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双核结构模式的理论研究背景、内涵以及三个重要形成前提：区域中心城市是所在区域的经济中心；双核结构模式中两端点城市的经济实力与规模能级相当；两端点城市功能上互补，社会经济联系紧密。针对武汉－上海双核结构模式，在对武汉和上海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武汉经济实力有限，对上海经济影响不明显；武汉和上海经济规模及实力、能级相差过大；武汉和上海两地间还没有建立起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没有实质上的功能互补。综合双核结构形成的三个重要前提，由此可知武汉－上海双核结构仍处于雏形状态，其形成和完善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现阶段武汉和上海之间的经济联系可以利用技术跳跃式扩散规律得到加强，促进两者共同的发展，从而推动武汉—上海双核结构模式逐步形成与完善。

生态足迹是定量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目前将生态足迹用于不同时间序列分析，以描述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研究仅初始于不多的国外研究机构。通过对江苏省10年间生态足迹变化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来考虑人类及其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衡量在人类开发强度较大的江苏省,区域生态供给功能是否能满足开发和消费的需要,量化江苏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证实了研究区域江苏省的严峻形势。同时与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生态足迹研究成果比较，概述江苏省生态足迹赤字产生的原因。

太湖流域属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200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6.1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工业化发展迅速，由以乡镇企业为主过渡到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迁移人口，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区。同时使得外来人口成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以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太湖流域外来人口来源的地域和城乡构成，计算了外来人口数量及分布情况，指出外来人口的城乡非均衡分布促成地区城镇化率的小幅上升，太湖流域各地区的上升幅度在2%左右，部分解释了隐性城镇化率的产生。在城市市区，外来人口平均占到总城市人口的18%。对于50万人口以上城市，外来人口比重与城市规模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指导城市人口规模及地区城镇化水平预测。

1990～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已从原来的北高南低态势转变为目前东高西低的格局。这是由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背景、人口分布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国各省区1990年和2000年城市化水平与自然、人口、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等四类12个指标的因子分析表明，区域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人口密度、农业经济呈负相关，而且受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强烈。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工业化因子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减弱，而综合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显著增强。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该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向前推进，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这将会给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带来强大的冲击。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从土地管理的角度来说，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在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的前提下，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工业化、城市化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做好供地服务。与此同时，应牢牢把握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这条主线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构筑商务成本“盆地”与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关系，并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完善土地招标拍卖制度，按照正确的“经营城市”理念，积极探索土地储备的新模式。此外，应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根据分形理论，采用网格和面积周长两种分形维数计算方法，以遥感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在GIS支持下，计算了长江江苏段5个时相的岸线和岛屿空间分布的分形维数，探讨了其中所隐含的地理含义，认为长江江苏段岸线和江中岛屿都具有分形性质，分维数的变化可以反映它们的稳定程度；比较了不同量测方法、不同标度、不同比例尺下长江江苏段岸线的长度，认为岸线长度的值是不确定的。

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的结果，分析讨论了自然资源态势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耕地是土地利用的主要类型，面积减小、质量降低是主要耕地利用问题，实现耕地总量平衡是解决该问题的途径；森林资源主要表现龄组、林种、树种等结构不合理、蓄积量小、林地生产力低等，封山育林、调整林层结构、提高种植指数等措施可逐步健全森林生态系统和实现森林生态安全；安徽省水资源分布不均、利用效率不高、水体污染等生态问题，可通过“南水北调”、改善用水设施、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用水效率和污水处理能力而得到解决。

在GIS，Excel, SPSS11.0的支持下，以土地详查数据为依据，对衡阳市1994~2001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衡阳市近七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点，并分析了其主要原因。研究表明：(1)衡阳市1994~2001年耕地、未利用地面积总体减少，其他用地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土地利用类型变动的总体方向是：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耕地向园地、水域转化，未利用地向林地转化。(2) 衡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存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时间上1997年前土地利用变化显著，1997年后变化较小；空间上以祁东县和衡阳市区变化较大，衡南县、南岳区变化较小。(3)人口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是衡阳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1997年前后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的差异主要由政策因素造就，地形地貌因素及经济因素则主导了区内空间差异的形成。

