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港航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推进长三角港航一体化能够提升长三角港口群的国际竞争力。利用2006～2018年劳合社海事企业名录的航运服务业企业数据和城市连锁网络模型、社团结构等方法，对长三角低端、中端、高端航运服务业的时空分布格局和港口城市空间联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3种航运服务业发展快速但不均衡，低端航运服务业占主导地位，逐渐向高端航运服务业转型；（2）低端航运服务业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南北两翼“沿江沿海”的分布格局，中、高端航运服务业形成明显的港口等级体系；（3）长三角港口群的协作格局初具规模，港口协作度及一体化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中端、高端、低端；（4）江苏和浙江形成明显的社团结构，港口城市的集聚程度受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尚未突破行政壁垒；上海在高端航运服务业的“虹吸效应”明显，不同等级的港口要优势互补，形成错位竞争，推动长三角港航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应用DEA-Malmquist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的绿色创新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运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研究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绿色创新绩效参差不齐，差距明显；绿色创新绩效整体有所提升，即新的知识技术等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对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说明技术进步仍然是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主要手段，从2012～2018年绿色创新绩效动态发展来看，更印证了提升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追求技术进步和在现有资源禀赋下对技术的利用情况的协调欠佳。（2）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创新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整体上“东高西低”。绩效水平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形成一定的集聚，呈“Z”字型的空间分布特征；江苏省绿色创新绩效水平整体表现较为突出，安徽省多数城市绩效较差。（3）产业结构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较显著，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区域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增强区域间信息的通达性能够带来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适度运用环境规制工具，处理好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构建区域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得到2007～201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值，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然断点法分析两者的空间格局演化情况，而后建立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如下：（1）城市群总体环境治理力度有所增强，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其空间格局变动较大，表现在高规制强度地区由城市群中部逐渐向东西部边缘地区进行转移。（2）城市群旅游生态效率水平整体不高，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旅游生态效率逐渐形成中部地区高效率组团状集聚的空间分布形态。（3）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不利影响正逐渐减弱。从空间维度上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环境规制对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受环境规制正向影响的城市较少，主要分布在城市群中部地区。

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依靠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是中国现有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构建消费中心城市指标体系，利用标准差椭圆、莫兰指数、GWR模型来探索消费中心城市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上海始终是长江经济带唯一的带域消费中心城市，有着绝对的领先优势；而省域消费中心城市大多集中在长三角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以及省会城市；（2）长江经济带整体消费中心城市呈现“西南-东北”的空间分布格局，出现不断向东（偏北）方向集聚态势，上游呈现“西南-东北”方向分布，中下游则出现相反方向，呈现“东南-西北”分布格局；（3）2000、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消费中心城市出现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且集聚性逐渐加强；（4）三产产业的比重、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金融业的发展以及政府支持均有利于促进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其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以及金融业的发展对带域消费中心城市以及省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拉动作用明显，但城乡收入比对消费中心城市呈负向相关，对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有抑制作用。对消费中心城市的时空分布格局以及驱动因素进行研判，希冀能为长江经济带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我国构建现代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集聚综合测度模型，探索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演化趋势，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总体集聚程度较低，行业集聚不充分，地区集聚不均衡，各细分行业集聚态势差异明显，空间集聚逐渐向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趋势发展；（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邻近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具有较强相互带动作用；（3）城市化水平、研发强度、制度环境因素、知识存量总体上是驱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力量，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对不同地区影响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明显的阶梯分布特征，相邻省会或直辖市变量弹性系数空间上呈显著的连片分布特征，集聚驱动因素空间外溢效应明显。

大运河江苏段不仅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重点区域，更是见证我党革命历史、涵养民族精神的红色之河。在建党100周年到来之际，以大运河江苏段核心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旅游网络数据，构建了景区网络热度测评模型，使用趋势面、核密度、GIS分析技术等方法对红色旅游网络热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时间演化特征上，大运河江苏段红色旅游网络热度呈现稳步上升的演化路径。季节网络热度总体呈现“三峰四谷”的波动趋势，红色主题热度的季节性变化受红色事件发生时间影响。（2）在空间演化特征上，大运河江苏段红色旅游网络热度核心由“单核”演化为“三核”，红色旅游网络热度高密度区对周边的辐射力度不断增强。在苏南-苏北-苏中地区，热度依次呈现递减趋势。大运河江苏段走向上的红色旅游网络热度的均质程度较差，红色旅游发展速度东南快西北慢。（3）大运河江苏段红色旅游的发展受地区政策扶持、经济发展水平、智慧旅游建设的影响，大运河沿线跨城市间文化和旅游的交流融合也对其起到了推动作用。疫情对于红色旅游有一定的冲击，但游客旅游偏好的变化也为更多知名度较小的景区带来转机。

