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是约束企业污染行为的政策组合，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运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趋势检验分析法和面板Tobit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2009～2018年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环境规制效率呈现差异性，成渝城市群末端治理不协同造成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差异小，但水平低于其他城市群；（2）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明显，成渝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政策投入，环境规制效率稳定在中等水平，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低效率水平城市集聚地带，恶化型城市占比高达45.16%；（3）三大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需要在资金分配、政策投入以及污染物末端治理等方面加以完善；（4）市场化水平对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影响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影响对不同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产生不同作用。本研究为三大城市群制定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与措施，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为其它区域环境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区域发展可持续性、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视角，通过采集长三角绿色技术专利合作及绿色技术转移数据，运用Gephi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进行结构分析。结果表明：（1）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发育程度较低，大量城市在绿色技术创新网络中较边缘化；（2）绿色技术创新依赖创新主体间知识互动，地理邻近促进了创新合作行为的产生和知识的扩散；（3）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强-强联系”与“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绿色技术专利合作网络呈现“一超多强”的多中心格局，绿色技术转让网络呈现单中心格局；（4）区域一体化下，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兼具邻近性和等级性特征，不同类型城市参与创新网络应有差异；进而，提出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优化策略。创新点在于：建立了区域一体化与技术创新网络的关联，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强调了地理邻近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的重要性。

作为实体空间的补充，赛博空间的研究为解读区域空间组织方式提供新的视角。基于百度指数信息流数据，通过分析城市出入度、城际出入流和节点区域的特征，揭示了2018年长三角赛博空间信息流动的方向性与层级性。结果显示：（1）从出入度来看，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兼具信息资源的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合肥在长三角赛博空间的主导性较强但信息虹吸能力弱；出入度均低的城市主要位于安徽省内。（2）从出入流来看，杭州的强信息辐射效应主要在省内；南京的信息辐射集中在沪宁杭沿线；苏州的辐射效应集中在沿海城市；上海对江浙城市有较强的信息辐射；而安徽城市则通过南京融入长三角信息流，整体参与度较低。（3）从节点区域来看，长三角赛博空间形成了以上海为绝对中心、南京为次级中心、合肥为三级中心的跨区域等级性节点区域和以杭州为中心、宁波为次级中心的浙江本地节点区域。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三甲医院作为区域性医院，研究其空间配置的均衡性，有助于从区域层面统筹好优质医疗资源，为推动区域医疗服务一体化建设提供思路。研究以区县为单元，运用重力型两步移动搜索法量化分析了不同服务半径和距离衰减参数β对三甲医院可达性的影响，并对可达性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各区县三甲医院供需协调发展水平。结果发现：（1）通过缩小服务半径以及增大距离衰减参数，能够提升三甲医院供给的平均水平，但是各区县间差距将会增大，盲目扩大服务半径则会降低供给的平均水平，并且在距离衰减参数较高的情况下，各区县间差距也会显著提升。关键在于不断优化三甲医院的空间布局使其服务半径相对合理，同时引导居民在一定范围内有序就医。（2）三甲医院可达性的两极化特征较为明显，高铁的发展能够促进交通优势地区形成可达性高值的连绵地区，以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以及南京都市圈为代表，但是也会加剧交通劣势地区居民就医困难的问题，以皖西、浙西以及苏东地区为代表。因此，需要持续推进区域三甲医院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步建设。（3）当下各区县三甲医院整体供需关系较为协调，但是协调等级相对较低。供需失调地区集中分布在安徽、苏北与浙南地区，浙北与苏南地区则形成了连绵成片的供需均衡地带。供给高于需求区县主要分布在安徽省和江苏省，是提升三甲医院利用效率的重点地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旅游地理学的经典理论。它可以较好地判断旅游地的发展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发展趋势，为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但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出现许多“网红”旅游地，其发展变化趋势与传统旅游地生命周期具有许多不同。综合运用SEIR模型和广告预算模型，通过模拟游客量，描述了新媒体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非线性影响，并选择青海茶卡盐湖、重庆洪崖洞、西安永兴坊为例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综合所有模拟结果，得出以下结论：旅游地生命周期在新媒体影响下可能演变为“二次增长型”、“传统S型”、“先增后降型”、“短期波动型”4种形态，其具体形态变化取决于游客的信息传播意愿和旅游意愿以及旅游地发展阶段。研究结果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同时可以为信息时代旅游景区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适宜的战略决策是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评价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优先性，基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确定政策的影响因素并确定10种替代方案，再通过AHP法得出权重，最后通过模糊TOPSIS法得出替代方案的最优排序。结果表明:10种替代方案中，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有序退出的优先度最高，其次为严格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优先开采清洁与新兴矿产资源，而提高矿业产业集中度相较于其他方案的优先度最低，同时通过敏感性分析验证了模糊TOPSIS法的可靠性。为短期内重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提高矿产资源开发的保障能力与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及中长期构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建议将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有序退出作为目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主导方向。

