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焕庸线”的理论内涵出发，构想了“胡焕庸亚线”的基本构想、及其空间特征；以“胡焕庸亚线”为基础，结合长江经济带自然社会基础条件空间格局，测算了未来时期的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状况，并从胡焕庸亚线的视角细划了长江经济带的人口承载力空间格局，形成以长三角为首的阶梯式空间结构。并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格局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5~2015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从土地开发均衡度和土地开发限度两方面对该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均衡度呈现两极分化，东部和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失衡，中部地区土地开发相对均衡；（2）长江经济带整体土地开发限度为5.58%，11省市均超过或临近极限值，未来需建立集约型土地开发模式；（3）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显著，呈现出下游高上游低，东部高集聚的空间格局。因此，应参考各省市土地开发限度对规划进行修编；增强土地供给能力，为建设用地紧张地区挖掘新的开发潜力；建立跨区域的土地开发体制等，通过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创新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运用DEA-Malmquist 指数测度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绩效水平、空间结构及变化趋势等，通过Ward聚类对相似绩效水平的地区进行分组，具体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创新绩效特征及问题解决路径。实证研究证明:长江经济带整体绩效整体水平不高，经济核心区多通过大量物质投入及资源消耗实现创新体量增加而并非通过创新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 如何提升已有技术资源的利用率却被忽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具有相似绩效水平的区域各自表现出包括资源规模与投入、产出不匹配，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及创新问题，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经济水平差异大的地区其具体创新绩效提升途径也具有一定差异性。

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的开展，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30地市为例，从生态支撑力和生态压力两方面对生态承载力进行量化研究，通过构建较为完整的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探讨了2003、2008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3~2013年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支撑力逐渐上升，空间格局由上、下、中游梯度递减向中、上、下游梯度递减转变；生态压力持续增大，空间格局均为下、中、上游梯度递减；生态承载力先下降后上升，空间格局由上、中、下游梯度递减向中、上、下游梯度递减转变。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由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主导转变为由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主导。

