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是绿色创新的载体，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准确评价和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的分析，有助于联系紧密的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综合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涉及的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立由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基础3个一级准则层，46个评价指标构成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然后，基于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和GeoDa1.12软件工具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特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基于共线性-变异系数指标筛选模型构建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62.2%的指标反映了92.1%的原始信息，能够客观地检验和衡量研究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水平和问题。（2）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26个城市指数得分的平均值仅为0.225，得分第一的上海市是最后一位铜陵市的7倍，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区域协同创新有待提升。（3）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线分布，在空间上呈“之”字型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联系，印证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协同创新发展，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可行性。

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的关系对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例，根据2009～2018年统计数据，利用熵值、超效率DEA、耦合模型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关系及匹配程度，并利用GIS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演化轨迹大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但在研究期间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2009的0.692增长至2018年的1.169。(3）样本期间，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东部长三角板块协调度显著优于西部云贵板块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交互发展处于高度匹配阶段，有利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旅游资源开发强度；生态能力；耦合协调；长江经济带

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类型结构齐全，类型分布差异化明显的特点，其中传统技艺类、民俗类、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挖掘保护较充分；（2）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上呈现“核心多，边缘少”的分布特征，形成以屯溪区与歙县为核心的2个高密度核心圈；（3）文化载体传承人数量在古徽州地域内相对富集，但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布不均状况；传习基地（所）在空间上呈现地域分布不均衡的格局。最后，从地方文化和地理环境、政府的保护与管理、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因素。

研究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驱动机制对城市群的科学可续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GAM），选取社会经济因子、自然因子和邻域因子，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5年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各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力并对其进行功能识别。结果表明：（1）2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驱动因子时空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极化效应明显，涓滴效应逐渐显现，但城市群仍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2）三大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因子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和地均GDP对各子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影响最大，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渐由单核驱动发展为双核驱动。（3）核心驱动因子与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之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4）GAM模型能够解释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各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Logistic和Nonliner-Logistic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验证精度，表明了其探索非线性驱动力的优势。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精准识别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优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城乡交错区典型例证，从微观地块非农转换概率和转换比率两个维度构建跨栏模型识别耕地非农转换的关键影响因素，综合运用耕地非农转换风险评估模型与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研究区内未来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分布空间。结果表明：（1）浦东新区耕地的非农转换存在部分转换或渐进转换现象，平均转换比率仅有19%，多以“带状”和“片状”的形式出现；（2）耕地非农转换过程较为复杂，耕作地块与水源、农路及城镇的距离以及地块是否处在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管控范围或位于城市发展边界内等是影响其非农转换的关键因素；（3）依据耕地非农转换风险将浦东新区耕地划为非农转换风险区、脆弱区、敏感区及安全区四类，其中 2 426.86 hm2 耕地面临大规模非农转换胁迫的高风险，5 449.7 和 3 793 hm2 耕地处在非农转换脆弱和敏感区，15 253.5 hm2 耕地处在非农转换概率低的农业生产安全区，是城市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建设的耕地。该研究尝试识别出浦东新区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胁迫地块及空间分布，为地方政府加强耕地保护及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供参考。

在综合国内若干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实例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转移数据库和相应的Meta回归分析模型，对价值转移评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对该模型的样本外价值转移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平均价值为5.868万元/hm2·a，按照价值高低排序依次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保育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净化大气环境>森林游憩>积累营养物质，且总体呈现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区位分布特征；（2）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方法、类型因素，城市的区位、人口、经济因素和研究区面积因素都是影响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的主要因素；（3）所构建的Meta价值转移模型的样本外价值转移的平均转移误差为18.54%，用于研究样本外价值转移估计的有效性较好。

林业生态安全的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利于实现林业生态安全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林业生态—产业系统的共生发展。运用DEA-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5～2014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林业生态安全效率进行时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PSR模型构建了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体系并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林业产业发展更依赖于规模的扩张而不是技术水平的提升，这不利于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动态波动较大且技术进步指数偏低，林业生态与林业产业的协调发展存在较大困难。在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体系中，城市化水平、森林消长比，生态林面积、单位面积森林蓄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财政支出等对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人均资源总量，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等对林业生态安全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产业规模集约高效发展、加强创新提升技术效率促进林业生态与产业一体化发展、实现林业资源总量提升和公众生态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等对策。

