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日本“川崎模式”百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岸线布局演进脉络，探索我国重化工区域岸线可持续发展方向。(1）政府采用多元化策略提升科技水平以解决岸线污染问题，并扶持污染密集型企业转型为创新“根脉”。(2）梳理产业发展与技术路径依赖关系，不盲目引进热门风口产业，实行定制化策略，重构重化工及相关产业高附加价值“产品森林”，促使“根脉企业”推动岸线产业基础升级。（3)设立政府主导的“第三部门”机构，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凝聚专业技术经理人团队：打通区域内、外知识流动瓶颈，获取企业急需技术要素；构筑全链条、全周期产业扶持系统，增强战略联盟动态稳定性；建设区域横向数字化平台，加速集群式创新步伐及生产资源的深度融合与优化，形成开放式创新格局，推动岸线产业基础再造。借鉴“川崎模式”，促进相对低能耗、低污染的重化工产业，及环保装备制造、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重化工关联新兴产业的路径创造与岸线可持续发展。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中国大陆30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模型分别讨论其空间关联结构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关联网络密度明显提升，但演化类型以低层级网络为主，整体网络结构仍处于初级阶段。(2）不同阈值下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关联网络中心度均显著提升，但空间非均衡性特征依然存在且在第四层级网络阈值下更为突出。(3）政府性科技金融、信息化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在推动绿色创新效率过程中会导致负向的空间溢出，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外开放水平阻碍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应继续稳固京津冀、长三角在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龙头地位，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加大政府性科技金融投入，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绿色创新正向空间溢出。

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我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已经处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实现产业链攀升的客观要求。在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的当下，探明创新要素集聚向产业升级演进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及市场化程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采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创新要素、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TOPSIS法进行综合评价，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探讨创新要素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以及市场化程度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创新要素集聚能够正向促进产业升级。（2）创新要素集聚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完全中介效应。（3）在创新要素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市场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政府应推动要素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0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信息化发展综合指数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信息化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从全域回归结果来看，信息化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信息服务消费，而信息产业对新型城镇化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2）从分域回归结果来看，信息化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上游地区影响最大，中下游地区次之。（3）其他影响因素：物质资本投入和地区消费水平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均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且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市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互联网发展综合指数；最后，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发展、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只考虑地区效应且不加入环境规制变量的条件下，互联网发展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2）在同时考虑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时，环境规制和互联网发展均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而互联网发展和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3）鉴于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及互联网发展与环境规制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提升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

长三角城市生产率收敛对经济增长收敛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关系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局。构建“测算—分解—空间分异—收敛识别”逐层递进的研究框架，揭示长三角城市生产率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动态演化规律、区域差异及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00~2018年，长三角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从分解结果来看，长三角城市生产率的变化更多依靠的是技术效率提升的“水平效应”，缺乏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长三角江浙皖三省城市生产率的总体差异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程度呈现稳中有降态势。当前长三角城市生产率还不具备典型的收敛特征。对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独特的标杆价值和示范意义。

汉江生态经济带是长江流域横贯东西的新兴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基于汉江生态经济带13个地级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在建立汉江生态经济带交通状况-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汉江生态经济带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综合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汉江生态经济带交通状况-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整体耦合协调性呈波动上升趋势，交通状况综合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水平。（2）各地级市三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武汉交通状况和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其次为洛阳、襄阳和南阳，其余城市相对落后；各城市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水平波动较大，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态势。（3）各地级市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动以保持稳定和波动上升为主，总体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区域差异有所缓和。

产业生态化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从全域现代产业生态化内涵出发，紧扣产业发展本质构建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法对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科学测度，采用ESDA模型分析重庆产业生态化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关联性，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挖掘产业生态化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产业生态化具有显著优势，渝东北城镇群发展动力不足，“两群”区域产业生态化存在短板效应；（2）全市产业生态化水平呈现显著“核心-边缘”分布特征，主城区外围县域产业节能减排环节相对薄弱；（3）全市规模动力与节能减排空间格局具有相对稳健性，主城地区产业生态化辐射效应显著，工业产出效率差距逐渐缩短；（4）重庆产业生态化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且空间集聚效应逐渐增强；（5）影响重庆产业生态化的关键因素为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GDP、第二、三产业增加总额、每百万人中R&D人员数等。

