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提出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在未来工作中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性均衡发展是我国“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调整后的协调性均衡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应用2019及2020年统计数据，利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试图揭示与对比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现状，主要结论如下：（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较于2019年，除部分城市外，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协调性均衡指数呈现出缓速上升的趋势，且2020年极差较上年有所减小，但区域间依然存在较大差异；（2）从二、三级指标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协调、市场统一以及经济协调分项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3）基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协调性均衡发展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K-cluster聚类法将110个城市划分为5种类型区，并针对上述类型区分别提出了差异化的调控策略和优化路径。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在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借助ArcGIS 10.6空间分析工具，通过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局部集聚特征明显，存在2个高密度区，4个次高密度区，呈现出邻近经济发达、自然和文化富集地区的特征，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东部、南部地区，如上饶、抚州、吉安衡阳、长沙等地市；(2)从类型结构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旅游类型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类、文化民俗类、景区景点依托类、自然生态类和红色遗址遗迹5大类，多呈凝聚态势分布，以农业景观观光和农产品采摘为主要产品构成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占比较多，乡村旅游业态的发展模式单一；(3)从影响因素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影响，其中交通条件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常住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是自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双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效应比单因素的影响效应显著，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效应。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典型性乡村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现状，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的联动发展提供建议，以期发挥乡村旅游在城乡统筹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正向效应，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高质量发展。

厘清县域城镇化与乡村可持续性的协同机制，对落实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思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土地利用遥感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0~2020年江苏省县域城镇化与乡村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县域城镇化、乡村可持续性及二者耦合协调度均逐渐优化，耦合协调度完成了“拮抗阶段→磨合阶段→协调阶段”的跨越，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异格局；（2）耦合协调类型以乡村可持续性滞后型和同步发展型为主，城镇化滞后型缺失，且总体上经历了由低层次类型向高层次类型的单向演进过程；（3）经济发展、政府行为和对外开放程度共同影响耦合协调状态且其驱动机制空间差异显著，因子交互能够实现两系统协同发展的乘数效应。据此，从差异化路径构建、跨区域联动及多主体协同等方面提出分类推进城乡融合共生的政策建议。

基于网络外部性，探索区域间经济关联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物理边界，可更好地探索经济空间组织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分析县域经济空间网络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得到结论：（1）县域生态效率呈现出波动增加趋势，并呈现 “南高北低”的地带性差异特征，市辖区生态效率整体较高；（2）县域经济空间关联日趋密切，连通性、可达性、稳定性不断增强，但空间关联关系及互动水平仍然相对较弱，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的增加、平均路径长度和网络效率的降低均能够有效地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点度中心度有利于本县域及整体生态效率提升，接近中心度有利于本县域生态效率提升，而阻碍其它县域及整体生态效率提升，中介中心度有利于本县域、其它县域及整体生态效率提升，县域经济空间网络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主要源于县域经济空间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

循环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绿色金融秉持环境保护的理念，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基于2009~2020年湖北省12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对湖北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9~2020年湖北省循环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绿色金融表现为波动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基本超前于绿色金融。(2)湖北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发展水平较高。从时间维度看，12市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系统耦合水平在不断发展；从空间维度看，12市耦合水平发展分布较均匀。(3)湖北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升，并表现为东西部高、中部低的格局；在湖北省12个地市中，武汉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领先。(4)2009~2020年湖北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负自相关，以武汉为中心表现出“高-低”聚集，表明湖北省各地级市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最后，为进一步提升湖北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促进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为了解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在干流水域、八条一级支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共设置71个站位进行了调查，并对不同时期不同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解析了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流域浮游植物丰度范围为0.07×104 ~2 493.69×104 cells/L，生物量范围为 0.001 1~21.072 2 mg/L。硅藻门、绿藻门和蓝藻门是长江流域优势浮游植物门类。在空间上，由西往东，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呈增加趋势；硅藻门在浮游植物总丰度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蓝藻门和绿藻门则呈上升趋势。在时间上，鱼类育肥期的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普遍高于繁殖期和越冬期，蓝藻门和绿藻门在浮游植物总丰度中的占比也更高，硅藻门则更低。冗余分析、层次分割和变差分解结果表明，就全流域尺度而言，环境因子和空间因子对长江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均存在影响。在鱼类育肥期，环境因子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影响更大，其中水温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且水温与浮游植物总丰度及优势门丰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在鱼类越冬期，空间因子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影响更大，空间因子MEM3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以上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水生态管理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识别及其转型过程划分入手，采用最小二乘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识别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8年，长江中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Ⅱ期向工业化中期转型，城镇化缓慢发展与人口严重外流期（2000~2010年）”和“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城镇化稳步发展与人口持续回流期（2010~2018年）”两大转型过程。（2)就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征而言，2000~2018年以耕地和生态用地面积显著缩减、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和未利用地面积相对稳定为主。就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特征而言，2000~2010年以耕地和林地相互转化，耕地向建设用地和水域转化，以及水域向湿地转化为主；2010~2018年以耕地和建设用地相互转化，林地向建设用地和耕地转化，以及湿地向水域转化为主。（3)2000~2010年仅地形位指数是导致该时段5种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共性驱动因素，而2010~2018年地形位指数、人均GDP变化、总人口变化以及距主要公路距离是导致该时段5种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共性驱动因素。因此，应充分考虑各种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空间地域分异规律，让土地利用变化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型过程相适应。

