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我国重要的黄金水道, 其岸线资源有着丰富的开发利用价值。近年来, 苏中地区长江岸线资源利用发展迅速。因此, 选取苏中扬州、泰州、南通3市为研究对象, 基于2002年和2008年的长江岸线利用状况数据, 对比分析了3市岸线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表明:2002年以来, 苏中3市的岸线利用率大幅提高;新增岸线中工业岸线占比最大, 港口岸线和生活服务岸线次之;工业岸线和生活服务岸线的增幅最为显著;各类型岸线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未利用岸线, 已有岸线类型的转换主要流向工业岸线和未利用岸线。港口建设需求、沿江基础工业化进程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是岸线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以泛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以上的政区为例, 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 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1999~2013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 最后通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得分排名划分4种类型, 提出未来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分类指导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1999~2013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C∈[0.5, 0.8], 整体位于磨合阶段;而系统协调度D∈[0.3, 0.5], 整体属于中度耦合协调;(2)1999~2013年泛长三角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 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值仍表现负相关的特征;(3)未来苏南地区、皖江地区、杭甬地区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分布结构, 提升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而苏北地区、皖西地区、浙西南地区需要进一步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软、硬实力各种要素的投入, 并将城市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采用空间分析技术, 对1982~2010年湖北省人口分布的变迁及原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湖北省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区域尺度上, 人口分布由东向西梯度递减, 且梯度差异不断扩大;地市尺度上, 武汉市始终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神农架、恩施、十堰、宜昌始终是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县级尺度上, 人口两极分化明显;省域尺度上, 人口密度高值区长期呈三足鼎立的态势, 人口重心始终位于几何中心以东, 并不断向东迁移;(2)湖北省人口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地理差异是奠定湖北人口分布格局的决定因子;社会经济发展对湖北人口分布在自然基础上进行再塑造;区域发展战略对湖北人口分布的变迁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开发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分布的布局。

准确、高分辨率的人口分布信息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前提。人口数据空间化可实现人口统计数据与空间信息集成, 重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 以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采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模拟了江苏省2010年人口空间分布状况, 并得到1 km×1 km的人口密度网格图。通过从县级、乡镇级两种空间尺度对人口数据空间化结果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基于DMSP/OLS与土地利用的人口数据空间化能够正确地表达人口空间分布规律, 尤其对于人口较为密集地区, 具有很高的数据重现精度;但是对于人口密度畸高或畸低的地区, 由于人口空间分布异质性较大, 数据重现的准确性下降。

水体硝酸盐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水质问题。为了确保供水安全和有效治理水环境中硝酸盐污染, 准确识别水体中硝酸盐的污染来源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 硝酸盐稳定氮(δ¹⁵N)和氧(δ¹⁸O)同位素示踪技术被广泛用于识别水环境中硝酸盐的污染来源。然而, 水环境中硝酸盐污染来源的复杂性和同位素分馏的影响, 致使该项技术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概括了硝酸盐中的δ¹⁵N和δ¹⁸O的典型值域范围, 阐述了多种同位素技术联合识别水体中硝酸盐污染来源的方法以及应用模型定量解析硝酸盐污染源贡献率, 最后, 对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

合理评价后备土地资源适宜性是有效进行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以繁昌县后备土地资源为例, 以区域自然与人为因子对其进行初步筛选, 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生态位适宜度理论构建多宜性评价模型, 运用加权平均模型和限制因子模型, 对后备土地资源评价单元耕地、园地和林地3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适宜度及限制性生态因子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繁昌县59.38%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能进行开发, 能够开发且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后备土地资源为387.03 hm²;(2)繁昌县生境环境较为良好, 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适宜性较强;单一土地利用类型评价中后备土地资源生态位适宜度值最大值为0.966 5。其中, 耕地适宜性最高, 林地次之, 园地最低;(3)多宜性评价表明繁昌县后备土地资源中耕地适宜性面积最大, 林地次之, 园地最小;(4)限制繁昌县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因子主要为:排水条件、pH值、障碍层深度。为改善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境条件, 今后应重视土地质量管理,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使其适合开发利用的需要。

