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1998～2017年全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能力结构关系模型，测度中国各省域的创新能力，揭示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1998～2017年各省域的创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但不同省域之间的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距且呈逐渐扩大趋势。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最强，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已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超，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高于西部地区；(2）在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演化过程中，耦合网络的密度与强度都有明显增强，极化特征明显，耦合网络空间范围向东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全国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空间网络分布格局，省份间在开展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小团体集聚现象；(3）各省域在协同创新中获益的差距不断扩大，省域协同创新获益格局在地理上呈现出集聚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成为我国协同创新获益较高水平的第一梯队，江苏-上海是我国省域间协同创新获益最多的一对省份。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导向下，准确识别长江经济带城市建成区，并揭示其演化规律对于优化流域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Landsat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融合算法提取长江经济带城市建成区，并采用位序-规模、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索了其时空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规模存在明显的位序-规模分布格局，分形特征显著；（2）建成区规模呈现“东高西低”、“轴线高两端低”，建成区密度呈“一个中心，两个次中心”的格局特征；（3）城市由点源聚集增长向轴线式扩张转变，国土空间“T”型增长格局逐渐显现；（4）建成区增长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区域内三大城市群为主要热点区。研究结果能够为流域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权衡提供定量参考和决策依据。

基于2000~2017年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变差函数、面板向量自回归和面板灰色关联模型探究三者的时空演化、冲击响应及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皆呈持续递增演进，且地市间分异趋于持续下降;（2）综合福利、资源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交互作用影响，三者间冲击响应具有时序累积效应，而资源环境压力与综合福利水平不具有因果作用关系，经济增长和综合福利存在单向因果关系;（3）面板灰色关联揭示经济增长和综合福利空间关联系数较高，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而综合福利、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压力的空间关联系数则呈现出经济欠发达地市高于发达地市的空间错位现象，且三者间的关联系数随时间呈波动下降变化。

基于专利转移数据，采用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刻画长三角41个城市2010～2018年专利转移网络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讨城市创新联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专利产出和输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效应，但专利吸纳的“核心—边缘”特征逐渐弱化；（2）城市专利转移网络呈现显著扩张态势，多中心网络化格局凸显，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增强；专利转移的路径选择具有地理临近特征，且路径创造与路径依赖并存；（3）以专利转移数据表征城市创新联系强度，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等是影响城市创新联系的关键因素，且这一过程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分析专利转移网络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不仅完善了创新联系的动态测度方法，也可以为长三角制定科学政策、提升创新能力、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提供参考。

大数据分析已成为新时期理解城市网络的关键。基于交通、信息大数据，通过SNA、SSI、Modularity等方法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空间异质性明显，极化作用突出。普铁网络形成以周边城市为主的“π”型空间联系格局，高铁网络廊道效应显著，呈现以沪昆、汉沪蓉高铁为轴线的侧“V”型联系格局，信息网络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向外放射状空间联系格局。SSI均小于0.1，空间极化效应明显。（2）拓扑结构上，普铁、信息网络单核结构显著，高铁网络双核结构突出，综合网络显现多核结构。（3）社区结构上，普铁和高铁网络社区结构明显，信息和综合网络未形成明显的社区结构。（4）城市规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发挥关键作用，地理距离、行政等级以及城市职能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环渤海高铁沿线城市为对象，研究高铁通车前后的可达性状况及其空间分异格局，预测未来沿线空间格局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1）环渤海高铁的开通大大提升了沿线的可达性，时空收敛效应显著，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高铁轴带内部呈现线路“中间高、首末低”的分异特征，可达性最优要素由京、津向环渤海高铁线路两侧扩散；（2）环渤海高铁沿线城市可达性的提升加速沿线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和重塑，表现在环渤海高铁“C”形轴带空间极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沿线的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三大城市群一体化进程显现，产生1+1+1>3的组合效应；环渤海港口群对接铁路线，空间分化与组合日趋复杂；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通道的融合。