 探究多情景下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动态变化特征及规律，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和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00、2010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揭示了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和ESV时空演变趋势；运用CA-Markov模型模拟了趋势继承、耕地保护、生态保护、耕地与生态兼顾4种情景下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情况，分析了ESV结构变化趋势和空间流动特征。结果表明：(1) 1990~2020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呈现显著的阶段特征，总体上表现为耕地大幅度转入建设用地和水域，导致耕地锐减 1 868 km2，林地和水域有较大幅度转向建设用地，导致建设用地持续增长 1 569.93 km2；ESV呈不断下降趋势，降幅达1.66%，武汉市区、仙桃市和潜江市等地区ESV波动较大； (2) 趋势继承、耕地保护情景下ESV损失量较高，分别为1.17和0.81亿元，主要受到林地、水域减少的影响；生态保护情景次之，耕地的减少是其ESV减少的主要原因；耕地与生态兼顾情景下由于水域、林地扩张导致ESV以武汉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式增长；(3) ESV空间流动变化幅度较小，整体表现为由东部、南部的周边高ESV城市向中心区域流入，蕲春县、罗田县和赤壁市等城市是主要的ESV流出地。

明确周期性淹水-出露条件下消落带土壤碳（C）、氮（N）、磷（P）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沿水位高程垂直分异特征，有利于该地区的土壤养分评估及管理。通过三峡水库典型土质消落带不同水位高程土壤的采样分析，探讨不同水位高程土壤C、N、P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消落带土壤有机碳（SOC）、全氮（TN）、全磷（TP）平均值分别为8.70、0.79、0.63 g/kg，均低于未淹水样地。随水位高程增加，土壤SOC、TN含量增加，TP含量减少。（2）土壤C/N、C/P、N/P平均值分别为11.67、15.37、1.47，其中C/N、C/P高于未淹水样地，N/P低于未淹水样地。随着水位高程增加，土壤C/N降低，C/P、N/P增加。土壤C、N、P之间存在较好的耦合关系，N可能是该地区的土壤限制性元素，存在硝酸盐淋溶风险。（3）Pearson相关性分析说明土壤理化性质会显著影响土壤C、N、P含量(P<0.05)，进而调控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其中土壤pH、容重、水稳性团聚体组成是主要影响因子，其次是土壤含水率和粒径组成。综上，周期性淹水过程影响消落带土壤C、N、P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今后应根据消落带土壤C、N、P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空间异质性，采取具有养分适应性的水土保持林草措施配置。

深入研究西南地区蒸散发（ET）时空变化特征并探索其驱动因素，对该区水资源的科学分配及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MODIS16 ET数据、同期气象数据和DEM数据，采用趋势分析法、变异系数法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西南地区及各地貌分区2000~2020年地表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及波动性，探测ET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南地区及各地貌分区年际ET总体呈波动增加趋势，广西丘陵年际ET增加速率最快。(2）西南地区多年ET均值总体呈西南和东南部高、其他地区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年际ET总体以低-较低波动区域占主导，四川盆地年际ET波动性较其他地貌分区明显；不同地貌分区年际ET呈显著增加趋势的面积占比均大于50%，若尔盖高原年际ET呈显著增加趋势的面积占比最大。(3）因子探测结果表明，降水量是西南地区ET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解释力为57.3%；云贵高原、若尔盖高原和横断山地ET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为气候因子，其余地貌分区主导因子为植被因子。双因子交互探测结果均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降水量∩NDVI对西南地区ET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达到64.9%；若尔盖高原ET空间分异主要受气候因子之间或高程的交互作用，其他地貌分区主要受气候因子与高程或NDVI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西南地区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能为该区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决策。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的重要指标，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NPP的影响规律，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MOD17A3HGF数据、气象数据、DEM 数据和土地覆盖类型数据为基础，采用趋势分析和偏导数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2001~2020年植被NPP时空分布格局和变化趋势特征，量化了气候因子和人类活动对 NPP变化的贡献，并探讨引起NPP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0年重庆市NPP均值为620.29 gC m-2，空间上植被NPP呈现沿长江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升高的分布格局。（2）近20 a重庆市NPP整体以5.38 gC m-2a-1速率变化，变化趋势以显著升高为主；岩溶区域NPP升高和降低趋势的面积占比分别为90.04%和9.96%。（3）研究时段内重庆市气候变化对NPP变化的贡献大于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对NPP变化的负向作用更为明显。非岩溶区域NPP变化主要气候影响，人类活动对NPP变化的负向作用面积占比更大。岩溶区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NPP变化的贡献相当，气候因子对NPP变化的负向作用面积占比（33.11%）大于人类活动（28.51%）。生态工程的实施促进了NPP的提高。（4）驱动力分析表明，研究区NPP变化主要受气候和人类活动共同主导作用，但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重庆西部和东北部NPP升高主要受气候和人类活动共同主导；中部NPP升高主要受气候变化主导；渝东南等岩溶区域NPP升高受人类活动主导作用更为明显，而气候条件对岩溶区域植被NPP的负作用更为明显。

