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长三角地区走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举措。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受到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然而目前关于驱动机制的研究较少考虑绿色创新网络的推动作用。构建创新网络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窗口DEA分析法测算了2007~2017年长三角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刻画其时空格局进而探讨城市绿色创新网络地位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长三角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格局经历了2007年“东南高，西北低”向2012年“东高西低”再到2017年“东北高，西北低”的演变，且与其绿色创新网络度中心性存在正相关关系；(3)总体上城市在绿色创新网络中地位的提升可以提升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但是回归系数较小，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网络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了更准确地评价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综合考虑环境异质性、决策单元异质性和所有最优权重信息，构建了双重异质性DEA区间交叉效率模型，提出了单重异质性DEA区间交叉效率评价思想，对2013~2020年长江经济带沿线95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无论在双重异质性还是单重异质性下，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创新效率均未达到有效状态。但在单重异质性下，整体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上升态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2）双重异质性下，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与城市发展水平不一致。（3）单重异质性下，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下游优于中游，中游优于上游”的空间分布格局。（4）双重异质性下，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最高的城市分别为遂宁、邵阳、亳州；单重异质性下，遂宁的绿色创新效率最高。基于上述结论，结合长江经济带各区域位置和城市发展阶段，提出了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建议。

从推动城市转型的政府、企业、产业、居民这四大主体出发，构建城市绿色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模型对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绿色转型能力进行测度，运用区域不平衡指数、动态变动指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的时空演化、集聚变化及能力短板。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整体平稳增长，但增幅较缓，能力均值排名为“长三角>黔中>长江中游>成渝>滇中城市群”，区域不平衡指数呈“增长-下降-增长”的“N”型波动趋势，整体动态变动程度不高，动态变动指数较高的城市多位于中西部城市群，城市绿色转型能力存在空间聚集现象，但空间聚集性在2020年有所下降；（2）企业-产业是各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的主要短板模式，企业的绿色转型能力是各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提升的首要短板，产业的绿色转型能力是长江中游、成渝、黔中、滇中城市群的第二短板，而政府及居民的绿色转型能力对长三角城市群整体能力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如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BM模型计算发现样本期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试点建设期的上升速度最快。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纳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和用水结构等控制变量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方面，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且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市存在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是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水价改革、推动水循环利用等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

长江口九段沙是我国最重要的湿地之一，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于GF-2、Landsat以及GoogleEarth遥感影像数据，解译九段沙潮沟及景观类型空间分布，选取潮沟长度、曲率等10个潮沟特征参数以及斑块面积比、斑块密度等4种景观格局指数，探究九段沙潮沟特征参数与典型景观格局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U-Net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典型景观总体精度最高为93.15%，Kappa系数为0.94；长江口九段沙区域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2011~2021年潮沟网络持续发育，逐渐扩大且复杂化，上沙与上沙潮沟长度分别增加52.821和133.467 km，与下沙相比，上沙潮沟发育网络连通性较好；在没有外来物种和人为干扰下，芦苇为九段沙上沙的优势物种, 芦苇斑块面积比处于高值，互花米草为九段沙下沙的优势物种，互花米草斑块面积比处于高值；上沙潮沟长度、潮沟密度、潮沟曲率与芦苇斑块面积比呈较强正相关（p≤0.05），潮沟曲率与海三棱藨草破碎化程度呈一般正相关，与海三棱藨草斑块面积比呈较强负相关，下沙潮沟曲率与芦苇破碎化程度呈一般负相关，与芦苇斑块面积比呈较强正相关，γ指数与互花米草斑块面积比呈较强负相关，潮沟曲率与互花米草斑块面积比呈显著正相关（p≤0.01）。通过探究潮沟发育与湿地景观格局演变间的关系，可以为九段沙湿地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探究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利用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对推动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实现土地绿色利用转型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从产业转移、技术创新及投资扩张等角度分析两者的影响机制，借助熵值法和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能源利用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效率由0.535上升到0.784，不仅高值城市数量增幅趋势显著，且集中连片分布趋势明显；(2)能源利用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空间交互作用，直接效应系数为0.136、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0.203，表明能源利用对中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有推动作用，但其显著抑制了周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3)政策供给强化了能源利用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直接影响，同时弱化了能源利用空间溢出效应的负向作用。因此，要积极调整本地区产业结构以降低生产能耗，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区域能源利用转型，在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与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同步跃迁。

