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作为新时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在当前发展阶段仍然存在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开展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研究，对振兴老工业城市、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以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32个老工业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维度构建了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时空演化特征分析、Dagum基尼系数、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有着显著增长，其均值在空间分布上呈“东高西低”的“梯形”分布。（2）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存在发展差异，其中区域间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3）城镇化水平、科技支出、经济发展、外商投资、消费水平、绿色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对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有着明显的驱动作用，并且两两作用后驱动解释力度会得到显著提高。（4）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的促进作用最大，且呈逐年增长趋势；绿色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研究结果为促进长江经济带老工业城市综合承载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赋能新业态，创造新活力，为城市生态韧性提升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技术支撑。基于此，构建数字经济和生态韧性指标体系，以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10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生态韧性提升的影响和作用机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向好发展能显著增强城市生态韧性，且这种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长江中上游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效果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进而赋能城市生态韧性提升。因此，从进一步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力度，着力减少能源消耗和能源浪费，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等方面提出促进长江带城市生态韧性提升的政策和建议。

准确评估城市韧性及诊断核心障碍因子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制度韧性、生态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5个维度对城市韧性进行测度，耦合空间自相关、时间序列聚类等方法揭示2003~2021年城市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基于障碍度模型识别其核心障碍因子。主要结果如下：（1）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逐年上升，增长趋势可划分为萌芽期、稳步增长期和快速提升期3个阶段。（2）上中下游地区的城市韧性水平均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其中，下游地区城市韧性均值始终显著高于中游与上游，而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的相对差异较小。（3）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的高高集聚区范围有所收缩，上游地区的低低集聚区逐渐消失。（4）研究区城市韧性表现出4种主要演化模式，分别为持续提升型，持续下降型，先升后降型和波动下降型。（5）响应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是提高城市韧性的主要障碍。长江经济带应通过城市产业创新、响应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修复等方面之间的跨区域合作推进城市韧性稳步提升。

