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交通网络的发展通过改变各类城市用地可达性，推动周边土地利用结构重新“洗牌”，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以重要工业城市——武汉市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对数衰减函数比较探讨了2014~2019年不同交通道路网络对城市工业用地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各等级交通道路网络沿线“工转居”总量大于“工转商”总量。（2）支路路网对“工转居”、次干道路网对“工转商”显著相关且正向驱动作用明显，并分别呈现出由南至北减弱、由东向西减弱的态势。（3）路网对“工转居”的吸引作用：次干道＞主干道＞铁路；路网对“工转商”的吸引作用：高速路＞次干道＞主干道。基于研究成果，对中国城市空间优化、交通网络规划政策制定提供相关建议。

 新基建已成为新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洞察我国新基建与产业升级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利用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PSIS-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基建与产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继而使用ArcGIS18.0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我国新基建及其三大子系统（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发展水平逐年攀升；（2）我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和东北相对滞后；（3）全国各省新基建与产业升级耦合协调度从2013到2020年总体提升幅度较大，但其与产业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高于其与产业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4）新基建与产业升级耦合协调度受到经济发展、城市规模、环境污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我国新基建与产业升级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判，期望为我国新基建与产业升级交互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为探究长江下游安庆-南通江段四大家鱼仔稚鱼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于2019年4至8月在长江下游安庆、南京和南通江段逐月开展四大家鱼仔稚鱼的空间分布和动态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共采集产漂流性卵鱼类仔稚鱼 107 990 尾，隶属于2目2科19种，其中四大家鱼972尾，以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为主，占家鱼捕获量67.28%。各江段四大家鱼仔稚鱼平均丰度依次为2.57、0.90和0.60 ind./100 m3，家鱼仔稚鱼资源自安庆向南通方向逐渐减少；安庆江段5月和7月仔稚鱼平均密度显著高于其他月份，南京和南通江段高峰期发生在6月。Kruskal-Wallis检验表明各江段四大家鱼仔稚鱼的水平分布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近岸仔稚鱼密度显著高于江心。Pearson检验分析显示，调查期间安庆江段四大家鱼仔稚鱼日丰度与水温和水位日上涨率呈显著正相关(P＜0.05)；南京江段家鱼仔稚鱼日丰度与水温和水流量日上涨率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南通江段家鱼仔稚鱼日丰度与水位和水流量日上涨率呈显著正相关(P＜0.05)。研究结果揭示了长江下游四大家鱼仔稚鱼的时空格局及与水文环境因子的相关性，阐明江湖连通系统对家鱼早期资源补充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保护长江家鱼补充群体和修复洲滩和沿江岸线等鱼类重要栖息地提供支撑。