为深入探究不同空间尺度以及不同水情条件下，长三角地区水质空间格局与土地利用类型关系，选取了2021年316个测站的溶解氧浓度、pH值、总氮浓度、总磷浓度、高锰酸盐指数、水温、氨氮浓度、电导率和浊度等9个水质指标月平均数据，以测站为中心，划分500、2 000 m缓冲区及子流域缓冲区，采用综合因子评价法、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冗余分析等方法研究水质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影响。结果表明：（1）长三角整体水质较优，为Ⅱ级，主要污染物为氮磷和有机物，其中西南地区总磷浓度高，东北地区低；（2）同时，该区域水质枯水期和丰水期差异明显，表现为枯水期电导率、总氮和溶解氧均高于丰水期；（3）土地利用类型对水质影响明显，小尺度上，影响水质的主要土地类型为农业用地；此外，林地对水质影响在枯水期较丰水期强。在大尺度上，林地对区域水质影响较大。因此，小区域尺度上开展合理的农业措施管理和大区域尺度实施退耕还林还湖等措施对长三角地区水体生态治理具积极意义。

贵州省地处生态脆弱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区域，分析多驱动因素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对地区生态建设及土地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GlobeLand30土地利用/覆被、贵州省粮食产量和价格等数据，计算土地利用动态度、利用程度、转移矩阵及空间自相关指数并修正得到贵州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分析贵州省2000~2020年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并利用地理探测器量化驱动因子的影响力及其交互作用。发现：(1)研究期间林地、草地分别减少1 148.79和1 600.36 km²，水体和人造地表分别增加496.54和2 315.81 km²，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达45.16%，人造地表动态度为32.75%；耕地、林草地和人造地表的空间置换过程显著，且人造地表与耕地存在权衡变化；(2)土地利用程度高值主要围绕贵阳、安顺和遵义城区分布，土地利用分布存在空间聚集性，全局Moran′s I值均大于0，且人造地表呈现出显著的高-高聚集(H-H)特征；(3)人口、路网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产生持续影响，同时降水对耕地和林地分布关联，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影响表现为协同增强作用；(4)近20年间贵州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先减后增，林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总价值的80%以上，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是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贵州省有29个区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减损转为增益，在未来生态建设中应加强林草生态系统的建设和管护。

绿道，作为城市一种开放的绿色线性空间，不仅具有景观、游憩等社会功能，还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是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要绿色基础设施。通过野外调查、室内分析等手段，对不同城市绿道生境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特征进行研究，探讨生境类型、廊道宽度、植物配置及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动物多样性保育的影响。结果显示：滨水绿道生境大型土壤动物群落个体密度、类群数、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道路绿道生境（P < 0.05）；滨水绿道生境大型土壤动物指示种为喜湿的地蜈蚣属（Geophilus）和鼠妇虫属（Porcellio），而道路绿道生境指示种为喜热的短猛蚁属（Brachyponera）；土壤温度（ST）、土壤容重（SBD）、土壤含水量（SWC）、铵态氮（AN）、速效钾（AK）、乔木层丰富度指数（TR）、落叶乔木占比（DTR）等环境因素，对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分布有显著影响。未来可以通过增加生态廊道宽度、提高落叶乔木占比、增施有机肥、适当保留凋落物等途径，提高城市绿道系统土壤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研究结果为探索构建生态、高效城市绿道的近自然途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新型城镇化进程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保持平稳，新型城镇化与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尚好，从空间演变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且区域间差异有所缓和，但整体增长速率较为缓慢。(2)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局部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聚集趋同特征，空间关联性较强。(3)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人口聚集、技术创新、经济驱动和政府能力，且各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需充分发挥长江上中下游区域资源优势，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协调发展。

