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从居住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综合人居环境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度评价，并借助GIS可视化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结果发现：(1)综合人居环境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居环境质量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云贵川地区最低；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2)各系统层中，居住环境、经济环境质量长三角地区和省会城市优于普通城市；社会环境优质区域具有中心地指向性；生态环境则是以赣皖城市最优，中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3)综合人居环境及各环境系统层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特征，即高人居环境区域在空间上毗邻，反之亦然；从莫兰指数散点图和LISA图中看出，高-高集聚区以长三角为中心布局，低-低集聚区则位于云贵川、皖北等地。

分解长江经济带生产用水量、生活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有利于用水总量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采用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兼顾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将用水总量时空差异分解为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显示：生产用水量是长江经济带及各省份用水总量变化的主要来源，生活用水量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也逐渐增强；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是抑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而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人口规模效应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相对较弱；农业、工业经济增长都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尤其是农业，农业、工业用水强度普遍下降及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都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生产用水量是各省份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各省份用水总量与江苏、重庆空间差异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性。因此，各省份应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点开展生产环节节水、兼顾生活环节，继续降低产业用水强度、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加强生活用水定额管理、提高节水意识，各省份可以以江苏、重庆为参考对象，依据用水总量空间差异驱动因素，充分挖掘可行的节水路径。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 > 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苏南地区乡村工业用地的演化过程是剖析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核心内容。该文聚焦于苏南地区经济发达且乡村工业发达的江阴市，研究新世纪以来乡村工业用地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6年，江阴市乡村工业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净增加2 543.28 hm2；全市乡村工业用地分布特征集聚程度不断增加且地域差异显著；主要交通干道对乡村工业用地的布局引导作用逐渐加强，河流与乡镇驻地对乡村工业用地布局的指向性在下降。（2）乡村工业用地扩张强度在乡镇尺度上表现为北高南低，2000~2016年，各乡镇乡村工业用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年均扩张指数在0.46%~1.12%之间，扩张最强的乡镇（璜土镇）年均扩张指数达到1.12%。（3）2000~2016年，乡村工业用地扩张以蔓延式为主，收缩式、填充式为辅，同时伴随着部分飞地式扩张。乡村工业用地扩张强度会影响扩张模式的分布，蔓延式、填充式扩张面积随着扩张强度的减弱而增加，以扩张强度D级为节点，飞地式扩张面积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利用2012年安徽省黄山市成为生态补偿试点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分析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对黄山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使试点城市的人均GDP降低2.93%；且生态补偿政策对人均GDP的降低效果具有滞后效应，降低效果为2.15%。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改变是人均GDP下降的主要原因，体现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及第三产业的产值未能弥补试点城市为生态补偿政策付出的机会成本。从政策评估的角度看，生态补偿政策是以牺牲上游地区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分析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可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分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湘鄂赣地区550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从市域、县域两个尺度探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具有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的特征，分布形态呈集聚型，且县域尺度的集聚特征比市域尺度更明显；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低低集聚区域，传统村落分布稀疏。在两个尺度上，传统村落数量均与平均海拔、年均降雨量呈正相关，与河流密度、年均气温、公路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平均海拔、公路密度在市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人均GDP在县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自然地理因素是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形成的环境基础，并通过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

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深度贫困县脱贫进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地区脱贫压力、脱贫状态和政府响应等脱贫进程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以四川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到2020年，四川深度贫困县整体性脱贫目标可达成；（2）深度贫困县脱贫基础与脱贫速度各异，脱贫进程呈现“集中+分散”的分布特征；（3）深度贫困县内部脱贫进程不均衡，脱贫面临潜在挑战。脱贫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应加快由脱贫速度向脱贫质量转变，引入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重点谨防“暂时脱贫”陷阱，将重心放在稳定脱贫，注重巩固脱贫成果和脱贫质量；而脱贫基础较弱的大凉山彝区现阶段仍需聚焦脱贫速度，依靠经济发展的益贫作用打破深度贫困陷阱。在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县的同时，还需细分片区内部差异，避免“平均主义”倾向和行动趋同，提高政策瞄准度。

