游总收入和生态接待旅游总人数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21~2025年期间，湖南省生态旅游总收入和接待生态旅游总人数呈中低速曲线递增趋势，其中生态旅游总收入名列前5强的市州是长沙、张家界、岳阳、湘潭和益阳市；生态旅游接待人数名列前5强的市州是长沙、常德、衡阳、郴州、益阳市。在各市州之间，存在生态旅游总收入与生态旅游人数不对等现象，尤以常德和张家界两市最为典型。

基于2013~2017年金沙江干流攀枝花江段的鱼类资源监测数据，分析了观音岩水电站蓄水前后该江段的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及变化情况。5年共监测到鱼类65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共20种，5年均监测到的鱼类有12种，其中11种为喜流水性鱼类。各年度鱼类多样性指数呈现一定波动。ABC曲线及W统计表明2013和2014年鱼类群落结构未受到扰动，但在观音岩水电站蓄水运行后受到严重干扰。CA和NMDS分析显示鱼类群落可以分为两组，组I包括2013和2014年，组II包括2015、2016和2017年，one-way ANOSIM显示这2组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对聚类结果进行SIMPER分析结果显示，在观音岩水电站运行后，产漂流性卵的鱼类丰度明显降低，如圆口铜鱼、长鳍吻鮈等。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攀枝花段的鱼类资源，应采取包括就地或迁地保护、生态调度和人工繁殖放流的针对性措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江南水网区域原有的自然生境和生态过程遭到破坏，城市生态安全受到威肋、地域特色景观风貌逐渐丧失，构建复合生态网络对区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综合考虑生物过程、水文过程和人文过程，基于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生境网络和游憩网络，利用ArcGIS水文分析构建水绿网络，通过GIS空间叠加构建多目标融合的生态网络框架，以常州市金坛区为案例区进行复合网络构建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单目标生态网络源地面积表现为水绿源地>生态源地>游憩源地；双目标生态源地面积中生态水绿源地>水绿游憩源地>生态游憩源地，源地面积在区域总面积中占比较小，主要分布在西部茅山和南部长荡湖区域；（2）研究区三重功能廊道主要分布在中部与西侧茅山之间，除此之外，西南部还分布大量生态和水绿廊道；东北部还分布较多游憩廊道；（3）后期应对源地和廊道分布较多的西部和南部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加强保护，而对东部和北部等生态脆弱区重点建设，提升其生态功能；（4）经案例验证，构建复合型生态网络可以联系区域中相对孤立的景观斑块，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维护区域景观格局、引导区域空间合理发展。

破碎化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限制了其服务价值发挥，不同破碎化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作用效应及其相互关系仍有待揭示。以苏州为案例地，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和镇域单元尺度，探究了1995~2015年不同时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破碎化的时空特征，重点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破碎化因子及其相互之间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稳中趋减，空间分布由高值与低值的极化趋势逐渐趋向相对均衡；(2)破碎化日益加剧，空间分布表现为“相互独立→集聚→高度集聚→集聚”的演化规律；(3)破碎化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整体及各类型的作用力和解释水平趋弱，斑块密度、聚集度在各项服务中均表现出较强且持续的作用力；(4)因子之间为非线性、线性增强的交互作用方式，破坏与保护效果均较为显著；(5)斑块密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增效强度、风险区域、生态差异均为最强，是保护优化的重点和突破点。关键因子、作用方式及风险识别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丰富，可为生态系统的高效保护和规划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2005~201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结合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分析了江苏省江淮生态经济区县域单元土地利用结构演化规律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建设用地、水域面积增加的最多；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略有上升，空间上总体为南高北低的格局，呈现市区较低，周边县（市）较高的现象；研究期内水域对于江淮生态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和生态环境的调控作用十分显著；结合区域建设开发现状，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在县域尺度上将研究区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优先保护区、优先开发区、保护均衡区、开发权衡区、开发调整区，并提出建设开发策略，以期为江淮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环境保护提供科学指引。

沉积物的粒级组成特征对于分析湿地沉积环境和搬运趋势有着重要意义。基于自然保护区沉积物样品，利用粒度分析、Shepard三角图、C-M图、端元分析和GSTA搬运趋势模型，研究分析了鄱阳湖南矶湿地沉积物的粒级组成特征、沉积类型、动力环境和泥沙搬运趋势。结果表明，鄱阳湖南矶湿地沉积物主要以细粉砂为主，平均值为55.35%。沉积物粒度参数中平均粒径均值为5.24Φ，空间分布上具有由西南至东北Φ值逐渐减小的趋势。沉积物质地类型主要为粉砂、粘土质粉砂、砂质粉砂和粉砂质砂，其中粉砂约占62.5%。端元分析的结果显示EM1和EM2可能与鄱阳湖本身湖流带来的沉积物搬运有关，EM3则指示了赣江泥沙来源，EM4可能与局地小环境的水动力变化有关。鄱阳湖南矶湿地沉积物粒径趋势格局以东部向西部、北部向南部最为显著，鄱阳湖南矶湿地是在赣江与鄱阳湖之间复杂交互作用下形成。