通过对四川省158个市县中人口密度小于1 000人/km2的151个市县的人口密度与各种土地利用指数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密度与各种土地利用指数的多元线性相关系数为0.93,人口密度的对数与各种土地利用指数的多元线性相关系数为0.96。根据这一关系对四川省1999年的市县人口统计数据进行空间化，用罗江县的实际乡镇人口数据对空间化结果进行检验。结果为通过空间化得到的各乡镇的人口数与各乡镇的实际人口数的相关系数为0.91,平均误差为16.5%。

通过137Cs示踪技术，并采用相关的土壤侵蚀定量模型，对红壤丘陵区江西丰城市坡面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方式以及不同地貌部位的土壤侵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137Cs的本底值为1 992.45±145.63 Bq/m2；试验区典型坡地不同地貌部位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土壤侵蚀，且侵蚀强度总的变化趋势为坡底部>坡中部>坡顶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方式下的坡面侵蚀强度亦呈现一定的分异现象，从大到小依次为耕作土坡面>退耕30年+退耕1年混合坡面>退耕30年坡面>荒坡。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等4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细化成9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兼业和规模经营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较强，农户往往不愿意进行水土保持投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以及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农户，往往会在水土保持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资金。针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等现状提出如何激励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以进一步促进水土流失治理的相关建议。

为了检验区域农业市场化发展对于水土流失的影响，以江西省为例，结合对水土流失驱动力因素的分析，构建了区域水土流失驱动力模型，并据此分析了1988~2000年区域农业市场化发展对水土流失治理的贡献。结果表明，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水土流失治理的效率。1988~2000年，江西省的农业市场化水平提高了15.2％，由此通过农户行为作用，水土流失面积减少61.4471万hm2，相当于2000年水土流失面积的18.36％。因此，区域农业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水土流失面积将减少40.43万hm2。最后，就区域农业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提高水土保持效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阐述了低湖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系统、土壤系统同水土体系的相互作用，分析了低湖田生态系统中的土壤特性及资源优势潜力。主要表现为：水温、泥温低，土壤通透性能差，结构不良；土壤处于强还原状态，有毒还原性物质含量高，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长；土壤微生物活动弱，微生物生物量显著低于正常土壤；土壤有机质矿化慢，土壤供氮能力弱，缺磷、缺锌严重。而水生经济植物莲藕的生物学特性决定其地下茎具有发达的通气组织，保证了植株在水中的正常呼吸和新陈代谢的需要，同时还能改善土壤通气性能和土壤氧化还原状态，增强土壤微生物活力，加快土壤有机质矿化状况。着重从低湖田生态系统所具备的优势入手，对低湖田的作物系统、土壤系统和水土体系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其作物生物量排序为：莲藕＞茭白＞菱＞水稻， 其作物产量排序为：莲藕＞茭白＞菱＞水稻；对作物系统的主体作物进行了优化，对土壤系统的关键营养元素进行了调控（N:P:K:16:16:16），合理利用水土体系的特点构建生物共生的模式，提出了合理利用低湖田资源优势的措施和开发模式（鱼藕共生模式），提高低湖田生态系统综合开发效益的整体水平。

五里湖是太湖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为对其治理提供依据，在该湖区设置了4个采样点，对底泥的表层样、柱状样、间隙水样和上覆水体作了重金属和营养盐分布测试，并作了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以地积累指数评价，五里湖底泥的重金属污染程度为轻度，总体可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三级标准，根据超出背景值的倍数分析，五里湖重金属含量顺序为Cu>Cd>Pb>Hg>As>Cr。重金属含量表层（0～5 cm）相对较低，第二层（5～10 cm）和第三层（10～20 cm）是主要的污染沉积层，这与底泥沉积特征是相对应的。表层底泥总氮、总磷和有机质含量较高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介于0.757 6～0.862 2之间，显示了污染物质的同源性。表层底泥和间隙水中营养盐含量明显高于湖水，相对于湖水呈可释放状态，是湖体内源污染之一。

位于鄱阳湖流域乐安河中下游的德兴铜矿，是我国著名的大型铜业基地，是鄱阳湖流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2003年7月至8月对鄱阳湖部分流域的水质、沉积物、底泥及水生维管束植物等样品的重金属污染进行了研究调查，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分别对样品中的Cu、Zn、Pb、Cd等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测定，并对测定结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流域水体中的重金属含量均达到地表水评价标准中的Ⅰ类标准，底泥、土壤等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而水生植物对重金属元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富集能力，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与土壤背景值有一定的相关性，土壤中重金属的背景值越高，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量也相应增加。

