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活动由个体创新向合作创新和由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不断转变趋势下，城市创造、积累和吸收知识的差异成为解释城市创新效率差异的关键。基于289个城市合作专利数据，从城市内部和跨界创新联系强度视角划分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模式，并对不同创新网络模式的创新效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内部创新联系强度整体偏低，作为省域教育和科技中心的省会和对外开放度较低的老工业城市成为内部合作创新高地，城市跨界创新联系强度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高水平创新联系强度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2）创新联系强度视角下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模式呈现网络创新城市、外部创新城市、地方创新城市和孤立创新城市4种类型，其中东部地区城市创新网络模式空间格局呈现以网络创新城市为中心、外部创新城市为第二圈层、地方创新城市和孤立创新城市为外围圈层的同心圆分布格局；（3）不同创新网络模式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差异，处于创新网络核心位置的网络创新城市创新效率最高，其次是外部创新城市和地方创新城市，孤立创新城市创新效率最低。

采用1990、2000、2010和2015年四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等方法，描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转移方向，采用谢高地等修正Costanza价值量评价法定量计算了区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归因解释。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林地变化相对稳定，水域变化先增后减，建设用地持续增长且保留率最高，耕地为其主要转化来源，草地主要转化为耕地和林地，水域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1990、2000、2010和2015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 2 644.26、2 639.53、2 615.49 和 2 569.88 亿元，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农田生态系统价值下降最多，森林生态系统对整个区域的贡献率最大，Ⅲ、Ⅳ等级的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Ⅰ、Ⅱ等级，且城市规模越大，经济价值越占主导地位。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以太湖和巢湖为中心的高值集聚区、东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的特征，其受到坡度、高程、土壤类型、人口等因子的影响。

采用Landsat TM/ETM遥感解译数据，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分析江苏省1985～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变特征、类型与模式，通过多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索江苏省和各地级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驱动因子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幅度空间上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特征，建设用地扩张速率时间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2010年是快速扩张期。（2)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呈空间自相关和明显的集聚分布。扩张密度分布呈现以江苏沿江地区为高值中心，沿海及苏北地区为低值连片区的空间分异现象。高-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3)江苏省已形成沿长江的城市发展轴带和空间集约的都市连绵区，呈现外延型的空间扩张模式。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协调性和稳定性，均出现苏南>苏北的地理空间格局，可分为 4种类型：协调稳定型、不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波动型。(4）建设用地扩张主导时间驱动因子是产业结构转型、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投资增长，第二、三产业比重是扩张的核心时间驱动因素，工业化是驱动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动力。GDP和人口密度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空间驱动因子。

土地作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简称“三生”）功能的综合载体，对其功能进行定量评价和耦合协调特征分析是土地利用冲突识别、国土空间优化配置等的重要基础。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三生”功能内涵解析，采用多尺度融合数学模型，构建了集成行政单元和格网尺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05、2015年为研究断面，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江苏省“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土地利用生产和生活功能有较大提升，增幅分别为13.79%、21.72%，但空间差异显著，苏南各市县占比最高，苏中次之，苏北普遍较低；生态功能均有所下降，总减幅为6.03%；（2）江苏土地利用“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类型区划分为良好协调区、中级协调区、初级协调区、次级协调区和低级协调区5种类型；良好协调区和中级协调区均有所增加；初级协调区占比增加22.05%，且增幅最大；次级协调区占比减少33.91%，且减幅最大；低级协调区占比均最低。（3）江苏“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特征显著，苏南耦合协调水平最高，苏北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最大，省域总体从初级协调损益水平提升为初级协调同步水平。本研究实现了在区域层面进行多尺度融合的土地利用“三生”功能评价，可为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提供一定的方法参考。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以粮食作物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函数系统分析 2002~2016 年中国粮食生产中土地节约型与劳动节约型两类农业技术要素投入的时空分异特征，并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2~2016 年中国粮食生产农业技术要素投入逐年增加。其中，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变化较为平稳,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则大幅上升。(2)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高值省份集中在华北地区，低值省份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高值地区主要位于我国北方，其中以东北为最高，低值省份则多分布于西南；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增幅高于土地节约型。(3)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的空间差异呈减小趋势，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的空间差异则显著扩大。(4)耕地经营规模和劳动力转移率对两类型技术要素投入均作用显著。同时，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还易受种植业比重的影响，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则受劳动力素质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应施行差别化的农业发展政策，提高技术要素投入的效用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整体增长。

