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城镇化率与产业高级化指数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利用1990、2000与2010年，全国 2 271 个县域的截面数据，分析中国县域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高级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对二者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县域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高级化的静态耦合协调度随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自西向东逐渐协调的空间格局。（2）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高级化的动态耦合特征分为“衰退型”、“滞后型”、“超前型”与“增长型”四类，不同类型的之间的转化特征同样体现出时空依赖性，“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主要由“超前型”转变为“增长型”，以西地区则恰好相反。（3）平均海拔和高中学历以上人口比重在不同阶段都对耦合关系存在显著影响，此外，区位条件、人口与就业、非农化程度等因素均对耦合关系产生影响，且影响作用逐渐显著。

如何协调好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关系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运用重心模型和空间插值法刻画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格局演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动态响应关系。主要结论为：（1）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呈“上升-递减”的趋势，其整体数值偏低，主要受到规模效率的影响。（2）绩效整体重心移动轨迹呈东进北移态势，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从空间格局上看，中游和下游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中心-边缘”空间结构，后期分别形成上海市和湖南省两个新的高值中心，呈圈层向四周递减。而上游地区整体绩效逐步趋于落后。（3）规模效应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当期并不显著，到第2期其响应值达到最大，而6~10期在0值附近波动；结构效应始终表现为负向冲击，总体变化幅度不大；而技术效应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负向响应的频率明显多于正向。从方差分解看，绩效基本上受自身冲击，但后期其影响因素对绩效的贡献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随着创新发展战略的提出和知识经济的转型，知识流成为探讨城际关系和空间重塑的重要视角，以合著科研论文为媒介的知识合作网络受到关注。基于2015~2019年Web of Science中的论文合著数据，利用爬虫技术，以地级以上城市为节点，构建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网络。通过边联系强度、节点中心性和QAP网络回归分析，研究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就空间格局而言，长三角知识流集中于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带上，呈现出“富人俱乐部”现象。南京在长三角的知识生产力和控制力超越上海，居于首位。江苏城市的省内外合作量都较高且均衡，呈现多极发展。安徽城市的省内合作稀疏，主要靠合肥的对外合作发展。浙江的省内联系呈杭州和宁波双核格局，联系强度介于江苏和安徽之间。（2）就影响机制而言，人口规模、研发投入、高校数量对城际知识合作有促进作用，其中高校的影响最突出。距离衰减效应仍然存在，行政边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但不如距离阻尼大。文化邻近性对长三角知识合作影响不显著，而行政等级效应较为明显。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国家公园已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居民作为国家公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主体，也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关键。通过引入可持续旅游棱镜模型，构建居民可持续感知与支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以神农架国家公园3个典型社区（木鱼、红坪、下谷坪土家族乡）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空间区位社区居民的可持续感知差异及影响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相较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在过渡及边缘社区发挥主导作用，政策制度影响感知在核心社区成为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关键因素；（2）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认知产生显著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3）旅游发展满意度对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满意度的中介效用随距离增加而衰减；（4）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可持续评价的空间分异呈现出独特规律。即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均高于过渡区；而环境和制度影响感知则由核心区向边缘区递增。为此，在神农架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应全面衡量旅游发展效果，注重居民核心诉求，健全社区参与机制。要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将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居民。同时通过差异化社区发展路径，提高所有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可和支持。

为调查长江流域水中隐孢子虫和贾第鞭毛虫污染现状，选取长江流域沿线7个省市的17个采样点，分为丰水期（7月）和枯水期（11月）两次采集长江水样34份。水样经过沉淀浓缩、密度梯度分离纯化和荧光染色后，在显微镜下检测和计数隐孢子虫卵囊和贾第鞭毛虫包囊。结果发现:卵囊或包囊总检出率为61.76%，其中丰水期和枯水期样品（各17份）卵囊或包囊检出率分别为58.52%和64.71%。隐孢子虫检出率最低的省份为四川省的12.5%；最高的为湖北省和安徽省，均为75%。并且可以看出湖北省的隐孢子虫和贾第鞭毛虫检出率较高。长江流域各地区均受到隐孢子虫和贾第鞭毛虫不同程度的污染，存在一定的用水安全隐患，特别是作为饮用水源时，要加强水处理去除效率的监测，确保居民饮水安全。

