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城市化使城镇空间结构发生迅速的变化，并伴随着城镇形态的变化。城镇形态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城镇发展的方向、发展规模的变化，也反映了城镇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揭示了城镇发展与区域空间结构的关系。对城镇形态的定量化研究不仅深化城镇空间结构和城镇化的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城镇规划的科学性，包括城镇的发展方向、发展规模、发展速度的优化和调控等。主要以南京市域城镇为案例，利用遥感技术的仿归一化植被指数法，提取2000年9月份南京Landsat TM影像上的城镇空间信 息，并用定量的方法，对城镇形态进行度量、分类，最后根据分类结果分析了城镇形态形成的背景和机制。据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收集湖北省各市州1994～2000年经济发展数据及其相关数据，利用GIS常用多层面复合分析和大样本数理统计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湖北省近6年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规律。其结果显示：湖北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的组合方式及综合指数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根据一定经济发展原则将湖北省17个市州近6年的经济发展分为劳动效益促进发展型、结构效益推拉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等三种经济发展地域组合类型；在计算其综合指数的基础上，通过叠加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湖北省各市州的三种经济发展地域组合类型与其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在地域分布上并没有很好对应的事实。最后，利用灰色关联法将人均GDP和综合指数的各自地域分布作了关联分析，其得出的关联度较大，表明此种研究可行性较强。此研究结果可望为该地区的地域开发及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石林风景名胜区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旅游开发经历了居民游览、服务中心城市的接待观光型到区域支柱产业的转型。经济体制深刻地影响了石林旅游业，旅游产品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接待观光游览型，形成以门票收入为主体的旅游经济收入格局，对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石林旅游业对县级经济收入、产业结构、财政、税收有积极影响，近5年石林旅游业占当地GDP的9%～11%，占第三产业产值的27.9% ～33%、财政收入的10.8%～0.1%,但对农业生产、农村居民就业和家庭收入的带动力弱，有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获得旅游效益的居民限于风景区旅游中心的村寨，约占风景区人口的15%，中心旅游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比其它地区高7%～35%。中心区农民参与旅游业方式的调查表明，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方式被动：耕地被征用后，或被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雇佣、或成个体工商户、或被外来企业雇佣，就业领域局限于餐饮服务、环卫和绿化、民族工艺品制作与销售、照相、旅游交通、导游等。风景区农村的基础建设、产业结构、就业领域与风景区功能和旅游业目标的协调存在距离。促进风景名胜区旅游业对所在地的“三农”发展的协调值得思考和解决。

如何既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又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成为当前我国不少地区土地利用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位于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源头的浙北天目山区，在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多种矛盾。通过对浙北天目山地区生态保护与其他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协调的机理分析，试图寻找太湖流域上游山区生态保护与土地利用相协调的可选途径，探索自然保护区有效管护与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相结合的良性发展机制，并提出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修正保护目标，调整保护政策；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在不同的功能区施行不同的土地政策；把生态旅游作为解决土地利用冲突的突破口；探索社区共管模式，力争在扩大社区参与的前提下，实现保护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南京城市滨江带具有山、水、城、林、洲相融合的特色环境，近百年以来滨江地段由于经济和旅游利用而发展迅速。城市滨江带功能的演变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过程。合理利用南京城市滨江自然与人文条件进行滨江景观规划，对于南京市的进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通过对历史时期南京城市滨江带功能演变的分析，对滨江带景观现状深入的研究，对滨江带各个区域的景观要素进行探讨， 提出了南京城市滨江带景观规划的指导思想与设计手法，依此进行了景观规划研究。将南京城市滨江带划分为6个特色区域: 河西滨江段以塑造现代化城市建筑群体景观为主, 下关滨江段以塑造港区风貌和反映城市近现代历史为主,幕燕滨江段以塑造自然山水风光为主和江中洲地区以现代化田园风光景观为主，大厂滨江段以塑造现代工业景观为主，浦口—珠江段以塑造现代化滨江城市景观为主。

南岭山区的乡村传统聚落，经特定历史地理环境的演进和发展，以其特有的景观美学价值、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科学实用价值的完美结合，而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古代南岭山区复杂地理环境的隔绝机制和移民们一直恪守着祖宗留下的遗风，其聚落景观至今得以大量保存而成为极富开发价值的 旅游资源。为促进南岭山区21世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将这一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列入议事日程。但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并坚持突出重点，择优开发；因地制宜，突出地域文化特色；旅游开发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协调；保护与利用并重等开发原则。

