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国土空间发展的战略重点。遵循新发展理念与安全发展重要原则，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个维度构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经济带、城市群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了不同尺度单元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自下游向上游递减趋势：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升，高质量发展绝对差距有扩大趋势；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及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差异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最高，内部发展差距最小，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快，中游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内部差距缩小显著。在此基础上从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取长补短、城市群结构优化、上下游协调发展以及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探究创新发展对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从创新发展的内涵出发，构建涵盖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创新绩效、创新环境4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评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发展总体及分维度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等方法探究城市群创新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性、演化梯度性特征。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创新绩效逐年优化，但创新环境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2）总体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阶梯式递增特征；（3）总体创新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城市群间的差异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区域创新网络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长江经济带城市间专利转移与合作数据，引入K-means聚类、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与合作的时空演化特征，探索了不同类型城市在技术创新网络中所扮演角色变化，并分析了专利流向的发展规律、多维邻近性对技术转移与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的技术创新网络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表现在网络密度分布和重要节点分布两个方面；（2)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网络中的城市节点类型与特征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演变，技术创新网络一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加强；（3)专利净流入量与专利申请量、人均GDP呈现倒U形的关系。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经济邻近、产业邻近、技术邻近和地理邻近都对技术转移与合作产生影响，但在不同时期其影响的强度和显著性存在差异，并且不同邻近因子之间具有显著的交互增强作用。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城乡、区域、要素和人与自然四大协调发展核心要义着手，选取20项具体指标对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市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以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空间异质性及时空演进规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长三角地区各维度协调发展水平均高于其他地区，且溢出效益明显，对整个长江经济带具有良好的辐射作用；且通过城市群内部引力分析，虽然长三角城市群凝聚力占有绝对优势但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均呈现较强增长趋势；省份发展水平受到省会影响明显，强省会的省份出现明显资源倾斜，同样省会为核心的城市群也出现发展失衡现象。因此，基于对于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和现状特征研究，从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机制分析有助于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绿色经济、绿色生产、绿色环境、绿色生态、绿色创新和绿色生活6个维度遴选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熵值-Critic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显著，且整体差异逐渐扩大；（2）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存在空间依存和空间外溢性，且具有相对明显的空间俱乐部收敛特征，H-H集聚区主要位于下游地区的江浙沪一带，L-L集聚区分散分布于云贵川地区，带内两极分化现象较为明显；（3）经济发展、环境规制、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条件对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绿色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

绿色创新是推动城市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经过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且这一提升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重点城市、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互联网水平提升效应和数字金融助推效应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政策效应同时受到经济相似、地理邻近城市的影响。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高水平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长江经济带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以来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数据，借助城市网络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双向联动开放发展的演化特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双向联动开放格局在加速形成，但西向开放还需要加强，上中下游的总体开放程度差异明显；长江经济带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开放牵引作用不断强化，下游地区总体双向开放联系强度始终最高，上游地区内外双向开放联系增速最快；长江经济带内部下游与上游地区的总体开放联系最高，沪苏浙东向开放门户地位突出，中游与上游地区的开放联系始终最弱，副省级以上及省会城市在经济带双向联动开放发展中作用突出。