湖北大别山区是长江中游和淮河中下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也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开展其水源涵养功能评估可以为区域生态保护和生态规划提供重要基础数据。以湖北大别山区为研究区，在获取高精度精细生态系统类型数据基础上，基于水量平衡模型评估水源涵养量，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生态系统类型、海拔和坡度等因子对水源涵养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2020年水源涵养深度均值为 292 mm，水源涵养总量为43.57×108  m³，空间上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2)水源涵养总量贡献较大的是森林和灌丛，贡献率占比超过70%。单位面积水源涵养能力较强的为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阔叶灌丛，分别为620.63和539.51 mm；(3)中低海拔(100~300 m)区域水源涵养总量占比最大，为42.86%，高海拔(1 000~1 700 m)区域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较高，为711.79 mm，缓坡(5°~15°)地区对水源涵养总量贡献最大，为47.80%；(4)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56%，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九资河镇、温泉镇、青石镇等；重要区域占12.08%，主要集中在南部英山县草盘地镇、石头咀镇和罗田县九资河镇的山地。研究结果可为湖北大别山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修复规划与生态空间管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为探究金沙江流域内捕食线虫真菌（Nematode-Trapping Fungi, NTF）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在该流域设置了54个采样点，分别采集各采样点的对称水体底泥、陆地土壤样品各5份。结合传统纯培养法、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NTF进行分离、纯化和鉴定。共采集到样品540份，从中分离得到3属29种567株NTF，上中下游分别检出2属16种79株、2属18种205株和3属21种283株，NTF的检出率和物种丰富度从上游至下游依次递增；陆地土壤中共检出3属23种354株，水体底泥中共检出2属22种213株，陆地土壤中NTF的检出率和物种丰富度均高于水体底泥。（1）地理环境因子中，经纬度和海拔均对NTF的物种丰富度和检出率具有显著的影响（P<0.05）；（2）物候条件上，年均温对NTF物种丰富度和检出率均有显著的影响（P<0.05），而年均降雨量对NTF的物种丰富度和检出率均影响不显著（P>0.05）；(3）在土壤理化性质方面，土壤pH、总钾和总磷对NTF物种丰富度的影响极显著（P<0.01），土壤总磷、总钾和有机质对NTF物种检出率有显著的影响（P<0.05），而土壤总氮对NTF的物种分布影响不显著（P>0.05）。结果表明，NTF在金沙江流域内的上中下游、水陆间存在异质性分布格局，地理因素、物候条件及土壤理化因子均在不同程度上共同驱动了这一格局的形成。

水电开发蓄水能够影响周边气候、植被甚至土壤养分循环，土壤微生物是环境变化的敏感土壤因子，其对梯级水电开发的响应并不明确。在4、9月采集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4个梯级库区土壤样品，通过磷脂脂肪酸（PLFA）法量化了干热河谷梯级库区4、9月土壤微生物PLFA总量及群落结构，分析了梯级库区土壤微生物变化的主导因素，明确了水电开发截流、蓄水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结果表明：（1）气象因子、土壤养分能够解释大部分土壤微生物的变异，干热特征更明显的白鹤滩、乌东德库区（84.1%、93.5%）解释度高于向家坝、溪洛渡库区（41.1%、77.0%）；（2）土壤微生物在4月主要与全氮、有效氮、降水呈正相关，与温度、潜在蒸散发呈负相关。土壤微生物在9月主要与降水、有机质、有效氮呈正相关，与潜在蒸散发呈负相关；（3）在4、9月蓄水对土壤微生物变异的单独贡献度分别为2.2%、6.8%，与其它因子协同解释度不超过22.4%。而在白鹤滩、乌东德库区，在4、9月蓄水（截流）对土壤微生物变异的单独贡献度分别为5.5%、8.3%，与其它因子的协同贡献度均为13%。总体上，金沙江下游干热河谷梯级水电开发引起的河道截流、水库蓄水会影响土壤微生物PLFA及其群落结构，但其影响容易被气候变化和土壤养分所掩盖。梯级水电站蓄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典型干热河谷气候对土壤微生物的不利影响、提高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稳定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土壤微生物对水电开发的响应，对于科学评估水电开发的陆生生态系统影响及土壤资源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稀土元素在现代工业、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被带入天然水环境中，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新兴微污染物。以贵阳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下水样品中稀土元素含量、澳大利亚后太古宙页岩（PAAS）标准化配分模式及人为源稀土元素特征，结果表明：贵阳市地下水中∑REE含量在6.9~155.5 ng/L之间，均值为24.7 ng/L，总体表现为中、重稀土元素相对于轻稀土元素富集，且具有显著的Ce负异常和Eu正异常特征。贵阳市各区域地下水中均发现有Gd正异常，人口密集、人类活动强烈的城市中心区域Gd异常值普遍较高，而人口相对稀少、人为干扰因素较少的区域中Gd异常则相对较低；人为源Gd占比在7.4%~96.0%之间，高人为源Gd比例反映了岩溶地下水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地表生活废水、医疗废水影响。本研究表明，人为源Gd在岩溶地下水污染示踪中具备良好的应用潜力。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肩负着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使命。掌握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基于IPCC系数计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情况，利用空间自相关对其进行时空格局分布的研究，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区位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并揭示原因。结果显示：2008~2018年碳排总量呈放缓态势，其重心逐年向中西部迁移；10a间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碳排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及集聚性，且相关性呈波动下降趋势；碳排放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影响大小为：人均用电量<人口数量<建设用地<产业结构，在空间格局上，建设用地和人均用电量的影响程度均向东偏移，产业结构和人口数量的空间格局基本稳定。研究结果表明，应从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合理规划建设用地、优化人口空间格局和谋划新能源发电等领域进一步加快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双碳”目标。