于2014~2020年5~7月在长江中游宜昌江段开展鱼类早期资源监测，并对监测期间的四大家鱼自然繁殖状况与生态水文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评估生态调度实施效果，识别影响四大家鱼自然繁殖的关键生态水文指标。结果显示：（1）2014~2020年各年间宜昌江段四大家鱼鱼卵径流量为1.76~86.11亿粒，总体呈上升变化，共出现16次四大家鱼繁殖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下旬至6月下旬出现；四大家鱼鱼卵组成以鲢（61.12%）和草鱼（30.77%）为主，鳙和青鱼比例分别为3.45%和4.64%；鲢和草鱼繁殖盛期持续较长，青鱼和鳙相对较晚。（2）2014~2020年三峡水库共开展的11次生态调度中，有9次出现对应的四大家鱼繁殖高峰，除2020年外，生态调度期间鱼卵径流量占监测期间总卵量的比例变化范围为20.15%~78.35%，生态调度期间家鱼单日鱼卵径流量均高于非生态调度期间，证实生态调度的实施可促进四大家鱼自然繁殖。（3）各年四大家鱼繁殖期间鱼卵逐日密度和流量呈显著正相关（R=0.72~0.97，p＜0.05），各繁殖高峰期鱼卵径流量占总卵量比例与流量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R=0.802，p＜0.01），表明宜昌江段涨水过程可有效地刺激四大家鱼的自然繁殖活动。（4）宜昌江段适宜四大家鱼繁殖的流量范围为 10 000~25 000 m³/s，适宜四大家鱼繁殖的水温范围为21.0℃~23.8℃。在此流量温度范围内实施生态调度，保持出库流量日增长率维持在 2 000 m³/s·d以上，涨水时间维持在4 d时，有利于宜昌江段四大家鱼繁殖活动。

基于生长季的植被NDVI数据和气象数据及土地利用数据，利用趋势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残差分析法分析贵州省1998~2018年植被NDVI时空变化特征，探讨其与气候因素及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贵州省近21a植被NDVI年际变化以0.63×10^-2a^-1(P＜0.01)的速率震荡上升,约有88.05%的区域植被NDVI呈增加趋势，仅有1.12%的像元呈减小趋势；9个市州植被NDVI增速在0.84×10^-2a^-1(六盘水)~0.42×10^-2a^-1(黔东南)之间。(2)近21a，气候变化贡献率超过50%的地区主要有黔东南和贵阳两个地区，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区域贡献率超过50%的地区7个，贡献率占比较高为六盘水(73.67%)，其余贡献率均在70%以下。(3)总体上来说，气候变化对贵州省植被起促进作用，人类活动的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即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是贵州省多数地区植被恢复的原因。

机械性破损面是指大型机械工程施工后留下的具有纹理特征，尚未进行植被恢复的裸露面。螳螂川流域受露天采矿、工程建设等影响，机械性破损面分布密集，快速准确地提取出其机械性破损面空间分布信息，对于加强流域内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有效提取机械性破损面的方法较少，针对此问题，选择流域内机械性破损面分布密集的典型区为研究对象，以高分二号卫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方法，通过将研究区进行最优尺度分割后，对研究区的典型地物构建模糊分类规则，按地物类型分层提取信息，最终得到研究区地物类型分布图，实现机械性破损面遥感信息提取。运用基于像素文件（TTA Mask）的混淆矩阵方法进行精度评价，分类总体精度达到90%，Kappa系数为0.78。与其他传统分类方法进行比较，分类精度明显提高，说明采用该文方法提取机械性破损面具有较好的可行性。研究成果为快速提取该流域及其他类似区域内的机械性破损面提供技术支撑，并为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随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化进程加快，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相伴而生，严重制约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生态安全预警研究有助于及时发现威胁生态安全的因素，并对未来生态安全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警，做到“事前控制”。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全流域为研究区域，基于PSR概念模型构建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建立城市生态安全系统仿真模型，旨在揭示长江经济带2007~2025年的生态安全变化特征，为生态安全预警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2007~2025年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安全水平逐年提升，2013年后提升趋势更为显著;（2）区域间的生态安全状态差异显著，呈现“东西较高，中间较低”的空间特征;（3）在具体指标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城镇化率、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对生态安全压力、状态和响应的影响最大。

