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其实施对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05~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推动该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这种影响通过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显著推动沿江城市、污染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对于非沿江城市，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则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对于非污染型城市，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则显著推动当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贯彻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低碳转型对推动其他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构建CO₂排放反演模型，利用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200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县域CO₂排放的时空变化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CO₂排放较高的县域分布在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的中心区域，低排放县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但这些县域2011年之后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县级尺度CO₂排放空间分布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低-低集聚区域不断减少。人口总量、人均GDP和使用外资总额对长三角城市群CO₂排放的影响均为正效应。其中，人口总量对CO₂排放影响程度最大。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精准实施减排措施和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如何驱动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有利于加快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目标。基于多维指标体系和主成分分析方法，测度长三角41个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指数，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空间面板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驱动机理及其效应，研究发现：（1）从基准回归结果看，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产业结构升级、政府竞争和人力资本水平在绿色技术创新对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2）从空间效应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对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存在正向空间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3）从门槛效应来看，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对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以上结论，对于加快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通过科学构建城市创新潜力的指标体系，以200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GIS可视化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标准差椭圆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以及马尔可夫链转移矩阵揭示其动态演进趋势，基于变异系数法开展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以阐释其空间收敛规律。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潜力空间分布上具有方向性、空间关联性与空间扩散性特征，早期区域东部城市创新潜力弱于西部，后期则西部略强于东部，3个省会城市中、武汉和长沙创新潜力呈现明显优势；从动态演化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潜力整体呈一体化和均衡化趋势；空间收敛分析显示区域内各城市创新潜力的收敛特征和追赶效应显著。基于研究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利用创新“增长极”效应，充分发挥武汉、长沙和南昌的创新中心枢纽和辐射作用，合力构建跨区域创新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平台，全面提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实现创新潜力向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有效转化。

长江经济带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Dagum基尼系数，对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度及其区域差异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Shapley 值分解对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成因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上游地区高于下游地区，全流域均不断增加，且下游地区增速快于上游地区；（2）耦合协调度的Dagum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区内差异不断缩小，区际差异不断扩大；（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直接效应方面，产业升级和政府财政支出对耦合协调度有显著负向影响；间接效应方面，人均收入和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植被覆盖度有显著正向影响；（4）Shapley 值分解显示，人均收入和植被覆盖度是导致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其贡献率持续增大；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率总体保持稳定。

 运用InVEST模型、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在子流域尺度上探究洞庭湖流域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特征，进而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水产出、水质净化、碳存储等三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权衡/协同分析。结果表明：（1）洞庭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水产出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在不断地强化，而碳存储服务在不断地弱化。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空间上亦表现出差异性，2000和2010年水产出东南多于西北，到了2020年，西北部水产出出现最大值；N、P输出量的分布规律大体上上游少于下游，东部多于西部；碳存储则是在洞庭湖区最少，高值集中在上游区。（2）2000~2020年，整个流域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处于中度协同水平，并向良好协同水平发展，两两生态系统服务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布格局的差异。（3）洞庭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之间非线性动态关系的形成受到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地形地势与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类型与分布格局，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等，且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文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洞庭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有效测度与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制定生态补偿和土地整治政策、提高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以岷江流域为研究区，基于2000、2010、2020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PLUS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当量法对2030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定量评估，并在充分考虑耕地保护中耕地质量这一关键性指标作为导向的基础上形成政策导向情景，与自然发展情景下的生态服务价值模拟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2030年不同情景下岷江流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但土地利用变化呈现不同趋势。政策导向情景下建设用地面积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林地草地面积由减转增，耕地面积降速明显减缓，并且与自然情景相比有90.94 km2的平均等别以上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耕地质量得到有效保障；（2）2030年自然发展情景下岷江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为1 334.59亿元，政策导向情景下其生态服务价值为1 347.65亿元，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北部与西南部高，中部与东南部低的态势。政策导向情景下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冷点范围及浓度与自然发展情景相比显著降低，价值损失得到有效缓解；（3）耕地和林地的相互转化是未来岷江流域ESV损益的主要贡献来源，政策导向情景下耕地转向建设用地的贡献率与自然情景相比显著降低，仅为4.3%。研究结果可为岷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理论参考与辅助决策。

