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基尼系数、引力模型等，测算2010~2017年省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维“旅游+”复合系统协同程度，并构建“经济带-流域-省域”多尺度分析框架，解析其空间差异的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各产业发展尚不充分，均表现为东北相对优势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中科技创新均衡化相对滞后于其他三者；（2）协同度整体呈缓慢提升态势，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分布，且格局较为稳定；与下游相比，中上游协同度出现“断崖式”下跌，平均存在2~3年“时滞”；（3）长江经济带协同程度的区域差异渐趋缓和，按下中上游划分，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流域间的交错程度较高；（4）空间上逐渐形成“以江浙沪为核心，川渝为次核心”的双轮驱动发展网络结构，逐步牵引中上游协同水平提升。

为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借助VAR模型验证2001～2017年三者的作用关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分析其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时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交通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旅游产业分别与交通、生态环境呈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三者相互促进，但又彼此制约；(2）2001～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多数地区从拮抗和磨合状态进入耦合状态，并由中、低协调耦合阶段转为极协调耦合阶段，协调度滞后于耦合度；(3）长江中游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区域差异，2001～2006年武汉城市圈的表现优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沙、南昌等少数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发展要优于周边地区。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国家乡村振兴规划的主要目标。在城乡交通一体化驱动下，机动化出行已然成为广大农户交通出行的优先偏好，在此背景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具有时代紧迫性和必要性。以江苏为例，基于GIS网络分析方法分别测度步行、电动车和汽车出行方式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可达性水平，力图揭示城乡交通一体化驱动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可达性与供需匹配特征。研究表明：步行方式下农村医疗卫生可达性水平低，而电动车能保证大部分农村享受较高水平卫生站可达性，汽车则使大多数农户享受高水平的医院可达性，城乡交通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它能够有效地破解农村医疗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供需不符和利用率低下问题，为农户共享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创造必要条件。有鉴于此，为了实现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应继续加快城乡交通一体化步伐，探讨构建城乡交通一体化框架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方案，优化城乡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布局。

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对于推进我国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缺乏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整合研究。借助元分析法，从756篇国内外文献中筛选出30篇标准文献作为研究数据，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TERB）影响因素进行整合研究。结果显示：（1）个人特征、感知价值、目的地体验、目的地涉入、地方特征、环境态度与地方依恋等7大因素均显著影响TERB，个人特征、感知价值与TERB之间呈中度正相关关系，其余因素与TERB之间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其中，目的地体验与TERB的正相关关系最强(r=0.600)，而个人特征最小(r=0.260)；（2）样本量、文化背景和出版类型在各因素对TERB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其中，样本量对个人特征、感知价值、目的地体验、目的地涉入、地方特征以及地方依恋与TERB间的关系均具调节作用；文化背景对个人特征、地方依恋与TERB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出版类型对目的地体验、地方特征与TERB间的关系起到明显调节作用；（3）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理具有复杂性，不仅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且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最后提出若干管理启示。

为了解长江荆江段浮游生物的群落结构特征以及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于2017年3、6、9和12月对荆江7个采样断面的左右岸共14个采样点的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及水文、水质参数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荆江采集到浮游植物7门67属135种(含变种)，以硅藻门（51.85%）和绿藻门（25.19%）为主。浮游植物的丰度均值为73.16×10 4 cells./L，生物量均值为0.87 mg/L，上荆江各采样断面间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变化不明显，下荆江浮游植物的丰度和生物量表现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增高的趋势。优势种为硅藻门的颗粒沟链藻和梅尼小环藻。Margalef 丰富度指数是0.83，Pielou均匀度指数是0.80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是1.90，下荆江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大于上荆江，说明上荆江比下荆江污染严重。典范对应分析溶氧、温度、氨氮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浮游动物48属81种，其中轮虫最多（37.04%），其次是原生动物（25.93%）和枝角类（23.46%）。浮游动物丰度均值为6.32 ind./L，生物量均值为88×10-3 mg/L，上荆江浮游动物丰度和生物量低于下荆江。浮游动物优势种为冠砂壳虫、桡足类无节幼体和剑水蚤一种。Margalef 丰富度指数是5.2，Pielou均匀度指数是0.84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是1.32，下荆江的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大于上荆江，说明上荆江比下荆江污染严重。冗余分析显示温度、溶氧和氨氮是影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