水是流域空间管理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要素，流域不同区段的水敏性差异会对建设用地扩张形成不同的限制性影响。从流域空间综合管理的视角出发，尝试从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4个方面构建流域水敏性分区评价指标及方法，以太湖流域为例开展基于小流域单元的水敏性评价，并采用1985、1995、2007、2017年4个典型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刻画了过去30余年太湖流域建设用地扩张与水敏性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表明：（1）1985~1995年间，太湖流域建设用地扩张与水敏性基本上没有关联，高水敏区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最高；（2）1995~2007年间，空间扩张与水敏性的关联性增强，建设用地扩展强度随水敏性增强而下降，扩展强度较大区域以低水敏区域为主；（3）2007~2017年，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显著提升，拓展空间主要布局在低水敏区域，水敏性对空间扩张的约束性在增强；（4）虽然太湖流域水敏性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限制作用在提升，但二者关联度还不够高，水敏性还没有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关键约束。研究结果可为协调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制定适应水敏性的空间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湖北省地貌类型多样，植被类型丰富，也是农业大省，物候信息监测对于自然生态和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使用MODIS MOD13Q1 产品中的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集，运用时间序列谐波分析法重构 NDVI时序曲线，并结合土地覆被数据，采用物候特征动态阈值法获取湖北省植被物候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物候指标。结果表明：(1)湖北省西部山区、东南部和东北部丘陵地区，多为自然植被覆盖，且植被状况良好，NDVI最大值达到0.75以上，大部分区域NDVI最小值在0.6以上。中部江汉平原和农作物区域NDVI变化受农业耕种方式影响较大，与自然植被NDVI变化特征有所差异。(2)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物候特征各异。湖北省大部分区域的植被在2月到3月进入生长季，11月到12月结束生长，襄阳地区呈现相反的特征。耕地、裸地、水体等受人类影响较大的土地覆被类型生长季长度较短，开始时间较晚，结束较早。森林、草地、灌丛等自然植被生长季长度较长，开始较早、结束较晚。(3)物候参数由于地形地貌、地表覆被类型、人类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对区域植被生态状况、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物候空间分布特点的分析，结果对于植被生态保护、植被分类、农业区划等都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系统演进特征分析-动态耦合规律验证-协调状态诊断及预警”框架，对湖南省2001年以来的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综合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0.537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0.785，达到中高水平，市州发展悬殊仅长沙市达到高水平。（2）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U型走势，2015年达到0.764，处亚健康状态，系统压力较大是关键性限制因素。（3）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2015年提高到0.622，处基本协调的较低水平，各市州大多处于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临界水平，分属生态建设滞后型、城市化滞后型和结构性污染型等3种类型。（4）从系统演进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由轻度失调-逆向演替逐步转为轻度失调-正向演替、进一步转为基本协调-正向演替，预计2020年耦合协调度将提高到0.633，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处绿灯区，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调整磨合，向良性发展。

河流生态水文情势对生态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定量评估日调节电站库区中部生态水文情势影响，可为日调节电站的生态调度，维持河流生态健康等提供科技支撑。采用变动范围法（RVA）对湘江干流大源渡枢纽库区衡阳水文站1959~2015年逐日流量、水位及流速指标进行分析，采用生物多样性指标SI初步评估库区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结果表明:日调节电站蓄水后，库区中部生态水文变化特征及生态影响为：流速IHA指标整体改变度达到81%，流量IHA指标整体改变度为43%；4～7月月均流速降低（高度改变）不利于“四大家鱼”产卵活动；库区年极小值流量的增加利于保障自然栖息地和植物群落；年极值流速降低在改变库区河道地貌的同时加大生态环境风险；流量、流速年最小值出现时间发生100%改变，影响生物的生命活动；流量低脉冲历时和流速高脉冲历时高度改变，不利于刺激家鱼产卵繁殖活动；枢纽蓄水后SI值降低，生物多样性降低。

