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问题的战略举措和基本路径。重构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运用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了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同步发展情况、耦合协调特征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以共享性、资源环境治理能力为主要驱动力；两者的空间匹配度较高，下游“双同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型居多，中上游分别以“区域发展滞后”和“双滞后”类型为主。（2）耦合协调度呈低水平上升态势，空间上下游和中上游分别为空间扩散、集中特征；等级演进表现出稳定性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下中游城市等级转变活跃，上游城市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于分析框架，从动力因素、相对和绝对发展水平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20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建议未来以有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地采取调控手段和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

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两种夜间灯光影像数据进行提取校正，测度长时间序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时空变化规律、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998～2019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稳步提升，由中度失调阶段升级到拮抗阶段。在区域差异上，耦合协调水平总体空间差异处于“趋同-分异-趋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于区域间差异，而区域间差异主要来自上下游之间差异；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各省市呈现出多极分化趋势。通过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的溢出效应发现，富裕程度、创新投入、外商投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本地耦合协调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本地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和人口规模通过正向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耦合协调水平产生推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作为旅游业的重要发展轴线，其旅游业的提质增效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2~2019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DEA模型对各城市旅游产业效率进行测定，在时间序列分析和空间关联检验基础上，使用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整体上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波动中缓慢下降的趋势，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较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源节约空间；总体上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空间格局呈现“周高中低”特征，东部和西部地区旅游产业效率高于中部地区。（2）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整体上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大于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且发生跨越式转移的概率极低。（3）地理背景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动态演变影响显著，旅游产业效率较高的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向上转移的概率增大，而旅游产业效率较低的城市会抑制周围城市向上转移，从而逐渐形成“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俱乐部收敛”现象。

基于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的调查数据，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d)、Pielou均匀度指数(J)、单因子相似性分析(ANOSIM)、丰度/生物量曲线等对全面退捕前太湖鱼类群落的状态及其多样性等进行研究。共调查到鱼类9目17科51属65种，其中鲤科鱼类占55.38%，新记录太湖鱼类2种，为纹缟虾虎鱼(Tridentiger trigonocephalus)和花鳗鲡(Anguilla marmorata)。按洄游类型、栖息水层、食性三类生态类型，太湖鱼类主要为定居性鱼类、中上层鱼类以及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刺网和地笼的CPUE平均值分别为 4 287.03±515.94和626.32±91.24 g·net^-1·12 h^-1。优势种为刀鲚(Coilia nasus)、鲫(Carassius auratus)和红鳍原鲌(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其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分别为2.34、2.10和0.68，鱼类物种多样性水平一般，鱼类个体小型化。单因子相似性分析(ANOSIM)表明，太湖鱼类群落组成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均显著(P<0.05)。丰度/生物量曲线(ABC)分析表明，太湖鱼类群落处于严重干扰状态。研究结果为太湖渔业资源的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

漂流性鱼卵的孵化是随水迁移时同步进行的，其孵化率与鱼卵在水体中的运动特性密切相关。为研究长江上游漂流性鱼卵在静水中的沉降特性，于2021年6月16日至7月8日在长江干流宜宾至丰都江段设置了5个漂流性鱼卵采样点，共采集鱼卵848粒，对其中随机挑选的399粒鱼卵进行了静水沉降特性研究。结果表明：（1）漂流性鱼卵的粒径为4.0~8.0 mm，其中粒径为5.0~7.0 mm的鱼卵占到捕获总量的88%。（2）漂流性鱼卵密度为 1.001 2~1.003 4 g/cm3，其中密度为 1.002 2~1.003 2g/ cm3的鱼卵占捕获鱼卵总量的78.9%。（3）漂流性鱼卵的静水沉降速度为3.0~12.0 mm/s，平均静水自由沉速为7.16 mm/s。影响漂流性鱼卵自由沉速的主要原因是：鱼卵在静水沉降过程中会带动水体产生局部的微小紊动、胚胎在膜内的无规则自主运动、卵膜受到水体挤压而产生形变以及鱼卵密度的变化。通过鱼卵在静水中的受力分析、并结合粒子的静水沉降方程和试验数据，拟合得出长江上游宜宾至丰都江段漂流性鱼卵静水沉降与绕流阻力相关系数k=0.609。