基于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POI数据，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空间叠加分析等方法，探析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整体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在片区层面上，集中分布于湖北分片区和湖南分片区；在地市层面上，主要聚集于恩施州、怀化市、渝东南地区、湘西州、张家界市和铜仁市。（2）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分布密度的空间差异显著，湖北和湖南分片区表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而贵州和重庆分片区核密度值自东向西梯度递减。（3）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显著，其中地形地貌、河流水系和空气质量既是重要的构景要素，也是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内生动力；而区域经济、交通通达性、旅游发展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外部调控作用明显。

植被覆盖度是描述区域内植被修复和生长的重要因子，定量研究了FAST项目实施前后植被覆盖度变化时空特征，并利用景观格局对该区的植被覆盖度进行分析。基于Landsat TM/OLI影像反演FAST电磁波宁静区2008~2018年5期植被覆盖度数据，利用Fragstats 4.2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2008~2018年，林地的增长趋势明显，该区域的植被覆盖度呈现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植被覆盖类型上，2008年集中在中、低植被覆盖度，2018年多为中高、高植被覆盖度。(2)从植被覆盖度的转移情况可以看出，植被覆盖度增加的面积远大于退化的面积，增长趋势显著。核心区2010~2016年的植被覆盖度增长面积为48.01 km² ，退化面积仅为16.19 km² ，实际表现为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增加。(3)FAST电磁波宁静区林地面积的增加对植被覆盖度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在景观格局上表现为植被覆盖度的斑块密度和斑块数量呈下降趋势，景观破碎化程度降低，连通性增强，景观格局趋于稳定，聚集度上升，说明有效的林地保护措施对该地区的景观格局影响很大，稳定的景观格局对台址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为该地区不同范围的植被保护力度提供遥感监测支撑。

为揭示立地类型和林龄对四川省马尾松林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以丘陵、山地2个立地类型小区的4个立地类型组、6个立地类型亚组和15个立地类型中不同林龄马尾松人工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各立地类型与林龄内马尾松针叶C、N、P含量及计量比。结果表明：四川省马尾松针叶平均C、N和P含量分别为524.34±29.09、10.28±0.51和0.99±0.18 g/kg，C∶N、C∶P和N∶P分别为51.08±3.68、543.90±97.40和10.73±2.24，且其均受立地类型与林龄的显著影响(P＜0.05)。同一林龄中，针叶C∶N、C∶P和N∶P在丘陵高于山地；C含量、C∶N和C∶P均在砂质黄壤、丘陵坡下部、山地600～1 000 海拔15°～35°的阳坡中较高。四川省马尾松人工林适宜的立地类型为丘陵砂质黄壤坡下部及山地砂质黄壤600～1 000 m海拔15°～35°的阳坡，其针叶C储存能力和N、P养分利用效率较高。同一立地类型内，与针叶N、P含量变化趋势相反，马尾松针叶C含量与计量比自幼龄林至近熟林期逐渐下降，可能受N限制，自近熟林至成熟林期逐渐升高，可能受P限制。

