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heil指数、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框架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测度并分析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013和2021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040和0.101；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特征且有明显的区域组团集聚分布态势；高值点主要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成都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低值点主要为广安、巴中、昭通、达州、遂宁等上游地区城市。(2)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全域和上、中、下游地区均具有显著差异，且该差异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地区内部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上游、下游和中游，对全域发展差异的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下游、中游和上游。（3）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域空间自相关（正向）特征明显，关联程度呈先减弱后增强再减弱的演变趋势；整体和局域空间结构均较为稳定，在演化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空间依赖性，呈现以高协同升高为主的空间整合动态性特征。(4)直接影响效应方面，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对城市自身新质生产力发展呈负向作用，其他因素呈正向作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他要素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5）因此在城市建设中，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二要充分发挥地区经济发展、财政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制度设计完善、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三是要积极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协同机制，增强中心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跨域合作和协同参与。

科技创新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绿色发展引领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厘清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规律及其驱动机制有助于实现区域创新与绿色发展一体化。基于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定量测算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发展指数，并对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整体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呈现缓慢递增的趋势，绿色发展水平普遍领先于科技创新水平。（2）长三角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整体上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协调城市数量由2010年的14个增长至2020年的35个，其中上海、苏州已进入优质协调阶段；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特征，高值区集聚于“Z字型”轴线之上，低值区自东向西呈阶梯状递减。（3）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大小，主要驱动力包括经济驱动力、社会促进力、市场推动力、外部竞争力和政府调控力。基于此，长三角地区应借力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因地制宜的创新驱动发展举措，全面提升绿色科技创新能力。

 县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探究县域土地城镇化与碳排放的互动演化机理，对于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栅格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分析了2011~2020年江西省县域土地城镇化与碳排放的互动演化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驱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江西省土地城镇化率、碳排放量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仍以低耦合协调类型为主。（2）江西省县域土地城镇化和碳排放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以H-H和L-L类型为主，且时空格局较为稳定，其中H-H类型集中分布在南昌市、九江市和景德镇市下辖区县，而L-L类型主要集中于南部山地丘陵区县。（3）两者互动演化的驱动因素中，人口集聚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治理能力和工业发展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生态绿化水平则存在抑制作用。

揭示生态承载力与高质量发展的非协调性耦合关系对促进生态安全和人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非协调性耦合作用机理，从生态弹性、资源承载和环境承载3个维度，创新驱动、协调能力、绿色转型、开放水平和共享发展5个维度构建生态承载力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非协调性耦合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标准差椭圆和GM（1,1）模型，分析2004～2022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与高质量发展的非协调性耦合时空格局特征，预测2023～2028年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2004～2022年非协调性耦合度由0.532 3下降至0.363 1，预测2028年为0.309 2，仍处于拮抗阶段，耦合性与协调性不同步；空间差异明显，基本形成中部地区>外围地区>边缘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2）非协调性耦合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预计2028年耦合协调类型仍以拮抗非协调耦合为主，非协调性耦合态势依然严峻，空间集聚类型将出现高—高、高—低和低—高3种。（3）非协调性耦合度空间分布的方向性以东西向为主导，且向洞庭湖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集聚性及重心位置基本稳定。（4）洞庭湖边缘地区应稳步降低自身非协调性耦合度的同时，发挥带动与辐射作用；中部地区应加强区域合作，发挥水土资源优势，推进生态农业；外围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产业。