陕西省作为中国中西部重要的经济枢纽且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区。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基于改进的三维足迹模型，从产品-地类-地区三重尺度，采用国家公顷法对陕西省二十年间土地自然资本利用状况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19年陕西省人均生态足迹基本呈现一直增加的趋势，人均土地承载力则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地区生态赤字呈现先增加后有所下降的变化趋势。（2）2000~2019年陕西省足迹广度与足迹深度总体均为增加的变化趋势，且除延安与榆林外，陕西省其他八个市的足迹深度均大于1，自然资本存量消耗严重。（3）2010年后，各市强脱钩状态的比例有所增加，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正发生转变，生态治理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足迹广度基尼系数呈增长态势，区域内部自然资本流量利用不公平程度加剧。

理解城市湿地的气候效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制定滨水城市优化气候承载力和适应力建设方案。鉴于此，选择武汉市区18个典型城市湿地斑块为研究对象，利用2013~2020年盛夏期Landsat8 OLI/TIRS和GF-1数据反演的地表温度和其他影响参数，运用GIS缓冲区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评估了武汉市四类城市湿地（主要河流、细小河流、湖泊湿地及水景公园）的夏季降温影响范围、降温强度、降温梯度及降温面积效率特征，并参考梅雨期累计降水量、盛夏期气温、夏季主导风和卫星过境日气象条件，探究了降雨、高温及风环境条件对城市湿地夏季降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城市湿地的最优降温效应指标不同，其中以长江为代表的主要河流有最强的降温影响范围和降温强度，湖泊湿地对周边环境具有单位距离下较大的降温幅度，而细小河流和水景公园则在降温面积效率上表现更明显。（2）河流湿地降温效应主要由河流长度和表层水温等自身属性决定，而湖泊湿地及水景公园降温效应则主要受到形状指数、湿地斑块地表温度、水体和植被覆盖水平、湿地周边建设用地等属性及周边环境因子的共同影响。（3）气象条件差异是影响城市湿地降温效应年际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不同降温效应指标和不同湿地类型影响不同。梅雨期降雨偏多或盛夏期气温偏高，对降温强度、降温梯度及降温面积效率的积极影响强于降温影响距离，对细小河流和水景公园降温效应的积极影响大于主要河流和湖泊湿地。夏季主导风向只对与之平行河段的降温影响范围上起促进作用。

三峡库区是长江经济带上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同时也是生态脆弱区。提取三峡库区重要生态源地、构建综合生态阻力面、识别重要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从而构建生态安全网络，对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三峡库区为研究区，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识别出林地生态源地斑块，通过景观连通性指数评价斑块重要性；结合土地利用类型、DEM、坡度、距河流距离、距道路距离和NDVI等阻力因子构建综合生态阻力面，运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生态廊道上重要生态节点，形成三峡库区林地生态安全网络；最后对三峡库区生态安全网络结构进行评价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林地生态源地共38块，占林地面积的59.55%，占区域总面积的27.95%，主要分布在三峡库区湖北段的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区以及重庆段的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云雾山区。（2）阻力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镇建设用地区，最高值位于重庆市主城区；阻力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林地和水域，最低值位于湖北段巫山山脉。（3）生态廊道共79条，其中，3条重要廊道，76条一般廊道，廊道总长度为 1 326.37 km。（4）生态廊道的平均阻力为2.50，生态斑块间的廊道总累积阻力为197.36；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分别为0.52、2.08、0.73；耕地、林地和草地是构成重要廊道的主要景观类型。研究结果呈现出“三屏多廊多点多斑块”的生态网络空间格局，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和维持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供科学指导。

与传统的对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开展独立的实证研究相比，用效益转移法更快速并节省成本，现在国外对效益转移法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可为其进一步用于国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借鉴。因此，深入研究效益转移法的定义、分类与选择原则，国内外用其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进展，效益转移法准确性的挑战及转移误差的来源与控制。除此，效益转移法今后的研究重点主要有3方面：（1)扩大效益转移法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领域的应用及建立在线估值数据库。(2）深入研究如何从理论和实证上减小转移误差这一国际难题。(3）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独立实证研究并在研究中提供尽量全面的生物物理特征数据，以更好地服务于生态保护及相关政策。

 城市生态韧性建设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从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三维度出发构建生态韧性评价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并运用STIRPAT扩展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生态韧性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从而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的提高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2011~2019年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波动下降或停滞型城市数量占比小，波动低速上升型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生态韧性抵抗力高于适应力和恢复力，研究期间生态韧性抵抗力呈波动下降趋势，适应力和恢复力波动上升。（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韧性高指数区经历了“整体分散局部集聚——小集聚大分散——小集聚大分散程度加强——多地集聚”，中低韧性区覆盖范围始终较大，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GTW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区域内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波动方向各不相同。