三峡库区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特殊的地理单元，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是否匹配，直接影响着库区的长治久安。选取库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采用相关性模型对之进行检测，并通过静态协调度模型对15 a间两者的协调度定量分析。测度结果表明：（1）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2）在时间上，库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协调度呈协调到失调的发展态势；（3）在空间上，库区不同区县差异明显，需结合具体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依据数据包络分析法、最佳产出函数以及SDA两极分解法，构建了测算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并以2005~2012年中国30省份的旅游业为研究单元，结合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对旅游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与测算。研究表明: 2005~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超过资源要素投入，成为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贡献率从2006年的49.01%上升到2012年的82.18%，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攀升的关键，而技术效率特别是其中的规模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且处于下滑态势，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资源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则从2006年的50.99%下降到2012年的26.52%；分区域来看，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中部、西部旅游经济增速超越东部，其中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并呈现出2005~2008年资源要素投入驱动与200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两个阶段；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愈发趋于集约型，越来越多省区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超过资源要素投入贡献，旅游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为减少旅游业能源消耗，实现旅游低碳绿色发展，探讨如何提高旅游业能源效率,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首先构建了适应旅游业的Biennial Malmquist-Luenberger(BML)效率指数，以中国30个省市2005～2013年旅游业为实证对象，测度了其能源效率，9 a来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源泉可被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产出结构效应5项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旅游业能源效率可以扩张提升的比例较大。（2）整体上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的提升能促进旅游业能源效率提高。（3）近3 a来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能源替代效应对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的作用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4）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旅游业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主要由地区间旅游业对资本投入使用和能源消耗结构的差异造成。（5）整个样本期间，中国17个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背后的因素各有不同，旅游业资本替代效应是湖北省、福建省和浙江省等多数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安徽省、海南省、贵州省和甘肃省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利用投入的资源要素对旅游业低能耗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要发挥好资本对能源的替代效应，高效的资本配置能极大提高旅游能源效率。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0～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析其时空格局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中国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各项效率在波动中均得到一定提升；（2）省际和地带间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值差异明显；经济发达区域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驱动，而经济欠发达区域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3）在空间演化上各项效率表现出高值和低值集聚趋势，部分相邻省域间联系紧密，“马太效应”显著，其重心总体上都是向东南方向移动，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各年移动轨迹大致呈U型演化态势，规模效率大致呈现M型演化态势。综合上述研究提出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效率的提升路径，这对省域森林公园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休闲农业是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规划的重要部分。采用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公布的122个休闲农业景点及土地利用数据，综合运用GIS及计量地理方法，包括：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灰色关联分析和OLS分析等，对上海市休闲农业布局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休闲农业景点最邻近指数为 0.673 8，分布模式为凝聚型，景点分布地理集中指数为42.31，集中程度较高;（2）上海市休闲农业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分布在0.2~0.7之间，区县间休闲农业用地多样化程度差异较大，休闲农业土地利用基尼系数为 0.558 2，休闲农业用地在区县间分布不均衡;（3）农业资源、交通条件对休闲农业布局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旅游业发展对休闲农业布局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为了探讨丘陵山区农业规模化发展对于水土流失的影响机理。通过文献综述法梳理相关研究，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研究展望。综观前人的研究可以得知:(1)农业规模经营的效益、政策与推动机制等状况；(2)丘陵山区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乃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及农业活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3)水土流失的调查、监测与影响因素的评估方法及仿真模拟。最后，提出5点研究展望：(1)构建丘陵山区水土流失驱动力模型；(2)建立丘陵山区农业规模化对水土流失的影响评估指标体系；(3)甄别影响程度及其时空差异；(4)丘陵山区农业规模化的水土流失效应模拟反演；(5)提出丘陵山区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农业规模化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丘陵山区发展适度农业规模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快速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剥夺及资源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是国内外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测度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压力及判别两者间的动态耦合类型对指导健康城市化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构建了包含16个子指标的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9个子指标的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突变级数法模型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数；用熵权法计算了资源环境压力指数。采用灰色系统方法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的关联度。采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模型，对2004～2013 年武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类型进行分析判别。结果表明：（1）武汉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逐年增高，尤其是2005～2007年城市化水平的增速较快。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06年为0.629，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为0.452;（2）关联度值在0.480～0.911之间，耦合度大部分都在中等和较强这两个范围中。烟尘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建成区面积、人均用电量、人均GDP和城镇人口规模均表现极强的耦合性（大于0.85）。各城市化子指标中，城镇人口比重与资源环境的关联度最大；在资源环境子指标中，烟尘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作用最强;（3）基于一般系统论 (General System Theory)的动态耦合模型反映了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动态反馈过程。从2004～2013年，武汉市经历了协调-冲突-协调-冲突4个阶段。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进一步显现。

为评价湖南省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应用能值分析理论对传统生态足迹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以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对湖南省的生态赤字情况进行了计算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2015年的能值生态承载力为9.90×108 hm2，能值生态足迹为1.84×109 hm2，生态盈余为-8.49×108  hm2，万元GDP生态足迹为6.36  hm2。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2015年存在较大的生态赤字,发展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度较高。其中，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是对湖南省能值生态足迹贡献最大的因素；其次为建筑用地；水域、草地和林地的影响相对较小。湖南省2000~2015年的万元GDP生态足迹持续下降，这表明湖南省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在逐步提升，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代价也在逐步减小。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 0.700 0 之下，与 “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社会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导致耕地非农化压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开展耕地非农化压力测算并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4个方面构建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继而计算1990~2014年中国31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理梯度，总体上呈现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态势。（2）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不同地区各省份之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变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浙江、江苏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处于上升阶段，上海、福建的压力指数变化趋势逐渐趋稳，广东的压力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河南、河北、山西、江西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趋稳，陕西、湖北以及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省份的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西部沿边3省（云南、西藏、新疆）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呈现了一致的下降趋势。（3）从时空格局结合来看，耕地非农化压力不同的省份其变化趋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在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的地区，耕地非农化经历了从制度驱动向发展推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倒“U”型轨迹明显，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逐渐脱钩。在耕地非农化压力居中或较小的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土地比较收益较低，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生态作用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加了部分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压力。