监测植被变化对评价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以MODIS数据反演得到的中国总初级生产力、叶面积指数、植被覆盖度、温度植被干旱指数和陆面温度5项指标为基础，构建了植被生态指数（VEI），并利用SEN+Mann-Kendall、Hurst指数及变异系数等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植被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可持续性及稳定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布看，植被生态质量差和较差区面积占全国植被覆盖区总面积的25.46%，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甘肃西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优良区占比42.91%，主要分布在东北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华东的中部及南部地区、华中和华南以及秦岭地区；(2)从年际变化看，植被生态质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年增长率为0.1%；(3)从空间格局变化趋势看，植被生态质量呈增加、基本不变和降低的面积分别占植被区总面积的34.82%、54.19%和10.99%；(4)从稳定性和未来变化趋势看，在过去的近20年我国植被生态质量的变化幅度较小，稳定性较好；我国植被生态质量未来的变化趋势与过去近20年一致，即将保持继续改善的趋势；(5)从不同植被类型看，13种植被类型的生态质量均呈改善趋势，且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和稠密灌丛的生态质量最优，永久湿地、草地和稀疏灌丛的生态质量较差。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 _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 _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 _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 _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 _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 _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 _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 _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 _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 _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 _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以1961~2018年湖北72个国家站的气象观测资料和NCEP再分析资料为基础，采用代表站分类、时序演变、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研究雾和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北地区的雾和霾空间分布不均，霾多发生在大城市和工业城市，雾多发生在鄂西南山区；1980年前，雾和霾的年代际变化趋势比较一致，之后呈反相，总体上呈现负相关，2005年后霾日较雾日明显增加。（2）城市站与生态站雾日的年变化趋势均是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由增至减的拐点分别出现在1980和1987年，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的生成有影响；霾日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空气污染的年际变化无明显的城乡差异。（3）对于所有站点来说，“区域尺度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气溶胶污染）”等3个因素对雾的定量影响相当；对于城市站，城市化的影响明显占主导（55%）；对于生态站，气溶胶污染的贡献率最高（43%）。

利用2013~2019年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监测数据、L波段雷达探空资料、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对夏季和秋冬季武汉地区污染日的大气污染特征、边界层结构、环流形势、物理量场进行研究，建立了武汉地区大气污染的天气概念模型。主要结论如下：（1）武汉市空气质量具有季节性变化特征，大气污染程度四季分布表现为冬>秋>春>夏。夏季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冬季首要污染物是PM2.5。（2）比较挑选出的夏季清洁日和污染日的气象要素特征，污染日逆温的平均强度约为清洁日的一倍，逆温底高一般在600 m以下，空气质量一般为轻度-中度污染；静风频率（37.1％）明显高于清洁日的静风频率（2.9％）；污染日平均风速小（0.8 m/s），边界层内相对湿度较低。同样比较秋冬季两类天气的气象要素特征，污染日逆温底高低、厚度小，不及清洁日的一半，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易出现重度污染天气。静风频率（20％）高于清洁日的静风频率（7.5％），风速小（1.6 m/s），污染日边界层内呈明显上干下湿的格局。（3）建立了夏季大气污染的天气概念模型，污染日副高偏弱位置偏东，长江流域易少雨干旱；地面我国东部大范围地区处于均压场中，武汉地区为偏东北异常小风，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4）建立了秋冬季大气污染的天气概念模型，长江流域环流平直少波动，配合地面弱低压的天气形势和较强的逆温使得大气污染物聚集在近地面。蒙古冷高压强度偏弱，使得入侵我国的冷空气强度偏弱；武汉地区为偏北小风，对雾霾的移除和稀释扩散作用差。该研究结论可供大气污染预测预警研究和环境管理部门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参考。

为研究岸线码头密度对河流水动力变化及污染物输移的影响，以武汉河段为例，基于Mike21模型建立了适用于该河段的平面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计算了长为9.6 km的岸线范围内布置不同密度码头群后引起的附近区域内水位、流速变化以及突发水污染事故后的自净能力变化，从空间差异性、最大变幅等角度对比了三者的差异，并归纳了码头密度与水动力条件、污染物浓度变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随着码头密度增加，工程区上游水位变化较流速更敏感，工程区及下游局部位置水位变幅较小，而流速变化较为敏感，表现为前沿主流区流速增大，近岸区流速减小；当码头密度大于1.25~2.5座/km的临界范围后，水动力条件随码头密度的变幅逐渐减缓。（2）修建码头后，受水动力变化影响，工程区河段上游污染物浓度变化呈“峰前减、峰后增”，但工程区下游呈“峰前增、峰后减”的特征；工程区间内表现为主流区浓度增大、近岸带浓度减小、高浓度滞留时间总体增加的变化特点。（3）受码头工程群影响，无论是区间整体上，还是局部范围内，污染物浓度相对水动力条件变幅更大，对河段内水源地的取水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以上认识对于河流岸线开发利用规模选取和效应评估具有参考意义。