为解决全球面临的水环境污染难题，我国进行了一项重大的制度革新——河长制，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河长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红利是我们亟需探讨的问题。将河长制政策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9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水环境治理政策对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政策效果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河长制政策的实施具有明显的污染治理效果，且能够显著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此外，随着河长制实施强度的增加，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越强；（2）下游区域河长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效果更加显著，低污染地区在河长制政策实施后推进经济绿色转型力度更强，且河长制的绿色效应在经济发展高水平城市尤为突出；（3）河长制能够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转型发展，且官员激励对河长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富集在土壤和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PAHs）及其氧化多环芳烃（Oxy-PAHs）会通过食物链影响人体健康。土壤修复过程中母体PAHs的减少会造成更具毒性、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的Oxy-PAHs浓度增加，从而造成生态健康风险评价结果的低估。通过采集长江口滩涂沉积物和稻田土壤，分析PAHs和Oxy-PAHs的污染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利用比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来判别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结果表明，长江口沉积物中16种PAHs的浓度范围为124.9~259.9 ng/g，均值为194.8 ng/g，而稻田土壤中PAHs的浓度范围为43.5~229.8 ng/g，平均值为113.2 ng/g。沉积物和稻田土壤中11种Oxy-PAHs的浓度范围分别为97.7~231.4 ng/g和87.9~137.2 ng/g。表层沉积物和土壤中PAHs与Oxy-PAHs的浓度分布具体表现为：自然滩地>长期稻田>围垦区>短期稻田。人类开发时间的长短所导致的垂向淋洗、微生物降解、植被吸收转化和外源输入的不同是造成长江口沉积物及稻田土壤中PAHs及Oxy-PAHs浓度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相关性分析表明，粒径组成、有机碳含量、pH等不是沉积物中PAHs与Oxy-PAHs浓度的主要影响因子。土壤中PAHs浓度受含水率、TOC和颗粒较细的黏粉粒占比以及氧化还原电位（Eh）影响显著。判源结果表明，沉积物和土壤中PAHs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及生物质的燃烧，土壤中PAHs的来源更加复杂多样，汽车尾气排放和焦化等工业排放对土壤PAHs污染的贡献不容忽视。

为探究沉湖国际重要湿地水化学特征及物质来源，服务沉湖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系统修复，分别于2020年8和12月系统采集湿地湖区主要河流黄丝河河水、3个子湖（沉湖、张家大湖、王家涉湖）湖水样品和湿地周边地下水样品，综合运用水化学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湿地河湖水主要离子组成特征与空间分布，探讨湿地化学演化过程的主要控制因子和离子来源。结果表明：沉湖河湖水整体呈中性至弱碱性，含量最高的阴阳离子分别为HCO₃^-和Ca₂⁺，水化学类型主要为HCO₃-Ca型。枯水期由于水动力条件差，河湖水各组分含量空间差异性大于丰水期。河湖水离子主要来源于碳酸盐岩和硅酸盐岩风化溶解，同时枯水期黄丝河水、王家涉湖水和地下水也受阳离子交换作用的影响。丰水期受农业活动和生活污水影响，枯水期受工矿活动影响，湿地的水化学组成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

