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市域单元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对拉动消费需求增加、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POI数据构建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评价体系，利用变异系数、Theil指数、ESDA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不高，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上、中、下游3个地区内部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2）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H-H和L-L集聚类型较为凸显，在空间上表现为“高者恒高、低者恒低”。（3）城市群间和城市群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均具有明显差异，平均水平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成渝、滇中、长江中游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滇中和黔中城市群。（4）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率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和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对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带动周边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5）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既要积极实行城市更新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提质增效，又要推进生活性服务市场化改革，畅通各项资源要素流动。

创新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非典型知识组合具备新颖性、探索性和前瞻性等特征，被认为是突破性创新的重要基础。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效识别非典型知识组合和掌握提高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制定创新战略、提升城市创新能级和提高决策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8年专利数据，通过z值法识别非典型知识组合，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技术相关多样化、技术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非典型知识组合主要集中在“作业&运输”“化学&冶金”和“人类生活必需”三大技术领域，且多存在于战略新兴产业之中，空间上集中分布于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带上。（2）在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中，相关多样化均有利于提高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高等级城市中，非相关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作用不显著，一般等级城市中，非相关多样化程度与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3）在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中，外部创新合作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均存在倒“U”型关系，非相关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均会相互削弱对方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基于百度迁徙、百度指数、银行及物流企业等多元流数据，构建多维城市联系强度矩阵，从网络节点、层级及核心-边缘结构三方面综合测度多维流视角下的湖北省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关联性，并选取企业发展、交通可达、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五类影响因素构建回归分析模型，进一步探析多维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要素作用下的城市网络中各节点层级分化明显，武汉均处于独立核心地位，天门、潜江、仙桃及神农架林区等均处于较低层级，且不同联系网络的整体联系密度为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综合流>人流；(2）资金网络和其他网络之间关联性均较强，其中与物流网络在核心边缘城市的数量和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大共性，而信息网络和人流网络的关联度较小；（3)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是多维网络产生共性的主要原因；交通可达、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因素是多维网络产生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其中，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最显著，社会服务因素影响相对最弱。最后基于本研究结论，为湖北省域空间规划的重点方向提出了若干探讨。

为揭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收集了2013～2018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以农村贫困发生率为响应变量，公路基础设施的规模、密度、投资和硬化为解释变量，引入集成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树(GBDT)模型和部分依赖图解释方法，从时空异质角度检验了公路基础设施变量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乡道铺装里程、村道铺装里程、乡道里程、时空异质性、高速里程和公路密度呈现了较高的相对重要性。公路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主要源于整体路网密度的提升以及县、乡、村等低等级公路的建设和硬化，但减贫效应在东、中、西部呈现区域异质性。高速公路里程、村道里程、路网密度、农村公路投资完成额和道路(县乡村)铺装里程具有正向的减贫作用，且在不同时间段呈现边际递减效应。高速公路里程和村道里程对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当高速公路里程和村道里程达到一定规模时才会呈现减贫效果。路网密度、农村公路投资完成额和道路(县乡村)铺装里程的减贫效应具有阈值效应，当超出各自阈值后，路网密度、农村公路投资完成额和道路(县乡村)铺装里程的减贫效应趋于稳定。