 资源禀赋对资源开发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一直是资源开发过程的关键科学问题。聚焦于水资源，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构建水电梯级开发效率评价方法，并以水电梯级开发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水资源禀赋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径流资源总量和径流空间格局，以水电开发模式为中介变量，包括集约性开发模式和多样性开发模式，共纳入331座大中型水电站，组成了22条流域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水资源禀赋对水电梯级开发效率的影响路径。主要结论为：（1）纳入水电开发的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后，流域间的水电梯级开发效率差异较大，多数流域处于低效率或较低效率，在1996~2020年间案例流域的平均效率为0.258；（2）水资源禀赋显著影响了水电梯级开发效率。径流资源总量产生正向影响，水电集约性开发模式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径流空间格局产生负向影响，水电集约性开发模式和多样性开发模式在其中都发挥了中介作用；（3）径流资源总量越丰富，越有利于水电集约性开发。径流空间格局越复杂，越不利于水电梯级开发。集约性开发模式和多样性开发模式在适合的水资源禀赋条件下都能提升水电梯级开发效率。这些结论将为优化流域水电梯级开发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国家江河战略的推进，以长江和黄河为代表的河流的退化河岸带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已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对于退化河岸带的生态修复仍未将恢复生态系统过程作为主要目标，因此未能实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提升预期目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尚未充分了解河岸带自然演替过程中植物适生策略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以及其在岸带生态系统自组织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通过综述植物经济学谱特征、适生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深入探讨河岸带植物生长与耐淹之间权衡策略的独特性及其形成机制。河岸带植物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通过调整生存策略，以实现在生长和耐淹之间的资源权衡和优化，这是河岸带系统自组织过程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出了基于植物生长-耐淹权衡策略的河岸带自然修复新思路。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植物适生权衡策略的河岸带“最小干预”生态修复原则。通过分析植物适生权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阐明河岸带生态系统自组织过程启动的阈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实现岸带的生态修复。最后，在探讨河岸带植物适生策略与岸带自然修复之间的关联基础上，对今后河岸带植物适生权衡策略研究以及自然修复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提出了几点展望。深入探讨河岸带植物的适生策略及其对岸带自然恢复的启示，有助于促进岸带自然恢复，提高岸带的生态系统质量。因此，对于河岸带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汉江流域生态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是“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区，也是连接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水土流失加剧，洪涝灾害频发，已影响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格局科学构建有利于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风险防控。基于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质”理论，分别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风险两方面构建汉江流域生态综合网络，通过分析网络要素结构识别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发现：（1）流域生态系统调节功能极重要区占流域总面积的25.71%，主要集中在秦巴山地和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极敏感区占流域总面积的9.18%，零星分布在汉江谷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2）通过生态网络识别出生态源19个、生态廊道34条、生态保护节点14处，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格局；通过生态风险网络识别出风险源22个、生态风险廊道43条、生态修复节点15处，呈现出“大分散”的格局。（3）汉江流域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生态安全格局，保护斑块、保护廊道和保护节点多位于秦巴山地；修复斑块、修复廊道和修复节点多集中在汉江谷地和流域中下游地区；保护与修复节点多位于汉江流域上游地区。(4)秦巴山地承担着保障流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功能，需要构建山地生态安全屏障；河流水系是生态风险网络中胁迫因子扩散的主要廊道，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亟待重视。构建的生态风险网络可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方法，并为汉江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和国土空间高效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白莲河水库是鄂东地区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之一，然而随着流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白莲河水库水质有所退化，严重影响流域内生产生活的用水安全。运用SWAT模型，采用2011~2021年时间序列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等基础数据，模拟白莲河流域总磷负荷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单位面积负荷指数法识别关键源区，模拟了最佳管理措施（BMPs）在白莲河流域总磷的削减效果。结果表明：（1）白莲河流域TP负荷强度下游区域高于上游，关键源区为位于方家咀乡、农业活动强度较大的三个子流域，三者占流域总面积的1.7%，TP总负荷量占流域总负荷的24.9%。（2）2018~2021年白莲河流域年均总磷负荷量为181.7 t，TP源产区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位于方家咀乡的子流域年均TP负荷量最大，负荷量为18.9 t/a。（3）单一BMPs中，总磷负荷削减效率最高的是田间面积比为5的植被缓冲带，削减率为50.5%，其次为2 km 河道植草，削减率为50.2%；综合BMPs可有效降低TP负荷强度，特别是TP负荷的关键源区，关键源区的TP负荷削减率为60.9%。研究结果可为白莲河流域运用综合BMPs措施来控制流域的总磷负荷提供科学参考。

 三峡水库成库后支流形成回水区，认识干支流交互作用下支流回水区氮磷分布特征，对于理解支流水华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三峡水库典型支流香溪河为对象，通过汛期和蓄水期回水区分层采样，利用水温和电导率表征水体分层，并分析氮磷浓度、形态组成、氮磷比例的分布特征。结果显示，汛期水体垂向分层明显，TP(0.04~0.33 mg/L)、TN(0.57~2.36 mg/L)和NH₃-N(0.03~0.20 mg/L)上游和河口高于中间，DTP(0.01~0.23 mg/L)、DTN(0.2~2.0 mg/L)和NO₃-N(0.96~1.77 mg/L)上游高于下游；磷以颗粒态为主(DTP/TP 0.13~0.19)，氮以溶解态为主(DTN/TN 0.88~0.91)；氮磷比例(TN/TP 1.3~139)中间最高。蓄水期水体垂向分层减弱，氮磷浓度差异减小(TP 0.05~0.17 mg/L，TN 1.48~1.91 mg/L)；氮磷均以溶解态为主(DTN/TN 0.57~0.77，DTP/TP 0.63~0.68)；氮磷比例(TN/TP 23~86)河口到上游逐步降低。汛期长江干流对支流倒灌和上游输入导致氮磷梯度差异较蓄水期更为显著；蓄水期长江干流泥沙颗粒补给减少造成溶解态氮磷占比高于汛期；氮磷比例的变化可能是干流顶托、泥沙颗粒沉降和上游输入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干支流交互作用对支流回水区氮磷分布起到重要的驱动作用。