长江流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揭示各类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能为流域自然保护地的申报、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以长江流域5类数量众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为研究对象，对数量、面积、地理集中度及核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展开分析，并对影响因子作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在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贵州数量较多，分别有152、141、125、98、73处。总面积上青海、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占有优势，分别达 1 974.16、389.39、92.41、73.91、64.35万 km²。（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10）、国家级风景名胜区（7.16）、国家级水利风景区（7.84）地理集中度指数均在湖南最高，国家级森林公园与国家级地质公园分别在江西（7.24）、贵州（4.01）地理集中度指数最高。（3）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方法确定的长江流域五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核密度分析的带宽值分别为20、20、20、25、25 km。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呈现出“一横、两纵式”的格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呈现出“下游集聚、中游两组团、上游单热点”的格局，国家级森林公园呈现出“下游扎堆、中游三组团、上游单核心”的格局，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呈现出“下游单核心、中游两组团、上游两热点”的格局，国家级地质公园呈现出“下游单组团、中上游一横两纵”的格局。（4）各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受到地形、植被、水资源、生物多样性、人口、土地、资金、交通、政策多种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

作为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试点之一，掌握神农架林区的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利于制定林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选用神农架林区2013~2019年社会经济、自然生态和政策措施等方面数据，构建了神农架林区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社会经济-自然生态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评价了神农架林区的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度。结果指明2013~2019年间神农架林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发展协调度与各系统发展指数均呈现向好趋势，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维度持续保持高耦合度。评价结果符合国家政策措施预期，对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工作转化成果评价有借鉴意义。

为探究长江干流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空间变化规律及区系组成特征，于2019年7~9月在长江干流设置了74个采样断面，并将其划分为源区、金沙江区、三峡库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5个区域进行浮游植物的调查研究。研究期间长江干流共鉴定浮游植物6门53属112种，源区、金沙江区、三峡库区和长江中游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均以硅藻门为主，且硅藻门种类在五个研究区域均占优势，如尖针杆藻（Synedra acus）、普通等片藻（Diatoma vulgare）、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Melosira granulata var. Angustissima）等。干流全流域浮游植物平均密度为1.29×106cells/L，平均生物量为1.34 mg/L。各区域物种组成、硅藻商、多样性指数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源区与其余各区域浮游植物物种均极不相似，仅中游与下游浮游植物物种中等相似；下游硅藻商显著高于其它区域（P<0.05），金沙江、三峡库区多样性指数均显著高于其它各区域（P<0.05）。基于Shannon-wiener （H’）、Margalef （d）、Pielou （J）生物多样性指数的水质评价结果表明：长江干流整体水质呈中污水平。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水温（WT）、总氮（TN）、氨氮（NH3-N）是全流域浮游植物密度与生物量的主要影响因子，溶解氧（DO）是影响浮游植物多样性水平的最主要环境因素。我们的调查结果将提供“十年禁渔”计划实施前期的水生生物基础数据，为长江干流水域水生态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质保障和生态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在中线缓流及回水区域逐渐出现淤积问题，其重要来源就是干渠中的悬浮物。针对此问题，在2020年11月及2021年7月对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开展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总干渠的悬浮物浓度及组成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其中干渠北部受水区有机悬浮物浓度均显著高于无机悬浮物浓度。基于总干渠各类悬浮物浓度组成和浮游植物细胞密度进行广义可加模型的相关性分析，有机悬浮物浓度与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浮游植物是有机悬浮物的重要成分。在此基础上对总干渠浮游植物群落开展调查，2020年11月蓝藻门的隐球藻密度最高，而硅藻门的颗粒直链藻是生物量最大的物种；2021年7月浮游植物密度要明显高于2020年11月，其中硅藻门具最大的生物量和较大的细胞密度，其次为蓝藻和绿藻，它们的生长繁殖与溶解氧、水温密切相关。综上所述，需要关注总干渠硅藻门物种的生长繁殖，以防止其提高有机悬浮物浓度进而影响总干渠北部区域的受水。