鄱阳湖是连接长江的吞吐型湖泊，洪泛特征明显，湖泊水位和淹没面积的季节变化和空间差异悬殊，表现出高度的非线性特征。基于2000~2018年鄱阳湖区多源遥感数据和实测湖泊水位数据，采用 ESTARFM (Enhanced Spatial and Temporal Adaptire Reflectance Fusion Model) 融合模型重构高时空分辨率淹水数据的方法，研究分析了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形成机制与演变规律。结果表明：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空间差异显著，同时存在逆时针和顺时针两种迟滞形式，其形成机制主要归因于湖泊上、下游表现出的河、湖相洪泛特征以及汇、排水过程的差异；鄱阳湖洪泛区广泛存在的碟形湖对增大鄱阳湖区上游站点迟滞度，减小下游迟滞度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受区域气候变化、湖区采砂活动以及三峡工程建成运行等造成的湖泊本身泄流能力和流域来水变化的影响，鄱阳湖区不同站点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三峡工程多阶段实验性蓄水前后，以湖口、星子和都昌站为代表的北部湖区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在2000~2003、2004~2009和2010~2018年分别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而棠荫和康山站为代表的南部湖区则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通江湖泊洪泛系统水文复杂性的认识、促进湖泊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为探明三峡区间极端降水变化规律，基于三峡区间18个气象站点1961~2020年的逐日降水数据，首先选取7个常用的极端降水指数，分析三峡区间降水极值的时空变化规律。然后，基于年最大值（AM）法和超门限阈值（POT）法筛选降水极值样本序列，利用广义极值分布（GEV）和广义Pareto分布（GPD）拟合两组样本序列。基于Kolmogorov-Smirnov检验结果确定最优拟合分布函数，并根据最优拟合分布函数推求不同重现期水平下的降水量。结果表明：（1）三峡区间江北降水极值整体强于江南，江北开州站为三峡区间降水极值中心。（2）GEV分布适合拟合AM序列，GPD分布适合拟合POT序列，基于GEV-AM和GPD-POT组合得到的不同重现期水平的降水量空间分布相似，但基于AM序列推算一定重现期水平下的降水极值更大。研究成果可为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及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一定参考。

为定量分析梯级水库群蓄水运行后对寸滩枯水期（11～4月）水文变异特性的影响，采用水文变异指标法和变化范围法（IHA/RVA）对1954~2021年寸滩站枯水期日平均流量序列的水文变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用重标极差R/S法对IHA指标的趋势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梯级水库运行后，寸滩枯水期有11个IHA指标发生高度改变，4个指标发生中度改变，9个指标发生低度改变；主要表现为枯水期月均流量和最小流量不断提升；极大流量和极小流量的发生时间提前；流量逆转次数增加。(2)水库群运行前所有IHA指标表现为无偏游走或均值回复的两种状态；而库群运行后有9个指标转变为有偏游走的持续发展趋势。(3)未来寸滩枯水期1、2月流量、最小30 d流量、最大流量和流量逆转次数将持续增加；极大和极小流量发生时间将呈均值回复的发展趋势。