水位是湖泊湿地水文情势和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指标，如何确定适宜生态水位阈值是确保湖泊湿地健康的关键。以东洞庭湖城陵矶站和鹿角站突变前水位过程（1959~1978年逐日水位资料）为基准期，采用RVA法、年内展布法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建立了东洞庭湖适宜生态水位过程。结果表明：（1）RVA法计算逐月生态水位阈值的波动范围均值是2.18 m，而年内展布法计算逐月生态水位阈值的波动范围均值是5.12 m，水位波动较大，对于东洞庭湖适宜生态水位来说，RVA法计算生态水位的波动范围更有利于维持湿地植物群落健康和生物多样性;（2）受湖底高程影响，鹿角站的高低水位发生时间会比城陵矶站提前15 d左右，而高低水位的历时和波动范围以及动植物敏感期（3~6月）的平均水位变化速率并未有显著差别;（3）水位变异后（2003~2016年），东洞庭湖水位大部时间处于生态水位阈值内，只需要对不满足生态水位的消落期采取调整措施，鹿角站和城陵矶站年均水位差距减少0.46 m，洞庭湖的水动力系统减弱，给洞庭湖生态健康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研究可为东洞庭湖生态水位和三峡及上游电站联合调度提供依据。

为探究高原湖泊河口湿地氮循环过程，以洱海罗时江河口湿地沉积物为研究对象，布设8个监测点按季度开展现场调查，分析沉积物无机氮的时空分异特征，采用PVC顶盖原位培育法分别在夏、秋季开展沉积物净氮矿化与硝化速率实验研究。结果表明：(1)湿地沉积物氨氮(NH₄⁺ -N)、硝氮(NO ₃^- -N)和总氮(TN)含量分别为5.92±6.31、14.49±20.89和1 408.98±625.29 mg·kg^-1，NH₄⁺-N含量沿进水口到出水口方向呈递减趋势，且冬季显著高于其他季(P<0.05)。湿地西侧沉积物NO₃^- -N含量高于东侧，NO₃^- -N含量存在极显著的季节性差异，春季显著高于夏秋冬季(P＜0.01)。(2)沉积物净氮矿化和硝化速率的变化范围分别为-0.244~0.256和-0.085~0.084 mg·kg^-1·d^-1，湿地进水口两个培养期的净氮矿化速率和培养期II的硝化速率显著低于其他监测点(P＜0.05)，而培养期I的硝化速率在湿地中部较高。净氮矿化速率大于硝化速率并形成NH₄⁺ -N累积。河口湿地沉积物培养后的无机氮主要以NH₄⁺-N形式存在(占NH ₄⁺ -N和NO₃^--N总量的55.37％)。(3)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净氮矿化速率与含水率显著负相关(P＜0.05)，硝化速率与培养前的NO₃^--N含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而与培养前的NH ₄ ⁺-N含量显著负相关(P＜0.05)。

探究石漠化环境不同生态恢复措施下土壤团聚体粒径组成、稳定性水平及有机碳变化特征，为石漠化生态治理模式优化配置提供理论依据。以农耕地为对照，选择石漠化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核桃林、黑麦草地、刺梨地和天然恢复的灌草地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恢复环境中0~20 cm土层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及其有机碳储量变化。结果表明:相比农耕地，核桃、黑麦草和天然灌草样地内水稳定性大团聚体含量增加，微团聚体含量减少，灌草地和核桃林地团聚体MWD、GMD分别显著高于农耕地，表明利用方式转变为灌草地和核桃林后团聚体稳定性提高，土壤结构得到改善。农耕地利用方式转变后，人工核桃林、黑麦草地和天然灌草地各级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及储量增加，其中以灌草地尤为明显，同时核桃林、黑麦草地和天然灌草地三者有机碳储量增量主要源于>5和2~5 mm两个粒级团聚体贡献。总体而言，相比人工林草治理措施，天然灌草地在增强土壤团聚结构稳定性和促进有机碳积累方面更优。