 研究石漠化治理区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将有助于深入分析和研究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变化规律、驱动力及资源环境效应。运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分析石漠化治理区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2005~2012年，研究区石漠化面积有所减少，由2 824.23 hm2减少到2 777.60 hm2，减少了46.63 hm2，占2005年石漠化面积的1.65%；石漠化程度呈现从重变轻的趋势，无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面积分别增加12.68%和3.08%，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和强度石漠化分别减少5.11%、2.07%和5.24%。其中，稳定型石漠化区域面积最大，占喀斯特面积的95.40%；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重为1.15%，土地利用较为稳定。恢复型石漠化区域面积占喀斯特面积的3.95%；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重为40.64%，土地利用变化剧烈。退化型石漠化区域面积最小，仅占喀斯特面积的0.65%；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重为22.21%，土地利用变化较明显。（2）土地利用变化以园地减少为主要特征，其变化主要由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变化、劳动力比重变化、本地务工收入变化和外出务工收入变化等4个因子驱动产生。其中，园地变化与本地务工收入变化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0.691；与劳动力文化程度变化指数、劳动力比重变化指数和外出务工收入变化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472、-9.735和-0.443。劳动力比重变化指数是引起园地发生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3）国家因生态文明建设需求而施行退耕还林(草)政策和工业化、城镇化战略，农户因脱贫致富需要而提高文化素质和调整从业行为，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促进石漠化治理区的劳动力转移和产业转型，进而共同驱动了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乡村聚落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也是GIS-RS应用的重要领域。运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Cv）和景观格局指数，以盘县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空间分布与景观格局特征，并侧重分析了地形地貌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看，盘县农村居民点呈现出“中部、西北部密，南部、东北部疏”的分布格局，与研究区的平原、河谷和低中海拔地区的分布相一致。（2）通过点模式分析（Point Pattern Analysis, PPA）发现，村级、乡镇级以及不同地形地貌分级3个尺度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Cv值都大于64%，均属于集聚型分布。（3）在各种地形地貌因素中，海拔、坡度和地形起伏度等是影响盘县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关键因子；随着海拔的升高、坡度和地形起伏度的增加以及地貌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的集聚程度、用地面积、比重和不规则程度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75%以上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平均海拔、较小地形起伏度（50～100 m）、较低坡度（5°～15°）、南向坡向和小起伏山地区域。

长江靖江段是众多洄游性渔业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为进一步的研究和渔业资源评估提供基础生物学资料、掌握该水域食物网结构特征，应用碳、氮稳定同位素技术测定了2016年8月在长江靖江段近岸采集的蟹类、小型鱼类、虾类等渔业生物样品的δ13C值和δ15N值，并由此构建了所采集的各类渔业生物的连续营养谱。结果表明：长江靖江段近岸各类生物中浮游动物的δ13C值最低，为 -30.34‰；其次是底栖碎屑的 -30.24‰；贝类、水生植物类、鱼类和虾类居中，它们的δ13C值均值分别为 -29.75‰±0.75‰、-28.98‰±0.88‰、-26.74‰±2.37‰、-26.1‰±0.16‰；蟹类最高，为-25.86‰±0.74‰。水生植物类的δ15N均值最低，为5.16‰±0.85‰；底栖碎屑其次，为5.58‰；贝类、鱼类、浮游动物和蟹类的δ15N值均居中，δ15N均值分别为8.13‰±0.31‰、11.56‰±1.59‰、12.02‰和12.51‰±1.43‰；虾类的δ15N均值最高，为13.05‰±0.45‰；营养级由低到高依次为：水生植物类、底栖碎屑、贝类、浮游动物、小型鱼类、蟹类和虾类。近岸水域的小型鱼类、蟹类和虾类拥有着比较接近的食物源，生态位重叠较为明显。