 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是缓解城乡用地供需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考察农户未来预期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积极的预期使农户具有更高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对农户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分化在“未来预期—宅基地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影响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对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农户将积极的预期转化为退出行为的概率越大。故此，可从稳定农户预期和创造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能力及条件入手，稳定农户预期，关注农户就业，鼓励和引导有积极预期、有条件的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

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与利用变化和区域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以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市为例，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功能角度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熵权法、景观生态学等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的特征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三生空间功能评价结果，可以将上海市划分为非农生产生活区、三生协调区、生产主导区和农业生产生态区等4个具有独特禀赋特征的功能区域；（2）空间功能是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基础，在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形成2005～2018年不同区域差异化的演变趋势；（3）截至2018年底，3个区域农村居民点规模：农业生态区＞生产主导区＞三生协调区；形状规整程度：生产主导区＞三生协调区＞农业生态区；分布集聚程度：农业生态区＞三生协调区＞生产主导区。根据上述结果，结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了各功能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策略。研究结果有助于直观地揭示土地利用布局与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等状况的动态关系，促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乡体系。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村镇聚落的空间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重塑过程，探寻其演变规律、研判其背后动力机制对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的村镇点位数据，运用最近邻比率、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等GIS和统计分析方法，以江苏省为例，从省域和县域尺度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村镇聚落格局及演变机理。结果表明：（1）省域尺度上，江苏省村镇聚落整体呈集聚分布，但集聚态势略有减弱；核密度的区域差异显著，整体东部小于西部，苏北连续性较强而苏南较为破碎；密度核心普遍收缩，苏南地区收缩最为显著。（2）县域尺度上，村镇聚落集聚格局依旧，与省域尺度一样，其集聚程度随时间推移而降低；冷热点分布较为分散，“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冷点区”均位于苏南地区；时间维度上，“热点区”有扩大趋势，“冷点区”则呈收缩之势；苏南和苏北地区的村镇聚落格局在该尺度上变化均较为明显。（3）演变机理上，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村镇聚落空间演化过程，在本文研究时段内，交通、城市化和政策3个因子对江苏省村镇聚落的格局改变具有显著性。

基于2006～2016年中原城市群各地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差异，基于此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旨在促进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16年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波动变化趋势。高效率聚集区主要分布于中原城市群的西部，而东部的高效率聚集区逐渐向北部迁移。（2）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要素投入以及非期望产出的冗余是造成中原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3）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4）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于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政压力、城市房地产投资对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5）研究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要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中原城市群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建立联动发展机制，增强城市土地利用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河床基质为溪流鱼类的重要栖息地。为研究溪流河道整治后基质组成变化对鱼类群落结构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阊江上游选取急流浅滩与缓流浅滩两种典型溪流生境，对比分析了两种生境河道整治前后鱼类群落结构的变化及其主要原因。结果表明，采集鱼类数量由河道整治前的24种降低至整治后的17种，但前后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鱼类群落优势种由河道整治前的5种降低至整治后的3种。河道整治前鱼类群落的Shannon-Weiner指数、Simpson指数、Margalef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分别为1.623~2.253，0.715~0.866，1.680~3.109和0.652~0.813；整治后分别为1.120~1.679，0.528~0.724，1.444~2.695和0.508~0.722。除春季和秋季整治后的Margalef指数高于整治前，其余各季节，河道整治前的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均要高于整治后（P<0.05）。主要原因在于河道整治后河床基质粒径及粒径多样性降低、流态减少等使生境异质性降低。因此，建议在河道整治过程中避免选择性清除大粒径基质及裁弯取直等，以维持河床基质的多样性，从而防止或降低施工带来的不利影响。

生态承载力状况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着眼点，也是科学把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利用参数修正后的生态承载力模型测算安徽省及各城市整体与人均层面上的生态承载力，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比较1998~2018年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的演化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探究各因素对安徽省生态承载力影响力的变化。结果表明：(1)基于“省公顷”进行修正后的模型参数与其他尺度显著不同，差异明显；(2)全省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全省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各市生态承载力自身波动变化趋势显著，与其他城市存在差距；各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升降趋势与整体层面不同；(3)各市生态承载力存在一定退化现象，皖北地区状况较皖南地区优势突出，“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特征鲜明；(4)影响因素中环境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作用在增强，人口压力状况作用削弱，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要大于单因子作用。需要持续关注生态承载力的演化特征，合理优化生态承载力区，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资源本底供给相适应。