根据杉木人工林年龄(10、22、45、48和50年生)梯度, 在安徽大别山海拔较高山地调查了23块20 m×20 m的样地, 采集18株不同径阶和树高的标准木, 进行了生物量测定。利用7种常用的分别以D、D²、DH和D²H为自变量的生物量模型对其进行拟合, 得到35个生物量估算模型。结果显示, 幂函数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多项式模型效果较差, 从中优选出5个最优模型, 枝、干、根和全株的最优模型是W=aD^b形式的幂函数模型, 叶的最优模型是W=a+bD²+cD⁴形式的多项式模型。杉木不同器官的碳含量变化范围在46.64%~53.13%, 过熟林(45~50年生)杉木不同器官的碳含量按高低排列均为树皮 > 树根 > 树叶 > 树枝 > 树干, 根系碳含量高于地上部枝叶的碳含量, 而中幼林龄(10和22年生)杉木地下部分树根的碳含量明显低于地上部分。碳贮量在不同器官中的分配, 10和22年生的高低排序为树干 > 树枝 > 树根 > 树叶, 过熟林杉木的高低排序为树干 > 树根 > 树枝 > 树叶。不同林龄杉木林生物量碳贮量分别为10年生59.39、22年生59.55、45年生136.92、48年生201.25和50年生134.60 Mg C/hm²。不同林龄的杉木林根系生物量碳贮量比例为14.84%~23.79%, 随林龄的增长而提高。研究结果显示较高海拔的立地环境促进了杉木林地下根系生物量积累, 这种生物量分配可能对土壤有机碳蓄积产生重要影响。

沉水植物是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中关键组分, 调查研究沉水植物分布格局及其水环境影响因子, 对于沉水植被的恢复与重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3年5月初期分别对鄱阳湖典型湿地区域中有沉水植物的25个样地进行群落结构调查, 采用系统取样方法对沉水植物进行调查采样并监测水环境因子,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运用GIS软件制作鄱阳湖典型区域沉水植物的生物量分布图, 并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和典范对应分析(CCA)方法分析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鄱阳湖湿地沉水植物以苦草(Vallisneria natans)为广布种, 其中蚌湖及白沙湖以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为优势种, 白沙洲及乐安河龙口段以苦草为优势种, 伴生种主要有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马来眼子菜(Potamogeton malaianus)、菹草(P.crispus)、小茨藻(Najas minor)、大茨藻(N.marina)、刺苦草(V.spinulosa)和水车前(Ottelia alismoides)等。采用双向指示种分析法将研究区沉水植物分为6个群落;5月初大部分沉水植物尚处于生长季初期, 生物量相对较低, 仅菹草的生物量较大;沉水植物与浮叶植物共存现象明显。主成分分析(PCA)结果显示, 第一主成分中水深、总磷和溶解氧等因子的系数值较大, 第二主成分中pH值、化学需氧量和水体透明度等因子的系数值较大, 是影响沉水植物分布的关键因子;典范对应分析(CCA)结果显示, 水深、总磷和总氮对苦草和黑藻的影响显著, 水体透明度是马来眼子菜的主要影响因子。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 受季风气候影响其水体空间动态变化大, 且广阔的水域内部差异也较大, 因此湖泊水体光学分类对反演湖泊水质参数及监测湖泊水质有着重要意义。以鄱阳湖为研究区, 根据实测的反射光谱数据形态特征将鄱阳湖的水体分为4类:特别浑浊、中等浑浊、轻度浑浊和清水区, 并分别对每一类结果进行分析。考虑到实测光谱数据局限于湖区某些离散点的情况, 不足以观测整个鄱阳湖区域内所有不同水体类型的空间分布和动态变化, 从而将该方法利用于遥感影像以便观测整个湖区水体类型。在Landsat OLI遥感影像上任意选取采样点, 根据其波谱形态建立基于斜率的分类算法, 并应用决策树模型把鄱阳湖水体分为5类:特别浑浊、中等浑浊、轻度浑浊、清水区和特别清澈, 影像的分类结果图与实地考察的情况相一致。把模型应用于其他时期的遥感影像进行鄱阳湖水体分类, 对比影像的分类结果图表明:2002、2005和2009年鄱阳湖区分别出现3种、4种和4种不同的水体类型, 且水体浑浊范围呈现出动态变化。研究表明水体光学类型分类可以更好的监测湖泊水质的时空变异性。