三峡水库消落带淹水后植物腐烂分解，向水体释放碳、氮养分，可能导致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 ₄）和氧化亚氮（N₂O）等温室气体（GHGs）排放，消落带可能成为大气GHGs的排放源，但目前植物淹水腐解导致的GHGs排放还缺乏定量研究。选择三峡水库消落带优势草本植物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 (Linn.) Pers.）、水蓼（Polygonum hydropiper）、鬼针草（Bidens bipinnata Linn.）和苍耳（Xanthium sibiricum Patrin ex Widder.）的茎叶，开展为期120 d的室内浸泡模拟淹水实验，测定植物残体干重、上覆水的水化学指标和养分浓度并监测其动态变化，同时测定水-气界面GHGs排放速率，旨在查明消落带植物残体淹水后的GHGs排放过程和通量及其植物种间差异。结果表明:植物残体淹水初期（前15 d）干重下降较快，随后下降变缓，其中苍耳干重损失最大，狗牙根干重损失最小；植物残体淹水初期（前15 d）水-气界面的GHGs快速排放，淹水第4~7 d达到峰值，中后期（第30 d起）平稳排放，鬼针草和苍耳淹水后水-气界面GHGs排放速率显著高于狗牙根和水蓼（P<0.05），鬼针草和苍耳淹水后CO ₂和CH₄累积排放量显著高于狗牙根和水蓼，苍耳、鬼针草和水蓼淹水后N₂O累积排放量显著高于狗牙根，总体而言，狗牙根淹水后GHGs排放量最低；消落带优势草本植物残体淹水后的CO₂和CH ₄排放速率随上覆水的DOC浓度升高而增加， N₂O排放速率与上覆水的NO^-₃-N浓度具有正相关关系，受NO^-₃-N浓度驱动。同时，植物形态和其碳氮含量影响植物淹水分解速率、进而影响养分释放和GHGs排放。

为了研究三峡水库周期性的水位调节对消落带植被群落特征的影响，选择重庆忠县至宜昌秭归段的消落带植被群落进行研究，运用重要值和多样性指数分析不同高程的植物种类组成、生活型分布特征及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统计植物共32科70属73种，禾本科、菊科和豆科是3个优势科，单种、属现象明显；狗牙根、苍耳、鬼针草、苘麻、鳢肠、酸模叶蓼、莲子草是3个高程的共存种，其中，狗牙根和苍耳在3个高程均为优势物种。（2）研究区域共统计11种植物生活型，在消落带下部和中部，一年生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在消落带上部，多年生草本植物成为优势生活型，生活型类型多样化，蕨类、藤本、灌木以及乔木植物开始出现。（3）消落带植物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均匀度指数均随海拔变化表现出显著差异，并且随海拔升高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可见，水位变化对植物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产生很大影响，在低海拔区段，消落带物种组成简单化，耐水淹和繁衍能力强的植物成为优势物种；随着海拔上升，水淹胁迫减弱，出现更多适应水位变化的植物种类，使植物群落沿海拔变化形成不同的分布特征。这些研究结果对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修复植物的筛选，以及物种多样性的提高具有参考价值。

为了阐明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水源涵养功能，采用野外调查与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岷江上游山地森林-干旱河谷交错带为研究对象，开展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枯落物层现存量、持水过程、吸水过程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植被恢复模式中，枯落物现存量大小依次是天然次生林>刺槐林>岷江柏-油松幼林>岷江柏幼林>沙棘+金花小檗灌丛>荒草地。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枯落物半分解层占现存总量比例均在60%以上，且均大于未分解层占现存总量比例，其中岷江柏幼林最高（79.89%），天然次生林最低（60.66%）。刺槐林和天然次生林模式枯落物最大持水量较大，分别为53.25和53.22 t·hm-2，岷江柏-油松幼林模式次之，荒草地最小。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枯落物半分解层持水量均大于未分解层，且持水量与浸水时间间呈对数、幂函数、线性和指数函数等关系；而枯落物未分解层、半分解层的吸水速率与浸泡时间均呈幂函数关系。研究成果可为区域合理选择植被恢复模式提供科学参考。

为全面研究生态文明背景下岷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该研究从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污染治理与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承载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均方差决策法建立组合权重，再通过加权综合指数法和理想解模型对2011~2017年岷沱江流域10个主要地级市的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动态评价，最后利用ArcGIS10.5软件进行评价结果的时空分异性的可视化。研究表明：在水环境综合管理下，岷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呈上升的趋势。空间分布上，虽岷沱江流域上、中、下游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整体水平差异性逐渐缩小，但流域中各地级市在水污染治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今后岷沱江流域应重点控制水污染和优化水资源配置，统筹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水环境管理。