全面掌握水体富营养化现状对水环境的长效治理至关重要，但目前针对季节性河流富营养化时空变化特点和污染成因分析的研究还少有报道。基于岷江流域（眉山段）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13项水质指标的监测数据，联合使用富营养化指数、地理信息系统和多元统计方法，阐明了流域内岷江干流及主要支流的营养盐时空变化特征、富营养化状态和主要污染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上，总氮（TN）浓度在夏季最高，达到5.33 mg/L。总磷（TP）和氨氮（NH3-N）在春季最高，分别达到0.22和0.65 mg/L。空间上，TN浓度在思蒙河最高，达到7.09 mg/L。TP和NH3-N浓度在体泉河最高，分别达到0.27和0.96 mg/L；（2）富营养化指数排序为：春季（69.10）>夏季>（67.06）冬季>（65.93）秋季（65.91）；体泉河（76.06）>思蒙河（70.39）>毛河（70.02）>金牛河（63.14）>岷江干流（62.19）；（3）主成分分析提取4个主成分，累计解释71.11%的方差变量，识别出影响该流域水质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工业与生活污水、农业活动与城市面源污染、季节因素和土壤侵蚀。研究结果可为岷江流域（眉山段）的水体富营养化控制和水质改善提供指导，也为类似季节性河流的水环境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以太湖金墅港水源地蓝藻为研究对象，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水体和底泥中细菌的群落组成，同时检测常规水质理化因子，分析其对蓝藻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金墅港水体和底泥中细菌群落主要门组成相似，随着季节的变化水体中蓝藻群落结构的变化较大，底泥中蓝藻的群落结构变化较小；蓝藻门主要的优势科是微囊藻科（Microcystaceae）和聚球藻科（Synechococcales），蓝藻爆发期主要是微囊藻；影响蓝藻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环境因子是水温、溶解氧、总氮和总磷；金墅港全年共检测到12个属的溶藻细菌，主要为假单胞菌（Pseudomonas）和黄杆菌（Flavobaeteria），溶藻菌在细菌的占比与蓝藻相反，蓝藻水华爆发时比例较低，蓝藻水华爆发前期、末期则比例较高。此外还发现随着气温升高，底泥中蓝藻的繁殖优先于水体中蓝藻的繁殖；蓝藻爆发期，水体中蓝藻比例较高时会出现向底泥中迁移富集的现象。

富营养化引起的局部水体蓝藻水华问题给鄱阳湖水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挑战。为弄清鄱阳湖蓝藻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于2019~2020年对鄱阳湖蓝藻进行了现场监测，并通过冗余分析（RDA），探讨了影响蓝藻时空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调查期间，共检出浮游植物7门128种，其中蓝藻15种，占总种类数量的11.72%，蓝藻种类数呈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主湖区>入江水道>东湖区的分布规律。蓝藻细胞密度为0~2.19×107 cells/L，各点位蓝藻占比为0%~83.98%，其中蓝藻细胞密度主湖区>东部湖区>入江水道，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2020年>2019年。假鱼腥藻（Pseudanabaena sp.）为东部湖区蓝藻优势种，微囊藻（Microcystis sp.）、假鱼腥藻为主湖区和入江水道蓝藻优势种。水温（T）、悬浮物（SS）、高锰酸盐指数（CODMn）、风速（VW）是主湖区蓝藻群落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特殊的湖流和风场也是影响该湖区蓝藻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透明度（SD）、SS和CODMn是入江水道蓝藻群落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东部湖区蓝藻群落分布是各因子综合影响的结果。此外，磷已不是鄱阳湖蓝藻暴发的限制性营养元素，削减磷污染负荷也是鄱阳湖蓝藻水华防范的重要手段。

