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2022, Vol. 31 >> Issue (4): 750-758.doi: 10.11870/cjlyzyyhj202204003
王梓瑛,王兆峰*
WANG Zi-ying,WANG Zhao-feng
摘要: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适度运用环境规制工具,处理好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构建区域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得到2007~201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值,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然断点法分析两者的空间格局演化情况,而后建立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如下:(1)城市群总体环境治理力度有所增强,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其空间格局变动较大,表现在高规制强度地区由城市群中部逐渐向东西部边缘地区进行转移。(2)城市群旅游生态效率水平整体不高,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旅游生态效率逐渐形成中部地区高效率组团状集聚的空间分布形态。(3)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不利影响正逐渐减弱。从空间维度上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环境规制对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受环境规制正向影响的城市较少,主要分布在城市群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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