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使包括耕地在内的大量开放空间被不断侵蚀, 随着人们对耕地非市场价值和生态功能认识的不断加深, 如何合理高效可持续地利用耕地被广泛关注。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从乡镇尺度定量研究了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关系, 以探讨快速发展时期平原城市耕地非农化空间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研究表明:(1)全局Moran's I显示武汉市耕地非农化在1990~2011年的4个时期均呈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 其聚集强度以2005年为分界点, 前3个时期不断加强后有所下降;(2)通过EB修正的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LISA图显示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聚集区域由开始处于区域外围的LL型聚集为主导逐步转变为处于城乡交错区域的LH+HH型聚集为主导;(3)通过绘制不同时期不同聚集类型的重心移动路径可以发现LH+HH型聚集均出现先向东南再向东北移动的趋势, 这种耕地非农化趋势与区域的产业布局有密切关系。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掌握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是开展耕地保护和实现耕地合理利用的基石,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确定重点和优先管制区域以提升土地利用管制效果, 协调好城市建设和耕地资源保护间的关系。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研究区, 采用120 m×120 m栅格大小的数据为模拟基准, 借助CLUE-S模型、情景分析法、SPSS软件及ArcGIS10.1软件建立了数量变化和空间分布变化相结合的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动态模拟模型, 并对研究区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覆盖动态变化进行了模拟, 模型综合考虑各种宏观驱动因子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关系, 较全面地考虑了多种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因子, 并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 确定了各因子的回归模型, 提高了模拟结果的精度, 通过对已有数据的模拟及精度分析, 整体模拟精度达86%以上,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模型在研究高分辨率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方面有很好的适应性, 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复杂性研究和相关部门对土地布局、规划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模拟结果表明:到2030年湿地、人工用地、林地将增加, 耕地和其它用地减少, 草地在不同的情景下均有稍微的增加, 耕地和人工用地是变化最大的两种类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耕地和林地面积不断接近甚至持平, 研究区西部及西南部变化比较明显。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原因之一, 不仅带来了地表结构的巨大变化, 而且对生态系统服务也造成重要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已成为国际上生态学和地理学等跨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入手, 综述了土地利用面积变化、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和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归纳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模型, 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并提出了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方法和时空动态评估模型的研究、强化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生态学机制研究和注重土地利用变化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的集成应用研究等建议, 以期对我国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在原型观测的基础上, 应用生态水力学法与生境模拟法, 建立对考虑齐口裂腹鱼产卵需求的山区河流水电工程生态基流过程的确定方法, 并以四川中型山区河流杂谷脑河薛城电站为背景, 对所构建方法进行应用分析。通过原型观测, 对生态水力学的齐口裂腹鱼生境水力参数标准在杂谷脑河应用的适宜性进行分析;应用生态水力学方法, 对不同河道流量下薛城电站减水河段的齐口裂腹鱼生境水力参数进行数值模拟, 根据模拟结果, 结合齐口裂腹鱼生境水力参数标准, 分析得到薛城电站满足其生存的最小下泄流量;应用生境模拟法, 对齐口裂腹鱼产卵期不同河道流量下薛城电站减水河段集中产卵场的可利用生境面积进行计算, 得到最大可利用生境面积对应的下泄流量。综合最小下泄流量值与最大可利用生境面积所对应的下泄流量值, 考虑齐口裂腹鱼产卵对水文情势的要求, 建立薛城电站考虑齐口裂腹鱼产卵需求的生态基流过程。采用所构建方法得到的考虑鱼类产卵需求的水电工程生态基流过程, 由于考虑了鱼类生存对最低流量以及产卵对水文情势的要求, 能更好地满足鱼类产卵需求, 可作为电站运行调度的约束。