木本植物小枝功能性状及其变异性是反映植物环境适应性的重要指标。濒危植物大别山五针松(Pinus dabeshanensis)野生型和栽培型种群长期生长在不同生境，其小枝功能性状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性尚不清楚。以安徽岳西县和金寨县大别山区分布的2个野生和2个栽培种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调查取样对比分析了不同种群小枝形态、生物量及含水量等12个功能性状的差异性及其协变特征。结果表明：小枝性状变异系数在0.054~0.419之间，野生型一般高于栽培型。小枝性状在不同种群间均有显著差异，其中栽培幼株小枝的茎直径、茎截面积、分枝数、胸径、针叶长度、茎生物量和小枝总生物量均最低，但其茎长和叶茎比最大；栽培成株的茎直径、截面积及茎、叶含水量最高；岳西野生型植株小枝最短而其他性状处中等水平；金寨野生型植株针叶最长但茎含水量、叶生物量及叶茎比最小。不同种群小枝性状协变特征不尽相同，但有8个性状在不同种群间表现出相同的协变趋势。因此，不同生境下大别山五针松小枝功能性状虽然具有较强的变异性，但其协变关系具有一定的种内保守性。

研究目的：解析当前小农社会化进程中阻碍小农响应外界的低碳农业需求的主要因素，提出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相关措施。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社会化小农对低碳农业导向的响应特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构造农户低碳经营的路径分析概念模型并设计量表和调查问卷。选择湖北省的通山、黄陂、鄂州、江夏、蔡甸为实证研究区对农户的低碳经营状况进行入户调查，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调查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研究结果：当前仅有部分农户以减碳源为主的形式进行了低碳经营，增汇型低碳行为占比较小，而且部分低碳行为是无低碳意识的低碳行为，低碳意愿和低碳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模型拟合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的低碳意向到低碳行为的转化率不足；农户低碳经营的首要目的是保障自身的食品和生态环境安全；影响农户低碳意愿的行为转化率的主要因素均直接或间接指向“农户对把控低碳经营的市场风险及其获得可观效益的信心不足”；主观规范因素对农户进行低碳行为的影响作用有限。研究结论：可从“提升主体对低碳经营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力”和“强化主体对低碳经营的态度和主观规范的认知”两方面着手，通过再塑农户对于家乡的归属感、使命感来重构乡村社会空间秩序，加快农地流转，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动碳汇交易等措施和手段来强化农户对低碳经营的认知、提升低碳意愿到低碳行为的转化率，以及推动研究区无意识低碳行为到有意识低碳行为的转变。

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基于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为深入理解农业环境政策从制定到落实的内在逻辑，从农户的公平性感知和信任出发，在农业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情形下，探索性地构建农户农业环境保护行为响应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山东、山西和陕西3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路径分析、贝叶斯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和斜率分析等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环境保护的公平性感知对农业环境保护行为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为公平性感知越高，越能显著促进农户农业环境保护行为；间接影响为公平性感知通过提高信任进而作用于行为。（2）农业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显著阻碍了农户农业环境保护行为，且显著干扰了公平性感知向行为的转化。据此提出，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农户公平性感知和信任，传统命令型农业环境政策应逐步向农户参与型政策让渡；对农业环境定期检测并给予农户反馈，在降低政府长期监管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农户农业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从而推进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落实。

农药污染严重威胁产地环境与食品安全，关注农户施药量选择有利于促进农户农药减量化及农业绿色发展。利用陕西、四川、浙江、安徽四省重点茶区实地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基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研究农户施药量选择的邻里效应及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的调节作用。考虑到农药效用认知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还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了Eextended Ordered Probit估计。结果表明：（1）邻里施药信息传递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说明农户施药量选择中存在邻里效应；（2）外部技术获得中，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但调节作用均不显著；（3）经验资本中，病虫害防治记录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种植年限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但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因此，政府应通过村庄科技示范户培育将邻里信息传递机制“化弊为利”，带动其他农户减少施药量；同时，辅之以必要的技术培训、专项工程等。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洪涝灾害对该系统中的自然、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等要素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理清洪涝灾害与城市系统的交互关系，并评估预测其应对洪涝灾害的韧性能力，有助于韧性城市的规划建设。通过分析洪涝灾害与城市系统要素间的反馈关系，构建了城市洪涝韧性仿真模型，并以南京市为例，设定了现状延续型、经济优先型、规划发展型、韧性发展型4种发展情景，模拟在4种情景下2009～2025年南京市洪涝韧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构建的城市洪涝韧性仿真模型能够反映洪涝灾害与城市系统要素间的交互关系，用于预测城市洪涝韧性变化；（2）城市系统中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雨水管网设计标准对城市洪涝韧性影响显著；（3）根据现有城市发展规划，南京市洪涝韧性将不断提升，且优于现状延续发展情景，但与世界典型韧性城市还有一定差距，建议南京市从城市绿化、雨水管网设计标准、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提升其洪涝韧性能力。研究结果可为南京市及其它城市韧性城市发展规划制定提供理论与科学依据。