河岸湿地是水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交错带，也是微生物甲烷产生和氧化的热点区域。以嘉陵江（南充段）河岸湿地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室内微宇宙CH₄氧化培养实验，以及基于13CH₄的稳定性同位素核酸探针（DNA-Stable Isotope Probing，DNA-SIP）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揭示该土壤中微生物的甲烷氧化潜力及其活性的好氧甲烷氧化微生物类群。结果表明，土壤中加入6%（v/v）的甲烷培养28 d后，甲烷的平均氧化速率为11.94 μg g^-1 d^-1。通过对超高速密度梯度离心获得的DNA中pmoA基因的定量分析表明，好氧甲烷氧化微生物的DNA被13C显著标记。对获得的13C-标记的DNA测序发现， Type Ⅰ和Type Ⅱ的甲烷氧化菌主导了该土壤中的好氧甲烷氧化过程，其中Type Ⅰ的相对丰度最高78.49%，包括Methylomicrobium、Crenothrix、Methylogaea，其中Methylomicrobium占比高达61.37%；隶属于Type Ⅱ 的Methylocystis参与了该土壤的好氧甲烷氧化过程。此外，FAPROTAX功能注释预测结果显示，13C-DNA中微生物参与与碳循环相关的化能异养、甲醇氧化、甲基营养代谢等碳循环的功能，以及氮循环相关的固氮功能均显著增强，表明甲烷氧化微生物在进行甲烷氧化的同时，可能协同参与氮循环等其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研究表明河岸湿地土壤的好氧甲烷氧化过程由多种具有代谢活性的微生物共同完成，为研究河岸湿地甲烷氧化关键微生物的生理生态特征提供参考。

充分发挥种植业系统的碳补偿潜力，有助于“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种植业碳补偿率测度基础上，分析其总体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关联性，并将系统动力学SD仿真模型纳入分析框架，对中国种植业碳补偿发展潜力进行系统仿真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种植业碳补偿率整体大于1，总体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平均水平在5.3左右。（2）种植业碳补偿率区域间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省域层面碳补偿水平参差不齐，差值高达11.60。（3）从时间维度来看，辽宁省、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碳补偿水平显著提高，而北京市碳补偿水平有下降趋势。（4）不同情境下种植业碳补偿潜力变化幅度不同，碳补偿率按照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常规发展、综合发展和强化节能减排发展的顺序从低到高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强化农资投入发展情境下碳补偿率则出现逐年下降趋势。据此，提出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区域差异化发展，建立与农业污染物减排相关的财政支持体系，制定合理有效的减碳增汇发展政策等建议，为全面发挥种植业碳补偿能力，推进社会整体碳均衡提供施政参考。

粮食主产区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在新形势下应进一步强调激励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以满足消费端的高品质要求。以2004年国家设立13个粮食主产区作为研究区域，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主产区一揽子奖补政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实证发现：主产区政策有效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且具有动态累积递增效应；虽然能提高谷物种植积极性，但无法显著影响豆类、薯类种植行为；农户获取更多务工收入和福利性收入会降低政策效果。虽然证实了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能够通过种粮收入进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但是主产区政策不能显著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因此政策的中介传导过程被阻断。据此提出保持粮食主产区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注意农民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精准补贴新型职业农民和种粮大户，调整主产区奖补差异化补贴普通粮和绿色优质粮以更多鼓励农户生产高品质农产品，突出政策的农户增收目标导向，将针对种粮农户的直接奖补作为主产区政策重点。

研究江苏省耕地非粮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为保护耕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基于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解析，选择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分析1996~2020年县域耕地非粮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驱动机制及其区域分异。结果表明：（1）江苏省耕地非粮化面积和比率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面积由2 322.49千hm2上升到2 704.78千hm2后降至2 072.76千hm2，比率由19.28%上升至35.46%后降至27.72%;（2）全省县域耕地非粮化率分布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整体呈现苏南的高高聚集和苏中、苏北的低低聚集为主，前期为苏北低-近沪地区高，后期主要呈现苏中低-苏南高聚集格局;（3）基于长时序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均GDP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与耕地非粮化率呈显著正相关，老龄化程度与非粮化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4）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受社会经济因子影响，经济较发达地区非粮化更易受经营者生产决策影响，资源禀赋较差地区更倾向于非粮化种植。

农户是农村人居环境的缔造者和受益者，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顺利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保障。基于感知价值和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模型，从社会资本和感知价值双重视角构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网络效应最大；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及认知价值对农户参与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功能价值效应最大。（2）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及认知价值水平。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感知价值最为关键的因素。（3）感知价值在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要大力培育农户的社会资本，提高农户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感知价值水平，进而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