汞矿区周边环境受汞污染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明显的其他重金属污染。为了解汞矿区鹅蛋中重金属污染现状，以贵州务川汞矿区为污染区，贵州安顺为背景区，购买当地鹅蛋各10个。利用ICP-MS分别测定鹅蛋蛋清、蛋黄中Cr、Ni、Cu、Zn、Sr、Mo、Ba和Pb的含量，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和人体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评价鹅蛋重金属生态环境风险，主成分分析 (PCA)解析鹅蛋重金属的来源。结果表明：汞矿区鹅蛋蛋清中Cr、Ni、Cu、Zn、Sr、Mo、Ba和Pb含量分别为：0.50、0.15、4.20、36.61、11.29、0.22、19.60和0.040 μg/g，蛋黄中Cr、Ni、Cu、Zn、Sr、Mo、Ba和Pb含量分别为：0.42、0.07、3.04、53.60、5.36、0.37、72.92和0.27 μg/g；安顺背景区鹅蛋蛋清Cr、Ni、Cu、Zn、Sr、Mo、Ba和Pb含量分别为：0.27、0.04、3.93、0.38、1.31、0.11、0.09和0.008 μg/g，鹅蛋蛋黄中Cr、Ni、Cu、Zn、Sr、Mo、Ba和Pb含量分别为：0.20、0.06、1.65、39.67、2.77、0.28、3.98和0.04 μg/g。汞矿区鹅蛋蛋清中Ni、Zn、Ba、Sr和Pb含量, 蛋黄中Zn、Ba、Sr和Pb含量显著高于背景区 (P<0.05)，表明矿区鹅蛋受到明显重金属污染。鹅蛋重金属对儿童的潜在健康风险将高于成人，且蛋黄的重金属健康风险大于蛋清；因子分析表明，Hg、Zn、Ba和Pb主要来源为农作物，Ni、Cu和Sr主要来源于受污染的水体。当地居民长期食用受污染的鹅蛋可能存在健康风险，应加强对重金属危害的认知，降低当地鹅蛋食用量。

 臭氧污染防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的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研究选取2015~2021年近地表O₃日最大8 h监测值等数据，探索了全国、省域、城市群及重点城市近地表O₃浓度时空变化特征，论述了“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臭氧污染治理成效。研究表明：(1)“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近地表O₃浓度年度值先升后降，2021年较2019年浓度阶段高值降低约8.2%，增长趋势已得到了遏制，高值集中在5~9月的春、夏季和初秋。(2)全国近地表O₃浓度空间分布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高西低”态势，中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并向华中地区及沿海城市扩散。(3)城市群近地表O₃浓度表现出“连片化”分布特征，东部城市群浓度比西部城市群高，京津冀、长三角和中原城市群等华北及华东地区的城市群O₃浓度相对较高。(4)优化提升的国家级城市群的臭氧污染得到了明显改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在2019~2021年间O₃浓度减幅分别达到了15.51%、6.35%、11.66%、5.26%、12.56%；发展壮大的区域级城市群中处于北部的城市群的O₃浓度较高，南部沿海的粤闽浙沿海、北部湾城市群的O₃浓度相对较低；培育发展的地区级城市群O₃浓度相对良好，其内中心城市O₃浓度存在较大差异，太原、哈尔滨、银川、乌鲁木齐等重点城市O₃浓度呈上升趋势。研究认为，我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应以5~9月的春、夏季和初秋为重点时段，重点开展京津冀、长三角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加强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重点城市群臭氧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天津、石家庄、南京、杭州、济南、郑州、太原等臭氧污染严重城市臭氧污染防治工作。

推行增汇减排、低碳高产的低碳稻作是实现“双碳”目标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双赢”的必然选择。基于江西省2 173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引入IMB干预模型框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手段，对农户采纳低碳稻作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中介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采纳低碳稻作行为的水平并不高，选择施用有机肥的数量最多。(2）在IMB干预模型中，信息获取难易度、技术了解程度、重要性动机、技术培训、生产交流行为、模仿趋同行为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3）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技术信息能够通过采纳动机、行为技巧促进农户的采纳行为，行为技巧也能够受到采纳动机的影响提升农户的采纳水平。鉴于此，为促进农户采纳低碳稻作行为应加强低碳稻作技术的科普宣传，发挥技术采用的示范效应，提高低碳稻作技术的培训力度，建立低碳稻作技术的激励机制，开展相关的低碳稻作科技攻关。

我国居民膳食习惯从关注数量充足向更强调膳食均衡搭配转向，改变了乡村主体行为策略和空间作用行为。基于大食物观理念，在认知居民膳食需求导向下乡村主体空间行为基础上，从食物供给、食物均衡、食物健康3个维度构建乡村价值指标体系，分析重庆市乡村价值的空间特征及优势价值类型，进而解析其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大食物观理念下因乡村主体空间作用行为的差异，乡村价值分为食物供给价值、食物均衡价值和食物健康价值；（2）重庆市乡村价值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局部突出”的空间格局，其中主城都市区以食物供给价值为主导、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以食物健康价值为主导、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以食物均衡价值为主导；（3）从资源禀赋、农业活动、农业政策3个维度解读了乡村价值的实现机制，据此提出大食物观理念下乡村多元价值实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