 恩施州是资源富集的山地民族旅游区，近年来旅游扶贫政策的推广为州内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正确理解和把握游客在州内的流动规模、流动方向和流动方式，对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的科学决策和合理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提取网络游记信息，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恩施州旅游流的空间网络结构和流动方式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恩施州旅游流网络结构整体较分散，各旅游节点间流动性不强；（2）恩施市，利川市和鹤峰县是州内旅游流交通集散中心，恩施大峡谷是恩施州旅游流网络的旅游集散中心；（3）恩施大峡谷、恩施土司城、土家女儿城和恩施市区4个节点是恩施州旅游流的核心节点，这4个节点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也是联结其余节点的核心节点；（4）恩施州旅游流季节差异性较为明显，游客量主要集中在夏季和秋季；（5）游客主要选择大巴和自驾在恩施州内进行移动，州内旅游交通线路发展良好，但公共交通仍不能完全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6）旅游资源供需呈现不匹配特点，游客在州内空间流动较少受旅游节点等级和级别的影响。 

基于MODIS-NDVI和气象数据，运用趋势分析、偏相关分析和残差分析等方法，对生态工程建设背景下贵州高原的植被变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定量探讨气候因素与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6年期间，贵州高原植被NDVI在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高值分布于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等，低值分布于湿地保护工程区。NDVI总体呈上升趋势，湿地保护工程区、退耕还林工程区等植被覆盖上升速率较快，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呈略微的下降趋势。(2)植被改善区域(83.74%)分布于研究区边缘及西北部，退化区域(16.26%)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和东南部，其中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植被改善最为明显，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和速生丰产工程区改善效果较差。(3)从气侯因素分析来看，气温和降水在总体上与NDVI均呈正相关，气温对贵州高原植被生长的影响大于降水。(4) 从人类活动分析来看，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建设作用强于破坏作用，人类活动正作用（76.68%）主要分布于西北部，负作用（23.32%）集中分布于东南部。植被覆盖增加是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对植被的贡献率为75.53%，气候因素为24.47%。

针对近年来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城市周边裸地显著增长但对其改造利用率低的问题，以山地丘陵型城市四川省绵阳市为例，采用1999~2017年4期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提取研究区包括裸地在内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信息，重点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裸地的时空分布及土地转移特征，并以2017年裸地为例探讨了裸地改造利用的分类分区方法。主要结论有： （1）1999~2017年，裸地在研究区最高约占6.34%（2011年），最低3.91%（1999年），年均增长率1.64%，低于同期城市不渗水面的年均增长率9.74%。空间上，裸地主要分布在460~500 m的高程范围和坡度8°以下，沿城乡过渡带、城市开发区以及新修道路两边是裸地主要分布区。（2）1999~2017年，约61.35%的裸地由耕地转化而来，23.58%来源于林地，同期又有51.88%裸地转换为耕地，24.79%转换为城市不渗水面。（3）综合裸地所处区位、地形、景观格局等因素后将2017年裸地划为社区利用型、城市绿化型、城市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型、都市农业型以及生态修复型5大类改造利用型，以期为研究区城市化进程中的裸地改造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我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野生动物冲突的频次和范围逐渐增大。野生动物冲突带来的心理创伤已成为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重要难题。在心理创伤相关理论基础上，运用交叉分析、因子分析、次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野生动物冲突事件受害个体心理创伤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1)野生动物冲突事件中女性、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差、经济实力弱的个体更容易发生心理创伤；(2)随着受害者经济实力的提高，野生动物冲突的心理创伤程度显著降低；(3)野生动物冲突事件越严重，其造成的心理创伤程度显著增加；(4)野生动物冲突救援补偿措施效果越好，越能缓解受害者的心理创伤。最后借此提出：(1)对重点对象进行灾后心理干预；(2)增强受灾者的经济实力；(3)建立野生动物冲突预防和应急管理机制；(4)完善野生动物冲突补偿措施等政策建议。

