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过程必然会影响生态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内涵及耦合协调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PVAR模型分析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水平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的弱项在于人口城镇化，生态韧性的短板在于压力韧性；（2）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且具有稳定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长三角和云贵地区对应为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主要受到历史水平制约，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交互影响不显著。长江经济带应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增强新型城镇化弱项，补齐生态韧性发展短板，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互动协调发展机制。

 绿色增长效率是准确判断与评价绿色转型绩效的重要评价指标。借助全局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6~2021年的绿色增长效率值，采用变异系数、熵值法、三维Kernel核密度和重心模型，分析和评价其时空分异特征与重心迁移过程，再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绿色增长效率值2022~2027年的走势。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值均有显著提高，总体绿色增长效率值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市域和省域间的效率存在极化现象，但总体差异在逐渐减小，绿色增长高效率城市数量增加，分布逐渐密集；（2）各城市效率值“升级”趋势显著，绿色增长高效率区的空间集聚性增强，大致表现为从东西两端高值离散分布向内及四周扩散分布，最终形成多个块状绿色增长高效率区；（3）绿色增长效率重心大致分布在中部城市群，东部和西部城市的效率差异大于南部与北部城市的效率差异，城市间绿色增长效率极化现象逐渐减弱，绿色增长效率重心的迁移距离也随之降低；（4）预测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在未来6年仍保持较好的绿色增长水平，逐年增幅较小，仍存在提升空间。文末依据绿色增长效率区域特征，对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增长效率作出相关建议。

基于2016~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物流业与商贸业（两业）发展水平，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业协调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商贸业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物流业，但二者发展水平均呈正向增长趋势；（2）长江中游城市群两业协调水平不高，处于中度失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处于正向增长的趋势，两业协调发展水平排序呈现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南昌都市圈的分布格局；（3）长江中游城市群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程度表现出缩小趋势。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贡献率最小；（4）长江中游城市群及三大都市圈两业协调发展水平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上升趋势。南昌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内部无明显极化现象，长株潭都市圈在样本初期出现双峰现象，到样本末期逐渐演变为单峰，内部的两极分化特征在整体上趋于弱化。

厘清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的关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构建城市更新和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响应度等模型，对2010~2021年环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更新和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并深入分析生态韧性对城市更新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2010~2021年环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更新和生态韧性综合指数呈上升态势。（2）环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更新和生态韧性高指数区从长沙向周边城市扩张的过程，中低指数区域不断缩小，逐渐演变为高值区。（3）2010~2021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对城市更新的响应指数大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乡村吸引力是开展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以湖南省浏阳市28个乡镇单元的乡村吸引力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乡村吸引力空间分异特征的多维因素及其影响路径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1）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心镇、临近省会城市及中心城区的乡村地区吸引力水平相对较高。（2）浏阳市乡村吸引力的6维影响因素中，产业与经济、设施与感知因素的一致性水平相对较高，但均不能构成影响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水平的必要条件，说明浏阳市乡村吸引力是在多方面影响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且存在多种组合形态和作用方式。（3）6个前因变量（影响因素）产生的7个条件组合是解释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强弱的主要构型。其中，产业与经济、社会与文化、设施与感知等因素对浏阳市乡村吸引力的形成起到关键驱动作用。区位优势是形成浏阳市强乡村吸引力的核心条件之一，政策与环境因素对浏阳市强乡村吸引力的形成具有辅助作用。

