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运用DEA-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进行综合测度，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考察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1~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为0.672，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还存在32.8%的提升空间。研究期内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ML指数均值为1.092，年均增长9.2%。不同时期的效率变化值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2）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上游地区呈现出低效率、低增长的特征，中游地区表现为中效率、高增长的特点，下游地区则呈现出高效率、中增长的特征；（3）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水平的进步，技术效率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贡献相对较小。不同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方法，对2008～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承载力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及湖北、湖南、江西省域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倒U型”特征，在3个省份中，湖北省域人均生态足迹最高，湖南、江西较接近；（2）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及湖北省域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逐年上升态势，湖南省域、江西省域总体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微弱下降态势，且江西省域最高、湖北省域次之、湖南省域最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就越小，生物资源项目比重较高；（3）各省域生态赤字水平均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湖北省域最高、湖南省域次之，江西省域最低，且第一梯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域，第四梯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域和江西省域；（4）各省域生态压力指数发展趋势呈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湖北省域最大，湖南省域次之，江西省域最小；（5）各省域生态压力指数发展趋势呈现明显的“U型”特征，江西省域最大，湖南省域次之，湖北省域最小。鉴于此，本文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集约化土地使用结构、差别化使用土地等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分析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2001～2017年副省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情况。结果表明：（1）2001～2017年各副省级城市碳排放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6.823%，其中成都市上升趋势最明显，年均增长率为13.150%，深圳市上升趋势最平缓，年均增长率仅为5.232%；（2）工业土地集约利用（IILU）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显著，地均劳动力、资本投入及科教支出对碳排放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则存在负向效应；而控制变量中除城镇化因素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工业产值占比与人均GDP均对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则存在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3）IILU指标中不同的解释变量对碳排放效率低、中、高值区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地均劳动力要素仅对高值区有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负向效应，地均资本要素对低值和中值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均科教因素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从提高用地转换率、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倡导低碳文明的绿色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减少城市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达到优化城市空气质量的目的。

旅游吸引力是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动力源泉，基于需求侧的旅游吸引力评价对于乡村旅游地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江西省为例，在乡村旅游地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网络信息的乡村旅游地吸引力评价体系，同时采用空间自相关和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乡村旅游地吸引力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发现：（1）江西省乡村旅游地可以划分为生态观光类、休闲度假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乡土文化类和特色村镇类六个大类和24个基本类型;（2）江西省乡村旅游地单体吸引力指数相差较大，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吸引力指数差别显著，生态观光类吸引力指数最高，农业科技类最低;（3）江西省乡村旅游地为旅游者带来了良好的游憩体验，旅游者整体满意度较高，但网络关注度与分享程度相对较低;（4）江西省乡村旅游地吸引力集聚特征显著，且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宜春”、“萍乡-宜春”、“上饶-景德镇”三大片区，各类型乡村旅游地吸引力集聚状况空间差异较大。基于研究结论，文章为江西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提升及未来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取数理统计和重心模型法分析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等土地整治实施的核心指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判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实施的协调性。结果表明：（1)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总体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均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后有所回落最后趋于平稳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鄂中平原地区高，鄂东和鄂西地区较低的格局特征。（2）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各实施要素的重心均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并在天门市-钟祥市-京山县一带呈波动式变化。(3）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呈现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低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集中在鄂北和鄂东低丘岗地区，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分布在鄂中平原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分布较广，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对区域土地整治项目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实施协调性研究可为新时期我国统筹区域土地整治事业发展及实施差别化管控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认知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变化规律既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及其格局优化的内在依据。以长沙都市区为实证区，以遥感影像、城市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等为主要数据源，选取2000、2009、2016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基于土地主体功能的差异构建“三生”功能评价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和样带分析等方法，探究长沙市“三生”功能的变化特征并提出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长沙都市区整体的生产、生活功能持续强化，但生态功能有所减弱；（2）长沙都市区内部“三生”功能强弱亦发生变化，不同功能空间重组，“三生” 功能的均衡性提高；（3）长沙都市区“三生”综合功能水平持续提升，高水平区域逐渐向城市中心集聚，呈现单核集聚→单核集聚-多核分散→网络均衡化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但“三生”功能空间单元变化模式各异；（4）应从“三生”功能用地结构的“质”与“量”两方面对长沙都市区空间格局进行综合调控。