为了研究不同盐度梯度下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的生态适应性及其生长的限制因子, 对崇明盐度梯度下的3个滩涂湿地生长的芦苇及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学指标进行测定;分析不同盐度下芦苇种群的生态化学计量学之间的差异, 及土壤与芦苇元素、元素比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崇明滩涂湿地土壤C、N、P含量和C/N、C/P、N/P平均值分别是15.01、0.69、0.86 g/kg, 22.09、21.87、0.96。芦苇的C、N、P含量及C/N、C/P、N/P平均值分别为413.17、10.75、2.53g/kg, 41.49、293.58、7.29。(2)随着崇明滩涂湿地土壤盐度增加, 土壤的C、N含量及芦苇的C含量、C/N先降低后增加;土壤的C/N、C/P、N/P及植物的C/P、N/P增加;土壤的P含量及植物N、P含量降低。(3)盐度梯度下滩涂湿地土壤与芦苇生态化学计量学中的C、P、C/P、N/P之间均正相关关系, 土壤N含量与植物的C/P正相关, 与N/P负相关;而C/N与植物P含量之间有负相关性。(4)该研究区土壤的C、N元素较为匮乏, P含量较高;植物的N/P值小于14, 说明崇明芦苇生长主要受到N的限制。

盲数优化地积累模型是基于最大隶属度原则和隶属度加权相结合的一种不确定性评价方法。鉴于污染评价系统多种不确定信息共存的特点, 将盲数优化地积累模型应用于长江中下游不同类型湖泊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中。根据计算出的可能值区间及可信度看空间分布的均匀性, 以及评价等级的可信度水平, 辨识污染程度和等级, 减小局部污染对区域整体污染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象湖、鄱阳湖、洞庭湖3个湖泊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的空间分布都不均匀, 象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情况为:Pb > Cu > Zn, 其中Pb为中度污染, Cu为轻度污染, Zn为清洁;鄱阳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为Cu﹥Pb﹥Zn, 其中Cu为中度污染, Pb为偏中度污染, Zn为偏重污染;洞庭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为Cu≈Pb≈Zn, 且均为轻度污染。盲数优化地积累模型方法可行, 与定性评价结果基本一致, 但在对污染等级判定上更真实可靠。弥补了传统确定性方法的不足, 更真实、更客观地表征了评价区域沉积物重金属的富集污染程度。

近年来, 鄱阳湖水沙研究集中在鄱阳湖"五河"各水文站的单站分析上, 且水沙数据采用大多仅至21世纪初期, 对缺测资料未进行有效插补。将鄱阳湖作为一个研究整体, 分析了鄱阳湖水沙特征及其变化规律, 以便为鄱阳湖泊形态变化研究以及水、沙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有利的参考依据。运用水沙相关、上下游泥沙相关法对部分缺测泥沙进行插补, 获得1956~2011年的鄱阳湖入、出湖水沙系列数据。利用数理统计法、水沙双累积曲线法、Mann-Kendall法分析鄱阳湖入、出湖径流量与输沙量变化特征, 并且探讨了水沙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1)入湖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年内分配相一致, 而长江水沙的倒灌影响了出湖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年内分配;(2)鄱阳湖入湖悬移质泥沙从90年代开始下降趋势加剧, 而出湖悬移质泥沙1956~2000年整体呈下降趋势, 2001~2011年呈现上升趋势;(3)鄱阳湖入、出湖年输沙量出现明显的突变点分别在1998年左右、2003年左右;(4)径流量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但近10 a来径流量略下降, 主要受到降水量变少的影响, 入湖输沙量变化受"五河"流域的水库蓄水拦沙、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加强、人类河床采砂等因素影响;而出湖河段河床深度下切、江湖水面比降加大、人类在鄱阳湖采砂扰动河(湖)床均加大了近10 a来出湖悬移质泥沙的输出。