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加快节水农业转型对探索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1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和Malmquist指数对农业用水效率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采用Tobit回归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考察两大区域农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稳步提高，后者农业用水效率整体偏低，两区域下游地区农业用水效率相对较高。长江经济带多数省区存在农业废水冗余，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投入过多，两大区域在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上均存在严重冗余。（2）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增长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长江经济带农业用水效率年均增长率要高于黄河流域。从指数分解结构来看，长江经济带的技术进步指数远高于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技术效率指数高于长江经济带。（3）随着时间推移，人均GDP、有效灌溉指数和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用水效率影响显著，而农业用水占比对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影响最显著。从因素的影响差异性来看，长江经济带显著高于黄河流域。据此，针对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分别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明晰耕地利用系统发生的脆弱性状态，是应对系统危机发生的有效途径。以淮海经济区为例，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方面建构了一套适用于城镇化扰动下的耕地利用脆弱性评价体系，揭示了县域尺度2000~2018年的耕地利用脆弱性时空演变规律，进一步划分了耕地利用脆弱性类型区域，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脆弱性总体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主要由于耕地利用系统内部适应能力对于耕地利用暴露度承载力不足。（2）耕地利用暴露度由低值类分布主导转向高值类分布主导；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一直由低值类分布占主导，但大部分县区两者有所增长；综合而言，脆弱性呈现低值类分布主导与高值类分布蔓延的并存趋势。（3）依据研究末期的耕地利用脆弱性结构要素特征，将淮海经济区划分为了7种耕地利用脆弱性类型区域，并因地制宜提出差异性策略建议，以缓解城镇化建设与耕地保护矛盾，促进耕地利用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 key element in promoting the pai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It also promotes innovation in the concept and model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respond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 for long-term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s. Taking the rapidly urbanizing Hefei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article constructed an accounting system for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social security value and social stability value.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mployed accounting methods such as income restoration method, alternative market method, and shadow price method, as well as econometric models such as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patial trend analysis, OLS classic linear regression,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Research showed that:（1）in the past 15 years,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the study area increased by 1.22 times, with 10 districts and counties exceeding 4.5 million yuan/hm2.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showed an overall growing trend,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gap between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the northern regions wa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dicating a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tic of "high in the south and low in the north". (2)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e local autocorrelation agglomeration trend had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over the past 15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Hefei metropolitan area. The spatial trend analysis showed a more flattened trend,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ast where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grew rapidly. (3)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atural dimension, economic dimension and social dimension,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xplain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 nature t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economy to guarantee, and society to promote and regulate”. This study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area, average elevatio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per capita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layed a reverse inhibitory role in general.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as well as the per capita total retail consumption. This article deepened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value accounting and its impact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o a certain extent. Feasible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were also proposed: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highlighting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closely adhering to regional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the social value accounting and an improved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揭示三峡库区柑橘园地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含量及其关键影响因子，阐明关键影响因子对园地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机制。基于三峡库区156个柑橘园样地的实测数据，结合地形、气候、土壤属性和植被等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潜在变量，采用随机森林模型（Random Forest, RF）分别筛选影响3个土层（0~10、10~20和20~40 cm）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关键因子，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进一步研究关键因子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土壤全氮和年平均气温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关键因子，其相对重要性分数均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土壤全氮对各土层的相对重要性分数为35.96、34.35和32，年平均温度的相对重要性分数为7.68、7.45和5.58。（2）关键影响因子与土壤有机碳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并在各土层中呈现出相似的偏依赖模式。土壤有机碳与土壤全氮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年平均气温的关系则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波动。（3）土壤全氮对SOC在3个土层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0~10 cm, β = 0.881; 10~20 cm, β = 0.829; 20~40 cm, β = 0.820）；年平均气温对SOC在较浅的土层中表现出负效应（0~10 cm, β = -0.012; 10~20 cm, β = -0.069），在较深的土层中表现出正效应（20~40 cm, β = 0.027）。土壤全氮是柑橘园土壤有机碳的相对重要性得分最高的影响因子并表现出最显著的正效应，合理调控柑橘园土壤氮素将有利于提高园地土壤有机碳储量。

为保证长江经济带率先实现“双碳”目标，以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数据，辅以各地类碳排放系数等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运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070个县开展国土空间碳汇冲突研究，分析不同尺度视角下其碳汇测度和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碳汇冲突结构整体处于失衡状态，稳定可控、基本可控、濒临失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等级评价单元数占比分别为2.71%、20.19%、35.23%、29.91%和11.96%；(2)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碳汇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冲突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西部方向，阿坝州-丽江-临沧-西双版纳地区和十堰-重庆-神农架-张家界地区。冲突热点区域主要为长江中游城市及下游沿海城市范围内的县级单元；(3)从市域尺度看，处于失控状态的城市集中连片，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城市圈，而长江中上游城市多处于可控状态；(4)从省域尺度看，长江经济带东部的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处于失控状态，西部的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处于可控状态，处于濒临失控状态的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重庆市四省位于长江经济带中部，连接东部和西部地区，在空间上发挥重要的监管机制连接作用。

国家全面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城市成为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探讨城市空间要素集散和单中心-多中心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对象，基于2006~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分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整体上看，城市向多中心扩散发展对降低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多中心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分阶段特征，随着多中心程度提高，碳排放量先上升后下降，碳排放效率先抑制后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多中心的碳减排效应存在规模依赖性，小城市通过单中心极化发展更有利于碳减排，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向多中心扩散发展拥有更优碳排放效率。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交通设施发展在城市多中心的碳减排效应中具有负向遮掩作用，多中心形态城市更完备的公路交通设施增加了城市碳排放总量；城市向多中心发展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和节能减排，提高碳排放效率。