三峡库区移民工作已进入后扶新阶段，如何在“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基础上，实现移民与非移民无差别的“共同富”是一个极具考验的命题。收入与支出是任一家庭经济活动最关键的两个方面，其中支出水平及结构映射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尝试以支出型贫困视角，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模型），以湖北库区秭归县、巴东县119户后靠安置农村移民家庭户为例，对当前库区农村移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特征进行系统量化分析。分析显示，当前移民家庭户生产生活态势持续向好，但移民消费支出仅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食品等基本需求对其他需求支出挤占较大，高阶需求支出严重不足，重大疾病等突发临时型支出极易导致长期的扶持努力功亏一篑。针对上述问题，探索从强化临时救助，“精准滴灌”式帮扶，以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为主，增收和消费“双轮驱动”，移民“去标签”等方面提出后扶路径优化建议，以期为新阶段国家完善移民后扶政策，优化三峡库区移民后扶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控制水污染程度、提高水环境质量有利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高质量发展。在核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个受水城市灰水足迹的基础上，计算各受水城市灰水足迹荷载系数，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并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模型对其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灰水足迹降幅达到24.54%，水环境质量得到一定改善；从灰水足迹的构成来看，农业占比最高，其次是生活，工业占比最低，且农业源、工业源污染的有效控制是受水区灰水足迹总量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2）在中线工程通水后，受水区灰水足迹荷载系数有所降低，但是水资源总量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水污染物的稀释需求，水环境压力巨大；各受水城市灰水足迹荷载系数存在显著不同，地区内部尤其是河南省内部的差异是受水区灰水足迹荷载系数不平衡的主要来源。（3）资本深化效应、资源禀赋效应及经济活度效应对灰水足迹荷载系数主要表现为正向驱动效应，而资本产出效应、经济环境效应则表现为负向驱动效应。各受水城市要继续走绿色发展道路，促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农村地区景观格局不断变化，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南京市溧水区为研究区，利用景观格局指数、InVEST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分析2000、2010和2018年其土地利用中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甄别景观格局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结论如下：（1）18年间溧水区各地类的聚集度均较高，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破碎化程度变化较大，其他地类破碎化程度变化较小；整体景观破碎化程度较低且变化不大，不同土地类型之间斑块离散程度和景观空间连接程度呈反向变化。（2）18年间溧水区水土保持情况较好，但碳固存、产水量和生境质量水平均呈下降趋势；从空间分布看其高值区减少，低值区增加。（3）影响溧水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景观格局因子为平均分维数和聚集度指数，4个景观格局指数中任意两个指数的交互作用与3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均高于单指数作用的相关性，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是景观格局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植物氮磷含量及其重吸收特征是揭示林木养分利用策略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关于不同树种枝、叶氮磷含量及其重吸收特征的研究结果尚不明确。为探究不同树种枝、叶氮磷化学计量及其重吸收效率的变化规律，以亚热带同质园中大叶樟(Cinnamomum platyphyllum)、油樟(C. longepaniculatum)、香樟(C. camphora)、香椿(Toona sinensis)、红椿(T. ciliate)、天竺桂(C. japonicum) 和桤木(Alnus cremastogyne) 7种阔叶树种人工林为研究对象，采集其枝、叶(成熟、凋落) 样品，测定氮、磷含量，计算重吸收效率。结果表明：(1)桤木成熟(6.35 g/kg) 和凋落枝(5.38 g/kg) 氮含量显著高于其他树种，但其磷含量则相反，而红椿、香椿、桤木成熟(20.02~23.21 g/kg; 1.59~2.75 g/kg) 和凋落叶(17.69~21.43 g/kg; 1.12~1.95 g/kg) 氮、磷含量整体高于其他树种。香樟、油樟成熟叶以及桤木凋落枝、叶氮磷比均显著高于其他树种，且树种枝叶氮磷比均 < 14，表明该区物种主要受到氮限制。(2) 成熟叶氮磷元素的异速指数为0.744，符合氮磷计量关系的2/3法则，但成熟枝和凋落枝、叶则不符合。相较于成熟枝、叶，凋落枝、叶的氮元素变异性更大，但其磷元素则相反。(3) 落叶树种桤木、红椿和香椿枝、叶氮重吸收效率均显著低于其他树种(香椿枝除外) ，但其枝、叶磷重吸收效率整体高于其他树种(桤木枝除外)。(4) 叶片氮磷化学计量主要受林分特征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共同影响，而枝主要受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乡土树种，选择桤木和红椿等落叶树种作为人工混交林的改造树种，可能更有利于提升亚热带人工林的质量。

探究嘉陵江在未来气候下径流及水文干旱变化，可为嘉陵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嘉陵江流域1980~2020年水文气象数据构建土水评估工具(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 SWAT)模型，使用第六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 CMIP6)5个气候模式中的4个情景数据驱动SWAT模型，分析未来(2021~2100)气候变化下嘉陵江流域径流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嘉陵江流域控制站北碚水文站月径流率定期和验证期决定系数(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和纳什系数(Nash-Sutcliffe，NES)均大于0.8，偏差百分比(Percent Bias, PBIAS)小于±10，SWAT模型能够较好地适用于目标流域；(2)基于历史时期统计降尺度后的CMIP6数据能够提供可靠的径流及干旱预估；(3)加权多模式集合形式能较好地提高模拟精度，降低单个CMIP6气候模式的不确定性；(4)与历史时期 (1980~2014)相比，未来嘉陵江流域最高、低气温、降水量、蒸散发均呈现增加趋势。(5)SSP1-2.6情景嘉陵江未来径流显著增长，SSP2-4.5和SSP5-8.5径流非显著增加，SSP3-7.0径流非显著减少；夏季径流减少幅度最大。(6)未来流域标准径流指数(Standardized Runoff Index, SRI)呈增长趋势，流域表现出湿润化，干旱事件集中发生于秋、冬两季；由近期至远期，SSP1-2.6、SSP2-4.5和SSP3-7.0情景干旱发生在秋季频率减少，而冬季频率增加。