耕地是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土地，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经济系统。影响耕地质量的主要因素通常有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因素等，通过耕地质量影响因子的分析并建立衡量耕地质量变化的指标体系，对耕地逆转趋势的早期预警与耕地质量问题的及时发现，是非常必要的。从耕地质量状态、利用效率和耕地压力3个方面入手，运用SPSS软件对影响湖南省浏阳市耕地肥力的众多因素因子进行了取舍，并综合考虑地块区位、交通条件等状态因素，建立了耕地质量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结合地块上作物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来自外界环境的耕地质量压力建立了基于地块尺度上的县级耕地质量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对各指标因子的选取与量化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并以湖南省浏阳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

利用湖南省各地、市近50年长序列耕地统计数据,近10多年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从湖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耕地的数量变化和空间变化等方面，宏观分析了湖南省耕地时空动态变化趋势和规律。应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相结合，定量地诊断出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揭示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系统压力、经济发展动态和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湖南省耕地动态变化的三类主要动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构建耕地变化回归模型，预测出2010年和2025年的耕地数量，并探讨未来耕地变化趋势及达到预测指标和实施区域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可行性，研究结果应用GIS进行了空间表达。研究内容和分析结论对湖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水环境已经成为整个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协调发展，对水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至关重要。在对无锡城北地区水污染物负荷、水环境现状及水环境功能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该区域的水文特征和排水规划，统计分析出区域内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根据污水集中处理方案，计算出区域水污染物的削减量，然后运用河网水质模型，预测水污染物削减后河流水质改善状况，以改善后水环境质量为本底值，以下游水环境保护目标的环境功能为控制要求，反推该区域在污水实行集中处理后所能接纳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通过科学计算得知区域水环境纳污能力为19.8 t/d，由此确定的经济规模有限，必将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扩大水环境纳污能力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建设无锡地区污水入江通道的设想。

湖泊湿地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源，还有着强大的环境功能和生态效益。人类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湖泊湿地资源，在获取大量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给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湖面减少，水质下降，生态环境退化等。安庆沿江湖泊湿地为省级自然保护区，相对长江中下游大湖普遍退化而言，该湿地有着良好的自然性，正吸引着有关专家和研究组织的重视和关注。对安庆沿江湖泊湿地资源和功能展开分析，并从水利建设、围湖垦殖、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农业污染、公路建设及渔业开发等方面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提出了保护安庆沿江湖泊湿地资源和环境的建议和对策，以促进湿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聚落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空间形式，而聚落生态系统是人类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单位。山区聚落生态系统是山区人地关系的集中反映。岷江上游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又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岷江上游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 决定了聚落垂直分布的超常规性及其与自然垂直生态带的适应性。生态脆弱区聚落的发展受到耕地、能源和水资源的制约。聚落生态系统是区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聚落生态系统质量的提高既有赖于区域环境的改善，又可以为区域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目前，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类活动的加剧，岷江上游聚落生态系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态和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采取区域性的措施外（如停止对天然林的砍伐），还必须在聚落生态系统的水平上采取适当的对策。

受损生态系统的退化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对受损生态系统类型的确认有助于了解其退化机制，进而采取适当的修复和恢复措施。根据受损生态系统的表现可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即结构受损类型、景观受损类型以及混合类型。在结构受损的生态系统类型中，重要物种(如关键种、建群种)的丧失以及种间关系的解构可能在退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关键种、建群种的恢复和保护对于生态恢复是十分关键的。边缘效应、岛屿效应、小种群效应(如Allee效应、近交、遗传漂变)等的强化则可能是导致景观受损类型的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因素，因此，针对这种受损生态系统，增加生态系统面积、 降低空间隔离程度、建立片断生态系统间的连接是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微囊藻毒素是有毒蓝藻释放的肝毒性代谢物，对环境和人们健康具有潜在危害，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并已列入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特定检测项目。在暴发严重蓝藻水华的滇池水环境治理工程中，对水华污染水体中微囊藻毒素的含量进行了全年监测，结果表明水样中微囊藻毒素含量的变化范围为0.17~0.82 μg/L，比水体中蓝藻生物量的藻毒素含量低了至少一个数量级。为研究水体中藻毒素的归宿，通过有关微囊藻毒素的吸附、光降解、微生物降解等一系列现场和实验室研究，结果表明光降解是滇池水体中微囊藻毒素浓度降低的主要途径，同时微生物降解、生物积累和颗粒物吸附也是水体中微囊藻毒素浓度降低的因素。探讨了蓝藻水华污染水体的藻毒素归宿途径，并提出了有待研究的问题。

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直接关系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工作，也是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长治”工程重点县——城口县为例，研究其水土流失成因及治理模式。该县位于重庆市最北端，既是“长治”工程重点县，也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引水方案丹江口水库上游水土保持工作重点县。该县水土流失比较严重，流失面积高达1 728.67 k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52.61%。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但其资源相当丰富，为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在分析其水土流失成因基础上，结合该县的资源优势和实际情况，提出其水土流失治理的模式和途径，以期进一步推进该县生态环境建设、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为长江上游贫困山区县的水土保持工作探索比较合适的模式和途径。