基于“红色村落”概念内涵界定，以湖南省262个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为数据样本，综合运用数理建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红色村落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不同空间板块或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非均衡性特征突出，集聚强度具有随尺度距离增加而不断弱化的“空间衰减”规律;（2）红色村落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分布格局，全省存在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以及多个红色村落跨界连绵集群组团，长征沿线、湘鄂赣及湘粤赣边区等形成多个“中低密度”集聚片区;（3）红色村落通行时间平均值为221.58 min，标准差为42.75，可达性整体状况不理想，且内部差异显著，可达性水平稳健性欠佳，不同可达时段内红色村落数理分布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4)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特征，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交通可达性低谷，与其核密度格局存在“空间错位性”，且具有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指向特征。最后，提出了优化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驱动交通区位重构和推进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河流水文情势是河流生态系统的主要驱动力。针对水利工程建设造成嘉陵江流域水文情势变化等问题，选取嘉陵江代表性水文站-北碚站（1956～2017）的逐日径流资料，采用Mann-Kendall法、累积距平法和滑动T检验法进行流量特征分析，并考虑到水利工程建设对突变前后水文指标进行割裂，选择应用生态水文指标变化范围法（IHA-RVA）和水文改变度法综合评价嘉陵江水文情势变化及对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影响定性分析，结果如下：嘉陵江流域北碚水文站的年均流量呈轻微的下降趋势，突变年份发生在1993年；通过对水文情势突变前后生态水文指标分析得出：嘉陵江流域整体水文改变程度为50%，处于中度改变，其中逆转次数这一水文指标改变度达到100%；对比鱼类组成变化可知，一些漂流性、适应急流生境鱼类和大型经济鱼类数量明显减少，分析得出嘉陵江梯形水库运行以后对鱼类多样性产生较大影响。研究可为嘉陵江流域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参考。

产漂流性卵鱼类是表征河流连通性的重要指示物种，长江上游泸州江段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段，是长江上游鱼类资源保护的关键区域，同时是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洄游通道。为精确评估金沙江梯级工程蓄水后坝下江段鱼类早期资源现状，了解长江上游泸州江段产漂流性卵鱼类早期资源现状，探究环境因子和水文过程对鱼类早期资源的影响，于 2019～2020年5~7月在长江上游泸州江段开展了鱼类早期资源调查。对采集到的漂流性鱼卵和仔稚鱼进行时间变化分析，并对卵苗密度与水文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调查期间共采集2 153颗鱼卵，1 703尾仔鱼，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共鉴定出18种鱼类，隶属于2目3科15属，两年优势种群均为吻鮈（Rhinogobio typus）、寡鳞飘鱼（Pseudolaubuca engraulis）和铜鱼（Coreius heterokon），分别占比为52.25%、13.51%、9.91%和25.44%、17.98%、29.39%。2019和2020年鱼卵密度平均分别为0.31和0.78  ind./100 m³，产卵高峰均出现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分析鱼卵密度与水文指标的相关性，鱼卵密度与向家坝出库量呈显著相关（P<0.05），与水体透明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与水位呈极显著相关关系（P<0.01），在繁殖季节上游来水引起的流量增涨是影响鱼类产卵的关键水文指标。

工业用地市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载体，而准确量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是促进该区域要素合理流动、构筑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布局的客观需要。运用GIS空间分析和Dagum基尼系数法系统考察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揭示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时期内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整体上提升，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2）超变密度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差距的主要来源；（3）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互动效应，其中财政约束、地方政府间竞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的主要因素。