为研究长江干流浮游细菌群落结构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环境影响因素，针对细菌16S rRNA基因，采用定量PCR和高通量测序技术，对2015年和2016年采集的长江干流自四川泸州到上海吴淞口共计40个样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水体中浮游细菌16S rRNA基因丰度为2.64×106~1.44×109 copies/L。上游（泸州至秭归）、中游（宜昌至湖口）和下游水体（湖口至上海入海口）的α多样性在3组间都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性。长江干流浮游细菌在门水平上主要由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7.49%~86.53%）、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0.27%~54.72%）、厚壁菌门（Firmicutes，0.03%~90.95%）、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0.50%~45.36%）和异常球菌-栖热菌门（Deinococcus-Thermus，0.00%~23.96%）构成。在属或科水平上主要由丛毛单胞菌科（Comamonadaceae，0.03%~65.67%）、CL500-29_marine_group（0.00%~24.23%）、hgcI_clade（0.00%~28.82%）、芽孢杆菌属（Bacillus，0.00%~90.88%）和氢噬胞菌属（Hydrogenophaga，0.03%~38.55%）组成。从上中下游水体的浮游细菌群落组成来看，上游水体相对丰度最高的类群为Bacillus（0.00%~90.88%），中游和下游为Comamonadaceae（分别为0.60%~65.67%和2.87%~50.64%）。造成上中下游水体中浮游细菌群落组成差异的环境因子各不相同：影响上游的主要为pH和悬浮颗粒物（SS），影响中游的主要为溶解氧（DO），影响下游的主要为DO、水温（WT）和总磷（TP）。

夏季南亚高压对我国长江中下游旱涝分布有重要影响,为深入认识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年代际演变规律和机理，提高其短期气候预测水平，利用1960~2015年NCEP/NCAR再分析资料和地面气象站降水资料，分析夏季南亚高压年代际变化及其对长江中下游降水的影响。结果表明：夏季南亚高压强度、面积、南界、东伸脊点、西伸脊点和脊线均存在显著的年代际变化，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也有明显年代际转折，南亚高压脊线与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相关最好，呈显著负相关。夏季南亚高压脊线年代际偏南期，南亚高压偏大偏强，长江中下游高层气流强，且形成发散；副高增强西伸，印度有稳定低压存在，长江中下游处于副高西北侧和西风槽前，盛行西南风，与北方来的偏西气流汇合；低层风场有明显切变和辐合，从孟湾、南海输送来的水汽在长江中下游辐合上升，导致降水偏多。1990s初至2000s初，夏季南亚高压年代际减弱西撤，副高减弱东撤，但由于两个高压减弱程度较小，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仍偏多。

2016年5~6月对汉江上游平川段11个采样点开展鱼类多样性及水环境因子调查，共采集鱼类29种，隶属于3目5科25属，其中鲤科鱼类最多（21种，物种占比72.41%），其次为鳅科（5种，物种占比17.24%）。汉江上游平川段鱼类鱼种多样性水平分布呈现中间段低两端段高的特点，鱼类多样性垂直分布符合随海拔升高物种多样性指数下降的规律。采用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NMDS）和典范对应分析方法（CCA）分析了鱼类群落空间分布特征及水环境因子对鱼类群落格局的影响。NMDS结果显示该河段各个站点鱼类群落分布并未出现明显的聚类特征。CCA分析结果表明水环境因子中电导率，五日生化需氧量，pH和硫酸盐浓度对平川段鱼类群落结构有极显著的影响。

利用1979~2013年逐日最高温度观测资料，通过Butterworth带通滤波和功率谱分析等方法，分析我国江南夏季极端高温季节内变化特征。结果表明：7月中旬至8月中旬，江南地区（110°E ~125°E，22.5°N~30°N）为高温日数高值区，高温日数存在季节内振荡信号。功率谱结果表明该地区日最高温度呈现出10~25 d的季节内振荡周期；在以10~15 d和20~25 d周期为主的低频变化典型年份（1989和1993年）中，影响系统与副热带高压并无直接联系，对流层中高层45°N存在2~3波的纬向波列，该波列的移动与传播可能与温度的低频变化有关。