 在“质量强国”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背景下，协同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成为必要之举。以长三角41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函数（IRF）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2006~2019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整体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演变，但地区内部仍不平衡、不协调。上海、苏南、浙北地区部分城市及安徽少数城市实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同步提升，地区差异显著；（2）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平稳上升和波动式前进的差异，上海和各省省会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安徽省相对滞后，波动明显。技术进步是制约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3）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发展间呈现“短期抑制、长期协同”的动态特征，并且两者均存在显著的自我驱动性，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发展的解释力度比高级化更强。研究结论可为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同时为探索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的双赢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为探究洞庭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于2023年在洞庭湖不同湖体开展3个水期调查监测。结果表明：2023年洞庭湖共检出浮游植物6门44属，其中绿藻门16属，硅藻门12属和蓝藻门10属。洞庭湖浮游植物的平均密度为83.69×104 cells/L，硅藻门最多，然后是甲藻门和蓝藻门，分别占62.0%、13.1%和10.1%。从水期分布看，浮游植物平均密度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从空间分布看，西洞庭湖＞南洞庭湖＞东洞庭湖，以硅藻门居多。洞庭湖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介于2.76~3.17之间，东洞庭湖评价为优秀，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处于良好状态。全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46.7，中营养水平。冗余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洞庭湖浮游植物分布的主要因素是水温和溶解氧。研究可反映洞庭湖水生态环境状况，为洞庭湖水生态修复和保护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长江十年禁渔是我国重大生态战略，掌握鱼类资源动态是科学禁渔的重要依据。基于2022~2023年汉江陕西段12个断面的系统调查数据，结合历史资料对比，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G-F指数、相对重要性指数（IRI）及鱼类个体生态学矩阵，分析鱼类群落结构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调查共采集鱼类93种（隶属5目15科60属），鲤科55种、鲿科13种，占总数的73.1%，含国家级保护物种川陕哲罗鲑（Hucho bleekeri）等3种；（Hemiculter leucisculus，IRI=1237）和黄尾鲴（Xenocypris davidi，IRI=1158）为绝对优势种，0占总渔获量的 21.9%；与1985年相比，鱼类群落整体相似度为0.56（中等相似），鱼类种类数损失显著；鱼类生物多样性干流（H’=2.00）显著高于支流（H’=1.52），G-F指数（0.521）较历史值提升3.8%，科间多样性增加、属间多样性降低。结果显示，汉江陕西段鱼类群落呈现喜缓流（占比81.0%）、杂食型（占比81.0%）及小型化（<50 g个体占65.7%）的趋势。禁渔政策实施后鱼类多样性有所恢复但生态功能尚未完全恢复，建议通过栖息地连通性恢复、生态流量调控及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等措施，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鱼类重金属污染是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探究赤水河鱼类重金属富集特征，于2023年9月在赤水河流域采集了14种代表性鱼类（白甲鱼、伦氏孟加拉鲮、墨头鱼、昆明裂腹鱼、鲢、唇、大鳍鳠、岩原鲤、瓦氏黄颡鱼、鲤、鲫、中华倒刺鲃、鲇和鳜）的肌肉组织样本，并从种间差异、摄食功能团差异和污染水平等多个维度系统探究了Cr、Mn、Fe、Cu、Zn、As、Cd、Pb和Hg 9种重金属在鱼体的分布规律。结果显示，Cr、Fe、Zn、Cu和Mn等必需元素在鱼体内的含量较高，而As、Cd、Pb和Hg等非必需元素的含量相对较低。肌肉重金属含量种间差异显著，其中鲢的Mn和Pb含量、墨头鱼的Fe含量、鲇的Cu含量、鲫的Zn含量、鲤的As含量、大鳍鳠的Hg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物种（P<0.05），Cr和Cd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食性鱼类肌肉重金属含量同样有显著差异，着生藻类食性鱼类重金属总积累量最高，浮游藻类食性鱼类次之，再次为杂食性和鱼食性鱼类，底栖无脊椎动物食性鱼类最低。浮游藻类食性鱼类的Mn和Pb含量、着生藻类食性鱼类的As含量、鱼食性鱼类的Hg含量显著高于其它食性鱼类（P<0.05），Cr、Zn、Fe、Cd和Cu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重金属生物富集因子（BCF）的分布规律为Cu>Fe>Cr>Zn>As>Mn>Pb>Hg>Cd。所有重金属的生物富集因子对数值（log10BCF）均小于3，表明鱼类对水体中重金属的生物蓄积水平较低。鱼类肌肉组织中重金属污染指数值（MPI）在0.161~0.341之间，说明鱼类肌肉中重金属含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研究结果可以为了解赤水河鱼类的重金属污染状况提供基础信息，并为未来的生态风险评估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效率、促进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利用效率的协调发展，是缓解人地矛盾、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区，其三大城市群仍面临生态空间压缩、资源错配等严峻挑战。科学评估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及其耦合协调特征，对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20年为研究期，选取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7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镇、农业与生态空间利用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解析子系统间的空间关联特征；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三类空间利用效率的协同发展水平。结果显示：（1）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各子系统的空间利用效率差异明显。城镇与农业空间利用效率持续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3%和5.9%；生态空间利用效率则呈下降趋势，平均效率值从2000年的0.302下降到2020年的0.251。（2）2000~2020年各子系统全局空间自相关作用逐渐增加，城镇－农业空间以及城镇－生态空间利用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农业－生态空间利用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以显著高－高区和显著低－高区为主。（3）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各区域国土空间利用效率耦合协调性整体上升，且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分布特征，协调区从9个增至16个，截至2020年仍有54个城市处于失调状态（占比77.1%）。未来需推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优化区域内城镇、农业与生态空间的布局，探索符合不同区域特征的空间发展策略，促进区域间优势互补，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城市蓝绿空间作为缓解城市热岛（UHI）现象的自然解决方案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准确、便捷地量化不同蓝绿空间的降温效果和机制对城市空间规划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利用2021年夏季Landsat8无云影像推演地表温度与相关指标，采用研究区范围法（SAM）、等半径法（ERM）、不透水面范围法（IMM）、最大视角法（MPM）和累积视角法（APM）5种方法估算了长三角地区25座城市中的共375个绿色空间、蓝色水体及城市公园斑块的降温强度（CI），并探究空间特征和周边环境对其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多数蓝绿空间五种方法测算的CI值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所有景观类别的IMM和ERM方法均与MPM具高度相关，而绿色空间和城市公园中APM与MPM具有最高的相关系数。（2）不同估算方法得到的降温效应存在差异，其中IMM具有最高的平均CI，MPM和ERM次之，APM的CI值最低，SAM在城市尺度具有不稳定性。（3）不同蓝绿空间降温效果的主导因子存在显著差异，绿色空间的降温效果主要受内部植被覆盖水平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蓝色空间降温表现只与斑块空间特征相关性较为显著，城市公园的降温能力则与周边环境高度相关。