为研究金沙江上游干流巴塘水电站建设后，支流巴楚河鱼类栖息地保护区功能的发挥情况，在2021年开展了巴塘坝下干流及支流巴楚河鱼类资源监测，采用多样性指数和多元统计方法分析了该区域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在金沙江干流及支流巴楚河共收集鱼类11种，包括长江上游特有鱼类5种，外来物种3种。干支流优势种差异显著，干流优势种为裂腹鱼属（Schizothorax）鱼类，支流优势种为软刺裸裂尻鱼（Schizopygopsis malacanthus）和细尾高原鳅（Triplophysa stenura）两种小型鱼类。在43.53%的Bray-Curtis相似性水平上可以将干支流9个采样点的鱼类群落结构分成2组，对分组进行SIPMER分析的结果表明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干支流优势种差异有关。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位于巴楚河汇口附近的两个采样点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可能与汇口处生境较为复杂有关。建议加强对汇口处生境的保护，同时恢复汇口往上河段的连通性，将延长裂腹鱼属鱼类的洄游河段，利于扩大其种群规模。

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地表臭氧（O₃）污染日趋严重，不利于区域O₃的联合防控。利用趋势分析、热点分析、空间聚类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研究了2013~2020年长江经济带地区O₃浓度的时空分布、演变格局和变化驱动因素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地区年均O₃浓度大于100 μg/m³，整体呈显著增长趋势，平均增长速率为2.88 μg（m³·a)（p < 0.05）；空间上O₃平均浓度呈东北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2）O₃浓度变化速率的热点区域分布在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和湖南等区域；冷点区域分布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和湖南西部以及贵州东部；（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是长江经济带O₃浓度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回归系数为0.328；降水是长江经济带O₃浓度的主要气象驱动因子，其次是气温、相对湿度、风速、平均能见度和气压；O₃浓度与气温呈显著正相关，与降水、相对湿度、风速、平均能见度和气压呈显著负相关。该研究可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武汉市东南部的夏季平均风速以“软轻风”为主，中心城区风速缓慢减小，热岛集中，郊区风速保持稳定波动，大部分区域基本无热岛。尝试构建武汉市东南部的宏观通风廊道系统，并利用WRF模式进行数值敏感性试验，定量研究不同廊道建设对周边地区气象场的影响。模拟时间选为2018年7月18日，盛行东南风，模拟试验设置平行于主导风和垂直于主导风的两条通风廊道。结果表明：武汉市东南部的通风廊道有降低气温、提高湿度和增加风速的作用。与无廊道相比，与主导风平行的廊道可致使近地面气温下降1.4℃，相对湿度提高8%，风速增加1.4 m·s^-1，垂直高度100 m以内降温增湿效应明显，120 m高度风速增加1 m·s^-1；与主导风垂直的廊道对气温、湿度和风速的作用强度弱于平行廊道，且复合廊道的作用强度与单一廊道基本相同。通风廊道对气温和湿度的影响随风向向下游延伸，但对风速影响甚微。与主导风平行的廊道下风方1 km气温降低0.98℃，相对湿度提高5.93%，下风方2 km气温降低0.46℃，相对湿度提高3.12%。通过设计通风廊道，利用主导风偏东风将城郊绿地和水体同中心热岛区串连，引入冷源自然风，导出城市热空气，形成局地对流，可缓解城市热岛。

分析了贵州普定陈旗和后寨河喀斯特小流域石灰土和黄壤剖面不同深度总硫、碳键硫、酯键硫酸盐、SO₄^2-和总还原态无机硫的含量及其δ34S值、硫酸盐还原菌数量和采样坡地溪水SO₄^2-的δ₃⁴S值，目的是阐明喀斯特流域土壤对大气酸沉降的响应。结果表明: 在同等酸沉降水平下，石灰土和黄壤剖面中各形态硫含量、δ₃⁴S值及硫酸盐还原菌数量有明显差异，同时溪水中有超过70%的SO₄^2-来自石灰土和黄壤剖面不同深度土壤的输出，指示石灰土和黄壤对大气酸沉降的不同响应。有机硫形成和SO₄^2-异化还原反应是石灰土和黄壤中都存在的硫滞留过程。黄壤剖面存在着SO₄^2-吸附并在底层累积，因此SO42-吸附是黄壤硫滞留的主要原因。石灰土和黄壤剖面输出的SO₄^2-主要来自大气酸沉降输入的SO₄^2-，不是土壤本身有机硫矿化。不过，有机硫是石灰土和黄壤主要的硫形态，在沉降的硫通量显著降低后，这两类剖面有机硫矿化会释放大量的SO₄^2-进入水体。