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创新和商务服务能力提升、高能级平台建设、综合交通条件改善等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双向联动开放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构建共享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定量评估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共享发展水平时空变化机制。结果表明：目前长江经济带共享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具有一致性，形成下游以沪宁杭为核心的高等集聚区且辐射带动强，中上游分别形成武汉与成都两个极值中心但辐射带动弱；2010~2020年共享发展水平总体略有提升但地域差异大，其中一类中心城市稳中有升，二类中心城市与地区中心城市提升明显，且后者内部升降差异大，一般城市降幅突出；空间上长三角地区及中游部分地区提升显著，而中游及上游一般城市降幅明显，上游与下游差距扩大；文化资源、社会保障与就业水平是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揭示不同地市共享发展优势与短板，为制定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差异化举措提供依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成为区域空间发展的重要趋势。基于体制机制、区域发展、创新产业、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6方面一体化发展，构建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基于统一的框架，比较分析长江经济带5个主要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水平与近10年主要变化特征，突出城市群发展侧重与短板，为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差距显著，呈现从下游到上游逐渐递减趋势，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最高，中游城市群其次，成渝城市群较低，滇中、黔中两个区域性城市群尚处于起步阶段；近10年来各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均有提升，重点发展内容和提升程度不一，中下游城市群侧重公共服务，上游城市群侧重基础设施建设。基于研究结果，从改善区域一体化发展短板和推进体制机制建设方面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土地利用，基于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HUUL）的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探索，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方法对长三角地区HUUL的空间交互效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HUUL水平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但空间分异显著，长江沿线城市和环杭州湾的沿海城市HUUL水平较高，长三角西部区域HUUL水平相对较低。（2）长三角地区HUUL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域空间自相关性，局域空间以高-高和低-低集聚类型为主，城际间HUUL的空间交互效应显著。（3）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政府管理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城际间HUUL空间交互效应的重要驱动因素，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仅对本地城市HUUL产生影响，对邻近城市的溢出效应尚不显著，信息化水平则对邻近城市的HUUL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对于揭示HUUL空间交互效应的内在机制，指导长三角地区从区域联动视角提升城市土地利用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站-城关系是我国高铁网络快速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空间治理问题，而当前高铁网络“流”空间研究中针对站-城关系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基于城市和高铁站点两个尺度空间分析单元，利用复杂网络理论与方法，分析了长三角高铁网络发展的“流”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从城市尺度来看，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以及合肥市在高铁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长三角地区被划为4个子网络，反映了高铁网络联系的不同地区紧密性特征。（2）从站-城关系的分析视角来看，一个城市中多站点特征总体可归纳总结为4种类型，并且多数城市一般只有一个高铁站点处于核心地位，且核心站点的类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建议高铁站点地区发展应从统筹城市网络和站-城关系两个视角进行综合考虑。结论对于高铁网络“流”空间的多尺度和跨尺度空间特征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发达地区县域村镇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县域村镇发展主导功能确定是村镇区域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运用文献梳理、数据分析与实地调研等方法，对发达地区村镇发展功能分异特征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重点分析溧阳市不同主导功能类型村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溧阳市不同主导功能村镇空间分异显著，农产品供给型村镇大部分集中于西部远郊，产业融合型村镇具有较为优越的区位条件，而乡村旅游和生态保育型村镇大多位于生态保护区。（2）不同功能典型村镇发展特征差异显著，包括农产品规模生产、三产融合发展、环境友好型旅游产业、经济与生态综合效益提升等发展特征。（3）不同主导功能村镇的形成机制差异显著，可归纳为城乡资源置换模式、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特色资源要素组合模式等3种形成机制。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准确识别乡镇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有利于科学、精准防治，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目前，对于乡镇（街道）尺度生态环境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比较缺乏，且较少关注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首先利用遥感技术观测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对江苏省各乡镇（街道）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探究乡镇（街道）生态环境质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基于自然间断点分级法，生态环境质量评级为中等的乡镇占多数，整体表现为西高东南低；（2）乡镇（街道）尺度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核心热点区以太湖、洪泽湖、高邮湖3个江苏省面积最大的湖泊为核心向外扩展；（3）多数乡镇（街道）的高技术产业企业从业人员数、地均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垃圾集中处理村占比及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生态环境质量存在正相关影响，而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则表现为负相关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因此需要根据地区实际制定差异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 