长江经济带肩负率先实现“双碳”目标的重大使命，亟待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城市减排增汇压力现状及其非均衡性。在计算2000~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和碳汇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碳足迹压力指数，在全国视野下识别长江经济带城市减排增汇压力，并分别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局域莫兰指数考察其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和空间集聚特征，从多个维度探究其非均衡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碳足迹压力低于长江经济带以外区域及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差异明显，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2）从区域差异来看，总体差异水平较大，呈扩大趋势。差异分解表明，区域间净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主要表现为上下游之间的差异。（3）从分布动态来看，绝对差异水平较大，同时存在明显的多极分化特征。（4）从空间集聚来看，同时存在4种空间集聚类型。上游和中游以低低集聚为主，下游以高高集聚为主。

系统分析长三角三省一市碳排放差异、探究其影响机理及预测碳排放趋势，对促进该区域碳排放协同达峰、实现绿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排放系数法测算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2005~2019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选择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别测度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差异。基于STIRPAT拓展模型，采用岭回归探究长三角各省市碳排放的影响机理；运用情景分析法结合各省政策规划及发展规律，参考各变量历史变化率，设定基准发展情景预测长三角各省市2020~2035年碳排放量及碳达峰年份。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长三角三省一市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碳排放差异整体上随着时间推移波动上升。（2）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人均GDP、能源强度均显著影响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碳排放，能源结构仅对江苏的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上海、浙江、安徽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中，产业结构影响最为显著。（3）基准情景下，上海、浙江、安徽和江苏分别在2026、2027、2028和2031年实现碳达峰，峰值依次为 20 768、40 855、63 533和 94 973 万t。

基于武汉城市圈2008~2017年48个区县的碳排放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等方法，从城市圈、市级、县级三个尺度来研究碳排放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Tapio脱钩模型来分析不同尺度下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在城市圈尺度，武汉城市圈的碳排放总量在2012年前不断增加、之后逐渐趋于稳定，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脱钩趋势也在总体向好。（2）在市级尺度，各市碳排放水平均已趋于平稳，其中，武汉、黄冈、孝感的碳排放量高于武汉城市圈9市的平均值，且武汉碳排放量远高于其他8个市，天门、仙桃、孝感、黄冈4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已经由弱脱钩状态转变为强脱钩状态。（3）在县级尺度，武汉城市圈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圈层分布空间特征，紧密圈层区县的碳排放量普遍较高，核心圈层、外围圈层区县的碳排放量普遍相对较低；脱钩状态的圈层特征也已显现，强脱钩的区县主要位于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圈层与外围圈层，弱脱钩区县主要位于紧密圈层。最后，针对武汉城市圈碳排放脱钩效应存在的问题，从圈层、极核等方面提出相应措施，以期为武汉城市圈的高质量发展及相关规划的编制提供决策参考。