赣江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支流，赣江流域的水生态安全直接关系到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可持续与绿色发展。然而，近些年来，人类活动干扰对赣江流域水生态的影响还在持续增加。该文综述了截止2017年12月赣江流域的水环境、鱼类资源及人类活动干扰影响的相关文献。目前，赣江流域水环境处于中度污染级别，有机污染物增加，无机污染物无显著变化。鱼类共有124种，隶属10目32科。经统计近10年的鱼类资源，赣江流域鱼类有7目35科120种，其中上游鱼类4目14科22种，中游鱼类6目28科82种，下游鱼类7目28科91种。全流域10年中未发现的鱼类包括中华鲟、鲥鱼、刀鲚、弓斑东方鲀、斑条鱊、短须鱊、拟尖头红鲌、似鱎、条纹小鲃、泉水鱼等33种。该文分析了影响赣江流域水生态的三类主要人类活动干扰：水电站建设，工农业污染和航运、采砂等，这些干扰增加了水体中营养盐和有机污染物的含量，同时破坏了水生生物生境，进而影响了鱼类的生存。随着赣江流域多个大型水电站的规划和建设，建议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水电开发对水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影响研究，同时开展生态修复，加强生境保护，严控涉水行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保证赣江流域的绿色发展。

浮游植物群落特征是水域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信息，三峡水库作为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的重要区域，而关于三峡水库全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报道仍不多见。为了解三峡水库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等一系列基础信息，于2015年4月对三峡水库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调查范围包括17个长江断面（共51个样点）及22条支流库湾（共122个样点）。结果显示：共采集到浮游植物7门39属61种，以绿藻门、硅藻门、甲藻门为主，其中绿藻门有26种，占据总种数的42.62%；硅藻门有16种，占据总种数的26.23%；甲藻门有7种，占据总种数的11.48%。丰度方面，硅藻门占绝对优势，比例为34.26%，其次是隐藻门（23.72%）、蓝藻门（20.96%）。生物量方面，则是甲藻门占绝对优势，其比例达到了44.18%，随后是隐藻门（29.92%）、硅藻门（14.32%）。 丰度和生物量分别变化在2.22×104~5.12×107 cells/L和0.001 8~120.99 mg/L之间，且存在一致的趋势，从三峡大坝往长江上游，丰度值和生物量值逐渐增加。支流库湾浮游植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长江干流（Mann-Whitney U检验，P<0.001）。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表明，在长江干流中，水温（WT）、可溶性硅酸盐（DSi）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P<0.001）；在支流库湾中，硝态氮（NO₃-N）、水温（WT）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P=0.002）。该研究的成果有助于全面认识了解三峡水库长江干流和支流库湾春季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和影响因子，同时对三峡水库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为了丰富人们对有毒鱼类的认知，结合8年的调查数据和已有资料对嘉陵江中有毒鱼类的种类、分布和食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嘉陵江中有毒鱼类共计18种，隶属于4目6科17属，随着分类水平的变化（从目、科、属到种），有毒鱼类在不同分类级别下所占的比例逐渐降低。嘉陵江有毒鱼类中仅圆口铜鱼（Coreius guichenoti）和鳜（Siniperca chuatsi）分布于中下游，其余16种有毒鱼类分布于整个嘉陵江干流。Jaccard’s相似性分析表明各江段有毒鱼类分布的相似性极高，卡方（χ2）检验结果显示各江段有毒鱼类分布无显著性差异（p＞0.05）。嘉陵江分布的有毒鱼类共4类，包括卵毒鱼类2种，血清毒鱼类1种，胆毒鱼类9种以及刺毒鱼类7种，其中鲇（Silurus asotus）既属于卵毒鱼类也属于刺毒鱼类，胆毒鱼类全部来源于鲤科鱼类，暂没有发现皮肤黏液毒鱼类。这18种有毒鱼类共包含7种食性类型，主要以杂食性和肉食性类型为主，分别占有毒鱼类种类数的38.89%和33.33%。通过本研究可知，有毒鱼类在嘉陵江中分布广泛，有毒鱼类种类和类别较多。该研究促进了人们对嘉陵江有毒鱼类相关知识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嘉陵江有毒鱼类奠定了基础。