探究近30年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演变规律，衡量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基于InVEST模型对1990~2020年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水资源供给、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境质量等4种生态系统服务展开评估，并探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利用权衡协同度模型（ESTD）分析各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呈上升趋势，其中水资源供给服务由1990年的2.39×107m³下降至2000年的1.92×107m³，再到2020年上升至3.74×107m³，土壤保持、固碳释氧与生境质量服务的物质量持续上升；（2）从空间格局来看，水资源供给服务的空间格局变化明显，其余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变格局较稳定。园内生态系统服务的Ⅳ类热点区面积由1990年的7.78 km²增加至2020年的12.75 km²；（3）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以协同为主，协同关系主要出现于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境质量三者之间，权衡关系则存在于水资源供给与其他三种服务之间；（4）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条件的改变、相关政策与专项规划的实施、人类活动的干扰是影响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格局及权衡协同关系的主要因素。近30年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变格局及权衡协同关系变化显著，主导的影响因素为土地覆盖变化，当前园区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呈西部高、东部低的空间格局，未来应重点关注园区的功能分区优化，逐步探索与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着力平衡生态资源保护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蓝绿景观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南方典型水网型城市—南昌市为研究区，综合运用景观生态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评估蓝绿景观格局及生境质量演化状况，并深入探究城市生境质量与蓝绿景观变化的时空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2005~2020年，蓝绿景观与耕地、建设用地间的转换频度与广度显著提升；生态屏障区蓝绿景观聚合度处于较高水平，中心城区的蓝绿景观持续收缩、破碎化程度加剧。（2）南昌市生境质量出现下降趋势并具有“外围高中间低”地域分异特征，高等级生境区主要分布在城市生态屏障区，中心城区的低等级生境区在研究期内出现跨江拓展、南向扩张和内部填充等演化特征。（3）蓝绿景观的景观格局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方向性，景观聚合度（AI）与生境质量整体呈正相关，而边缘密度（ED）、散布与并列指数（IJI）和斑块密度（PD）对生境质量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耕地和建设用地景观区域。该文认为蓝绿景观格局调控是促进生境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水网型城市应合理布局中心城区蓝绿景观、强化生态屏障区蓝绿景观完整性保护、构建蓝绿景观交织的生态格局。研究结果为水网型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实现“水陆共生、韧性发展”格局提供科学参考。

水文情势的自然波动是维系河流生态系统功能性的关键。然而以往的研究缺乏对岷江流域水文情势的全面评估，重点利用具有生态意义的指标来全面分析岷江流域水文情势的演变及生态响应。针对岷江流域本研究采用Mann-Kendall和Pettitt检验法判断水文突变年份。通过2个广义的生态指标（生态盈余、生态赤字），水文变化指标（IHA）和识别突变发生前后生态水文变异特征。借助水文变异程度（D0）和水文情势变化法（DHRAM）评估改变程度。结合Budyko水热耦合平衡理论量化生态水文变化的驱动因素。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数（SI）来评估岷江水文情势变化下的生态响应。结果表明：（1）岷江流域水文情势在1993年发生突变。（2）岷江流域水文总体改变度达到44%，综合评定为中度改变。（3）水文情势改变导致岷江流域生态盈余减少及生态赤字增大。（4）根据 Budyko理论，发现人类活动对岷江流域年均径流变化的影响占比达到54.20%，为主要影响因素，降雨影响占比为43.88%，蒸发影响占比1.92%，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导致岷江径流量降低83.83 mm。（5）SI 指标表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加快了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的趋势。研究可以为加强岷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提供参考依据，并促进岷江水资源合理高效利用。

稻渔共作是中国稻区重要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对该模式进行系统全面的碳足迹评价有助于稻田综合种养产业的低碳绿色发展。研究基于田间试验数据，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法评价了水稻单作、稻鳅共作和稻鲶共作3种稻作模式的单位面积碳足迹(CFA)、单位产值碳足迹(CFV)、单位利润碳足迹(CFP)和单位营养密度碳足迹(CFNDU)，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情景分析。结果表明：稻鳅共作的CFA、CFV、CFP和CFNDU分别为11 923 kg CO₂ -eq·hm^-2、0.10 kg CO₂ -eq·￥^-1、0.14 kg CO₂ -eq·￥^-1和1.37 kg CO₂ -eq·NDU^-1，比水稻单作降低了17.5%、82.1%、79.1%和77.7%；稻鲶共作的CFA、CFV、CFP和CFNDU分别为12 110 kg CO₂ -eq·hm^-2、0.16 kg CO₂-eq·￥^-1、0.22 kg CO₂ -eq·￥^-1和2.48 kg CO₂ -eq·NDU^-1，比水稻单作降低了16.2%、71.4%、67.2%和59.7%。综合来看，稻鳅共作以最低的碳排放为人们提供了最高的营养密度并创造了最高的经济效益，最值得推广。敏感性分析表明CH4排放、灌溉耗电和水产动物饲料对碳足迹影响较大。情景分析表明，当综合使用光伏发电、水稻新品种和提高饲料利用效率时，两种稻渔共作模式的单位面积碳减排潜力可达到23.4%~24.4%。研究从碳排放的角度为中国传统稻作模式向生态稻作模式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提高秸秆的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探讨秸秆还田配施化肥对农田土壤固碳能力和经济收益的影响。以连续秸秆还田7 a的定位试验田为平台，系统分析无秸秆+无施肥（CK）、常规施肥（F）、秸秆还田+常规施肥（SF）、秸秆还田+80%常规施肥（SDF）4种不同处理对巢湖地区油-稻轮作模式下不同土层（0~80 cm）土壤碳储量、固碳速率和作物经济收益的影响。（1）秸秆还田配施化肥能够提升0~5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储量和固碳速率，与F处理相比较，SF和SDF处理的油菜季和水稻季碳储量增幅分别为1.20%~23.04%和3.86%~19.56%，油菜季和水稻季的固碳速率的增幅分别为-0.18~2.70倍和0.26~1.32倍。（2）与F处理相比，SF和SDF处理的油菜分别增产了8.29%和0.94%，水稻分别增产了11.04%和8.34%。（3）油菜季和水稻季SF处理的总产值和纯收益均为最大，SF较F处理油菜季总产值和纯收益分别增加了8.31% 和3.34%，水稻季总产值和纯收益分别增加了11.06%和23.57%。综上所述，秸秆还田配施化肥对提升油-稻轮作土壤固碳能力、土壤肥力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