香溪河是三峡水库湖北库区最大的支流，其健康与否对三峡水库水质有直接影响，因此开展香溪河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河流生态系统管理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如何开展相关研究值得探讨。简要介绍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重点结合香溪河主要受水电站建设、流域土地不合理开发、工业污染等因素影响的事实，认为应该以保证水量、水质作为河流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和各种管理措施的出发点，并以维持健康的水生态系统，保证河流各项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最终管理目标。以该思路为基础，就香溪河而言，可以着重从流域土地利用的生态学规划、香溪河水电站的生态学管理、香溪河流域水质污染源控制、香溪河生态系统健康和服务功能的监测及评价等四方面开展该河流的生态系统管理研究。

岩溶水资源是支撑岩溶区社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方面，明确生态系统变化是如何影响岩溶水资源的质与量这一重大问题，将有助于岩溶水循环机制的深入研究，为揭示岩溶水资源的形成、演化规律及控制机理，建立岩溶水资源评价、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系统理论，探索岩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提供科学的依据。在分析岩溶山区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及其演化特征和岩溶水资源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湘西20年来的生态系统变化的对比，就其对岩溶水资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生态的恶化是引起岩溶石山区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因素，生态系统变化对岩溶水资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岩溶水的补给、径流、排泄等的影响，使岩溶水资源产生水质和水量的变化。

数据的高效获取和信息的实时提取，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区域生态安全研究领域和地学过程研究领域的瓶颈和难题。在对案例研究区——重庆忠县地区TM卫星遥感数据进行波谱信息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人机交互目视判读解译和模型模拟自动信息提取等多种有效技术和方法，实现用遥感影像数据对山区县域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因子体系中的3个主要因子：土地覆被、水土流失强度、植被盖度等进行数据提取，并用GIS技术对这些指标因子数据进行空间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尺度山区县域生态环境系统安全评价指标因子数据提取与地学分析的技术和方法难题。通过GIS空间分析，揭示出忠县部分生态安全因子的时空分异特征，为山区县域生态环境退化评价和生态恢复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尝试。

继长江截流之后，三峡库区首期蓄水，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在兴建。结合充分的社会调查和区域经济、环境管理等相关理论，详细论述了三峡库区环境安全保护现行法律及其实施机制，深入剖析了现行实施机制包括法的遵守、法的执行、法的适用和法律监督等方面的弊端，提出了完善库区环境安全法律实施机制的建议：给守法主体提供环保教育和技术援助，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积极获取公众支持，以完善库区法的遵守；建立科学、高效、统一的库区环境安全管理体制，明确三峡库区各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责，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制，健全执法主体的服务机制，建立绿色信息网等以完善库区法的执行；推广环境群体诉讼，扩大环境诉讼被诉对象，改革环境诉讼费用预付方式等以完善库区法的适用。

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长江产业带的腹地和承东启西的重要地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洪水屡屡成灾，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尽管洪涝灾害的发生与气象、地貌等自然条件密不可分，但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对洪涝灾害的影响不容忽视。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洪水位、河流湖泊的调蓄能力、洪涝灾害的经济损失等与土地开发利用的关系，论述了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特别是围湖造田、围垦江洲、分蓄洪区的开发等，与洪涝灾害的关系，指出长江中游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所引起的河湖调蓄能力的下降是加剧中游地区洪涝灾害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了中游地区减轻洪涝灾害的土地利用对策，如编制易灾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战略、发展“避洪农业”、建设分蓄洪区、提高土地利用率等。最后，分析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可能性及实施过程中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规避农业洪涝巨灾风险是长江中游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剖析我国农地制度和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认识到我国农地制度存在小规模经营缺陷和缺乏产权激励机制，农户在应对洪涝巨灾自然风险时表现为无能为力，并且现有农业分担风险的外部环境更使农户无法承受自然巨灾风险而被迫成为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回避者，因此应对农业洪涝巨灾风险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实现。提出长江中游平原农业水灾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安排建议：加强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保持水土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发展避洪农业，实现区域农业结构的优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农业投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安排，以农业政策性保险分担农业水灾风险，增强长江中游地区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