为探究自然河段与梯级水库段水温时空变化的差异，于2016~2020年选取了32个监测断面进行原位水温监测，并采用水温沿程变化率、库水替换次数、水体滞留时间、水温连续性评价指标，对比分析了干流无水电站建设的怒江和有梯级水库建设的澜沧江的水温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怒江与澜沧江建库前的水温在纵向上呈现出较好的连续性特征，与气温沿程变化基本一致；水温非连续性强度均值仅为0.04，表明自然因素对水温空间连续性的影响有限。受气象条件的影响，怒江不同时期水温沿程变化率略有差异，1月最大为1.32℃·100  km-1，10月最小为1.02℃·100  km-1。怒江平均水温沿程变化率（1.17±0.12℃·100  km-1）高于自然状态下的澜沧江（0.58±0.11℃·100  km-1），两河流的流量的差异可能是主要影响因素。流域梯级水电开发显著改变了澜沧江中上游河段的水温沿程自然变化特征，受水库下泄水温滞后效应的影响，水温沿程出现明显的落差且波动剧烈。黄登水库是对水温空间连续性破坏明显的水库，水温非连续性强度显著高于其他水库，而乌弄龙、里底、大华桥水温非连续性强度处于较低的水平，接近自然河流状态。梯级开发对水温空间连续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受梯级水库联合运行、单库规模、调节性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同类型水库的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1979～2016年沱沱河水文站的夏季径流量实测资料、沱沱河气象站的降水和气温资料以及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利用相关、回归、EOF等分析方法，研究了夏季西亚副热带西风急流（West Asian Subtropical Westerly Jet，WASWJ）位置对长江源区沱沱河流域径流量的影响特征及其物理机理。结果表明：（1）夏季WASWJ南北位置异常对沱沱河流域径流量有重要影响。当WASWJ偏南（北）时，沱沱河流域径流量偏多（少）。（2） WASWJ位置主要通过调制降水的变化来影响径流量。当WASWJ偏南时，南亚高压明显偏东，沱沱河流域位于对流层中层的负高度异常控制区，全区存在显著的上升运动异常，有利于高原低值系统活动。同时伴随低层明显的西南风异常，加强了来自低纬的水汽输入，导致流域降水增加，径流量偏多。（3）夏季北极涛动（Arctic Oscillation，AO）可通过影响西亚至中亚的对流层中上层温度变化进而对WASWJ南北位置产生明显影响，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成果可为气候变化背景下长江源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为了解淮河中游浮游植物群落时空格局，于2019年6月(平水期)、9月(丰水期)和2020年2月(枯水期)对淮河中游河段28个断面的浮游植物和环境因子进行调查。淮河中游共鉴定出8门63属128种，平水期、丰水期和枯水期物种数分别为94、77和68，密度分别为0.06×106~16.04×106、0.47×106~41.62×106和0.43×106~10.79×106 cell·L-1，生物量分别为0.03~3.54、0.12~14.99和0.14~25.48 mg·L-1，优势种分别以微囊藻、微囊藻和梅尼小环藻等为主。空间格局方面，闸上的浮游植物密度和生物量显著高于其他区段。浮游植物密度与总磷、温度、高锰酸盐指数等环境因子呈显著正相关。CCA分析表明温度是影响淮河中游干流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

为了解黄柏河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和健康状况，在黄柏河设置13个点位，进行底栖动物和水体理化因子的调查，基于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科级生物指数（FBI）、生物完整性指数（B-IBI）和栖息地质量评价指数（QHEI）对黄柏河生态状况进行全面评价，并对比4种评价方法及其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共采集到底栖动物31个分类单元，隶属于3门6纲14目27科，主要以水生昆虫和软体动物为主。黄柏河健康状况存在空间异质性， Shannon-Wiener、FBI、B-IBI和QHEI评价结果存在差异，但全流域表现基本一致，即西支健康状态最好，东支健康状态一般，干流健康状态最差。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表明，Shannon-Wiener和FBI能够指示溶解氧，B-IBI能够指示水温、溶解氧和电导率，QHEI得分能够指示水温、电导率、森林和人造地表占比。对比分析得到，Shannon-Wiener不适合应用于寡营养河段，FBI能够表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大部分信息并能够表征栖息地质量。相比 FBI，B-IBI与其他评价方法联系更为紧密，并且B-IBI可以包含更多群落信息，更能全面反映黄柏河流域健康状况。