以2018年常州市50个水质监测断面的5个水质指标（NH3-N、CODMn、BOD5、TN和TP）为基础数据，利用SPERAMAN、RDA等多种数学统计方法，从不同地形（丘陵和平原）和不同空间尺度的河流滨岸带缓冲区（25、50、200、500和1 000 m）探究水质指标对滨岸带土地利用类型的响应，以期为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建议。结果显示：（1）丘陵区水质指标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响应更强。丘陵区在25和200 m缓冲带上土地利用类型对水质指标的解释度较高，而平原区在50 m缓冲带上土地利用类型对水质指标的解释度较高；（2）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水质指标的影响不同。林地、园地和水质指标呈显著正相关，耕地、住宅用地和水质呈显著负相关。上述研究表明，在面向水质目标的水环境管理中，丘陵区应注重优化距离滨岸带200 m范围以内的土地利用类型，而平原区至少在距离滨岸带50 m以内要加强对土地利用类型的控制。

 以分权式环境规制为背景，针对聚合式发展的城市群出现的环境激化问题，引入地方政府的治理成本、机会成本、治理收益等合作性参数，及中央政府的经济激励、经济补贴等政策性参数，构建一种新的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路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同时分别对不同主体进行策略选择研究，分析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确定系统均衡稳定策略及其存在的条件。通过对不同策略组合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模拟，探究分权式环境规制下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路径，提出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联防联控机制、区域一体化协同机制发展建议。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与其他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呈正相关；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与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呈负相关。对于系统稳定策略，主体策略的演化速度会受到自身及其他主体策略选择比例的影响，但无论比例取值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群体的最终策略决策。

 庐江矾矿区受采矿影响，酸性废水严重污染地表水体、矿区土壤，但由于矿区开发历史悠久，采空、塌陷严重，其酸性废水来源不明确，严重影响矿区污染治理进程。采集矾矿区裂隙水、井水、沟道水、沉陷区积水、雨水、矿硐水等不同水体水样，开展其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分析，采用直接对比法和MixSIAR模型，明确了矿硐水的来源及不同水体的贡献比例，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水体水质、矾矿石和矿渣成分的检测结果，探究矿硐酸性废水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矾矿沉陷区积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但受蒸发影响较大，相对富集重氢、氧同位素，与地下水氢氧稳定同位素组成相差较大；(2)降水会补给浅层地下水，但有一定的滞后效应；(3)降水和裂隙水可能补给沟道水，沟道水也可能补给浅层地下水；(4)井水、裂隙水、沟道水、雨水可能是矿硐水的主要补给水源；(5)不同水体对矿硐水的贡献比例，第一次采样的结果从大到小依次为：雨水39.1%、地下水36.4%、沟道水24.5%，第二次采样的结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地下水56.6%、沟道水30.9%、雨水12.5%，两次采样雨水对矿硐水的贡献比例差别较大可能由于降水量不同；(6)明矾水解是矿硐酸性废水的主要成因机理，黄铁矿氧化也会是产生酸性矿山废水的原因之一，平硐以上的采空区提供了形成酸性水的良好条件——充足的氧气和水。研究结果为酸性矿山废水污染的控制、降低矿区土壤相关风险和矿区生态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探索流域水环境现状、问题与污染来源是水环境质量改善和保护的前提，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5~2019年秦淮河流域29个监测站点的11个水质指标的实测数据，使用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和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模型对不同水期的流域水体进行水质等级、污染来源及其贡献率的解析。结果表明：氮素污染和有机污染是秦淮河流域最主要的污染类型，其中TN污染特别严重；年际变化上，2015~2019年水质呈现转好趋势，年内非汛期的水质要劣于汛期水质；汛期与非汛期的污染分布存在空间差异性，但高污染区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下游、江宁大学城内；PMF模型结果显示汛期与非汛期的污染物来源与贡献率是存在差异的，城乡生活污水和市政废水、非点源污染、工业废水等人为源是造成秦淮河流域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且汛期的非点源污染比非汛期贡献较多的氮磷污染物，而非汛期的工业废水比汛期贡献较多的营养盐污染。因此，在制订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时应考虑区域污染的季节差异性和特征，研究结果可为秦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