基于中国气象局1961~2018年地面降水日值格点（0.5°×0.5°）数据集(V2.0)及位势高度、风速、比湿等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采用百分位阈值法确认江南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并对其天气图进行综合分析提取锋面型和气旋型极端降水，并对两类极端降水的时空分布及环流演变特征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1）锋面型极端降水事件主要分布在春季，而气旋型主要分布在夏季，并且锋面型极端降水事件发生频率约为气旋型的3倍；（2）锋面型极端降水主要分布于武夷山脉、南岭等地势较高地区，而气旋型则位于东南沿岸地区，福建等地受两类极端降水影响都较大；（3）锋面型和气旋型极端降水发生前两天至当天，气流垂直上升速度均增大，副高西移，锋面型极端降水的最大水汽辐合中心由江南地区850 hPa等压面降至地表，而气旋型的水汽辐合中心位于地表由南向北移至江南地区；（4）锋面型极端降水形成所需的水汽主要来源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孟加拉湾，汇合于江南地区，而气旋型水汽主要来源于印度洋，并呈涡旋型随时间西移。

汶川地震发生10年后，通过对极重灾区生态系统类型解译和地面植被样方调查， GPP、LAI反演，以及对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和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的测定与分析，综合评估了极重灾区植被和土壤恢复情况。结果表明：区域生态系统总体趋于稳定向好的恢复态势。2017年的裸露地表面积虽高于震前（2007年），但相对于震后（2008年后）已有所减少。从生态系统质量上来看：GPP、LAI均值在2014年以后呈持续缓慢上升状态，反映了区域生态系统总体良好的恢复力。但是部分在地震中损坏的森林生态系统，仍未恢复到原来状态。成都平原区域部分农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至2017年，地震破坏迹地植物种类明显增加。但仍以蔷薇科、菊科和禾本科等先锋物种为主，与2009年的调查结果相似。地震破坏迹地的群落结构已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垂直分层方面，除干旱河谷区域群落结构仅草本或灌草结合1个层次外，其余区域的群落结构已经形成乔木-灌木-草本3个层次；土壤肥力状况总体上对照点优于受损点，受损点土壤肥力状况仍呈恶化状态。地震造成的土壤裸露，加速了矿化过程，短期内受损点速效营养元素含量的增加，长期来看将导致营养元素的流失，土壤肥力下降。在加强地质灾害监管，预防次生灾害的基础上，龙门山前华西雨屏一带，自然植被应坚持自然恢复为主。干旱河谷区域可以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采取适当人工恢复措施，同时注意改善土壤养分条件，促进植被恢复；城镇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国土空间管控，保护基本农田。同时，应加强对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包括基本农田在内的各级各类保护地的监管。

洪涝灾害作为城市面临的重要自然灾害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从自然、经济、基础设施3个方面利用随机森林模型以数据驱动的方式筛选出了影响城市洪涝脆弱性的12项关键指标并据此构建了城市洪涝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随机森林和熵权法计算指标体系权重，构建基于随机森林（RF）和可变模糊集（VFS）耦合的城市洪涝脆弱性评估模型（RF-VFS）。最后，以长江流域特大城市南京市为例，进行洪涝脆弱性评估，得到了影响南京市洪涝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从完善城市洪涝管理政策、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灾减灾应急措施3个方面提出了降低城市洪涝脆弱性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南京市洪涝脆弱性与汛期降雨量、硬地面积、地均GDP、城市道路网密度等指标呈较强关联；近20年南京市洪涝脆弱性等级呈上升趋势且高等级的年份出现频率愈加频繁，尤其是近5年洪涝脆弱性等级较高，研究结果与实际调研情况相符。该研究能为南京市相关管理部门加强洪涝管理和降低洪涝脆弱性提供决策参考，同时对其他城市的洪涝灾害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