以安徽省72个区县为研究样本，基于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运用熵权法与专家法确定综合权重，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森林生态承载力指数，并对2001～2016年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进行时空分析，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对安徽省县域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轨迹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状况整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全省大部分区县处于可载等级；政府林业投资强度、天然林保护面积占比、退耕还林面积占比、林分结构等指标权重较大；省内森林生态承载力水平分布不均衡，超载地区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区，可载地区则大多分布在皖西南山区；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在2001～2006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2006～2009年从东南向东北方向迁移，2009～2016再次向东南方向迁移，且迁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 35 021.27 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 107 112.26 万元／a，全成本约为 142 133.53 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 252 912.96 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 252 912.96 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 197 523.25 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提出了一种基于集合经验模态分解的多尺度信息熵方法来分析长江流域138个气象站1961~2016年的月降水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随机性，然后，采用模糊C均值聚类（FCM）算法对流域月降水进行空间区划，最后，探讨各区平均月降水序列与厄尔尼诺1+2区的平均海表温度（NINO1+2）之间的时滞相关性。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月降水存在明显的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2）流域月降水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随机性均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模式，并且流域月降水的IMF分量的随机性随时间尺度的增大而降低，且不同地区间其随机性的差异越来越大；（3）流域月降水在各IMF分量上的随机性沿纬向自西向东逐渐增大，而沿经向呈现出拟均匀性；（4）流域月降水在空间上可划分为6个一致性子区域：西部高原区、西南部横断山区、北部低山盆地区、南部低山丘陵区、东南部鄱阳湖平原区和东部长江三角洲区；（5）流域各区平均月降水对NINO1+2的最佳响应时滞自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依次由2个月延长至4个月。

长江口及邻近水域是我国多种重要鱼类产卵、索饵、育肥的优良场所和洄游通道，对于该水域渔业资源进行有效监测是开展资源评估和养护的基础。以渔业资源监测的4种常见途径，即注册制度、问卷调查及访问调查、直接监测和报告制度为框架，对照总结了这一水域各种监测项目的发展水平和缺陷，特别针对依赖于渔业的调查和独立于渔业的调查，详细分析了渔业观察员项目、科考船、采样调查设计、渔业声学调查、标志放流、鱼卵仔稚鱼调查等环节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监测项目的发展完善提出改进建议，旨在为该水域后续建立科学合理的渔业资源监测体系积累基础参考资料。

基于2007～2018年葛洲坝下宜昌江段鱼类早期资源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采用群落生态学方法对12年来长江中游鱼类早期资源群聚特性和年际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三峡水库蓄水后鱼类早期资源的优势种更替过程和群落结构变异。结果显示：12年间共采集到鱼卵5目9科49种，其中产漂流性卵鱼类28种。鱼卵物种数的年际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年间变幅较大（18~30种/a）。鱼卵丰度的年际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上升，其中“四大家鱼”采集数量和密度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群落结构分析显示，12年间宜昌江段鱼卵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呈缓慢下降趋势，并在2007～2008、2009～2013和2014～2018年形成三组不同的时间聚类，组间差异显著。SIMPER分析表明，各时期鱼卵群落差异主要受优势种和重要种所决定。2013年前，贝氏（Hemiculter. bleekeri）、银鮈（Squalidus argentatus）、银鲴（Xenocypris macrolepi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等交替出现成为主要优势物种；2013年后，贝氏成为主要优势物种，优势种和重要种的鱼卵数量占比进一步上升（大于90%）。研究结果指出，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葛洲坝下宜昌江段鱼类早期资源优势种更替现象逐渐消失，群落结构趋于稳定，繁殖鱼类群落结构正向“单一化”发展。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 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为进一步揭示鄱阳湖流域极端气温事件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鄱阳湖流域24个气象站点连续59年观测资料，选取8个极端气温指数，分析鄱阳湖流域极端气温动态变化，并探讨了大气环流与极端气温变化的联系。结果表明：（1）鄱阳湖流域极端气温暖指数（暖昼天数、暖夜天数和夏日天数）及极值指数（日最低气温最小值和日最高气温最大值）均呈增加趋势；冷指数（冷昼天数、冷夜天数和霜冻天数）均呈逐渐减少趋势。（2）从空间分布来看，极端气温空间变化趋势与年际变化一致，极端气温暖指数和极值指数呈增加趋势，冷指数均呈减少趋势，但在不同地区变化趋势存在差异。流域各站点霜冻天数和冷昼天数均呈显著下降趋势，但在赣北地区下降趋势最显著。大部分站点（23/24）暖夜天数、夏日天数和日最低气温最小值均呈显著增加趋势；（3）鄱阳湖流域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与大气环流的变化存在相关性，其中西太平洋副高强度指数、夏季东亚季风指数、亚洲区极涡强度指数和北极涛动指数对极端气温事件影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极端气候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提供参考。