长江上游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活跃、地形起伏巨大、降水丰沛而集中，对泥石流发育极为有利；而长期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如过度采伐森林、毁林开荒、陡坡耕作、建设和采矿不合理弃渣等)则对生态环境造成强烈破坏，加剧了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使长江上游成为我国泥石流活动最强烈及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据统计，1753~2002年的200多年中，区内仅一场泥石流致死百人以上的特大灾害点就达17个，累计死亡近6 000人；致死百人以下的灾害点更多，致死十人以下的灾害点不计其数，死亡人数总和远远大于上列数字；有60余个市县政府驻地城镇受泥石流危害或威胁，乡镇则多达上百个。由泥石流造成的人员伤亡每年数十到数百人，经济损失10~15(亿元／a)。其灾害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泥石流灾害已成为制约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泥石流灾害，掌握其特征，是长江上游防灾减灾所必需，对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长江上游己查明的泥石流沟6 800余条。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地形高差及岩性差异，使区内发育的泥石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石相当齐全，除无火山泥石流外，几乎 包含了世界上目前己发现的其他各种类型的泥石流。在青藏高原边缘等岭谷高差变化大的地貌过渡带，泥石流极为发育；沿深大断裂带和强烈地震带泥石流集中分布；泥石流主要出现在流域面积小于10 km\+2的小流域内，分布呈非地带性特征。泥石流活动频率高，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处发生，导致了泥石流灾害频繁。如云南东川的蒋家沟，从1965~2001年的37年中，共发生泥石流459次，平均12．4次／a；甘肃武都柳弯沟平均每年暴发泥石流11次。此外，泥石流搬运泥沙石块的能力惊人，搬运物以粗粒物质为主，据干流和支流的69个泥石流堆积物样品分析，堆积物中粒径大于20 mm 的石块占43.%~64.8%，平均50．4％；由此，常常造成其汇入的主河被堵塞而形成淹没和溃决后水毁等次生灾害。泥石流冲刷与淤积能力极强，运动中可将基岩下切10余m，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及其支流被泥石流堵塞成湖，形成淹没灾害，溃决后对下游造成严重的水毁灾害，均屡见不鲜。

全球水资源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跨流域调水是我国东部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相当充沛，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但是，“万里长江 险在荆江”，长江中游的洪涝灾害举世嘱目，也是历来沿江各级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腹大患。解决长江中游的洪涝问题，合理分配、利用长江中游的水资源是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治水的重要方略之一。由华中师范大学李新民主编的《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一书，系统、全面而又详尽地探讨了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与规律，所处的区域自然地理背景、洪涝灾害历史与现状、洪涝灾害的成因分析和防洪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及如何加强水环境的管理和保护。该书在第二章“水资源时空分布”中，论述了区域降水、径流、蒸发、水质等水资源要素，列举了长江中游干流、汉江、洞庭湖与四水、鄱阳湖与五河这四大水资源分区，对区域水资源量进行了分析计算并提出开发利用总体思路。在第四章“洪涝灾害及其防治”中，分析了区域洪涝灾害的成因、分区形势，探讨了防洪对策；在与历史大洪水对比中，运用了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有关数据与经验。在第三、第五章中，分析了区域水资源的优化利用与产业开发途径，探讨了构建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系统，初步研究了分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指出以武汉等大中城市为中心和沿江沿湖地带为主的持续发展的构想。这些都可以给区域发展的管理者和研究者带来某些新思维的启迪。 长江中游地区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主体部分，它承东启西、沟通南北，是我国中部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而且极具潜力的区域，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区虽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毗邻的沿海地区而言还滞后很多。因此，积极抓住战略机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是该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该区水土资源条件优越，特别是长江中游干流与主要支流,水资源丰富。沿江河湖泊平原与岗地浅丘地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鱼生产基地和菜、果、林、茶重要产区，沿江重要城市基础建设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具有一定规模；要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大力搞好用水治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措施之一。而国家对长江水资源开发决策无疑提供了极好的机遇。紧邻的宏伟三峡工程、即将大规模开展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都是跨越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相关的长江中游防洪工程建设，以及区内洞庭湖、鄱阳湖、江汉湖群生态环境整治与产业调整，武汉—岳阳—长株潭与九江—南昌等大中城市建设，都与区域丰富水资源开发利用（包括防洪）紧密相关。《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著者，正是在承担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一系列问题，撰写出此部有关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的综合性专著，填补了该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也在分支学科发展理论上有所创新。特别是著者应用系统的方法，将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综合考虑，阐述长江中游及主要支流丰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原理与实践，提出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设想；为特大型项目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区域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区域生态环境整治与防洪治涝问题作了比较深入探讨。因此，该专著不仅对长江中游地区有关管理与研究部门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且也可为大江大河主要水资源区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