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旅游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上海都市旅游发展，探析都市旅游与其周边区域旅游发展的互动响应，具有重要的先导和示范效应。基于上海都市旅游发展面临挑战及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进程的梳理，在对长三角旅游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等指标的测评分析与研究基础上，提出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互动响应路径首先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网络化发展，通过旅游产业网络化、市场网络化、组织网络化、服务保障体系网络化等各个子（分）网络共同构成互补、协作和理性竞争的长三角大旅游产业体系，尝试构筑“上海都市旅游长三角区域旅游”共轭型的旅游地域综合体，旨在推进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进而提升长三角区域旅游的整体竞争优势。

在新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对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实体和区域管治进行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表明：①南京都市圈建设是从政府到管治过程，因为在决策中引入了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②南京都市圈建设也涉及到区域身份与发展愿景的构建，这是区域协调的起点；③在旅游和引资促销，以及交通网络建设上，南京都市圈内的城市合作不断加强。此外，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市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是由政府主导的，并有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参与的新区域主义。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在既有区域制度和政治地理上出现的新管治尺度，是一种新的区域管治模式。南京都市圈建设的有益经验将为和谐规划提供一些启迪。

采用累积距平及非参数检验的方法，重点分析1954~1999年太湖最高水位的变化，及其与相关气候因子的关系。1954年以来，太湖最高水位变化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界，此前下降，此后则上升。梅雨和热带气旋影响次数直接影响太湖最高水位的变化；Wilcoxon检验表明最高水位变化与西北太平洋夏季风指数之间联系密切，而最低水位与其关系则不明显。Kendall协和系数检验验证了太湖最高水位与各气候因子变化之间的一致性。80、90年代太湖最高水位不断上升且常常居高不下，人类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河网水系变化、湖泊围垦和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人类活动对太湖水位变化的影响。结论认为，太湖最高水位上升仍然受控于气候变化因子；而人类活动则加剧了水位上升的情势，并在其中所起作用日益重要。

基于鄱阳湖流域在江西省内部分对应的79县市气象站1960～2006年逐日降水观测资料，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研究五大流域的年降水量、降水日数、暴雨日数等3要素的变化趋势，并用Mann法进行了变化趋势的显著性检验，用距平与均方差之比达到15和20作为气候异常检验指标，对各流域的各时间序列进行了异常检验，采用了MannKendall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突变检测。结果表明：（1）各流域的年降水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年降水量与年暴雨日数密切相关；饶河流域强降水事件较多，降水强度大，赣江中游流域降水时间分布相对较均匀，强降水事件较少；（2）各流域年降水量、暴雨日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暴雨日数异常偏多的概率最大；（3）年降水日数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之前呈波动上升趋势，之后呈波动下降趋势，2002年至今各流域降雨日数明显偏少；（4）各流域的年降水量、降水日数、暴雨日数均未出现趋势性的突变；（5）近50年来鄱阳湖流域降水时间分布不均的情况加剧，旱涝灾害风险增加。

利用线性倾向性估计和MannKendal检验方法,研究了过去的45年（1963~2007年）安徽地区32个代表站 20 cm 口径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安徽地区蒸发皿蒸发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65.3 mm/10 a，信度001），年蒸发总量在1976年发生突变，1982年显著减少，夏季突变最为明显；（2）32个代表台站中24个台站蒸发皿蒸发量表现为显著下降趋势，仅1个表现为上升趋势（信度005），在空间上减少趋势基本呈现“北多南少”的态势。结合其它气候要素研究发现：气温显著升高，蒸发量明显减少，即安徽地区存在“蒸发悖论”规律，但气温与蒸发量之间相关性不明显；日照，日较差和风速存在显著减少趋势，相关性〖JP+1〗分析表明它们是影响蒸发皿蒸发量减少的最重要因子；低云量，降水量和相对湿度等要素本身没有明显变化趋势但对蒸发皿蒸发量的减少作用也不可忽视。

利用澳洲范围700 hPa温度场的再分析资料和长江中下游降水资料，通过谱分析方法，试析了澳洲冷空气活动对我国长江中下游主汛期降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此中起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夏季，澳洲变温与涝年长江中下游主汛期的降水都具有77 d的周期，两者存在着77 d周期的遥相关，同时在77 d的周期两者呈现同位相振荡。也就表明在77 d的周期澳洲冷高压变动时经73 d后影响长江中下游降水。同时也得出澳洲冷高压强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移，长江中下游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晴天少雨；澳洲冷高压弱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落，长江中下游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多降水天气。以上结论对长江中下游降水预报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洛市可利用的水资源已不能满足需水要求，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缓解商洛市水资源的供需紧张局面，在分析商洛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商洛市水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供水工程供水能力不足、水污染严重及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等原因，致使地区水资源不能有效地利用；以2005年为现状年，以2010和2020年为规划年，采用定额法对商洛市供需水量进行了预测，并对商洛市水资源进行了供需平衡分析，得出供水能力的不足是制约商洛市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关键；针对各制约因素，提出加快新修水源工程和供水工程建设、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建设节水城市及加大污水资源化等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的有效对策，为商洛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契机。

世界各国对流域管理的不断探索，大大丰富了流域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流域管理已成为国家和地区水资源管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我国的流域管理尚处于最初的探索阶段，如何借鉴国外流域管理的成功经验，形成有效的流域管理模式已成为我国水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给国内流域管理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分析总结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模式、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管理模式和英国泰晤士河流域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为实例，在对该流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该流域与上述三条流域进行比较，充分借鉴三条流域管理模式成功经验，提出了雅砻江流域管理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生物质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替代能源、环境保护、减少碳排放，促进农民增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资源贫乏、能源短缺的湖北省作为生物质能源发展市场环境培育分析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深入分析生物质能源原料市场、产品市场、技术市场的发展现状，得知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政策法规不完善、市场保障机制体系不健全、公众能源意识淡薄、投融资体制不顺畅、技术研发创新难是制约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对生物质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培育提出3方面建议：在政策法规层面，政府需要制定保护性政策来调控市场，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并界定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在监管体系层面，需要设立严格的生物质能源市场准入门槛和有效的定价机制，防止生物质能源过度发展；在企业经营层面，实施生物质能源企业集群带动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