空间冲突是国土空间优化乃至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据此，构建了基于空间冲突的国土空间优化思路，并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优越、多宜性强，区域资源环境具有高承载性的江苏省为例，分析其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所导致的耕地资源紧缺、局部地区环境负荷持续增大等空间冲突，以及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结构性矛盾，提出了基于限制性地域因子的国土空间优化模型，从而将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域、农业生产适宜区域以及城镇建设适宜区域比例分别为：8.81%、54.24%、46.92%的主体功能冲突型国土空间，优化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占比分别为14.46%、59.51%、26.03%的主体功能格局，体现了江苏作为经济强省、农业大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特征，为减缓生态、城镇、农业的空间冲突，科学开展国土空间治理提供了科学基础。

城市滨水区游憩空间与游憩活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游憩空间为游憩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影响游憩活动的时空分布，游憩活动引导游憩空间要素的布局、功能与特色等，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能推动城市滨水区游憩空间的高质量发展。以南京秦淮河滨水区为例，基于电子地图兴趣点（POI）、百度热力图，构建城市滨水区游憩空间与游憩活动耦合模型，对游憩空间与游憩活动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南京秦淮河滨水区游憩空间与游憩活动总体耦合协调度较低，分布不均衡，“中间高，两边低”，且以夫子庙景区为中心，越向外围耦合协调度越低；（2）生产型空间总体耦合协调情况最好，其次是生活型与公共型空间，景观型与生态型空间总体耦合协调度最低，不同类型游憩空间要素与游憩活动的耦合形态有差异，且在工作日与休息日的差异有所不同；（3）南京秦淮河滨水区游憩空间与游憩活动的耦合受到市场供需机制、集聚——扩散效应、政府调控机制等共同影响。

将人口集聚和工业集聚纳入污染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人口和工业集聚对生产和生活污染的影响及空间溢出差异。研究发现，工业集聚加剧了地区内部和邻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污染，适度的人口集聚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污染治理设施共享，可以缓解地区内部和邻近地区生产和生活污染。生产污染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生活污染主要受消费水平的影响，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其治理难度远大于生产污染，应从消费需求层面对生活污染进行治理。

为推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的绿色转型，实现交通运输业发展与碳减排的协调共进，将Tapio脱钩模型和LMDI因素分解法相结合，分析了长江经济带2004～2018年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交通能源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以及脱钩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石油类能源消费碳排放占交通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95.51%；（2）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脱钩以“弱脱钩”为主，部分年份出现“连接增长”和“扩张负脱钩”，脱钩状态稳定性不高，长江经济带交通业经济发展整体上仍未摆脱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依赖；（3）交通行业规模、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起抑制作用，交通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对交通碳排放脱钩起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增长效应是阻碍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交通能源消耗结构、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加强交通需求管理等相关建议。

基于国控点发布的2017～2019年PM_2.5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地理探测器和混合地理加权回归（MGWR）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PM2.5浓度进行多空间尺度、多影响指标和多分析模型的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PM_2.5浓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三年平均PM_2.5浓度值最低，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年平均PM_2.5浓度最高，但下降幅度最大，成渝城市群三年内空气质量在三大城市群中处于中等水平。（2）在季节尺度上，春冬季PM_2.5浓度值较高，夏秋季较低。（3）空间视角，长江以北空气污染较长江以南更为严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东部和南部的空气质量优于该城市群的其他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西北部空气质量较差，成渝城市群东部空气质量较好。（4）PM_2.5浓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气象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中，城镇化率是2017~2019年PM_2.5污染的最主要影响因子，其次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气象因素中，总降水量、最高气温等因素对PM_2.5污染有较强的削弱作用。总体上，现阶段城市化进程对PM_2.5污染的影响程度较大。