产水量不仅对流域的水分循环和水量平衡具有重要影响，还与区域的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紧密相关，研究产水量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对于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和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InVEST模型评估2000~2022年武陵山区的产水量，运用变异系数、Theil-Sen趋势、Mann-Kendall显著性检验和Hurst指数分析武陵山区产水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各因子对武陵山区产水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武陵山区产水量变化波动较为明显，呈微弱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呈现“西北、东南高，西南、东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武陵山区产水量变异系数变化波动大，产水量呈微弱上升趋势，但未来以不显著下降为主。（3）武陵山区产水量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按2000~2022年间各驱动因子的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地区生产总值（GDP）、坡度、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人口、坡向、地形起伏度、净初级生产力（NPP）、高程和温度，其中NPP∩坡度（0.801）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大,NPP∩地形起伏度（0.787）、坡度∩人口（0.772）和NPP∩NDVI（0.756）的交互作用影响力也较大。（4）各驱动因子对武陵山区产水量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降水、高程、温度和人口对产水服务表现出较强的正向驱动作用，而蒸散发、NDVI和GDP则呈现出较强的负向作用。从空间上看，降水、蒸散发、温度和GDP等驱动因子对产水量的影响在研究区的东北部更为显著，而NPP、高程、坡度和坡向等驱动因子在东南部更加显著。特别重要的是，在2010年NPP对武陵山区产水量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进行了转变，坡向和地形起伏度对武陵山区产水量的影响在低海拔表现为正向作用而在高海拔地区表现为负向作用。研究可为武陵山区水资源利用、管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对保障长江流域水资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随着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以及长江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的全面铺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持续的经济发展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统筹能力不足、水环境改善进程不平衡不协调、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水生态退化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以及水环境风险压力有待缓解等。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十五五”作为巩固拓展，实现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的重要时期，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应着重考虑统筹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引领推广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强化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措施实施力度，加强对流域及重点区域的风险防范，全面提升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效能。

长江经济带人口密集，城市化、经济投资与能源消耗等人类活动类型多样，造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空间承载能力的复杂变化。从空间、经济和能源视角厘清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对区域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聚焦于长江经济带，选取2002 ~ 2022年的气象数据和生态遥感数据，利用InVEST模型、人类足迹指数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量化并分析长江经济带人类活动强度及其在空间、经济、能源三个视角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人类活动强度在时序上明显上升，2002 ~ 2022年人类足迹指数增长了0.022；空间上表现为“西弱东强、北高南低”，且下游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在各视角下均最高。(2)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在2002 ~ 2012年间缓慢降低，2012 ~ 2022年间整体增强；研究期内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较低的地区占比最大，平均为33.39%，生态系统服务能力高的地区占比最小，平均为7.78%。(3)长江经济带空间人类活动强度对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显著负向影响。经济视角下，经济发达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协同效应；经济落后地区呈现出错配关系。能源人类活动强度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负向影响较小，且负向影响呈减弱态势。

探析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可以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运用DPSIR模型构建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空间分析法探究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特征，采用GTWR模型分析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的时空特征。研究发现：（1）在时序变化上，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呈近似“W”型演变趋势，旅游生态安全整体水平不断上升，风险等级由风险级逐步向敏感级与临界安全级跃迁。（2）在空间格局上，旅游生态安全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低值区集聚、高值区离散分布”的空间特征，“核心-边缘”递减效应明显；市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集聚性较弱，下游地区集聚性高于上游地区，“低-低”集聚区数量呈上升趋势，“高-高”集聚区数量逐年下降。（3）从影响程度上看，GDP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旅游生态安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旅游收入、园林绿地面积和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的影响程度小；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显著，GDP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系数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人口密度影响系数呈现由东至西逐渐降低的趋势，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的影响系数呈现“东弱西强”的负向梯度格局。