河岸带是水陆环境交错带，环境条件和生态过程复杂。为了探究河岸湿地土壤中不同氧气，以及添加不同电子受体对甲烷氧化过程及其微生物的影响，以嘉陵江流域河岸湿地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微宇宙培养实验、高通量测序及化学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在有氧条件下，以及缺氧条件下加入NO3-、SO42-、水铁矿（Fe(Ⅲ)）和针铁矿（Fe(Ⅲ)）等不同电子受体处理中土壤的甲烷氧化潜力及关键微生物群落。结果表明湿地土壤在有氧条件下的甲烷氧化速率显著高于缺氧条件下的速率（P<0.05）。缺氧条件下，和加入NO3-、SO42-和水铁矿等电子受体均显著促进甲烷氧化，促进程度排序为：NO3-≈水铁矿> SO42-，而针铁矿抑制了甲烷氧化。缺氧条件下甲烷氧化发生的同时， NO3-、SO42-的浓度显著降低，与甲烷浓度变化呈显著正相关（P<0.05），Fe(Ⅱ)的浓度显著增加，与甲烷浓度变化呈显著负相关（P<0.05）。基于16S rRNA基因测序结果表明有氧条件下，优势的甲烷氧化菌为Methylocystis（占总甲烷氧化菌的37.03%）和Methylomicrobium（27.36%）。而在缺氧环境下，好氧甲烷氧化菌Methylomonas（39.60%）和Methylocystis（21.78%）为优势甲烷氧化菌，并且添加NO3-显著促进了Methylobacter（16.25%）的生长，添加SO42-和Fe(Ⅲ)则显著促进了Methylomonas的生长。网络分析表明50%的核心菌群均参与碳、氮及铁等生物化学循环。好氧和缺氧条件下嘉陵江湿地土壤中的甲烷氧化过程由不同的微生物所驱动，且不同的电子受体对缺氧环境的甲烷氧化潜力及其关键甲烷氧化微生物有显著影响，研究为揭示流域湿地环境中的甲烷氧化过程提供了新的借鉴数据。

研究区域土地生态风险对于指导土地合理利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1980、2000、2018年三期土地利用/覆被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综合土地生态风险指数，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模拟并分析了近40 a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化。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平均水平由0.434 9下降到0.434 1，再上升到了0.441 0，表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特征；（2）在10 km×10 km尺度下，空间自相关结构是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在1980、2000年表现为各向异性，2018年表现为各向同性。（3）研究期间，风险等级提高的概率远高于下降，且转化几乎仅在相邻等级间发生，出现跳跃性改变的可能性极低；高风险地区增加了7 785 km2，其余等级均呈减少趋势，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中风险区、较高风险区面积分别减少了283、6 539、339、625 km2。（4）湖北省土地生态风险的分布格局整体呈东高西低，低风险核心区位于神农架林区，高风险核心在江汉平原及武汉片区，此外襄阳市北部也存在一个稍小的高风险区域，并逐渐沿枣阳-荆门和随州中部-孝感两条线路往江汉平原方向蔓延。

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全面认识库区农业化肥施用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是加强化肥施用风险管控的前提。运用化肥污染环境风险评价模型，以十堰市为例，对各县（区、市）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施用特征和环境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十堰市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施用总量达8.97万t，且以复合肥为主，其中玉米和薯类是化肥施用总量最多的两种作物，二者的综合施用量达到全市化肥投入总量的50.37%，其次为小麦和油菜，稻谷、花生和豆类的化肥施用量占比相对较小。十堰市化肥施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郧阳区和竹山县是化肥投入量最大的两个地区，而张湾区和茅箭区是化肥投入量最小的两个地区；各地区间化肥在农作物上的分布特征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小麦—玉米轮作体系主导型、玉米‖薯类间作体系主导型和玉米—油菜轮作体系主导型3种类型。十堰市单位播种面积平均化肥施用强度为343.07 kg·hm-2，超出我国生态县建设制定的化肥施用标准（250 kg·hm-2），是发达国家化肥施用环境安全标准上限的1.52倍，且区域间存在差异。十堰市多数地区化肥施用风险程度处于中等风险水平，但竹山县和张湾区已进入重度风险状态。十堰市整体化肥施用的风险指数达0.697，尚处于中等风险水平，但存在演变为重度风险的隐患，其中氮肥和磷肥的施用风险程度整体已进入重度风险水平，钾肥施用伴随的环境风险整体处于中等风险的较低水平。水源区化肥施用负荷过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相关部门应根据不同地区化肥负荷来源，从施肥技术、政策引导、机制激励、观念更新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化肥“减施增效”和环境风险“可防可控”的双重目标。