利用SMT法研究了华阳河湖群表层沉积物中磷的赋存形态，并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及生物有效性。结果表明：华阳河湖群表层沉积物总磷（TP）含量变化在431~1 099 mg/kg之间，TP平均含量大小顺序为龙感湖>黄大湖>泊湖。无机磷（IP）约占TP的36.3%~78.8%，有机磷（OP）约占TP的18.9%~40%，IP是磷的主要赋存形态。IP中各形态磷含量的高低顺序为：铁铝结合态磷（Fe/Al-P）>钙结合态磷（Ca-P）>弱吸附态磷（Ex-P）。沉积物黏土组分与TP、IP、Fe/Al-P呈极显著正相关，粒径组成比例和沉积物TP含量也存在线性关系。通过对比有无沉水植物点位，发现沉水植物使沉积物除Ex-P外其它磷形态含量降低。与其它浅水湖泊相比，华阳河湖群中潜在的生物有效磷（BAP）含量较高，含量变化为183.2~598 mg/kg，平均占沉积物TP的47.4%，BAP含量大小顺序为龙感湖>黄大湖>泊湖，与TP含量水平一致，沉积物BAP含量与水体溶解性正磷酸盐（PO43--P）呈正相关关系。该研究基于华阳河湖群沉积物磷的赋存特征分析其生物有效性，以期为解决华阳河湖群水体总磷浓度波动成因及影响提供参考。

以鄱阳湖流域为研究区，以区内浅层地下水作为研究对象，对浅层地下水硝酸盐氮分布特征和时空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并分析来源。浅层地下水中硝酸盐氮浓度在0.5～21.6 mg/L范围内，平均值为7.0 mg/L。丰水期和枯水期，硝酸盐氮浓度分别为0.7～21.6和0.5～15.7 mg/L。高浓度硝酸盐氮主要出现在流域内典型农灌区。水体氢氧同位素特征显示，地表水主要来源为大气降水，受其他补给来源及蒸发作用的混合影响；地下水主要来源为当地大气降水，与地表水发生混合作用，受蒸发作用影响较小。硝酸盐氮氧同位素结果显示降雨、灌溉、土地利用类型、肥料施用是影响研究区浅层地下水中硝酸盐氮浓度及分布的主要因素。贝叶斯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土壤氮对地下水硝酸盐氮的贡献率最大，平均贡献率为44.6%；大气降水的贡献率仅次于土壤氮，平均贡献率为28.2%；氮肥，污水和粪便的贡献率分别为19.4%和7.8%。

湿地生态补偿政策是解决湿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环境管理工具。在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湿地保护意愿和行为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在传统计划行为理论中加入了生态补偿政策变量，以鄱阳湖湿地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和心理因素对农户湿地保护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湿地生态补偿政策除对农户湿地保护行为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可以通过影响湿地保护意愿而对农户湿地保护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但相较于对湿地保护意愿的影响效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生态补偿政策对湿地保护行为的直接影响效果仅在5%的水平下通过，说明生态补偿政策对湿地保护行为的直接激励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农户的心理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其湿地保护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并通过影响湿地保护意愿对农户湿地保护行为产生间接影响；(3）农户年龄越小、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劳动力比例越高，其湿地保护行为会越积极；(4）农户湿地保护意愿对保护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为0.640，且生态补偿政策、心理变量等因素都会通过湿地保护意愿而间接影响湿地保护行为。因此，有必要从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和强化农户心理变量两个角度来激发农户湿地保护意愿和行为，进而达到更好的湿地保护效果。