为掌握金沙江下游巧家江段产漂流性卵鱼类繁殖状况，为金沙江下游鱼类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于2017~2018年5~7月对金沙江下游巧家江段进行鱼类早期资源调查。结果表明，至少有14种（亚种）鱼类在金沙江下游江段繁殖，其中包括产漂流性卵鱼类 12 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7 种。两年调查期间，估算产漂流性卵鱼类的产卵量分别为6 949.73×104 ind 和11 056.17×104 ind，其中长江上游特有鱼类产卵量分别为3 861.44×104 ind和5 338.16×104 ind。监测期间累计出现 5 次产卵高峰(2017 年 2 次，2018年 3 次)，合计产卵量为7 942.02×104 ind，占两年产卵总规模的 42.67%。采用Pearson 相关系数对鱼卵径流量与水环境因子进行分析，2018年水温与鱼卵径流量极显著正相关（P<0.01），圆口铜鱼、长薄鳅和中华金沙鳅等特有鱼类产卵高峰均出现在流速增长期。产卵场范围为巧家县至攀枝花市江段，2017年主要产卵场分别为巧家县、会泽、会东和皎平渡4个江段；2018新增加了武定江段。与历史调查结果比较，本次调查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种类数量相对增多，产卵总量变化不显著，产卵江段相对更为分散。建议加强巧家江段产漂流性卵鱼类早期资源研究，尤其是特有物种人工繁殖技术研究，同时科学适宜地开展水利工程生态调度。

基于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化肥源面源污染、厩肥源面源污染、灌溉过程碳排放及农药流失作为非合意产出，构建了以“蓝水-绿水”为中心的水资源分析框架，借助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探析我国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的绿色技术进步情况，利用空间面板模型重点考察绿色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的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化肥源面源污染排放量和农药流失量均表现出空间聚集的特性；在其他投入和产出不变的的既定条件下，促进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绿色技术进步能够缓解农业污染的局面；将农药流失污染作为非合意产出的农业水资源利用绿色技术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减排积极影响更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4类污染排放分别体现为倒N型、倒U型、正N型和倒N型的关系，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农药、化肥粗放使用的倒N型的上升阶段，农药流失和化肥施用引起的面源污染情况仍在加剧，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厩肥还田造成的面源污染相分离的状态逐渐消失，而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污染情况则不容乐观，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所产生的碳排放面临快速上升的趋势。

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强度及配方肥用量核算数据，运用化肥施用环境风险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2016年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特征及其环境风险。结果表明：（1）2016年中国三大粮食作物普遍存在化肥施用过量现象，且不同区域之间单质肥料施用过量程度差异显著，其中，小麦和玉米种植单质肥料存在施用过量的空间范围及过量程度整体上要高于水稻。（2）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环境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且处于相同风险等级的区域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邻近性。（3）中国三大粮食作物总化肥环境风险水平整体较低，但内蒙古、新疆和江苏的小麦种植以及内蒙古、甘肃和湖北等地的玉米种植化肥施用环境风险仍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风险等级，应成为重点关注的区域。针对当前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过量现象严重的问题，政府应当加快三大粮食作物配方肥的推广应用，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企业按大配方生产配方肥，并引导企业在适宜地区进行销售，制定补贴政策以提高农民选用配方肥的积极性，开展科学指导和技术服务以提高农户科学施肥能力和认知水平。

以食物链物质流调控为核心的区域生态共生系统研究是当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和系统动力学建模平台，构建了区域食物链氮素流动效应评估框架，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对区域食物链氮素流动进行分析与情景模拟。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4年青浦区食物链氮输入和输出量经历了急剧下降到逐渐稳定的过程，区域内农业生产无法自给自足；（2）基准情景下，食物链氮素流动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总体影响较小，但2020年农业生产能力已不能满足当地人口对肉类及水产品氮的需求；（3）优化情景下，区域化肥氮投入减少了53.75%，且农业生产满足了当地常住人口的消费需要，减少区外氮产品调入量2 245.16 t，氮综合循环效率提高至25.54%，农业生产对水环境的影响降低。该优化方案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较好地保护了环境免受集约农业生产的冲击。研究成果可为区域食物链氮素养分管理提供方法和思路借鉴。

“农二代”耕作意愿关系到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和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河南省597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推拉理论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索了“农二代”分别在近期和远期的耕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近期相比，“农二代”的耕作意愿在远期将会下降。“农二代”耕作意愿在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因素有同有异。种地经历、家庭类型和农村生活压力等对“农二代”近期、远期的耕作意愿均影响显著且方向相同；种地技能要求、日常家庭开支对近期、远期的耕作意愿均有影响，但前后方向相反。而有些因素仅对“农二代”近期耕作意愿或远期耕作意愿单方面有影响。农户特征和农村推力等方面的因素在“农二代”近远期耕作意愿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农村拉力在近期耕作意愿中作用明显，而城镇拉力在远期耕作意愿中影响显著。最后，根据“农二代”的耕作意愿影响因素，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