洪涝灾害是长三角地区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开展长三角地区城市洪涝灾害韧性研究，可为加快该地区韧性城市建设、实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运用强制确定法、熵值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维度对2008~2018年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关联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时间序列上，长三角地区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城市韧性指数均值从0256 5增加到0354 2；城市间韧性指数差异程度有所增大，韧性水平处于非均衡化发展阶段。（2）空间格局上，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水平存在明显分异，呈现“中心-外围”韧性递减的分布特征；各韧性等级城市数量结构从以上海为核心的单核分布模式向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的橄榄型分布模式演变。（3）空间关系方面，除2009年外，长三角地区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指数均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但全局莫兰系数偏低，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并且经历了“分散-集中-分散”的变化过程；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指数局部空间集聚现象显著的城市数量约占20%，其中“低-低”集聚类型区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待提高。

引江济淮工程施工对沿线与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有显著的影响，为监测和研究工程区施工前后、项目区内外的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收集2013~2021年收获季节的影像数据，分析绿度、湿度、热度和干度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遥感生态指数（RSEI）。研究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庐江县域RSEI均值为0.739 5，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工程施工并未显著影响庐江县全域生态环境质量；(2)施工区的RSEI值比施工前的历年均值低38.70%，施工结束后仍未明显改善，仅恢复到施工前84.13%的水平；(3)施工期项目1 km 缓冲区内RSEI平均值降低了17.11%，完工当年生态环境已逐渐恢复至施工前88.28%的水平，将持续影响周边生态环境直至达到新的稳态；庐江试验段工程施工后的环境恢复程度和施工效果较好，可为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智慧治水是一种“智慧+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由于公众参与缺失，智慧治水服务与社会公众诉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达到水环境治理的预期效果，公众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基于浙江“五水共治”的社会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从个人、家庭、职业和社区四个行为环境特征，实证分析了智慧治水背景下的社会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通过智慧治水和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来全面实现水环境智慧治理的共享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文化程度越高，对智慧治水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率越高，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也会越强烈，公众参与度也会增加；(2)家庭用水依赖度、家庭信息服务消费指数对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影响成正比，而家庭居住环境与公众参与意愿却成反比；(3)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等网络化程度更高的职业是公众参与智慧治水的主要社会力量；(4)社区经济水平与公众参与成反比，社区智慧治水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大，但实际参与行为并不明显。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的智慧治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加大政府激励政策，努力开发公众参与意愿，全面推进智慧治水平台建设，促进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保障公众参与水环境智慧治理的激励公平性和创造性。

 钱塘江流域是中国东部早期人类活动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其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完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目前学者广泛探索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人地关系，而对钱塘江流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基于全新世以来考古遗址及其所处环境的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遗址数据进行核密度估计、地形地貌因子提取及其方向性分布计算等，探讨了遗址时空演变特征、规律及其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发现：（1）自然和人文因素不同程度影响了遗址数量及其延续性，其中海平面升降、气候变化等要素显著影响钱塘江流域遗址的分布、迁移和考古学文化演替。（2）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夏商时期，钱塘江流域遗址数量呈现出变形的倒“N”型，垂直空间上主要倾向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区域，水平空间上聚集性显著，分布中心在钱塘江干流附近；（3）钱塘江流域各时期遗址通过坡度、坡向、距河远近等要素对环境变迁进行响应，遗址主要分布于坡度为0°~7°、坡向为90°~180°、濒河距离小于7 km的区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水资源依赖度增加，受自然环境限制程度降低。

大气PM_2.5污染是我国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分析PM_2.5污染及其人口暴露风险时空演变特征，揭示景观格局对大气PM_2.5浓度变化的影响，对揭示大气污染格局，进而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PM_2.5、人口格网数据为基础，采用暴露风险模型、趋势分析模型探究西南地区2000~2020年PM_2.5人口暴露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3期土地利用数据，在最佳移动窗口的基础上测算景观格局指数，运用相关系数法揭示景观格局与PM_2.5及其人口暴露风险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西南地区及各省年均PM_2.5浓度整体呈先缓慢上升再快速下降的特点，其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2）PM_2.5人口暴露风险空间分布格局各年均较为相似，较高、高和极高风险区多分布于人口集中的城镇地区。从空间变化看，PM_2.5人口暴露风险极显著下降区多出现在各地级市中心城区，极显著上升区多出现在城区边缘及中小城镇。（3）在各类型景观格局特征中,景观所占比例对PM_2.5浓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不同景观中边缘密度、形状指数和平均斑块面积也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整体景观格局特征中，景观破碎化程度、斑块形状复杂度及蔓延度的提高，将会导致PM_2.5年均浓度及其人口暴露风险的增强。