三峡区域丰沛降雨、人为扰动等对坡地水土流失有影响。在湖北省秭归县张家冲径流监测点选取不同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措施类型配套结合的径流小区（具体措施为植物篱+柑橘（土坎水平梯田），植物篱+油菜、花生轮作，植物篱+茶叶，植物篱+柑橘，油菜、花生轮作，柑橘），研究多年降雨（共13年）影响下坡面径流和泥沙的特征，并获得水土流失对降雨和水保措施的响应规律。结果表明：暴雨发生场次位于第二位，但却是坡面产生径流和泥沙的主要降雨类型，特大暴雨虽然产流产沙最大但仅发生1次不具备代表性。在同种降雨类型下，与裸地相比，各种水土保持措施均能不同程度地减少径流量，其中采用“植物篱+经济林+工程措施”减流率超过30%，“植物篱+农作物/经济林”的减流率在20%至30%，而单一的植物措施只能减少径流10%左右。与此同时，水保措施的减沙效果也是显著的，减沙率依次为种植茶叶(超过50%)>种植柑橘(40%~50%)>种植农作物(30%~40%)。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证明坡面径流泥沙与降雨侵蚀力呈现显著相关性(r>0.8)，而降雨侵蚀力对径流泥沙的影响又受水保措施的调控。研究结果对三峡库区坡地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有借鉴意义。

 准确把握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分异特征是耕地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在分析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两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两者耦合协调现状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2007~2019年间,（1）中国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水平均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且二者势耦合协调亦呈逐步上升态势，整体上，由研究前期的勉强协调阶段逐渐步入初级协调阶段；（2）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但该空间正相关性随时间变化呈现出由强相关向弱相关演变，集聚程度逐渐减弱，离散特征越发明显，各省域间空间差异逐步增强。因此，应科学分区，因区施策，积极构建邻近省域之间的协同机制，并同时加强自身区域耕地利用体系的构建，以提升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

基于2020年对江苏省26个区县2 628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泊松内生处理效应模型（ETPR）、内生转换模型（ESR）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手段，对农户创业影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创业能显著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在消除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问题后仍旧支持这一结论；（2）农户创业可通过拓展社会资本、强化风险偏好、树立环保意识、提升融资能力的中间路径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3）进一步的创业类型异质性分析证明，农业创业促进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要比非农创业更大。鉴于此，建议基层政府加大对“双创”政策的支持，根据农户基础禀赋实施精准创业指导，帮助长期从事绿色农业生产的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并建议其向外辐射绿色生产技术。同时鼓励农业创业户依托当地农技推广服务站建立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与讨论网络，带领普通农户接触和融入绿色生产网络结构。

对县级市浏阳市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水足迹的研究是研究村镇层面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利用水足迹的理论和方法，运用CROPWAT模型计算蒸散发量及其有效降水量，结合气象、农作物系数及面积产量、化肥使用量和土壤等主要数据核算主要农作物水足迹，以2018年为参考年份，对浏阳市早稻、中稻、晚稻、油菜和蔬菜等主要农作物开展了生产水足迹的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浏阳市早稻、中稻、晚稻、油菜和蔬菜的单位质量水足迹分别为1 310、1 390、1 250、3 310、380 m3/t。根据此计算结果，研究在主要指标区域、农作物主要消费区与虚拟水和区域水资源管理三个方面重点开展了比较研究和类比分析。研究工作丰富了从下至上开展水足迹研究的方法，并为小流域水资源水环境管理策略提升提供了有益研究参考。

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眼前的威胁，农业生产引致的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厘清农业碳生产率增长的逻辑有利于从源头处“保增长”与“促减排”。在理论分析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碳生产率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1994~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出农业碳生产率，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财政支农投入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1994~2019年，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速到达到2.40%，而且农业碳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2）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财政支农投入还具有促进农业产出增加并抑制碳排放的作用，即具有“保增长”与“促减排”的功能。(3)财政支农投入还可通过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作用于农业碳生产率，两种渠道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16.58%和11.07%，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据此，研究为财政支农投入能够实现“保增长”的同时兼顾“促减排”提供了经验性证据，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