为系统认识城市河道内源污染强度，以苏州水网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73个采样点，在100.8 km2的范围内核算河道底泥赋存量，分析河道底泥与间隙水中碳氮磷分布特征，根据污染物沿程平均负荷设计水环境综合治理顺序，预测换水、引水及疏浚情境下水质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苏州水网地区河道底泥总质量约4.7×106 t，其中TOC、TN、氨氮、TP和有效磷含量平均值分别为1.5%、1 270 mg/kg、121.7 mg/kg、1 339 mg/kg和44.4 mg/kg，79%的采样点属污染状况。苏州水网地区河道底泥间隙水中TOC、BOD5、COD、TN、氨氮、TP和磷酸盐的平均浓度分别为5.9、9.6、124.2、12.4、8.4、5.9和0.5 mg/L，稀释20倍后70%采样点的TP浓度属地表Ⅲ类水质。氨氮的分配系数与底泥中TOC含量呈负相关关系，TOC含量增加会引起氨氮由间隙水向底泥方向迁移。换水情境和引水情境中，间隙水中TN总量分别减少1.4和1.2 t，TP总量分别减少2.4和2.3 t；彻底疏浚后换水情境中，TN、TP总量分别减少18.4 和10.1 t；引水情境中，TN、TP总量分别减少18.5和10.2 t。研究结果对苏州水网地区河道污染的来源认识和治理工程设计具有理论参考意义。

探究水文连通阻隔对湖泊水质差异性影响对于制定湖泊水环境质量改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鄱阳湖作为我国最大淡水湖和典型的通江湖泊，20世纪以来部分湖汊建闸筑堤后与鄱阳湖主湖阻隔并丧失了通江湖泊特性，但长期以来对鄱阳湖及其阻隔湖泊间的水质现状差异及影响因素仍存在研究空白。于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在鄱阳湖和包括珠湖、军山湖、康山大湖、新妙湖、南北港在内的5个阻隔湖泊开展了水环境调查，分析了各湖泊不同时期的水质变化特征及污染水平，并对鄱阳湖及其阻隔湖泊间的水质状况进行差异性分析。进一步结合平均水位、化肥施用量、畜禽粪便排泄量等指标，探讨了不同阻隔湖泊间水质差异的关键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鄱阳湖SS与TP浓度年内变幅明显高于多数阻隔子湖，而康山大湖与军山湖的Chl-a年内变幅最大，变异系数分别为79%与73%；(2)鄱阳湖与阻隔子湖水质差异明显，其中康山大湖和南北港的综合污染指数γ分别为1.25和1.14，呈中度污染，其余湖泊呈轻度污染；鄱阳湖与军山湖、珠湖、新妙湖的TN浓度存在显著差异（p< 0.05），与珠湖、南北港的TP浓度存在显著差异（p< 0.05）；(3)化肥施用量、企业数等人为因子是造成各阻隔湖泊间水质差异的关键影响因子，平均水深这一水文条件也对阻隔湖泊水质有一定影响。后续对阻隔湖泊的管理需加强湖泊外源污染物的管控，同时考虑合理改善湖泊间的水文条件如加强水文连通性等。