探索城乡融合与“双碳”之间的关联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法与地理探测器，研究2010~2019年城乡融合与碳排放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平均值较低且区域差异明显。（2）碳排放强度整体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在缩小但仍有不均衡现象。（3）城乡融合水平与碳排放强度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协调演化为中级协调，城市群向着环境友好型发展；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变化可分为快速上升的中心城市、辐射上升的周边城市、稳定上升的节点城市和缓慢上升的边缘城市4种，尤其边缘城市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东西方向上中间低两端高，南北方向上南高北低”的特征。（4）非农从业比、土地城镇化、城乡空间流通媒介、人均GDP和城乡人口密度比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核心因素。最后，在打造绿色低碳的协调发展模式、强化省会城市引领功能以及增强中小城市发展动能方面提出建议。

微塑料作为新型污染物已引起社会和科学界广泛关注。为探究巢湖十五里河不同河段沉积物微塑料污染特征，通过光学显微镜挑选微塑料，并应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和扫描电镜及其配套能谱仪对微塑料成分和表面形貌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十五里河沉积物微塑料污染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从上游到下游，沉积物微塑料丰度总体上呈现先降低后升高趋势；中游和上游沉积物微塑料均以碎片和纤维状为主，0.5~3 mm粒径微塑料占比分别为85%和87%，下游碎片和薄膜状占比较大，且以0~0.5 mm粒径微塑料为主（56 %），而0.5~3 mm粒径微塑料占比为43%；微塑料组分主要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丙烯（PP）、聚乙烯（PE）和聚苯乙烯（PS），中上游沉积物微塑料中PET占比最高，而下游沉积物微塑料中4种组分占比较均匀；沉积物微塑料表面粗糙多孔有凸起，同时表层检测到Si、Fe、Ca、Al等元素的存在，其中纤维状微塑料表层破损最明显，形貌最多样，表面检测到金属元素种类也最多。各河段沉积物微塑料丰度、形态、粒径和组分基本上反映了不同河段水文条件和微塑料来源差异。研究结果为十五里河微塑料污染防治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参考。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粮食可持续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基于2001~2019年31省份的面板数据，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为抓手，通过构建连续双重差分及多重差分模型，识别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本赋利对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单项效应及耦合效应，探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结果表明：（1）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金赋利显著提高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在考虑可能的内生性、剔除政策干扰因素后结果依然显著；（2）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金赋利的耦合效果显著优于单项效果，可提高158.5%的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3）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金赋利对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影响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程度差异和地理位置差异；（4）土地赋能、设施赋技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但资金赋利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应推动和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制，焕发高标准农田活力，保障粮食可持续生产。

农业生态效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粮食主产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推进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从三大流域视角出发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12~2021年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时序演变测度，运用泰尔指数揭示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进的主导驱动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研究结论如下：（1）研究期间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1.05%，但始终未达到有效状态。三大流域表现出不均衡状态，具有明显的分级特征：松花江流域 >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2）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显著，但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三大流域的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区域内，其中长江流域差异与贡献率最大，黄河流域次之、松花江流域最小；（3）城镇化率、农民收入水平、降水是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的主导驱动因素，且主导驱动因素对三大流域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表现出一定地域性与差异性。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进受社会经济发展、农业资源禀赋、自然生态环境多维度综合驱动作用，双因素交互探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双因素增强为辅。最后，基于粮食主产区三大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空间分异特征、主导驱动因素及交互作用，提出提升三大流域农业生态效率的对策。

长江经济带在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挑大梁”作用，而推动农业高质量与一体化发展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核心内容。采用熵值法和相对价格法对2014~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农业高质量与一体化发展指数进行测评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Tobit模型探究了二者的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了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农业一体化程度不高，且二者耦合关系较弱，属于失调阶段；（2）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农业贡献度和农业种植结构是影响其耦合关系的关键障碍因素；（3）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业一体化的耦合关系具有区域异质性，但总体区域差异较小，其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

实证检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中的邻里效应，分析环保意识在农户邻里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对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2020年在江苏省开展的基线调研数据，运用实证计量模型加以检验。研究表明：（1）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中存在显著的邻里效应，邻里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每提高10%，农户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将会增加7.05%，邻里单位面积农药施用费用每提高10%，农户单位面积农药施用费用将会上升7.45%；（2）邻里效应在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中存在群体异质性，邻里效应对低收入和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邻里效应中，农户的环保意识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较强的环保意识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邻里效应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基于此，国家应瞄准村庄中的高收入农户和土地规模经营户，积极引导他们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然后通过邻里效应的示范引领，进而带动其他农户群体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采纳。此外，也应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进而发挥环保意识在耕地质量保护邻里效应中的正向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