区域土地生态网络构建是土地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研究中，多尺度的生态源地选取研究涉及较少，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该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开展全省土地生态敏感性与重要性评价分级，并在此基础上选取敏感、极敏感和重要、极重要图斑并经阈值筛选确定生态源地，生成架构生态廊道，规划形成江苏省域含多层级的土地生态网络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域土地生态网络可由31个一级源地、175个二级源地、1 313个三级源地和61条一级廊道、345条二级廊道、3 882条三级廊道组成，面积为23 526.26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22.04%；(2)一级生态源地主要由江、湖、水域湿地构成，二、三级源地以水田、林地为主。其中，长江、太湖、南通段沿海湿地、洪泽湖、高邮湖、盐城南段沿海湿地、盐城北段沿海湿地、骆马湖、滆湖、白马湖是省域内最主要的生态源地，连通度综合指数（dIIC）在1 519个生态源地中居前10名，对全域土地生态连通起重要作用；(3)土地生态敏感性、重要性评价结果是生态源地选取确定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据此并结合生态廊道构建能较好地实现区域土地生态网络的规划。

基于1961~2018年中国地面降水日值0.5°×0.5°格点数据集(V2.0)、NCEP/NCAR再分析数据及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CMA-STI）提供的热带气旋（TC）最佳路径资料，通过百分位阈值法确定江南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并根据天气系统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而归类，结合线性趋势分析、M-K突变检验等方法，分析江南地区不同类型极端降水的长期变化及其可能原因。结果表明：（1）江南地区在1961??2018年间共有790次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包含436次锋面型极端降水事件、135次气旋型极端降水事件和219次其他类型极端降水事件。（2）除其他类型极端降水事件的降水天数、降水量呈下降趋势之外，锋面型和气旋型极端降水事件都呈上升趋势，并且其降水天数、降水量显著上升。所有类型的极端降水强度都呈上升趋势。区域性极端降水天数、极端降水量的增长趋势开始时间晚于锋面型，但其极端降水天数与锋面型同在90年代左右发生突变，极端降水量与气旋型同在80年代左右发生突变。（3）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的变化可能是由锋面型、气旋型极端降水事件的变化而导致，而局地经向环流、出现在江南地区的热带气旋数量分别是锋面型与气旋型极端降水事件长期变化的可能原因。

城市热岛是由地表特征、社会经济和气象等因素综合引起的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季节差异。大量的研究分析了土地覆盖类型、地表覆盖指数、景观指数等和城市热岛之间的相互关系，忽略了气象因素以及气象因素、地表特征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城市热岛的影响。在分析武汉市不同季节热岛强度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地理探测器研究了不同季节城市热岛强度的驱动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和热岛风险区探测。结果表明：武汉市各季节热岛强度在空间上呈现强烈的集聚特征。按春夏秋冬顺序，武汉市4个季节热岛强度的主要驱动因素分别为地表特征、社会经济、社会经济和气象因素，四季对应的主要驱动因子分别是土地覆盖类型、夜间灯光、夜间灯光和气压。在11个驱动因子的交互影响中，四季热岛强度交互影响作用最大的分别为土地覆盖类型与夜间灯光、土地覆盖类型与NDVI、土地覆盖类型与夜间灯光、气压与土地覆盖类型或与NDVI。风险探测结果显示春夏秋冬平均热岛强度最高的分别为城市建成区、城市建成区、城市建成区、裸地和低植被覆盖区，最低的分别是水体、水体、水体、植被；四季的平均城市热岛强度随着夜间灯光的增加而增加；NDVI子区域平均热岛强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气压子区域平均热岛强度总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些结果揭示了热岛强度的季节变异特征，可为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措施的制订提供依据。

由于不同传感器时空分辨率不一致，当前NDVI动态变化研究存在研究时间较短的问题。基于EOT算法，以丹江口水源区为例，借助重叠时期的GIMMS NDVI和MODIS NDVI数据，将8 km分辨率GIMMS NDVI数据重采样为1 km，构建了1982～2018年NDVI长时序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丹江口水源区NDVI时空动态变化。结果表明：EOT算法在空间重采样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EOT NDVI与MODIS NDVI之间拟合度较高（R=0.929，P<0.01，n=24），EOT NDVI与Landsat NDVI之间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R=0.702，P<0.01，n=200）。空间上，EOT算法在土地利用类型较为复杂的区域受混合像元的影响，预测精度降低，在植被分布连片的区域预测精度较高。基于时序NDVI数据分析，研究时段内NDVI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变化趋势为0.002 9 year-1。空间上，丹江口水源区NDVI以显著增加为主（P<0.05），在汉中市、安康市河流附近以及北部商州市、南部竹溪县等区域年均NDVI增加趋势较其他区域明显；年均NDVI呈现减小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丹江口水库、十堰市、南阳市、平利县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Mann-Kendall检验显示年均NDVI时间序列没有突变现象，但局部区域NDVI在不同时间呈现差异。