基于全国30个省份1998~2015年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农业用水效率，并在观察农业用水量、农业用水效率动静态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探究农业用水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农业用水量和农业用水效率均呈阶段性下降。农业用水效率对降低农业用水量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是降低农业用水量的有效途径；东部农业用水效率促进农业用水量下降，但须警惕“回弹效应”；中部农业用水效率抑制农业用水量增长，且作用逐渐增强；西部农业用水效率提高能够快速降低农业用水量，但作用逐渐减弱。另外，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绿水足迹、扩大农业劳动人口能够降低农业用水量，而丰富的水资源禀赋促进农业用水量增加。

在对安庆2015~2016年大气颗粒物变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利用HYSPLIT4后向轨迹模式，采用气团轨迹聚类分析、潜在源贡献因子法（PSFC）和浓度权重轨迹法（CWT），研究了不同季节安庆地区外源污染物传输的路径及潜在源区。结果表明：（1）安庆市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存在显著的季节变化，表现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12月份污染最重，7月份污染最轻。（2）影响安庆地区气流轨迹具有显著性季节性变化特征，夏季主要受来自南方和东南方向海洋气流影响，PM10和PM2.5的平均值较低；冬、春和秋季安庆地区受到海洋性气团和大陆性气团共同影响，且以偏西和西北路径的大陆性气团影响最为明显，受沙尘或人为排放因素的影响，对应PM10和PM2.5的平均值相对较高，颗粒物高污染时段与该2类大陆性气流轨迹输送关系密切。（3）安庆颗粒物冬季PSFC值和CWT值最大，夏季最小。PSFC和CWT值2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和湖南南部等带状地区，以及山西、河南中部、山东南部及安徽北部等带状区域。

通过设计不同富营养状态下沼蛤的行为特性的控制实验，探讨了不同富营养状态下沼蛤的生存、运动和粘附特性。研究结果为：（1）富营养状态最优（贫营养）水质不适宜沼蛤的粘附，但是适宜其生存，因此移动距离最短，运动能力最差。轻度富营养水质适宜沼蛤的生存。富营养状态最差（重度富营养）不适宜沼蛤的生存，因此移动距离最远，能生存下来的沼蛤运动能力最强。（2）在不同营养盐浓度下的重度富营养状态水质中，沼蛤适宜在营养盐浓度较低的水体中生存，营养盐浓度越高越不适宜沼蛤生存；营养盐浓度越高越不适宜沼蛤粘附，营养盐浓度相对而言较低的水体适宜沼蛤粘附。（3）在不同藻浓度下的重度富营养水质中，沼蛤适宜在藻浓度较低的水体中生存，藻浓度越高越不适宜沼蛤生存；藻浓度越高越不适宜沼蛤粘附，藻浓度相对而言较低的水体适宜沼蛤粘附；低藻浓度水体相对而言更适宜沼蛤生存，因此移动距离最短，运动能力最差，高藻浓度水体不适宜沼蛤生存，因此移动距离最远，能生存下来的沼蛤运动能力最强。富营养状态是影响沼蛤生长、粘附和运动的关键要素，轻度富营养化状态最适宜沼蛤生长和粘附。水体中营养盐浓度和浮游植物浓度也是影响沼蛤生长、粘附和运动的关键要素，重度富营养化状态中营养盐浓度和浮游植物浓度越低，越适宜适宜沼蛤生长和粘附。