 碳排放调控不仅需关注自身减排，而且要考察省际碳排放联动关系。从全国层面厘清碳排放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是统筹碳排放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2015~2019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对碳排放空间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QAP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碳排放呈典型空间网络特征，且省际碳排放空间关联日益密切，网络稳定性及复杂程度逐渐提升；上海、江苏、北京等地居于网络中心，并发挥“桥梁”作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在网络中扮演“双向溢出”及“净受益”角色，能源蕴藏丰富的中、西部等内陆地区属于“经纪人”及“净溢出”板块；地理邻接、产业结构、收入、技术创新及人口密度的差距对碳排放空间关联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能源消耗越相似，碳排放关联性越强。为此，在碳排放治理中需立足区域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引导-跟从”碳减排机制、发挥“全国一盘棋”战略优势、制定差异化碳减排政策，推动形成全国层面均衡碳减排格局。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提高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对实现旅游业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9年的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分别测算中国30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析新型城镇化水平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均值由0.251上升到0.481，年均增幅为5.4%；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均值由0.598上升到0.719，年均增幅为1.2%；同时，二者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2）双变量Moran′s I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性逐渐增强；H-H型和L-L型省份的数量有所减少，H-L型和L-H型省份的数量则有所增加。（3）新型城镇化水平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同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省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能对邻近省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改善效应。

 模拟与评价雨洪淹没特征是科学评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与优化雨洪调控措施的基础。以长三角典型平原圩区城镇淀山湖镇的8个圩区为例，基于地形、气象、雨水管网等数据，通过构建多重现期的降雨情景，采用一维SWMM模型模拟了雨水管网的溢流特征，耦合二维CADDIES模型识别了管网溢流在地表形成的雨洪淹没区域，定量评估了雨洪淹没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阐明提升泵站排涝能力与增加水面面积2种雨洪调控情景的优化效果。结果表明：(1）溢流点数量受圩区地表属性和降雨特征的共同影响，淹没面积与降雨特征显著相关，降雨重现期大于0.63 a且逐渐增大时，淹没面积亦随之显著增加；(2）在强降雨情景下，淀山湖镇雨水管网负荷较高且不能有效应对超过50 a的强降雨事件；(3）提升泵站排水能力能有效减少淹没面积，但未能减少溢流河道以及雨水管网溢流点数量；(4）增加水面面积能显著提升圩区雨洪调控能力，当新兴圩、永胜圩和红旗圩水面率分别达到6.03%、10.87%和8.83%时，可有效抵御100 a降雨事件所导致的河道溢流状况。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平原圩区的雨洪灾害风险评估与雨洪调控措施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悬浮物浓度是评价水体水质及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参数之一。利用2020年5月长江三峡库区与长寿湖水体实测悬浮泥沙浓度及同步光谱数据，对照Landsat-8、Sentinel-2、GF-1三类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了不同卫星仿真波段与不同波段组合下离水光谱反射率与水体悬浮物浓度相关关系，筛选得到长江三峡水体悬浮物敏感波段，并尝试率定其有效参数区间。采用线性、指数、多项式等多种数理统计回归方法，分别建立三类卫星对应的反演模型，对比不同卫星可用于三峡库区悬浮泥沙浓度遥感反演监测的最优模型，选出一个最佳模型用于长江三峡库区的水体悬浮泥沙浓度遥感监测。结果表明：(1)三类卫星数据中近红外/绿光的波段组合与悬浮泥沙浓度均具有最显著的相关性，其中Landsat-8的相关系数为0.771 3 (P<0.001)，Sentnel-2为0.773 4(P<0.001)，GF-1为0.730 0(P<0.001)；(2)三类卫星的最佳回归模型均为线性模型，模型R2均超过0.60以上，方程F检验均通过99%置信区间，说明常用的三类卫星均可以有效应用于三峡水体悬浮物的监测。但结合长江三峡水体特征、模型验证精度、时空分辨率以及数据获取难易程度等因素，认为Sentinel-2卫星数据最适于三峡地区水体悬浮物的业务性应用监测；(3)长江三峡悬浮泥沙浓度整体呈现江岸高于江心，下游高于上游的趋势，夏季浓度明显高于春季，在7、8月水量增多、洪涝频繁情形下悬浮泥沙浓度整体显著增加；5月长江干流区域悬浮泥沙浓度基本在40~80 mg/L左右，江岸边的浓度有达到100 mg/L左右的情况，7、8月悬浮泥沙浓度维持在80~120 mg/L左右，下游地区甚至达到了160 mg/L以上。而处于支流内陆湖泊性质的长寿湖水体，悬浮泥沙浓度呈现湖岸边高于湖心的分布特点，悬浮泥沙含量不同时期的波动变化较小，长江干流洪涝发生对其影响较小，5、7、8月湖中浓度基本在40~80 mg/L左右，湖岸有出现浓度达到110 mg/L的情况。