土壤可溶性碳、氮在城市生态系统碳、氮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解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的分布特征，以南充市城市土壤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南充市表层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在99.84～188.13 mg·kg^-1之间，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含量在7.57～75.09 mg·kg^-1之间，二者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在不同植被类型下差异均显著，前者表现为：常绿林 > 草本 > 落叶林 > 灌木，后者从大到小依次为常绿林、落叶林、灌木、草本；防护绿地、附属绿地、道路绿地、街头绿地、公园绿地五种绿地类型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差异显著，其均值依次增大，而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在不同绿地类型间差异不显著；不同城市功能区绿地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前者从大到小依次为文教区、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后者表现为：文教区 > 商业区 > 居住区 > 工业区；城市土壤利用年限越久，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含量越高，但这种差异在不同利用年限间均不显著。城市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在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类型、功能区和利用年限下的差异是自然与人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系统分析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及数字经济在其中起到的调节机制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区位熵指数测度了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环境污染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经济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数字经济在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抑制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正在加剧环境污染，下游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已转移到“倒U型”曲线右侧，即对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而上游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仍较薄弱，对环境污染的促增作用尚未显现；长江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在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调节效应显著，中下游地区调节效应不显著。鉴于此，应大力发展农产品初、精深加工，加速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生态化、集约化发展，通过数字化升级推动实现流域生态文明。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不断增加，严重威胁人口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判别高温热浪的频发地带，明确潜在的人口高温暴露风险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利用气象站点数据、人口统计数据，采用高温热浪指数衡量高温热浪严重程度，并结合湿球黑球温度界定的高温热浪天数及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高温暴露风险模型，在县域尺度上揭示1964~2021年长江经济带高温热浪和人口高温暴露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风险进行归因，结果表明：(1) 长江经济带累积高温热浪指数整体呈现先减少后大幅度增加的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逐渐递减的特征，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2) 近60年间长江经济带人口高温暴露风险增加了962%，空间分布格局为“一低三高”，即西部地区低，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带中游及下游核心地带高。人口高温暴露风险集聚模式主要呈现整体集聚化，局部以高暴露风险区县集聚和低暴露风险区县集聚为主的空间特征。(3) 人口因子和气候因子对人口高温暴露风险变化起关键作用，且在2000年后，气候因子的作用逐渐加强，贡献率由50%左右增至80%左右。从区域尺度上看，人口因子、气候因子分别对下游地区、中游地区高温暴露风险变化的贡献率最大。

城市公园能够发挥其“冷岛作用”，全面认识城市公园的降温效益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提高城市对气候的适应性。以南京市25个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以2个最大影响指标：公园降温面积、降温效率和2个累积影响指标：公园降温强度与降温梯度，对公园降温效益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公园具有显著的降温效益，能够使周边环境温度降低0.16 ℃~2.28 ℃。（2）相关性分析表明，公园降温面积与PP、PA、NDVI呈显著正相关，公园降温效率与PP、PA、LSI呈负相关；公园降温强度和梯度与NDVI呈显著正相关，与PP、PA呈正相关。4项降温指标与MNDWI的相关性均不显著。（3）不同类型公园的降温效益具有差异性。专类公园或社区公园更适合建在城市用地紧张区域，综合公园在建设时应多考虑边界复杂情况及植被情况，以充分发挥降温效益。研究结果有助于未来城市公园的建设与优化，有效应对城市热岛效应。