 富集在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是长期影响城市河流地表水生态的潜在威胁。通过采集位于重庆主城区的典型山地城市河流——清水溪干流河底沉积物，监测各点位沉积物样品中的重金属含量以及附近地表水环境指标，并利用多种评价方法和统计学手段来评判清水溪干流沉积物重金属的生态风险和来源解析。结果表明，清水溪干流沉积物中As、Cd、Cr、Cu、Hg、Ni、Pb和Zn均值含量分别为7.55±8.25、0.238±0.056、86.43±5.14、78.21±18.22、2.49±2.00、33.86±5.29、42.99±9.21和198.71±43.55 mg·kg^-1。地累积指数（Igeo）评价体系中，Hg达到了重度污染水平，Cu、Zn、Cd和Pb也有轻度污染。大部分点位沉积物重金属含量超过现行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建议清淤淤泥需谨慎用于农用地。沉积物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均值为1 984.54±1 515.92，Hg对RI的贡献度达到了90.78%，清水溪干流沉积物存在着极大的生态风险。重金属外源输入的主要区域集中于河流源头，加之上游地表水较高的pH，共同导致重金属（除As和Ni外）含量从上游至下游逐渐减小的趋势。由于山地河流源头较高的比降，在源头输入的外源污染对干流中上游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均造成一定影响。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表明，沉积物中Cr、Cu、Hg、Pb和Zn主要源于源头工业点源污染，并存在3种细分类型，应源于不同的行业类型；As和Ni主要源于污水处理站/城市面源污染；上述两种来源均对Cd有显著贡献。

为明确矮竹扩张引起的退化演替对亚高山针叶林土壤钾（K）和镁（Mg）含量的影响，针对原始亚高山针叶林（原始林）、次生针阔混交林（次生林）和冷箭竹（Arundinaria faberi）灌丛（竹灌丛），进行了群落多样性、凋落物和土壤氮（N）、K和Mg含量以及土壤pH、有机质（SOM）含量等方面的比较，并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分析了影响土壤K和Mg含量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物种个体数、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随着森林退化演替而显著降低；(2）凋落物未分解层和半分解层的TNlitter、TKlitter和TMglitter含量在不同退化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原始林最高，竹灌丛最低；(3）随着森林退化演替至竹灌丛阶段，SOM、TNsoil、ANsoil、TKsoil、AKsoil和TMgsoil含量显著降低；（4）土壤N、SOM是影响土壤K和Mg含量的主要因素，其次是群落多样性; TNsoil对于TKsoil和AKsoil的贡献分别达到57.0%和48.0%，SOM对于AKsoil的贡献为35.9%，而ANsoil对于TMgsoil的贡献则为47.1%。因此，矮竹扩张引起的亚高山针叶林退化演替不仅降低了土壤C、N降低，还导致了土壤K和Mg流失。

以云南文山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理论框架，选取食物供给、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产水量四项生态系统服务，采用CASA模型、InVEST模型、RUSLE模型及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下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7年，文山市林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增加，其中建设用地增加幅度最大；文山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年均值在17年内整体呈增加趋势，年际变化有增有减；产水量、食物供给之间为协同关系，二者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土壤保持均呈权衡关系，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土壤保持间为协同关系；空间分布上，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权衡/协同关系的空间格局有所差异，表现为文山市中心区域呈显著协同或显著权衡关系，研究区其他区域零散分布。该研究结果可为区域优化土地利用格局，制定更为合理的生态保护修复政策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