 湖泊水位是影响其生态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因素，开展湖泊水位变异特征研究是正确认识湖泊水资源系统变化的前提。基于鄱阳湖区5个水文站1960~2014年的日水位监测数据，研究分析了近年来鄱阳湖水位年际变化的异常特征，并借鉴IHA/RVA法，定量揭示了2000~2014年鄱阳湖生态水位变异程度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鄱阳湖水位近年来下降明显，湖口、星子和都昌站年平均水位自2009年以来呈现高度一致的变化特征，水位差几乎消失；2000~2014年鄱阳湖生态水位发生中度改变，整体改变度为38.86%；各水文站改变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都昌站、星子站、湖口站、康山站和棠荫站；主要水位指标体系中6和11月平均水位、最小3日和30日平均水位、年最高水位出现时间、年高水位频率和年水位减少率等指标变异程度均达到50%以上。近年来鄱阳湖水位异常及其空间差异与人为采砂导致的湖盆地形变化密切相关，这种水位变异已对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产生了众多不利影响。

水文连通性对湖泊水资源调节、水质净化和生态安全等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带来潜在风险。因而厘清水文连通性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规律，对于开展水文连通性修复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广泛的文献调研，介绍了水文连通性的定义与内涵，分别综述了水文连通性对湖泊水文水动力、水质、水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水文连通性通过改变水文水动力过程影响生态系统的路径：一是直接改变生境面积、植被格局和生物迁移繁殖特征，二是通过改变水质和沉积物特征而作用于生物的生长发育及其体内污染物累积转化过程。最后，对水文连通性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行了展望：(1)加强对垂向连通性的研究以及拓展不同维度连通性耦合转化研究；(2）借助水动力-水质-水生态耦合模型研究水文连通性变化下的生态环境效应；(3）开展水文连通性的生态环境风险研究，并基于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权衡确定适宜的水文连通性。

针对华北平原可持续水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采用MIKE SHE模型和SD模型耦合的方式，设定现状保持、农业节水和南水北调等3种情景，模拟2014~2028年农业节水和南水北调对华北平原可持续水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业节水的实施对华北平原可持续水管理有一定影响，模拟期末的缺水指数下降15.8%，非充分灌溉和减少灌溉量分别使得地下水储量恢复约0.06和0.12 m；（2）南水北调显著降低缺水指数（下降50.7%），地下水水位和含水层储量出现较大的恢复（含水层储量恢复1.12 m）；（3）华北平原短期内无法解决缺水问题，但通过多种途径结合，倡导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引入区域外的水，可以有效地缓解华北平原的缺水问题，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乡村生活空间网络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依托社区节点，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彼此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空间系统，探究其空间结构与优化策略对认识乡村生活空间内涵、重塑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以江汉平原典型乡建片区培育的9个节点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三元系统，构建社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改进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描述网络结构总体与节点特征，提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优化策略。研究表明：区域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处于发育阶段，网络兼具整体松散与局部集聚特征，社区间联系正在加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节点质量有待提升，网络呈现层次清晰的3级节点体系，核心节点虽具有无法替代的网络地位但本身质量不高，次级节点的结构具有相似性需要择优培育，边缘节点需要丰富网络内外联系；基于此，必须构建“1心、8点、1轴、3区”的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为评估并识别区域网络节点特征，预测并构建区域网络化发展体系提供了新思路，为平原农区的乡建片区提供了网络化发展的新模式。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利用湖北省61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当前采用绿色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相对较小，其中以秸秆还田覆盖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而深松、有机肥、生物农药等采用率略低；（2）网络嵌入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风险感知在结构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3）相比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建议应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鼓励建立内嵌于当地农技推广站、以种植大户为先导的绿色适用技术推广与讨论网络，确保绿色耕作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政府应加强灾害预警与田间学校建设，通过宣传教育与培训指导，强化农户绿色生产意识，引导农户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基于湖北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行为及行为效果，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气候变化感知以及政府激励是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受教育年限、环境容忍度、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则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动机出发，并借助Oaxaca-Blinder反事实分解方法，探讨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行为的效果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禀赋差异和禀赋回报率差异均致使主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729）显著高于被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027）。其中，受教育年限、行为认知和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是主动参与者和被动参与者行为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