排污权初始分配是排污权交易的起点和基础, 在分配模式和实证研究方面需要加强。采用地区人口法、经济总量法、历史排污量法、环境容量法和综合分配法5种模式研究了鄱阳湖流域11个地市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与氨氮的初始排污权分配。结果表明:COD和氨氮初始排污权在地市之间的分配格局相似;南昌、新余与鹰潭3市按经济总量模式分配的排污量明显高于其它模式, 上饶、吉安两市人口分配模式高于其它模式, 景德镇、九江两市历史排污量模式高于其它模式, 赣州市环境容量模式高于其它模式, 宜春市综合模式高于其它模式。综合分配模式为赣州市排污权总量最高, 南昌、九江、吉安、宜春、抚州和上饶6市次之, 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4市最低。总体来看, 排污权配额因分配模式不同而有所差异, 综合分配模式得到的初始排污权最为合理。建议鄱阳湖流域严格执行综合分配模式下的各地市初始排污权分配额度, 确保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对汉江上游谷地包含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的辽瓦店(LWD)全新世黄土-古土壤剖面的常量元素含量、粘粒含量、磁化率和Rb/Sr比值等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LWD剖面的风化成壤过程中, 元素Na、Mg和Al表现为较强烈的迁移淋失, 虽然元素K、Fe和Ca有一定程度的迁移淋失, 但比较微弱, 呈现Na>Mg>Al>K>Fe>Ca>Si的迁移序列;磁化率、Rb/Sr、CIA值、钾纳比(K₂O/N₂O)和淋溶系数的分布随地层的变化而同步变化。上述变化指示古土壤S₀形成时期, 气候温暖湿润, 成壤作用强烈, 马兰黄土L₁堆积时期气候寒冷干旱, 风化成壤作用最弱, 黄土L₀堆积时期气候有所好转, 风化成壤作用强于马兰黄土堆积时期, 但弱于古土壤形成时期。古土壤S₀形成的全新世中期可能出现过一次较为暖湿的次级环境变化, 在剖面中上部夹有一层古洪水滞流沉积层(SWD), 呈灰白色(10YR6/1), 为十分均匀的细粉砂, 与上下相邻地层呈突变接触关系且界线清晰, 向垂直河岸方向快速尖灭, 是一次剧烈的气候突变事件的产物。

为了解香溪河流域碳、氮、磷的分布情况及水、陆生态系统中这些生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对流域内河岸带土壤、河流水体及沉积物中总有机碳(TOC)、总氮(TN)、总磷(TP)含量进行调查, 分析它们在流域内的分布特点, 探讨各要素在3种介质间的相关性及随河流级别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 超过60%的样点土壤中TOC、TN含量处于"较丰富"或"丰富"等级, 耕地附近样点的TOC、TN和磷矿区附近样点的TP普遍偏高。河流水体及沉积物中各要素的含量都与土壤中的含量紧密相关, 但水、陆介质间TP的相关性较TOC、TN强。低级别河流样点土壤中TOC、TN、C/P、N/P值和沉积物中C/P及N/P值整体较高级别河流样点高。结果表明:以磷矿开发和农业施肥为代表的人类活动, 对香溪河流域内生源要素的含量及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水体中P元素含量与陆源关系最强, 在水体污染控制中应予以重视。