基于江西省11个地级市2015~2019年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法分析城市化和大气颗粒物时空分布特征，构造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2015~2019年全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稳步上升，PM_2.5和PM₁₀浓度先升高后降低。（2）城市化综合水平空间离散特征显著，PM_2.5和PM₁₀自2016年起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城市化综合水平、PM_2.5和PM₁₀的局部自相关特征高度一致，呈“西北高，东南低”格局。（3）2015~2019年城市化与大气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提高，城市化往大气环境友好型发展，11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提升差异显著，部分地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离散特征，以南昌为中心呈“中间高，四周低”分布格局。江西省会城市南昌实现了城市化与大气环境的良好协调发展，除南昌以外多数地级市的发展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建议各地级市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由于降雨不均发生的干旱问题已严重威胁作物生长和粮食安全，探究江西省干旱特征为防灾抗旱和农作物生长提供理论参考。利用江西省15个气象台站1957～2015年的逐日降水资料，以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为指标，分别计算了不同季节的干旱频率、干旱站次比和干旱持续天数，得到干旱频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干旱站次比和干旱持续天数的年际变化趋势；同时引入逐日干旱频率，研究江西省不同站点的逐日干旱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江西省各地区夏旱和秋旱频发，以7～11月伏秋旱最为严重；（2）春旱主要发生在赣南，夏旱高发地区主要在鄱阳湖平原和赣州南部，全省只有较少地区秋旱轻微，其他大部分地区秋旱较为严重，冬旱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增大的趋势，一年中赣州都是干旱发生较为严重的区域，为江西省干旱重灾区；（3）江西省与各子区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春旱和秋旱年际变化呈增加趋势，仅赣南地区干旱强度略有减小；夏旱呈降低趋势；冬季干旱范围虽有增加趋势，但干旱强度有减轻的趋势；赣南地区干旱情况总体呈减弱的趋势，仅冬季干旱强度有增强的趋势。

湿地土壤有机碳是联系湿地系统内外部物质循环的重要纽带，在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大型通江湖泊，其湿地系统内部的土壤有机碳的循环和转换，对于区域甚至全球的碳格局和碳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调查与样品采集分析，探讨了鄱阳湖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与土壤性状、植被以及高程等要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鄱阳湖湿地土壤有机碳平均含量为4.38%。在主湖区中部偏北以及南部湖湾区含量较高，在北部入江通道含量最低；河口冲积洲滩和碟形湖的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河道；（2）基于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 总氮、总磷、含水率、高程和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整体上解释了鄱阳湖湿地土壤有机碳35.28%的变化（整体R²=0.35）。局部R²值东南高，西北低，并且碟形湖和洲滩的局部R²值明显高于河道（p＜0.01）；（3）不同因子对于有机碳的影响的强弱程度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特征。总氮和有机碳之间的联系在西部湖区较强，在河道以及洲滩上较强；总磷在湖区东南部和西北部均较强，在洲滩和碟形湖中影响力较强；含水率对于有机碳的影响在全湖尺度上差异较小；NDVI的影响在东部和南部较强，在洲滩和碟形湖较强；海拔在湖区东南部的影响较强，在洲滩和碟形湖中较强。

 将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使其意愿与行为统一起来，是解决耕地保护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把社会嵌入理论运用到农户耕地保护中，采用二元Logit模型测算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程度，借助ISM模型进一步探究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耕地面积、政策宣传、经济产出价值认知、社会保障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强连接网络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影响；（2）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耕地面积和政策宣传是深层根源因素，这些根源因素通过影响农业收入占比、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强连接网络，进而影响农户经济产出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这两个驱动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

流域景观特征对流域河流氮（N）磷（P）迁移输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景观组成与配置与河流N、P输出负荷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亚热带典型农林混合流域金井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基于长期水文、水质定位观测数据定量估算了河流N、P输出负荷。将景观指数分类结合传统统计分析筛选出的不同景观尺度的核心景观指数，采用冗余分析（RDA）和方差分解分析（VPA）明确不同尺度景观格局特征对于河流N、P输出负荷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流域丰水期、平枯水期N、P输出负荷呈显著时空差异，丰水期流域河流TN、NH₄⁺-N、NO₃^--N、TP、DIP输出负荷分别为2.61～9.03、0.34～5.34、1.26～5.03、0.15～0.50、0.09～0.23 kg/(hm2.a)；平枯水期分别为1.55～6.68、0.29～2.91、0.74～2.91、0.10～0.46、0.05～0.20 kg/(hm2.a)。不同景观尺度水平及土地利用类型，景观特征对于N、P输出负荷的影响有所差异，但在同一尺度水平上，各类别景观指数对河流丰水期和平枯水期N、P输出负荷的影响基本一致。景观尺度上，不同类型斑块聚集度、景观多样性的增加会导致河流N、P输出负荷的增加；河流N、P输出负荷与面积大、聚集度高、连通度高的农田、居民地斑块呈显著正相关，与聚集度高、大面积的林地斑块显著负相关。丰水期、平枯水期农田斑块对河流N、P负荷主要影响指数类别分别为面积-边缘和聚集度指数。林地、居民地斑块对N、P负荷主要影响的类别指数分别为面积-边缘和聚集度。研究可从流域景观规划角度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