针对水体富营养化评价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多属性决策问题，提出联系数与三角模糊数耦合的富营养化综合评价方法。利用多元联系数描述评价因子与评价等级之间隶属关系的不确定性，采用分段三角模糊数确定联系数差异度系数的连续变化过程和模糊性，进而计算评价因子与评价等级之间的综合联系数，并结合评价指标组合权重确定级别特征值。应用该方法对2016年7月黄柏河梯级水库的富营养化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玄庙观水库处于贫营养状态，天福庙水库、西北口水库和尚家河水库均处于中营养状态。各水库富营养化程度排序为：尚家河水库>西北口水库>天福庙水库>玄庙观水库。该法所得结果与其它多种评价方法的结果对比表明，该方法评价结果直观有效，可以真实反映水库富营养化等级状况，能够更加细微、准确的区分同一等级水体富营养化差异，在湖库富营养化评价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春玉米-晚稻水旱轮作是近年来南方稻区种植制度变化下出现的新型两熟制模式。明确两季作物间磷肥的合理分配对玉-稻轮作作物产量与磷素利用效率的影响，对玉-稻轮作养分高效与高产协同实现，及丰富对水旱轮作前后季作物养分利用关系的认识具有理论意义。采用春玉米-水稻周年轮作田间试验，根据晚稻季磷肥前移至玉米季做底肥施用的比例及周年施磷量，设置7个磷肥施用处理，分别为两季作物均不施磷（P0）、两季作物均按常规方法施磷（P1）、1/3晚稻季磷肥前移（P2）、2/3晚稻季磷肥前移（P3）、全部晚稻季磷肥前移（P4）、全部晚稻季磷肥前移且周年总施磷量减少15%（P5）、全部晚稻季磷肥前移且周年总施磷量减少30%（P6），分析了不同施磷处理作物产量、磷素吸收量及磷素利用效率的变化。与P1相比，P3与P4处理显著提高了晚稻花后干物质的分配比例及晚稻产量，且其周年产量分别提高了4.87%和6.74%；P5处理晚稻产量与P1处理差异不显著，但P6显著降低了晚稻产量。晚稻季磷肥前移施用明显促进了玉米及晚稻对磷素的吸收，显著降低了磷素的表观盈余量。与P1处理相比，P2、P3、P4处理两季作物周年土壤磷素依存率分别减少了11.63%、26.47%与22.08%。从磷肥利用效率看，P4处理的磷肥周年累积回收效率、农学利用效率、偏生产力及磷肥产量贡献率均显著高于P1处理，分别提高了102.46%、194.83%、6.73%与176.16%。与P1处理相比，P5处理周年磷肥产量贡献率及农学利用效率差异不显著，但分别提高了其磷肥回收效率与偏生产力32.56%和58.05%。玉米季施用的磷肥对晚稻有明显的后效作用，且比晚稻季施用磷肥具有更高的磷肥利用效率。所以在春玉米免耕复种晚稻时，可将晚稻季的磷肥全部前移至玉米季施用，并可减少15%周年施磷量。

基于2000~2015年的MODISEVI数据，采用MVC、趋势分析和分布指数法，分析了重庆近16 a来植被的季节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植被减少类型冬季比例最高（6.33%），主要分布于受库区蓄水和建设用地扩张影响的河谷、城镇及其周边地区；植被不变类型秋季比例最高（88.23%）；植被增加类型春季比例最高（31.50%），主要分布于农业种植的西部丘陵区和中部平行岭谷地区。（2）植被变化类型优势分布区域各异，植被减少主要分布于小于400 m、小于 6°区域，植被增加主要分布于400~1 000 m、6°~15°区域，在大于1 000 m、大于15°区域植被相对稳定。（3）从春季到夏季，植被减少类型向低地形区（< 800 m，< 6°）移动，而植被增加类型则向高地形区（> 800 m，> 6°）移动；从夏季到秋季，植被减少类型向高地形区（> 500 m，> 6°）移动，而植被增加类型则向低地形区（< 500 m，< 6°）移动；从秋季到冬季，植被减少和增加类型均在向高地形区移动，在高地形区，植被减少（> 1 300 m，> 15°）分布强于植被增加（> 500 m，> 6°），在低地形区则是植被减少（< 1 300 m，< 15°）分布弱于植被增加（< 500 m，< 6°）。（4）在坡向的分布上，除了平地区域外，植被变化幅度在北、东、南、西坡向上随季节变化不明显。
关键词： 植被覆盖度；MODISEVI；趋势分析；地形分布指数；季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