基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成果，以及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修正，形成万州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灰色线性规划模型中决策变量的生态经济参数。计算结果表明：（1）规划期内万州区耕地面积略有减少，建设用地面积有所增加，林地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大规模增加湿地面积提高土地生态功能价值则难以实现；（2）地质灾害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草地生态系统修复以及适当增加园地面积，能够提高万州区土地生态功能价值；（3）万州区土地生态经济理论价值为11888亿元/a，修正价值为10644亿元/a，均高于现状值9653亿元/a，土地生态修复与建设的生态经济效益可观；（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并同步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最优，为解决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供新的方法。

为了解野生大鲵在喀斯特区域的分布规律与种群历史动态，于2006年6月份、2007年8、10月份对长江支系沅江水域的贵州省贵定县岩下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大鲵（〖WTBX〗Andrias davidianus〖WTBZ〗）种群资源状况与捕获量进行了调查，并对繁殖洞穴涌苗现象进行了分析。初步查明岩下野生大鲵种群集中分布在一个以地下水域为依托，地面水网与地下河流相连的集中区域，栖息地由地下（洞穴）与地面水域广布缩小到以地下水域为主；根据繁殖洞穴的鲵苗涌出量与大鲵繁殖特征，推算岩下野生大鲵种群密度约为0085 kg/m2，总资源量约为1 700 kg；捕获量表明，种群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末后急剧减少，90年代中期至2000年后，数量变化趋于缓和。岩下保护区野生大鲵分布的集中性、生境自然条件的优越性以及繁殖洞穴的大规模涌苗现象在全国均属少见。由于受到外在致危因素影响，大鲵的生境遭到破坏、种群生存受胁，亟待加强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规模养猪是专业化、集约化生产方式，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趋势。如果养猪场产生的大量粪尿得不到妥善处置和充分利用，将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危害。猪粪尿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和生物质能，以猪粪尿厌氧发酵为纽带，充分利用沼液和沼渣作为发展种植业和渔业的肥料或饲料，形成“农林渔牧”生态农业体系，不仅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剖析了小、中、大3类猪场以沼气建设为纽带发展生态农业的规律、生产模式、系统结构及其效果。结果表明，为了促进规模养猪健康发展，形成“农林渔牧”生态农业体系，养猪专业户必须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政府要加强猪场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和促进猪粪尿资源综合利用。

战略环境评价是目前环境评价领域中令人关注的前沿课题，但是不确定性却客观地、广泛地存在于战略环境评价中，这给战略环评的有效性实施带来很多的障碍。在介绍不确定性概念及其在战略环评中内涵的基础上，针对战略环境评价的特点，基于应对不确定性，建立了战略环境评价的管理模式，包括“早期介入、工作程序互动、战略制定与战略环评的融合、跟踪评价”的4个方面。通过这种管理模式的实施运用，来顺应战略环评的不确定性，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能更好地满足战略环评的需要，并提高其有效性。以江苏省金坛市城南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为例，进行了该管理模式的初步运用。研究表明：通过早期介入、战略环境评价与规划编制过程的互动及融合，能确保在规划编制阶段较早地、及时地、系统地考虑不确定的规划要素及环境因素，有利于通过战略环境评价为规划的编制与未来的实施提供科学的、客观的并易于规划编制机构接受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政策建议。

城市河道污染物的季节性变化能够反映出人类活动的强度和方式，研究其规律能够有效地进行污染控制。通过对南通通吕运河河滩4个采样区域沉积物中总氮(TN)、总磷(TP)、有机质(OM)和重金属含量的分析，研究城市河流的不同污染源段河滩沉积物营养元素和重金属的季节性含量一般特征。结果表明：在位于入江口的1号区域，营养元素和重金属含量的季节变化比较大, TN、TP、OM和重金属在冬季含量较高；在2号区域居民生活污染较多，Cu、Zn含量较高；3号区域受工业污染较为严重，Pb、Cr、Cd含量较高。由于外来污染源较多，2号和3号区域的污染物季节变化无明显规律。在人类污染物较少的4号区域，污染物含量较低，一般表现出冬高夏低的季节变化。TN、TP、OM与金属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TN和OM的相关性较好，有机质与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好。总体来看，城市河道的污染状况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为研究复杂地形上城市热岛(UHI)的特点和变化规律，给城市生态环境分析提供依据，使用重庆市2006年14个时相的NOAA/AVHRR（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改进的甚高分辨率辐射计）卫星遥感数据和数字高程模型（DEM），得到研究区域的亮温场，并参照热力学概念和模型，根据当地高程，以海拔 300 m 为基准高度将亮温场计算成位温场。结果表明：（1）计算后山脉、河谷处的温度场普遍改变；山脉植被对下垫面的降温作用明显；白天UHI范围较大，长江和嘉陵江河谷对UHI的切隔作用显著；夜间嘉陵江两侧的UHI趋为一体，范围缩小；（2）7月 25～26日存在多个UHI中心，下午和凌晨最大强度分别为64℃和22℃，平均值分别为605℃和205℃，昼夜平均为405℃；（3）夏、秋季白天和夜间平均最大强度分别为523℃和329℃；（4）重庆UHI强度白天大于夜间，与成都的同类研究结果相同；但夏、秋季的平均最大强度为426℃，小于成都的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