传统土壤侵蚀模型模拟次降雨产沙时难以确定泥沙输移系数, 分布式的侵蚀产沙模型对数据量需求量大。选择三峡库区宋家沟小流域为研究对象, 基于2013年的降雨、植被盖度、地形、土壤等数据, 利用SCS-CN和MUSLE模型耦合模拟流域的场降雨的产沙量。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模拟值的精确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整个流域2013年的泥沙流失量是3 923 t, 全年中5场较大的降雨贡献了泥沙流失量的80%以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泥沙输出量差异很大, 耕地(面积44.63%)贡献了81.54%的泥沙, 有林地(面积47.61%)贡献了17.63%的泥沙;坡度在0~8度的区域贡献的产沙量仅为1.75%, 大于25度的区域占流域面积的比例是39.21%, 产沙量占55.77%;泥沙模拟值相比实测值偏大, 其原因可能是流域中分布的池塘改变了径流过程, 发挥拦截泥沙功能。

利用ENVI4.8和Arcgis9.3软件对2001~2010年的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计算得出各年份的生态承载力。结合相关年份的社会经济数据, 同时根据滇池流域的实际情况提取18个分析指标, 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 对滇池流域生态承载力以及其与生态环境系统、资源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3个子系统要素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1~2010年滇池流域的总生态承载力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呈快速下降趋势, 降幅达37.3%;耕地生态承载力呈下降趋势最明显, 下降幅度达52.61%, 但建设用地的生态承载力上升幅度达27.08%。(2)滇池流域生态承载力与三大系统要素相关性较好, 其耦合形态呈"J"、"L"型、"U"型和倒置的"S"型等。(3)对耦合形态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其结果表明:城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流域内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形成这种耦合形态的影响较大。

针对目前城市河流经常断流的突出问题, 以重庆主城典型重污染河流伏牛溪为例, 开展城市小型季节性河流生态补水自动调度方案的研究。通过分析伏牛溪年内径流特征, 确定了其补水时段为每年的11月~次年4月;通过计算伏牛溪生态环境需水量, 认为对于小型季节性河流的补水不应一味地追求常年丰沛、稳定的水量, 而应以重塑季节性河流天然健康的自然流态为目标, 从而提出了一种基于天然健康需水量的生态补水调度方案, 并制定了河源水库电动阀门及补水泵的运行控制策略等具体技术措施。结果表明, 采用该调度方案, 不仅能实现伏牛溪生态补水系统的自动化运行, 而且与现有补水系统运行方式相比, 可节能67.4%, 为补水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创造了条件。

采用凋落物分解袋法, 以川西高山森林典型乔木(四川红杉Larix mastersiana、岷江冷杉Abies faxoniana、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和方枝柏Sabina saltuaria)和灌木(高山杜鹃Rhododendron lapponicum和康定柳Salix paraplesia)凋落物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林窗中心到郁闭林下不同生境(林窗中心、林冠林窗、扩展林窗和郁闭林下)中凋落物第一年分解不同关键时期(雪被形成期、雪被覆盖期、雪被融化期和生长季节)可溶性碳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6种凋落物可溶性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在冬季含量增加而在生长季节含量降低, 而可溶性无机碳含量在全年呈降低趋势;雪被形成期, 6种凋落物可溶性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在郁闭林下达到最大值, 而雪被覆盖期在林窗中心和林冠林窗达到最大值, 生长季节6种凋落物可溶性碳含量均低于初始含量。这表明全球气候变暖情景下, 冬季林内雪被覆盖时间和厚度降低且生长季节延长将减少凋落物可溶性碳含量, 且变化程度受到凋落物质量控制。

以鄂西地区利川市两类典型水土保持项目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 分析农户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认知、行为特征及评价, 并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水土保持的参与认知度较高, 但是责任意识较差, 更多的寄于政府, 同时农户主要以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形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 但在水土保持维护、组织、监督管理方面参与度较低;农户的教育水平越高, 其参与水土保持的程度越高;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农户教育水平和水土保持外部环境;农户是否愿意参与水土保持与农户教育水平、政府采取的增收措施和工程补偿、水土保持工程进展呈显著性关系;农户主动参与水土保持工程与农户教育水平、是否检举破坏水土资源行为呈显著关系。结果对于揭示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为机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