青藏高原极端的自然环境对生命体构成严峻威胁，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对于综合风险防范措施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选用海拔、地形起伏度、地被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温湿指数、风寒指数、人体舒适度及绝对含氧量自然因子指标，采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两种模型，构建以1 km×1 km栅格为研究单元的青藏高原极端环境指数分区，并判断极端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协调性关系。结果表明：（1）自然因子指标中地被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海拔、绝对含氧量对乡村居民点分布贡献率较大，且高原全年体感最佳期出现在8月，1月的寒冷条件极大限制着人类活动。（2）两种模型构建的高原极端环境指数（EEI）均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根据EEI数值高低将高原环境划分为低极端区、较低极端区、中极端区、较高极端区和高极端区。低极端区仅局限于藏南谷地，较低极端区以高原边缘河谷和横断山区为主体，中极端区包括柴达木盆地、川西高原、青海南部及藏东南谷地等地区，较高极端区面积占比最大且广布高山，高极端区分布在羌塘高原和西部少量高大山脉。（3）低-较低极端区环境与人类活动协调性高，中-高极端区突显出的环境与人类活动间的矛盾则与放牧活动、开展基建工程和城镇化建设有关。

在城市热岛影响城市热舒适性背景下，蓝绿景观空间成为有效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的重要途径。选取上海18条骨干河道滨水区域，采用增长回归树（BRT）模型，量化分析蓝绿景观空间形态结构因子与地表温度之间的边际效应互动影响关系。结果表明:近郊区绿地冷岛效应最强，远郊区次之，中心城区最差。在绿地结构形态指标方面，植被覆盖度和面积是影响绿地降温的主导因素。绿地覆盖度、面积、景观形状指数和地表反照率的边际效应阈值分别是0.3、50 hm²、2和0.16。在蓝绿网络结构指标方面，水面率和距河岸距离影响作用较大。水面率越大，降温越明显。距河岸距离和生态斑块集聚度的边际阈值分别为400 m和75/100。研究可为蓝绿景观空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提供有益指导。

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对促进农地流转、优化农地流转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1 017户农户家庭为实证，在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异质对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户社会资本水平较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较高；农户的金融资本不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鄂西圈农户的农地质量、承包地面积、固定资产种类数、家庭劳动力占比、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或转出有正向影响，农地灌溉条件和家庭劳动力最高学历对该地农地转入或转出有负向影响，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的承包地面积、固定资产种类数、家庭牲畜种类数和家庭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或转出均有正向影响。因此，两区域都应做好农地保护工作，提高农户自然资本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户劳动力资本水平；江汉平原应鼓励有条件的农户饲养一定数量牲畜，加强金融支持；鄂西圈应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便捷度，提升村民社会资本，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升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

 为建立无量纲的耕地质量等级与可货币量化的耕地价值量的连接，以Y市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为基础，探究不同质量等级耕地价值。研究方法：收益还原法，影子价格法，当量因子法。结果表明：（1）Y市不同等级耕地，地均综合价值介于35.37 ~ 158.53万元/hm²区间；其中地均经济价值介于4.60 ~ 21.59万元/hm²区间；地均社会价值介于30.35 ~134.67万元/hm²区间；地均生态价值介于0.43~2.27万元/hm²区间；耕地价值量随耕地等级的降低而减少。（2）耕地综合价值中，社会价值占比超过经济价值，成为耕地价值核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社会、经济、生态价值占比依次减少。（3）不同等级耕地的地均综合价值量存在显著级差，耕地质量等级差额愈大，价值量差距愈大。5~10相邻等级耕地价值量差值远高于1~5等级耕地即相邻低等级耕地间价值量差异较高等级更大。该研究尝试打破原有耕地价值核算研究中区域耕地同质化的固有假设，显化了耕地的质量等级价值。未来应根据耕地不同质量等级探索制定兼顾社会、经济、生态等综合价值量维度差别化的补偿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补偿标准。同时重点着眼于5~10等级耕地质量提升，可最大限度挖掘区域耕地价值潜力。补齐低质量耕地短板，切实提升区域耕地质量水平，落实耕地数量、质量常态化保护。

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黄河流域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从空间格局和时间衍变2个方面测度2010~2019年黄河流域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发现：黄河流域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存在内部不平衡性，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但呈显著上升发展趋势；各省区均存在与地区特征相匹配的长处与短板，山东、河南、四川在创新、开放、共享发展维度起引领作用，甘肃、山西农业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青海、内蒙古、陕西、宁夏绿色发展更具有优势；各维度对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贡献不一，创新、绿色拉动作用最为明显，开放是短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应抓住政策红利，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推动各省区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