以江西省浮梁县为研究区域，基于土地利用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从自然条件、人类活动、景观格局3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采用CRITIC-TOPSIS模型研究2000～2018年浮梁县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分异状况，并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浮梁县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8年浮梁县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小幅度下降的态势，在具体历程上经历了从较好到恶化再到恢复向好的一个过程。（2）浮梁县各乡镇区域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形成差异的原因也各有不同。较为良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中北部，较差的地区呈现围绕县城区聚集的特点，蛟潭镇、湘湖镇两地呈现出特殊性。（3）浮梁县土地生态安全状态受到多种障碍因素的共同影响，在不同时间节点，障碍因素与作用程度也不尽相同，关系较为复杂。水网密度、地形位指数、水土协调指数、人均耕地面积4项障碍因素对浮梁县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较为突出。

 为了定量评价长江中下游近60年来水文情势变化，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均值差异T检验法对长江中下游宜昌、汉口和大通3个水文站1954～2016年径流量进行趋势和突变检验，采用累积量斜率变化率法，定量评估长江中下游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量变化的影响，并运用RVA法对径流量突变前后32个水文指标改变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下游宜昌站和汉口站年径流量呈减少趋势，大通站年径流量总体呈增加趋势，总体变化趋势不显著，径流突变点分别发生在2002、2005和2006年，总体上与三峡水库蓄水时间相符；（2）三峡水库蓄水主要影响长江中下游径流年内变化，尤其是对年极值影响最大，且随着距离水库的增加，影响减弱；（3）宜昌、汉口和大通水文站水文改变度分别为55%、46%和32%，长江中下游河流水文情势总体上属于中高度改变；（4）气候变化占对中下游径流量改变贡献程度的70%左右，人类用水以及水库蓄水等人类活动贡献程度约占30%，气候变化是导致长江中下游年径流量发生改变的主导因素。

 以鄂西长江中上游分界处的喀斯特小流域下牢溪为研究对象，于2019年对河道内15个观测点进行了间隔半月的现场水环境因子监测、水样采集和室内营养盐分析，以探讨河流氮磷浓度及输出负荷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下牢溪总氮和总磷浓度分别为1.46±0.05和0.02±0.04 mg/L，普遍低于长江流域内其他河流。氮素浓度呈现春夏高、秋冬低的年内变化特征，磷素浓度总体表现为丰水期高于枯水期，与降雨密切相关。河流上游氮磷浓度均较高，受控制流域内农业活动影响较大。流域氮素浓度空间分布差异性较为明显，磷素浓度对河流附近人为活动及生活污染的响应敏感。流域中全年氮磷输出负荷分别为 26.57和0.25 t，主要集中在春、夏季，贡献了全年氮负荷的82.0%、磷负荷的83.9%。硝氮和溶解态总磷分别为最主要的氮磷流失形态。夏季受降雨冲刷影响，颗粒态磷流失负荷占总磷负荷的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季节。

以汉江源区（李家河村）和嘉陵江源区（杨家山村）黄土剖面为研究对象，对其粒度、元素组成、团聚体等进行分析与对比，探究两地土壤成土强度与系统分类归属。结果表明两江源区的土壤风化成土特征级类明显不同：（1）两地土壤团聚体主要分布在0.25～1 mm范围内，但汉江源区（LJH）土壤上部的大团聚体含量R_0.25值（83.73%）、平均重量直径MWD值（2.17）和几何平均直径GMD值（1.11）均大于嘉陵江源区（YJS）的土壤（其R_0.25值为69.81%，MWD和GMD值分别为1.06、0.47），团聚体稳定性更强，而剖面中下部则相反，土体稳定性弱于后者；（2）嘉陵江源区土壤的风化程度仅达到低等向中等强度过渡阶段，与其相比，汉江源区土壤的钾钠比值和残积指数较高、硅铝铁率和淋溶系数较低，钙、钠等易溶元素风化淋失更强，产生的富铝黏土矿物更多，达到中等风化强度，故后者风化成土强度远大于前者；（3）在土壤系统分类中，汉江源区黄土母质发育的土壤可归为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嘉陵江源区土壤可归为普通钙积干润淋溶土。 