运用湖北和湖南典型调查数据，利用断点回归法估计了土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效应，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土地整治促进了耕地的集中经营。土地整治使农户转出耕地的概率增加了16.0%~21.0%，但对转入耕地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土地整治使转入户转入耕地的面积增加了0.217~0.314 hm²，转出户转出耕地的面积增加了0.067~0.122 hm²。（2）土地整治有效改善了耕地质量条件，整治区耕地田面平整度、田间道路通达度和灌溉排水保证度的改善正向影响了农户转出耕地的概率，且灌溉排水保证度的优化促进了转入户和转出户耕地流转面积的增加。（3）整治区耕地质量的提高促进了耕地经营收益增加和耕地流转价格上升，前者促进了转入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增加，后者正向影响了农户转出耕地的概率及转出户转出耕地的面积。建议加大土地整治力度，实现耕地价值提升、增加耕地经营收益，提高农户耕地流转积极性；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户实现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扩大耕地流转市场的需求；规范耕地流转行为，优化市场对耕地流转价格的调控作用，稳定耕地流转市场的供给。

基于黄土高原区1 19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探索因子、二元Logistic回归和KHB方法，构建并检验社会互动、信任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分析框架和影响机制，以期为推动水土保持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社会互动5个维度直接正向影响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对农业技术采用率提高、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2）社会互动通过人际信任、网络信任和政府信任间接正向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3）信任的总间接效应（0.735 3）大于社会互动的直接效应（0.576 3），其中，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值最大（0.394 7），政府信任次之（0.220 3），网络信任最小（0.120 3）。研究深化农户与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关系的理解，建议相关部门在农业技术推广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社会互动与信任的积极作用，有针对性地制定目标政策。

流域保护立法是实现我国流域空间法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长江保护法》是我国对大型流域保护综合性立法的首次尝试。以《长江保护法》为分析对象，运用法律规范相互关联的秩序思维和规范分析方法，探析该法通过立法目的、调整对象、法律原则等法律规范的设计，将国家战略和政治层面抽象价值转化为法律层面的价值表达与功能定位。该法“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3个功能专章和“绿色发展”专章构成了“3+1”的结构模式，立法价值和绿色发展理念的融贯为各功能之间建立网状式的链接提供了可能。《长江保护法》是基于流域自然属性、生态属性、经济属性、法律属性、战略需求和法学理论一般运用的基础上，聚焦流域根本性问题，凸显法律价值与功能定位在整部法律的聚合性与布局性，能够为我国大流域保护立法提供借鉴和参考。《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是实现立法价值和功能定位的前提，也是实现其应然效力和实然效力的统一，这是一个系统性、持久性过程，需要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执行、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适用和公民对法律的遵守得以贯彻落实。

禁渔是《长江保护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准确理解其立法逻辑和支撑体系是确保制度有效实施的基础。《长江保护法》规定的禁渔制度是将党和国家长江保护政策法律化与制度化的体现，蕴含着修复长江生态、保障渔业资源永续可用的立法理念。该制度由相互协同的捕捞空间限制规范、捕捞时间限制规范、捕捞方式限制规范和法律责任规范构成，体现了对以往相关规范的衔接和补强，但不够细化。该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中央和地方层面双重统筹协作的体制机制支撑，还需要包括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制度、渔业资源监测与评估制度、捕捞许可制度、禁捕补偿制度和养殖管控制度在内的配套制度以及由相关法律、配套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支撑。

水权概念体系属于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课题。由于水权的复杂性，我国水权概念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水权理论和水权实践还不能满足共抓大保护的时代要求。在落实共抓大保护战略、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的时代背景下，回顾总结水权概念发展历程及其研究成果，以《长江保护法》为引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基于法律协调性和一致性，确立水权概念价值目标、基本原则及其法律属性，统一水权概念认识，健全水权概念体系，促进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