土壤养分和土壤酶活性是土壤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为明确向家坝工程扰动区不同修复类型边坡土壤养分及土壤酶活性特征，该研究以向家坝工程扰动区4种不同类型的人工恢复边坡：植被混凝土（CBS）、厚层基材（TBS）、客土喷播（OSS）、框格梁（FBS）为研究对象，以天然林（NF）边坡为对照，测定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土壤酶活性及其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4种人工恢复边坡土壤pH均高于NF，且均属碱性；（2）CBS、TBS土壤全量养分和土壤速效磷含量均显著高于OSS、FBS和NF；TBS显示出土壤氮营养的明显优势、CBS显示出土壤磷营养的明显优势；（3）人工恢复样地土壤蔗糖酶、过氧化氢酶和多酚氧化酶酶活整体高于NF；OSS、FBS土壤脲酶、蔗糖酶、纤维素酶和磷酸酶活性差异均不显著；（4）TBS当前状态接近接近NF；OSS、FBS在土壤养分和土壤酶活性两方面均呈现较大的相关性。综上，CBS、TBS两种人工恢复手段对于向家坝工程扰动边坡土壤养分持续性和土壤酶活性影响较好，TBS发展趋近天然林，OSS、FBS对于土壤酶活性影响积极，但养分累积效果稍差。

综合评价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期间（2001~2008）、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2009~2013）及第二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2014~2017）宝鸡地区的生态修复效果，为后续国家生态修复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参考。研究基于植被降水利用效率（Rainfall Use Efficiency, RUE）模型，综合气候、土地利用/覆盖及光学遥感3个维度，采用经分离后的人为干预（增加/减少）因素探讨了自然和人为驱动因子对植被恢复的影响。结果表明：（1）自2001年以来，宝鸡地区造林面积呈增加趋势的区域遍布全区（83%），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植被改善面积占比为83.32%，林地（介于0.64~0.67）植被改善最好；（2）夏季人为干预区域降水量最大，RUE值最小。春季RUE增加最显著，夏季RUE减少最显著；（3）累计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与RUE在2001~2008年、2009~2013年和2014~2017年，均呈较好的正相关性。∑EVI分别以0.148、0.029、0.143/a的速度逐年增长；（4）3个时间段上，林地的RUE值最高。其中2001~2008年、2009~2013年人为干预减少的年均RUE值（0.40、0.43）小于人为干预增加（0.48、0.46），2014~2017年人为干预减少的RUE值（0.54）大于增加的RUE值（0.51）。可见，时空尺度上人为干预在短期时间内能够促进植被恢复显著改善，但气候因素对宝鸡地区植被覆盖的影响是长期效应。

研究绿肥作物种植方式对其生长状况及土壤特性的影响，可为长江下游农区“水稻(Oryza sativa L.)—绿肥作物”轮作模式下如何以草增粮提供科学依据。于2018~2019年在江苏省昆山市采用套播留茬、浅旋直播、板茬直播3种种植方式，研究不同绿肥种植方式对自身群体基础、越冬稳定性、生育进程、主要形态指标、产草量及还田后土壤养分动态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同播种量水平下，浅旋直播的群体起点最高，为58.29万基本苗/hm ²；越冬稳定性以套播留茬方式最高，越冬率为94.3%。不同种植方式下生育进程递进规律总体一致，主要影响绿肥作物的营养生长期，套播留茬方式的营养生长期最长（122 d），比最短的浅旋直播方式高出20 d。套播留茬方式下的株高、茎粗及其他主要形态指标明显高出其他两种方式。套播留茬方式的鲜草产量最高，浅旋直播方式居中，板茬直播方式最低，且均超过30 000 kg·hm^-2。翻压还田后，3种方式下土壤有机质、全氮、铵态氮、硝态氮、速效磷、速效钾等土壤养分含量均有一定的增加，其中套播留茬方式增加幅度最高。

为了探索长江流域双季稻体系氮肥施用对氨挥发损失的影响，评价Denitrification Decomposition (DNDC)模型对产量和氨挥发拟合的适应性，设计了早稻和晚稻不同氮肥用量田间试验，采用密闭室间歇通气法原位观测氨挥发排放通量，利用DNDC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并运用模拟结果探讨了水稻产量和氨挥发损失与施氮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模型能较好模拟双季稻体系水稻产量和氨挥发，早稻、晚稻和双季稻产量模拟值与观测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4、0.928、0.979，早稻、晚稻和整个双季稻生育期氨挥发模拟值与观测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4、0.998和0.997，均达到极显著水平。DNDC模型能较好预测因施肥引起的氨挥发排放峰，但在氨挥发通量和排放总量的定量上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敏感性指数分析表明，气温是影响作物产量的关键因素，氮肥用量和气温是影响氨挥发的主要因素。DNDC模型在模拟双季稻体系籽粒产量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DNDC模拟和田间观测数据计算的最高产量施氮量分别是420和417 kg·hm^-2。稻田氨挥发损失量与施氮量之间满足二次函数和线性关系，二次函数能更好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使DNDC更准确的进行估算和应用，有必要获取更翔实的环境资料以减少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