 基于重庆市沙坪坝(城区)和北碚(郊区)站点1959～2018年夏季（6～8月）的气象观测数据，探究重庆市城区60年高温事件的时间变化特征，分析城郊差异和暖夜日数的变化特征，并通过计算温度-湿度指数(THI)以探究湿度因子对人体不舒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城区高温热浪20 世纪60~80 年代呈减少趋势，90 年代开始呈增加趋势，21 世纪之后大幅增加。于2006年夏季到达顶峰，热浪天数达23 d。从城郊两站的差值分析，1997年以后，城市化过程导致城郊日平均气温和日最低气温增大，表明城市在夜间的增温效应明显。相对湿度的差值增大，城市区域湿度明显降低。(2)暖夜的发生率明显大于日间高温热浪，稳定存在，最高暖夜日数发生在2013年，达33 d。在2000～2009年日间、夜间高温同时存在的天数所占比例达到了35.73%，在2010～2018年增加到55.89%。城市化过程对重庆市城区的夜间高温产生一定影响。(3)近年来重庆地区高温高湿的日数逐渐增多。湿度对人体舒适程度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THI > 24的所有数据中，相对湿度大于70%的天数所占的比例达到22.51%；夜间的不舒适受湿度因子的影响很大，相对湿度大于70%以上的日数日数占比为64.12%，延续了日间高温的危害。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议题，而厘清碳排放责任是其中的难点。对不同视角下碳排放责任核算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探究每种方法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厘清碳排放责任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现有文献对碳排放责任的核算多从单一角度进行，每种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如生产责任法会导致“碳泄漏”问题、消费责任法和收入责任法会削弱其他责任主体减排动力；（2）共担视角下的核算方法发展迅速，但还未形成统一的科学性考量准则,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1）拓展多原则融合的碳责任核算体系；（2）创新多视角共担的碳责任核算方案；（3）探索碳责任核算与排放权分配的有机结合。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然对粮食产出提出更高要求，综合辨析吃饱和吃好理念，运用理论分析、GM模型对耕地保护目标进行数理预判，为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背景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战略提供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在理论假设的完全理想状态下，仅解决吃饱需要的耕地数量为1.18亿hm²，实现全面吃好需要的耕地数量为1.43亿hm²，现有的耕地存量还难以满足该需求；兼顾“吃饱+吃好”双重情境下新时期耕地保有量区间为1.25×108~1.38×108 hm²。（2）吃饱和吃好作为中国语境下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是对国民需求、社会发展、耕地资源形成的自组织系统在时空跃迁过程中的整体性把握。（3）从粮食质量需求视角，到2030年我国人口高峰年，耕地需求仍有不足风险。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仍是我国必须坚守的基本国策，确保耕地质量的“纯洁性”将成为耕地保护转型的重要方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探究其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30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农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或家庭农场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不显著，但农业企业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影响层次方面，技术含量、种养历史和土壤质量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直接驱动因素, 而年龄和地形条件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深层次因素。

随着“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更多的非集体成员可以进入到农业生产行业，多元农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必将对我国的乡村农地利用、农业生产和社会形态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617份农业经营主体入户调研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从产值、产量两个方面测算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得到了如下结论：从规模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的表现最好，产量上家庭农场则更优；从技术效率来看，产值上传统农户最优，而产量上资本农场最高；从综合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最高，产量上家庭农场最高。农地利用效率结果可以得到的政策含义是若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追求的是产值，则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仍是有效的选择，资本农场的效率最高；若我们追求的是粮食产量，则家庭农场是目前最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