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不仅是衡量地表生态环境的重要参数，也是全球碳循环的关键变量。以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湖南省郴州市为研究区域，耦合多源遥感数据，结合土壤呼吸地统计模型、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和残差分析等方法，系统开展了2001~2020年植被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2001~2020年郴州市总体表现为碳汇，年均固碳总量达5.943×106 T Ca^-1，NEP均值310.351 g Cm^-2，平均增长速率2.066 g Cm^-2a^-1。（2）在空间上，NEP总体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分布，显著增加（P<0.05）的区域面积占比为40.304%，主要集中在西部。不同植被类型碳汇水平差异表现为：林地（328.100 g Cm^-2）>草地（318.650 g Cm^-2）>耕地（257.509 g Cm^-2）。（3）郴州市生态系统碳收支驱动机制复杂。NEP与气温、日照时数、相对湿度和高程等因子呈正相关，而与降水量和地表净辐射呈负相关，双因子对NEP空间分异性的交互作用明显高于单因子。（4）自然因子是郴州市植被NEP变化的主导因素（95.896%），但在城市边缘区等人类活动剧烈的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平均贡献率达59.761%。研究结果有助于准确把握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时空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并为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三峡库区山地小流域种植业生产呈区块化分布，种植区块可以作为种植业面源污染控制基本单元。山地小流域种植业面源污染发生风险评估包括区块划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控4个子过程，通过构建以风险因素筛选与量化为核心的风险评价模型，建立源因子和迁移因子2个维度的支撑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分地块面源污染发生风险评估并进行等级划分，依据单指标影响程度，从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末端控制3个方面提出种植业面源污染针对性管控措施，指导生产和管理过程。

湖冰物候是反映气候变化的灵敏指示器。基于青藏高原126个湖泊1978~2016年湖冰物候数据集和气象数据，对青藏高原湖泊湖冰物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1978~2016年湖冰物候指数的变化特征呈现出结冰时间显著推迟、融化时间显著提前、冰期显著缩短的变化趋势。（2）青藏高原湖冰物候指数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其中大多数湖泊的结冰时间、融化时间和冰期持续时间呈现出显著提前、推后和缩短趋势，仅有少数湖泊的湖冰物候指数变化趋势不显著。（3）青藏高原湖冰物候指数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从南到北呈现出湖泊结冰日期提前、融冰日期推迟、冰期持续时间延长的分布模式。（4）温度是影响湖冰物候指数的关键因素；降水、纬度和湖泊面积则对开始日结冰日和完全结冰日具有显著影响；开始融化日和完全融化日则主要受到风速、纬度和海拔的共同作用；而冰期和完全结冰期的长短则主要受到风速、降水、纬度和海拔的影响。因此，青藏高原湖冰物候的变化是气候变化和湖泊自身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速度加快，高温、暴雨、干旱、低温等极端天气频发增加了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给粮食产量稳定供给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市2001~2020年日气温、降雨气象数据和农业生产相关数据，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研究淮河生态经济带极端天气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时间趋势上看，极高温日数(SU35)呈现增长趋势、极低温日数(FD5)呈现下降趋势，年际倾向率分别为1.85、-2.24 d/10a，暴雨日数(R50)以及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CDD)年际变化趋势不明显；从空间区域分布上看，淮河生态经济带中西部地区极高温日数较多、北部地区极低温日数较多，暴雨日数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再到北部地区减少的趋势、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呈现相反变动趋势。(2) 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不利影响。极低温日数、极高温日数、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暴雨日数每增加1%，粮食单产分别下降0.069%、0.021%、0.018%、0.008%。(3)极端天气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粮食生产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极端天气主要影响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对东部地区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提出通过培育抗旱抗涝等作物新品种、提高极端天气变化监测能力、加强区域内政府间防灾减灾等协同联动、继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维护淮河生态经济带粮食产量稳定。

参考作物腾发量（ET0）是制定灌溉制度的基本参数，更是干旱评价的必要变量。为全面探究华中华南湿润亚热带地区ET0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主要成因，基于该地区1961~2020年246个站点的逐日气象资料和部分大气环流指数，采用Penman-Monteith法计算ET0，结合Mann-Kendall检验、Pettitt、滑动t和累积距平突变检验探究气象要素的变化规律和ET0，并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明确ET0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Tmean、Tmin、Tmax呈上升趋势（0.028、0.029、0.019 ℃/a），n、us、RHmean波动下降（-0.018 h/a、-0.005 m/(s·a)、-0.052 %/a），突变点依次是1996、1997、1996、1980、1988、1981、1988和2002年。ET0整体呈下降趋势，倾向率为-0.45 mm/a，夏季ET0极显著减少会导致年ET0下降，年、季尺度下ET0的空间分布较复杂。ET0与NAHAI、NANRP、APVA、NAPVA、PPVI、AEPVI和AO、AAO、NAO、EM、TSN、SO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0.85、-0.07~0.09。ET0的下降趋势在时空上均有体现，与气象要素的变化密切相关，且太平洋区极涡强度指数PPVI是影响ET0变化的最相关因素，结论对该地区制定科学的灌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