为研究坡度、坡位等地形因素对土壤碳氮变化的影响，以川西南植烟紫色土为对象，探究了坡度、坡位及其交互作用下不同层次（0~20、20~40 cm）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及碳氮比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总体偏低，变异系数均为0~20 cm>20~40 cm，而碳氮比的变异系数则表现为20~40 cm>0~20 cm；（2）随坡度增加，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及碳氮比逐渐降低，其中有机碳和全氮在0°~5°与5°~20°间差异显著；相比于0°~5°，其他坡度土壤有机碳降幅为10.07%~28.69%，全氮降幅为3.72%~23.74%；（3）随坡位下降,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增加，以全氮增幅较大，相对于上坡位，中、下坡位土壤有机碳增幅为6.48%~15.98%，全氮增幅为13.43%~30.34%。碳氮比随坡位下降而降低，但差异不显著；（4）坡度主要影响有机碳含量变化，坡位则对全氮及碳氮比变化影响明显，坡度坡位交互效应尤其显著。总体来看，随坡度增大，土壤有机碳显著下降，坡位越高，土壤全氮下降越显著，土壤碳氮比上升越显著，尤以20~40 cm土层中上、中坡位碳氮变化协调性差，碳氮比随坡位增高显著上升。

绿化屋顶的降温节能效益已有诸多文献报导，但专门针对夏热冬冷地区不同屋顶绿化模式的全年能耗模拟研究并不多见。以南京为例，采用EnergyPlus模型分析粗放、半密集、密集3类典型屋顶绿化的全年建筑能耗削减效应及季节规律，基于降温节能价值开展成本效益分析。结果表明，屋顶绿化能够通过蒸散与隔离作用调节建筑屋顶表面温度，夏季以降温为主，最大降温幅度为29.3℃，冬季以保温为主，最高升温幅度为13℃。夏冬两季屋顶表面温度的降低/升高分别引起建筑制冷/热负荷的削减：粗放、半密集、密集3种绿化屋顶夏季制冷负荷削减率分别为-0.4%、2%和2.4%，冬季制热负荷分别降低16.5%、23.1%和28.3%，全年建筑能耗削减率为1.9%、4.9%和5.9%，其中，顶层能耗削减占削减总量的11%~71%。成本效益分析结果表明，密集型屋顶绿化的财务净现值最大、投资回报率最高，但3类绿化屋顶在40年生命周期内均无法通过能耗削减效益收回投资成本。研究结果可为同气候区屋顶绿化设计与推广提供参考。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为提升其治理效果，需要引入村规民约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力量，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完整规制体系。将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对农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监督主体的情境下，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1）村规民约在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村规民约的惩戒规制机制作用显著，然而其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表明村规民约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2）社会监督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村干部、村民邻里和保洁员作为监督的中坚力量，其构成的社会监督网格能有效约束农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其中，村民邻里监督的效果最好。（3）社会监督在村规民约与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间起着调节作用。社会监督由于集成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特征，弥补了村规民约存在的缺陷，因而提高了村规民约对农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行为的约束力。

将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试点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理论上看，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通过绿色政策供给、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资金支持和绿色红利外溢而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水平；（2）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从双重差分结果来看，2014年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实践对区域绿色发展的贡献率为17.7%，且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反事实检验。（3）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耕地资源禀赋的显著影响。为更好地保持、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效应，应该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采取多元化手段完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体系，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能力。

根据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运用秦巴山区498户茶叶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分析了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参照规范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都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但仅有积极情感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影响；环境技能中的策略知识和行动能力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只有行动能力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2)积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消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3)社会参照规范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但环境情感的类型不同调节方向不同。

多主体协同治理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茶叶地理标志保护为例，采用DEA-HR模型分析地理标志保护多主体合作博弈及协同绩效。结果表明：现阶段地理标志保护主体（监管部门、茶厂、茶农）合作不完全；保护主体协调度仅为0.64，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型”阶段，茶厂与茶农成为拉低整体协调度的短板；进一步运用门槛模型揭示茶厂与茶农协调度低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测强度弱、茶农的品牌了解程度低，同时测出茶厂与茶农的经营规模存在门槛效应。为提高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绩效，政府应协同其他主体强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力度，构建以市场监管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