区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是研究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MODIS NDVI数据，采用像元二分模型计算了2001~2018年三峡库区植被覆盖度，结合植被覆盖度变化类型提取模型及分布指数，揭示了库区植被覆盖度变化在不同地形因子上的分布特征。研究表明：（1）三峡库区植被以高和中高覆盖度为主，其分别占库区总面积的65.72%和28.61%。18年来，库区年均植被覆盖度增长率为0.14%；（2）库区植被稳定类型占总面积的79.50%，植被改善占16.71%，植被退化占3.79%。26个区（县）中，长寿区、江北区等7区的植被改善面积小于植被退化面积，存在生态退化风险；（3）高程小于500 m、坡度小于6°的区域植被退化优势显著；高程500~1 100 m的区域植被改善为主导类型；坡度6°~15°的区域无明显优势分布；高程大于1 100 m、坡度大于15°的区域植被稳定和植被改善类型为优势分布；（4）库区不同坡向上，平坡上的植被退化类型显著，当坡向由阴坡向阳坡转变（西坡→南坡，北坡→东坡）时，植被覆盖度变化优势分布类型由植被退化型转变为植被改善型。研究结果揭示了三峡库区植被覆盖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特征，对库区生态环境评价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雅砻江流域是我国水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探究流域干湿时空演变规律有利于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水资源，为流域内农业生产活动提供科学指导。基于1981~2017年雅砻江流域内及周边16个气象站月气象数据，采用Penman-Monteith（PM）公式计算各站逐月潜在蒸散量ET0，基于气象站降水校正CHIRPS卫星降水产品，从而获得更高空间分辨率的降水数据，以此计算标准化降水蒸散SPEI指数，采用云模型、Mann-Kendall（MK）趋势检验法分析流域年代际、年、季尺度的干湿时空分布特征与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对CHIRPS卫星降水产品进行偏差校正不但提高了精度，而且能够获得更高空间分辨率的降水；（2）流域春季呈湿润化趋势，其余时间尺度均呈现干旱化趋势，以冬季干旱化速率最快。年尺度下干湿变化不均匀度的稳定性最差，秋季稳定性相对最好。春、冬两季SPEI空间分布的不均匀度弱于时间分布；（3）同一时间尺度下的流域各级别干湿相对面积近似呈正态分布，流域干湿变化趋势空间分布差异较大；（4）流域各级别干旱与湿润高发区无明显区域分布规律，发生干旱与湿润的最高频率在20%左右，且随着干湿程度的加重，频率变化范围逐渐缩小；（5）不同年代干湿频率差异较为显著，年平均干旱频率变化趋势为减-增-减，湿润频率变化趋势为增-减-减，湿润频率高值区呈现由下游向上游转移的趋势。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矛盾，提升人类福祉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安庆市为实证区，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识别区域生态源地，运用电路理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根据电流密度解释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结构特征，并提出区域生态网络与生态安全的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安庆市生态安全格局包括24个大于1 km2的生态源地、3条潜在廊道、23个夹点区域以及3个重要的障碍点，生态源地主要由林地与耕地构成。生态资源本底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北部的大龙山森林公园沿线、东部开发区边缘地区及西部农场区域，中心城区生态资源流通受阻，生态廊道连通性较差，生态安全格局空间异质性特征显著。该研究通过对不同阈值下的生态网络安全进行分析，提出对不同网络格局下的生态系统改善、修复策略，对于提高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与生态网络的连通性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中国东南湿润季风区，近十几年来采用树轮宽度进行气候变化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对于气候限制因子不明确的整轮宽度年表，通过把整轮宽度分割为早材宽度和晚材宽度，分别建立早材宽度年表和晚材宽度年表，从中抽取出了可靠的气候信号。但是对于气候限制因子明确的整轮宽度年表，它们的早晚材宽度年表包含怎样的气候信息却没有开展过研究工作。选用对气候响应非常敏感的江西三清山高海拔黄山松树轮样本进行早晚材宽度的气候响应研究，该样本整轮宽度主要受上年4~7月温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样点黄山松早材和晚材宽度年表在共同可靠时段（1800~2013年）的相关系数为0.67（p<0.01），早材和晚材宽度的主导气候因素与整轮一致，均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效应”。无论是高频信号，还是低频信号，该关系都成立，这一研究工作很好地解释了东南降水丰沛的高海拔地区黄山松整轮宽度年表对气候响应非常敏感的原因所在。研究工作还表明，早晚材宽度年表包含的气候信号是否一致，对采用整轮宽度年表重建气候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影响。