基于六盘山集中连片区的1 112户农户调研数据，在综合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能够显著地降低多维贫困指数。通过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如果不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提高22.16%；未转出户如果有机会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下降30.22%。尽管农地转出行为能够降低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但受制于以地为生思想意识的制约，集中连片区农户并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针对河流入海水沙通量变化问题，以长江为研究对象，基于1950~2017年大通站及各组分实测水沙和降雨量数据，在分析入海水沙和各组分变化过程及各组分贡献比例的基础上，确定主要贡献组分，进而预测入海水沙通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各组分年径流量和降雨量的多年变化均不大，使得大通站入海年径流量多年变化不大，宜昌站对入海年径流量的贡献比例为48%。（2）大通站入海流量年内分配过程逐渐坦化，其中宜昌站为主要贡献组分，洪枯季平均贡献比例分别为233.79%和80.36%；宜昌站的主要贡献作用体现了其上游梯级水库群对大通站入海流量过程的调平效应。（3）流域水库建设将使得大通站入海流量过程坦化和年径流量稳定的趋势得以维持。（4）大通站年入海沙量自1985年起显著减少，三峡水库蓄水前大通站泥沙主要来自宜昌，其贡献比例为116.04%，三峡水库蓄水后，大通站泥沙主要来自宜昌—大通区间的河床补给，其贡献比例为53.29%；水库下游河床补给逐渐减少和水库淤积平衡时间延长将使得大通站多年平均入海沙量在较长时期内（>300年）不超过1.5×108 t/a。

湖泊富营养化问题是我国湖泊保护面临的紧迫问题，开展湖泊营养状态评价及其限制因子研究，对于富营养化湖泊治理和生态系统修复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调蓄湖群-高邮湖、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为研究区域，于2018年4月非调水期和10月调水期对调蓄湖群109个样点开展了系统监测，采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对调蓄湖群营养状态进行了评价，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湖群富营养化特征及其限制因子。结果表明：同一水期内调蓄湖泊间水质指标不尽相同，各调蓄湖泊非调水期水质优于调水期，影响水质达标的主要因子为总氮和总磷。调蓄湖群调水期均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非调水期均处于中营养状态，非调水期优于调水期。透明度和叶绿素a是决定调蓄湖群富营养化水平的限制性因子。

 城郊生态系统中土壤重金属分布及其在土壤—植物系统的迁移和富集特征是城乡共生体土壤安全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典型经济作物浙贝母（Fritillaria thunbergii）为例，基于野外采样和实验分析，对长三角代表性城郊农田中土壤—植物系统重金属的分布、富集和迁移特征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城郊农田土壤中重金属除Cr外，Cu、Zn、As、Cd和Pb的平均含量超过土壤背景值，并且不同重金属在空间分布上表现较高的空间异质性。除Cd和Cr外，浙贝母植株不同部位重金属含量表现为叶、茎显著高于鳞茎，叶中重金属含量可达到鳞茎的5~10倍，表明叶比鳞茎更易富集重金属。重金属迁移系数分析表明，Cr、Cu、Zn、As、Cd和Pb主要富集在浙贝母植株的地上部分，且不同重金属在植株中的迁移和富集能力具有较大的差异。浙贝母地上部分对Cr、As和Pb的富集能力较低，对Cu、Zn和Cd的富集能力相对较强。相比而言，鳞茎对不同重金属的富集能力均较弱，综合污染评价也表明，浙贝母鳞茎中重金属含量并未超过污染标准。

川西高原植被系统受地形因子影响在垂直方向上空间特征差异明显。以MODIS EVI遥感数据作为植被动态监测指数，结合高程数据分析2000~2015年川西高原植被EVI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然后根据川西高原内部及附近39个气象站点的气温和降水资料开展川西高原植被EVI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1）川西高原近16年生长季植被EVI以0.8%/10 a的速率波动增加，沿海拔梯度具有先升高后降低的特点，垂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2）川西高原植被EVI变化趋势整体处于稳定状态，改善面积多于退化面积。在<1 000 m的低海拔区域，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植被退化严重；中等海拔范围内水热条件充足，利于植被生长，植被逐渐得到改善，局部地区有轻微退化现象；在>4 000 m的高海拔地带，植被EVI波动幅度较低并趋于稳定；（3）不同高程区间内植被EVI变化受气候影响不同，川西高原高海拔地区植被生长主要受气温控制，而中等海拔地区受降水影响较大。（4）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川西高原植被EVI变化受非气候因子驱动的面积分布较广，约84.22%；受气候因子驱动的面积占比为15.78%，气温对植被生长和分布的驱动作用强于降水驱动作用。