城市群尺度上的生态风险评价是目前急需研究的问题之一。以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2010、2020年的GlobeLand30数据集，引入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从景观生态学角度，运用地统计学与GIS软件进行空间分析，并结合半变异函数、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方法，分析了成渝城市群的景观格局变化并对其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中建设用地逐年增多，总体耕地与草地面积减少，存在耕地垦殖现象；（2）成渝城市群的景观类型空间分布变得复杂和破碎；（3）成渝城市群生态风险指数整体呈提高的趋势，高生态风险区、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逐渐扩大。研究结果为该地区土地利用配置、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参考。

乡村人口收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是缓解乡村人地关系、实现乡村地域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通过界定乡村人口收缩的概念与识别方法，利用计量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以31个省域为空间单元，基于常住和户籍两种口径，分析1950~2020年中国乡村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对水土资源利用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乡村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收缩分别于1996、2011年进入全面爆发期，且前者已于2011年步入全面爆发期的平稳期。（2）分省区乡村常住人口收缩分布演化呈现由“沿边-沿江-沿海”局部向全域扩张，而乡村户籍人口收缩分布演化呈现为从北向南扩张至全域的过程。（3）分省区乡村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收缩等级由以轻度为主逐渐转变为以中度为主，且提升演化均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延伸。（4）2010~2020年分省区乡村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收缩对水土资源利用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存在差异，其中乡村人均耕地变化受乡村常住人口收缩的空间影响最强且空间异质性最显著。（5）在对水土资源利用的空间效应中，分省区乡村常住人口收缩对乡村生活用水增长的抑制和农业用水下降的促进具有时空滞后性，且效应显著区分别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乡村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收缩致使乡村人均建设用地增长，效应显著区分别集中在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促进规模农户的经济效益与绿色生产行为相统一对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江苏省规模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服务供给的视角检验社会化服务供给对规模农户经济效益和绿色生产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服务内容及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服务供给对规模农户的经济效益和绿色生产均有积极影响，既可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增强收入稳定性，同时也可以促进对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两类绿色生产技术的使用；（2）不同服务内容的影响存在差异。供给插秧服务、田间管理服务以及烘干服务均能提高经济效益，绿色生产方面，仅田间管理服务具有显著作用；（3）服务供给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组群差异。加入合作社、未受到信贷约束以及使用互联网的规模农户提供服务后，其经济效益和绿色生产情况改善更明显。因此，建议鼓励规模农户由单一土地经营型向“土地+服务”融合型转变，支持田间管理等市场短缺型服务的发展，并从组织化、信息化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方面改善规模农户的服务供给环境。

农户生计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增强其抵御内外部风险的韧性对于稳定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韧性评估框架，从生计资产、农业交流和学习、适应能力、社会安全网、基本服务可及性5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湖北大别山区七里坪镇开展实证研究，以302份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农户生计韧性的驱动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高水平，与各维度存在共生关系，呈梯度渐进增长态势，其中适应能力是农户生计韧性的短板。（2）健康状况、劳动力数量、信息获取渠道、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农户与村民关系、集体事务参与程度、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和规章制度运行情况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3）农户生计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随农户生计韧性增加而增大。对此，应提高农户适应能力，从多维度增强生计韧性并降低农户生计的生态环境成本，以有效促进农户生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