黄陂区是武汉市最大的山水资源型城镇，构建其生态安全格局是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黄陂区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DEM高程图为主要数据来源，将生态敏感程度高的林地、水域及湿地作为源地，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和节点，划分生态功能区，构建并优化黄陂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识别生态源地169.55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7.5%，呈现“两极分布、相对独立、连通性较弱”的空间分布特征；（2）提取生态廊道共132条，生态节点83个，从空间分布上看，廊道集中于北部山地和南部水域，在城镇建设用地和大面积耕地地段最难连接;（3）根据计算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5个不同级别的生态安全水平区，自南北向中部生态安全水平大致呈由低到高的趋势，通过优化生态网络连接，对于保护区域生态安全、维护区域生态稳定、缓解区域生态压力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库区干支流水动力变化显著。探明三峡水库支流库湾倒灌异重流的成因对库区水华防控调度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野外观测数据，对神农溪库湾水流速度，水温，浊度等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库湾春冬季由于水温变化不大，泥沙含量很低，干支流密度差较小，导致倒灌异重流呈无规律状态；夏秋水温变化较大，泥沙含量大幅升高，水体多以中、底层倒灌形式从干流潜入库湾。库湾在汛期受泥沙含量较高的影响，导致水体密度增大形成异重流，且大部分出现在库湾中底层，其他月份异重流是由水体温差形成的，温差是倒灌异重流的主要成因；汛期6~8月，干支流泥沙含量升高，泥沙含量对水体密度的贡献率增大，最大为75%；其他月份水体密度主要受水温影响，水温对水体密度的贡献程度在各月均超过80%，最大贡献率为95%。

为研究安徽铜陵某矿区耕地和人工林地两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应用Tomlinson污染负荷指数法和生物富集系数评价研究区土壤重金属Cd、Cu污染水平和植物重金属富集水平。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土壤Cd、Cu全量2.34和161.25 mg/kg，均高于林地Cd、Cu全量1.26和80.15 mg/kg，二者均超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GB 15618-2018，pH≤5.5）和铜陵市重金属背景值，耕地和林地污染水平分别为中度污染和轻微污染。耕地糙米Cd（0.95 mg/kg）超标严重，黄山栾树地上部Cd、Cu富集系数均低于水稻地上部。综上，黄山栾树人工林地Cd、Cu污染轻于耕地，退耕还林是研究区更佳的土地利用选择。

利用黄土高原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层次非线性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之间关系的主效应和生态补偿对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集体行动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生态补偿对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其调节作用的方向不一致，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于资本密集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增强农户的集体行动参与能力和规模、细化补偿金额和年限的标准、制定技术属性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政策等。

 利用黄土高原山西、陕西和甘肃3省的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空间差异，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研究了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农户所采用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在3省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山西省农户秸秆还田技术和深松耕技术采用率较高，陕西省农户对少免耕和沟垄种植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甘肃省农户采用较多的技术分别为秸秆还田、残茬覆盖、地膜覆盖和深松耕技术。（2）家庭收入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和采用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养殖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降水量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块类型对山西和陕西两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和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甘肃省的农户影响不显著。（4）社会网络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推广促进了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政府补贴对山西和甘肃两省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陕西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影响不显著。

在对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基于武汉“1+8”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有33.5%的农户愿意每月支付20元左右资金来保护耕地，整体水平偏低；城镇远郊区农户有更强的耕地生计依赖，相比于城镇近郊区，支付意愿更强。（2）从各个模型中的显著型变量来看，除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外，其余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整体上，相比于经济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4）城镇近郊区和城镇远郊区农户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城镇远郊区，除与亲朋邻里关系状况外，城镇近郊区其余农户资本影响效应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劳动力总人数以及社会资本中在群众会议中的发言情况只对城镇近郊区农户影响效应显著；对村集体信任程度等村庄型和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都对城镇远郊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而城镇近郊区仅是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产生效应。应积极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升农户储蓄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集体活动组织以加强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交流；尤其加强城镇远郊区农村集体组织建设等来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进一步加强农户农业生产补贴；以此增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促进更好的保护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