总氮(TN)、总磷(TP)是评价湖泊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指标，而实验分析中的总氮、总磷含量的测定结果受诸多因素（如水样储存方式、储存时间和氮磷赋存状态等）的影响，易造成分析数据的不稳定性。对于云南典型喀斯特地区湖泊水体氮磷含量分析而言，特别是在采样点距实验室距离远、样品数量多的情况下，不能按实验分析标准要求时间完成分析。该研究针对云南九大高原典型湖泊的特殊性和在大批量样品采集、远距离搬运、实验分析需要一定时间的实际情况，选择3个氮磷含量差异较大的抚仙湖、阳宗海和滇池为研究对象，对采样后样品在低温储存条件下随测定时间而发生变化进行分析，探讨样品TN、TP和溶解态氮（DN）、溶解态磷（DP）含量的变化特征，以确定最佳的实验分析时间。研究结果表明：（1）采样后即进行氮磷含量分析结果显示：3个湖泊水样氮磷含量差别明显，同时存在状态不相一致，滇池样品中氮磷含量最高，其TN含量为2.44 mg/L，DN含量为1.47 mg/L，占总氮的60%，TP含量为0.13 mg/L，DP含量为0.02 mg/L，占总磷的15%；阳宗海次之，其中TN含量为0.73 mg/L，DN含量为0.60 mg/L，占总氮的82%，TP含量为0.04 mg/L，DP含量为0.03 mg/L，占总磷的75%；抚仙湖最低，其中TN含量为0.32 mg/L，DN含量为0.28 mg/L，占总氮的90%，TP含量为0.02 mg/L，DP含量为0.01 mg/L，占总磷的50%；（2)样品在低温室（3℃~4℃）随着静置时间的增长，TN、TP含量均呈现降低趋势，说明静置时间对其有影响；其中滇池和阳宗海水样总氮总磷含量降低幅度较大，而抚仙湖较小；（3)样品经过滤后，滇池阳和宗海的水样氮磷含量呈现降低趋势，而抚仙湖则无明显变化。样品储存时间、过滤处理对氮磷含量低的湖泊水样影响较小，对氮磷含量大的湖泊影响较大，尤其是颗粒态氮磷含量较高的样品。由于水样中氮磷存在多种形态，湖泊营养程度不同，在对水样进行氮磷含量测定时，应当考虑水样储存时间和氮磷赋存状态等因素。

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该研究引入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和探讨了2000~2015年青藏高原NPP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机理，并定量区分了NPP变化过程中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结果发现：（1）2000~2015年，青藏高原NPP年均值总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在年际变化方面，近16年青藏高原不同生态子区的NPP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2）近16年青藏高原NPP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表明西南部NPP在增量和增速上大于东北部。（3）NPP与降水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中部、青藏高原东南部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中下游，而NPP与气温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藏南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北部。（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青藏高原NPP变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在空间上呈现“四线-五区”的格局。研究成果可为揭示青藏高原区域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极端降水事件具有小概率和高风险的特征，采用高分辨率数据有助于了解极端降水真实情况。采用1961~2013年中国小时降水数据，从极端降水的强度和频次特征出发，采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诊断中国小时极端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重现期下的中国小时极端降水强度具有明显的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不同百分位数下的中国小时极端降水阈值也具有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2)不同百分位数下的1961~2013年中国小时极端降水频次变化趋势主要以增加趋势为主，且随着百分位数的增加，增加趋势趋于减小并向长江流域地区集中。中国小时极端降水频次波动特征则呈东南波动小-西北波动大的空间分异格局，且随着百分位数的增加波动大的地区从西北向东部和南部地区扩张，同时西部地区逐渐呈现出波动大小镶嵌的格局。(3)90%和95%分位数下的中国小时极端降水频次EOF分析表明，中国小时极端降水频次具有明显不同的时空变化模态，且前两个模态可以反映中国小时极端降水频次的主要时空变化模态。两种超阈值取样方法均反映了长江流域呈增加趋势的时空模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