为了明晰极端降水和人类活动对金沙江流域输沙量的影响，收集流域1974~2018年及其周边27个气象站的日降水数据，使用RClimDex模型选取计算了7个极端降水指数，并揭示了各极端降水指数的时空演化规律，采用双累积曲线法与随机森林模型定量解析了极端降水对输沙量变化的贡献率。结论如下：(1) 时间变化方面，各极端降水指数除连续有雨日数CWD外其余指数均表现为上升趋势，流域较强降水事件的持续时间逐渐延长、降水量显著增加、降水强度明显增强；空间分布上，流域东南部是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区域，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降水量与降水强度逐渐下降，而流域中部降水持续时间最长。(2)流域年输沙量在2002、2013年发生突变，双累积曲线法说明2003~2013年间，连续有雨日数CWD对输沙量减少的影响程度最大，贡献率为3.8%，2014~2018年则是强降水量指标R95P的贡献率最大，为4.1%；随机森林模型揭示了流域整个时期内各极端降水指数对输沙量减少的影响均小于5%。(3)通过流域1980~2018年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和附近水库拦沙情况进一步分析人类活动对输沙量的影响。在21世纪以来流域内人类活动更加剧烈，大量未利用土地转化为草地。对石鼓-屏山站区间1974~2013年间进行蓄水的大型水电站进行拦沙率计算，拦沙率皆在60 %以上，即水库拦沙作用明显，导致输沙量显著减小。综上，人类活动是导致流域输沙量减小的主要因素，流域极端降水对输沙量变化影响程度较小，且不同降水指数的贡献不同。

水库消落带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水体生态系统交替作用区，明确消落带空间分布特征对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库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35座大型水库消落带作为研究对象，对消落带在地形上的梯度分布、5 km缓冲区内消落带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且依次增大缓冲区范围探究其解释力q的变化。结果表明：(1)水位波动范围在低海拔、低坡度地区的消落带，主要在低梯度的区域出露；而对于高海拔、高坡度的区域，水库消落带梯度分布则较为均匀。(2)围绕消落带5 km缓冲区，利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发现影响消落带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主要为地貌、年蒸发量和年均温度。(3)将缓冲区按5 km梯度依次扩大发现大部分因子的解释力q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其对消落带的影响存在距离上的依赖性。研究结果可为区域水库消落带生态修复、水库的运行管理等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探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乡村发展促进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各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碳生产率均呈上升趋势，且形成“东强西弱”空间分布格局。（2）数字乡村发展促进了农业碳生产率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3）数字乡村发展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农业碳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发展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促进农业碳生产率提升。二是数字乡村发展通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碳生产率提升。（4）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碳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碳生产率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在粮食产销平衡区促进作用最大。在陡峭区和平缓区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碳生产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陡峭区促进作用更明显。（5）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的特点。

准确监测和分析粮食种植的碳排放动态对于指导农业低碳转型、保障地区生态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采用生命周期法测算长江经济带的粮食种植碳排放量，基于粮食功能生产分区，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其公平性，同时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和情景分析法预测2023至2030年基准情景下的粮食种植碳排放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2011~2022年间长江经济带粮食种植净碳汇总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表现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2）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整体公平性始终较为公平并呈改善趋势；地区间的碳排放差异是总体不公平的主要来源。（3）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的粮食种植碳排放量已实现碳达峰。（4）预测期末长江经济带粮食种植碳排放强度形成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格局。基于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结果为各区域提供因地制宜控碳减排的建议。

为科学评估长江上游地区ALS的时空演变规律，构建了集成地理信息系统、熵权法及主控因子识别方法的综合评价模型，对2005~2020年该区域ALS开展时空分析。结果表明：（1）空间上，长江上游地区ALS呈显著空间分异特征。SCB自然条件优渥，是适宜开展农业生产的理想区域；WS-ET与YNP空间分布格局相似，比较适宜和一般适宜等级集中连片分布，是较为理想的农业生产区域；GZP有60%面积属于比较适宜及以上等级区域，但斑块化特征明显，是农业生产开发的潜力区。其余农业区划国土空间面积狭小，多为一般适宜及以下等级区域，对农业生产较为不利。（2）时间上，研究区ALSA持续减少。2005~2010年减少面积集中在YNP和WS-ET的不适宜等级及SCB和QT的适宜等级区域，2010~2015年减面积集中在YNP和SCB的比较适宜等级及WS-ET和SCB一般适宜等级区域，2015~2020年减少面积集中在WS-ET和GZP的比较适宜等级区域。（3）整体适宜性和各等级适宜性重心呈差异化偏移轨迹，农业用地重心偏移是耕地优化集中和气候变化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4）SEro、AP和STex是研究区ALS的主控因子，主导区域分别是QT、SCB和GZP、WS-ET和YNP。结果表明，研究区ALSA时空演变特征和减少趋势明显，需基于主控因子实施分区调控策略，以优化耕地资源利用并保障区域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