为了解江西省不同地形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特征，选取山地、丘陵和平原3种地形，分别对农户生活污水的灰水和黑水分时段进行监测，研究农户生活污水排放特征、各指标之间相关性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形农户人均用水量分别为100.08、96.89、94.52 L/（d·人）。一日内农户污水污染物浓度高峰时段在10：00~14：00（灰水）、14：00~18：00（黑水），不同季节中污染物浓度最大出现在冬季，最低出现在夏季。污水COD、SS、NH4⁺-N、TN和TP的浓度中位值分别为487.5、67.5、19.43、33.85、6.36 mg/L（灰水）和481、76、97.6、146、13.1 mg/L（黑水）。3种地形污水的NH4+N、TN、TP两两间均有极显著的正相关，COD与TN、TP的相关性均显著。地形对污水水质的影响水平较收入水平和户均人数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江西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极端降水对于三峡水利工程的调度蓄水和防洪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三峡库区极端降水的变化特征值得研究。基于三峡库区1961～2020年33个气象台站的降水观测资料，分析了该地区小时、日和连续降水量极端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小时降水量、日降水量和连续降水量极大值的空间分布均呈东南部大、西南部和东北部小的特征，但历年最大值的变化趋势空间分布存在差异。三峡库区小时、日和连续降水量极端事件的阈值均呈“东大西小”的分布特征，其中湖北鹤峰的日降水量和连续降水量极端事件阈值均为各站点中最大。在气候增暖背景下，三峡库区日降水量极端事件在夏季尤其是6～7月发生频次增多，连续降水量极端事件更集中发生在夏季，小时和日降水量极端事件年频次自2001年以后呈增加趋势，这可能会加重三峡库区的暴雨洪涝灾害风险。

 基于2000-2020年ERA5逐时温度廓线数据探究了四川盆地逆温特征时空变化，量化了逆温对PM2.5的贡献，分析了成都和宜宾重污染期间逆温特征及边界层结构。空间上，盆地中部逆温频率最大，在15~25%之间，东部和南部地区次之，盆地西北和西南地区最低；盆地逆温厚度季节变化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小，整体集中在200~350 m之间；逆温强度冬季最强，中部地区逆温强度最大可达0.45 °C/100 m左右。时间上，逆温频率12月至次年4月达到最大，最大可达25%，6~8月最小，逆温厚度3~4月达到最大，多在280.85~400.97 m之间，7~8月最小，逆温强度总体变化不显著，多小于0.4  °C/100 m。四川盆地站点逆温频率、厚度、强度与PM2.5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0.28和0.25。成都和宜宾逆温特征与PM2.5的拟合关系表明，成都和宜宾逆温厚度分别为376和374 m时，PM2.5平均浓度均达到75μg/m3左右，逆温强度与PM2.5浓度的拟合曲线呈抛物线状。大气重污染期间污染物浓度超标通常与持续深厚逆温层相关。2017年2月，成都16日和19日PM2.5浓度分别达163和157μg/m3，逆温频率和厚度达70%和300 m以上，且均存在双层逆温。2017年1月19日，宜宾PM2.5浓度最大为228μg/m3，当天逆温频率、厚度、强度分别为100%、727.5 m和0.37  °C/100 m。此次大气重污染时期成都和宜宾逆温层下相对湿度达80%~99%，近地表风速小于2 m/s，高湿的强稳定边界层结构有助于一次PM2.5的积累和二次细颗粒物的生成。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前提，农业保险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二者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在辨析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对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1）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增长态势且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上海、湖南和四川等地两大系统发展水平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贵州和重庆两大系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发展，呈现农业现代化发展优于农业保险发展特征，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点方向；（3）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受到政府财政支持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影响。基于此，政府应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明晰农业保险功能，完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优质协调发展。

退捕渔民的生计安置是长江十年禁渔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如何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的致贫返贫倾向、实现退捕渔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长江退捕渔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生计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和评估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科学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长江地区渔民退捕后的生计模式以兼业型为主，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收入；（2）禁渔政策实施后，长江地区渔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呈整体下降趋势，普遍面临着较高的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多重性指数为8.5；（3）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和政策风险是渔民退捕后面临的最主要的三大风险，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存在差异性；（4）外出打工和向亲朋借钱是退捕渔民应对风险最主要的策略选择，不同风险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退捕渔民的应对策略。应进一步优化安置帮扶政策，提高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筑牢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基础，降低其生计风险，确保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