积极鼓励与推广农业亲环境生产行为，是实现我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湖北省765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了责任意识对稻农亲环境生产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情境约束的调节效应，以期厘清与掌握不同情境下责任意识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稻农亲环境生产行为采纳程度较低，集中于采纳1~2项的样本为主，平均采纳数量为1.91项。（2）责任意识维度中，责任归属、责任认知对稻农亲环境生产行为均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行为担当却起到显著负向影响。（3）村规民约能减轻行为担当对稻农亲环境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但也会一定程度上削弱责任认知的积极作用；面对农业生态环境压力，责任归属对稻农亲环境生产行为的正向作用同样有所降低。

利用黄土高原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少免耕技术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5个维度对黄土高原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并检验了技术便利性认知、技术效果认知和技术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技术认知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山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声望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陕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信任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甘肃省农户的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为完全中介。

极端降水具有较强的持续时间不确定性，持续多天的极端降水事件往往具有较大的致灾性，但目前从极端降水持续性角度进行极端降水变化及其环流因素的研究还非常缺乏。利用1961~2018年中国逐日降水格点数据集以及大气环流指数数据，定义持续了2天及以上的极端降水为持续极端降水事件，研究其在中国不同区域发生频次、持续日数以及持续极端降水总量、持续极端降水最大降水量的时空变化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60年来，中国持续极端降水事件在较为干旱的地区(蒙新地区、青藏地区)高发且持续时间长，但在较湿润的地区（东部地区）持续极端降水事件强度更高。（2）中国持续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但在区域尺度上，东部地区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越干旱的地区增加趋势越大。各个指数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似。（3）持续极端降水事件对总降水的贡献率呈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东部地区增长趋势不明显。（4）西太平洋副高、南海副高、西太平洋暖池、亚洲区极涡、北半球极涡和中国持续极端降水事件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区域尺度上，西太平洋副高对蒙新地区和青藏地区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区则受到西太平洋副高和西太平洋暖池的较大影响。总体上西太平洋副高对于中国持续极端降水事件影响最大，西太平洋副高强度的加强往往会引起中国持续极端降水增多。

城镇化下土地利用变化影响了流域洪水过程，并可能导致设计洪水发生变化。为进一步辅助城镇化流域防洪设计研究，以常州市双桥浜集水区为例，针对城镇化地区管网资料不全、区域管网河（渠）道排水过程复杂的问题，利用城市河道、道路、集水井等的汇水路径对高度城镇化小区进行子汇水区划分，基于HEC-HMS（Hydrologic Engineering Center-Hydrologic Modeling System）模型建立了适合高度城镇化下平原集水区的降雨-径流模拟模型，以模拟分析城镇化下土地利用转变对暴雨洪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绿地向城镇化转变的过程较未利用地向城镇化转变使洪水增加得更大更快，且洪峰的增加幅度小于洪量的增加幅度。同时，随着土地利用转换程度的增大，对洪水影响的差异性也在增大，且低重现期洪水所表现的差异性更为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平原河网地区防洪减灾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近年来山区洪水暴发频繁，严重威胁着山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洪水灾害敏感性评价是预防和减轻洪灾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山区野外调查不足和资料的缺乏，是洪水敏感性制图中的重大挑战。大数据时代用户产生的数据为洪水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以吉安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互联网上用户产生的洪水灾害数据，随机选取70%的洪水事件作为训练区，选取高程、坡度、坡向、曲率、降雨量、河流距离、土地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等8个洪水调节因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洪涝灾害敏感性评价，并使用混淆矩阵、ROC曲线对评价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地势低、距水系近、降雨量较大且土地利用类型为建设用地的区域，洪水发生的概率较大；（2）混淆矩阵得出分类总体准确率为80.6%，训练区（70%）的AUC值为0.888，验证区（30%）的AUC值为0.980，AUC值均大于0.8，说明模型评估精度较高；（3）高风险和极高风险区所占比例为28.71％，包含研究区80.99%的洪水事件，说明这些区域洪水分布较为密集，易感性较高。根据2020年6月1日~6月8日的暴雨洪灾情况验证，该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研究表明在数据不易获得的山区，利用互联网上获取的用户数据可行，该评价结果可为吉安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洪灾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洪涝灾害往往容易在短期内突然发生，从而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目前有关突发性洪涝现象的甄别与分析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利用标准化前期降水指数SAPI(Standardized Antecedent Precipitation Index)评估出逐日洪涝状态的基础上，提出突变性洪涝指数AFI(Abrupt Flood Index)以综合反映水量由前期（当天）到后期（后10天）突变及后期洪涝程度，同时定义并计算AFI阈值AFI_t，认为AFI超过AFI_t的日期为临界状态，后期将发生突变性洪涝事件。以汉江上游流域为例计算出该流域1972~2017年逐日AFI指数，并利用AFI_t判别出了处于临界状态的日期。进一步分析表明，AFI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突变性洪涝现象，利用AFI指数甄别出的洪涝临界状态有利于识别流域突变性洪涝事件并有助于流域水资源系统应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