土地利用变化的水文效应是当前人类活动环境影响的研究热点。柑橘果园扩张是近20年来寻乌水流域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利用寻乌水流域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设定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以SWAT模型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径流与输沙，并结合2000年以来柑橘果园扩张的遥感制图成果和寻乌水径流和泥沙观测资料，分析柑橘果园扩张对流域径流和输沙的影响。研究表明：SWAT模型模拟径流的效果较好（Re=-0.05；R ²=0.79；Ens=0.72），输沙模拟效果也在合理范围（Re=0.75；R ²=0.8；Ens=0.71）；1990～2015年间，寻乌水流域林地面积减少36.83%，果园面积增加42.48%,径流与输沙变化率分别为2.57%和4.27%；新垦果园面积与河道输沙量的关系不显著，这是因为河道输沙不仅与土壤侵蚀有关，同时也与土壤侵蚀地块与河道之间的区位关系有关，同时，在反坡水平阶等水保措施的作用下，果园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三峡库区的水环境安全不仅关系到库区周边省市用水安全，更与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以及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综合考虑风险源危险性、风险受体敏感性以及区域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等因素构建水环境污染风险分级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方法，运用冷热点格局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以行政区为单元综合评价三峡库区潜在水环境污染风险分布状况。结果表明：（1）云阳县风险源数量最多，万州区风险受体数量最多，但重庆主城区及周边地区高风险污染源和高敏感受体分布最为密集，且区域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最低。（2）研究区县区级风险源危险性和风险受体敏感性指标统计结果均呈集聚分布格局，热点区域集中在库区上游重庆主城区及周边地区，且该区域风险可接受水平表现为冷点区域，而在其它区域基本呈现为均衡的分布格局，未形成明显的热点或冷点区域。（3）库区水污染高风险江段包括九龙坡区、渝北区、沙坪坝区、渝中区和南岸区等5个县区，中风险江段包括长寿区、北培区、江北区、大渡口区、涪陵区、石柱县和巴东县等7个县区，低风险江段主要分布在库区上游的江津区和库区腹地及下游区域。最后，针对不同区域潜在水污染风险分布特征，从产业优化布局、预警与应急能力建设以及企业污废水处理技术升级等方面提出风险管控的相关建议。

采用年轮化学分析方法，测定了青藏高原东缘贡嘎山东坡峨眉冷杉（Abies fabri）年轮中 8 种重金属元素（Pb、Cd、Cr、Mn、Cu、Zn、Sr和As）含量，分析了过去150年间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变化特征，并探讨了重金属元素的可能来源。结果表明：Mn、Cu、Zn作为植物生长发育的必需元素，其含量显著大于其余5种重金属，8种重金属元素中，除Mn、Cu含量变化趋势较为单一之外，其余6种重金属含量均表现出复杂的变化趋势；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显示，树轮中Cr、Sr、Pb、As为一类，主要受到人为源和自然源的综合影响；Mn、Zn、Cd为一类，主要受到人为污染源的影响；Cu元素单独归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壳源。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树轮中重金属含量相对较低，但是随着工业生产活动增加，该地区重金属污染状况已有所增加，通过对该地区树轮中重金属含量的分析，有利于重建该地区重金属污染历史。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农户家庭禀赋影响其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进而导致其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差异的分析思路，利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来自湖北省的1 06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反事实场景和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考察了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两种情形下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显著高于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提高40.13%；（2）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不同类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减施、节水灌溉、农药减施、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3）无论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对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兼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进一步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培训。

作为一种亲环境的农业生产资料，施用有机肥可改善当前的农业环境污染现状。为探究农户亲环境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所在，以有机肥施用为例，基于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导致农户在施用有机肥这一亲环境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与意愿的悖离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存在悖离，农户对有机肥了解情况、感知行为控制、社会责任感、社会规范、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地块数和有机肥收益是该现象的成因。此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而言，农业环境污染认知水平越高、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水平越高，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对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而言，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远、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越差，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大。据此提出应提升文化程度较高农户的整体认知水平、加强对施用有机肥的宣传、合理制定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加大对有机肥施用措施的补贴力度、在尽量照顾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前提下调整耕地并进一步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等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研究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采用行为对完善我国化肥减量与有机肥增施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陕西省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异质性对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采用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异质性对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采用的影响存在差异。用果农与亲友邻里的交流程度表征的横向社会网络对果农“有机肥+配方肥”模式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用果农与肥料零售商的交流程度和是否加入合作社表征的前向和斜向社会网络对果农“有机肥+水肥一体化”模式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用果农与苹果收购商是否签订销售合同表征的后向社会网络对果农“有机肥+配方肥”及“自然生草+绿肥”模式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对果农“果-沼-畜”模式的采用影响不显著。因此，提出发展合同生产模式、促进果农间互助合作、促进果农与有机肥零售商交流，通过新媒体等信息渠道提高果农有机肥认知，进而促进果农有机肥替代技术模式采用的政策建议。

将社会学习引入现代农业技术采纳问题研究，既是对传统技术采纳与推广理论研究范式的拓展，也是理解农户技术采纳动态过程的关键。基于甘肃省张掖市498户农户微观数据，在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测度农户风险规避程度的基础上，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风险规避、社会学习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检验社会学习对风险规避的缓解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现代灌溉技术的农户占样本总农户的比例为66.06%，这其中，样本户的平均采纳程度为47.26%。(2)风险规避、社会学习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与采纳程度均有显著影响，农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其采纳现代灌溉技术的可能性越低；社会学习能显著提升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与采纳程度。(3)从社会学习各维度的影响来看，相互学习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学习他人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有影响，但不显著。(4)社会学习有助于缓解风险规避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抑制作用。

武陵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耕地种植和撂荒等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武隆和沿河3个区县55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运用Tobit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法，分析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进一步按农户生计类型和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分为4种类型，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撂荒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75.14%；(2)山区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类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40%以上，其中Ⅰ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来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