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是区域降低研发成本、创造新技术的重要途径和来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从incoPat专利数据库获取1985～2018年城市间专利转让数据，借助空间网络分析、模体挖掘、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网络结构及影响机制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空间格局上，长三角是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网络中的创新高地与和核心区域，内部呈现组团式、多中心发展格局，且与外界联系紧密；上游区域中成渝技术转移非常活跃，在创新塌陷地呈“钉”式发展势头；中游城市分散式发展。在局部模体上，顶级城市的技术转移模式呈现规律性特征，均注重已有合作关系的维护，占据结构洞位置有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级。在网络形成机制上，网络具有较强的自组织生长能力和弱聚敛性；城市创新质量、创新数量、经济水平越高的城市之间发生技术转移的概率越高，网络等级性将进一步强化，马太效应明显；技术认同比产业认同更有利于转移关系的建立，地理邻近效应微弱，省级行政壁垒仍然存在。综上，重视高质量技术的研发、拓展技术转移关系有助于提升城市地位，针对性寻找技术邻近型合作伙伴以及政府有效引导均能促进技术转移。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旅游业的低碳发展模式对中国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自下而上”法测算旅游业碳排放量，并以新型城镇化水平为门槛依赖变量，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不同门槛区间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呈显著的“N”型曲线关系。（2）在新型城镇化的引导下，人均旅游消费、旅游产业结构、旅游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对旅游业碳排放起显著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成为推动旅游业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有益于区域旅游业碳减排。（3）当新型城镇化水平低于0.319时，旅游业碳排放随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当新型城镇化水平介于0.319与0.568之间时，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旅游业碳排放抑制作用较大；当新型城镇化水平超过0.568后，旅游业碳排放随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不断增加。因此，地区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还应从人均旅游消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等多个层面促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业碳减排效应发挥。

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区面积扩展的关系问题，是城市乃至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根据趋势面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2000～2018年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分布演化特征，并探究其异速增长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分布态势呈“东高西低，中间高南北低”，人口规模逐渐由均衡化向集中化分布模式转变，用地规模一直为均衡化分布模式。（2）从两者异速关系来看，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面积异速增长为负异速的人口扩张弱型阶段，其中2008年前70%以上的城市以正异速为主，2008年后80%以上的城市以负异速为主。（3）在各城市异速类型变化上，正异速城市向下变动率较高，且多数转变为负异速类型，负异速城市保持稳定率较高，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多数城市城镇化动力逐渐由土地扩张推动转变为人口增长推动。城市人口-面积异速增长规律的研究可以为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要素流动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对区域一体化推进提供实践依据。

大都市周边乡村聚落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重构与转型，分析特殊区域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与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引导区域内的乡村发展，并可为特殊地域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以武汉市新城区1 868个行政村为研究区，从聚落的空间分布、规模结构及形态分异3个方面出发，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大都市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武汉市乡村聚落集聚特征显著，但空间分异明显，具体展现为自近郊向偏远乡村地区呈“倒U型”结构；在规模分布上，武汉市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表现为近郊大，外围小的连片分布态势，并在局部上与密度分布存在正相关；在形态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主要为条带、团簇、散点等形态。最后，通过实地调查识别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近郊以发展都市农业和到中心城区兼业为主，多为城乡两栖生活模式，远郊以传统农业和劳务输出为主。

基于因子分析法测算了城市经济实力，运用可达性系数模型分析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运用引力模型测算出快速交通对城市经济联系的影响，并利用ESDA法测度了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快速交通使得湖南城市整体可达性大幅提高，产生了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快速交通使边缘城市与中心地区城市可达性的差异缩小，高铁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明显优于非高铁沿线城市，高速公路扩大了高铁可达性的影响范围。快速交通使湖南省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增强，强化了长沙的经济中心地位，扩大了东西部城市的经济差异，省际经济联系强度受出省通道便捷性的影响。此外，各市经济联系总量总体上具有层次性，演化上存在非均衡性。

掌握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与发生机制可为新时代村落保护提供参考。以发生学为视阈，聚焦村落“事”的属性，从实践出发，结合GIS技术，分析了重庆市168个国家级与市级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发生机制。结果表明：（1）实践是驱动村落演变的根源，实践对村落演变具有显著的发生学效应，实践的历史起伏引发村落阶段性发展：起始期（先秦）“自发发展”，波动期（秦汉至宋元）“波动增长”，转折期（明）“显著提升”，成熟期（清至民国）“格局奠定”。（2）农耕实践、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是激发村落演变的主要实践，分别推动生成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村落，并发生转型，其中农耕型位居主导，农耕型转商贸型最为突出。（3）村落随实践的空间演进与累积呈现从长江干流到渝东南山地推进，从“多点分散”局部分布到“一核聚面”全域铺展，最终形成“农东商西军冲要”格局。（4）以实践目的为导向解析了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并提炼构建了“实践环境—元实践”逻辑结构，得出村落是在受动与能动的对立统一中展开时空演变。结果启示传统村落保护需要适宜的实践环境、保持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建议维续原生性实践，融入创造性实践，推动伦理性实践，以使村落在延续地方性中保持活力与合理发展。

汉江流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区，研究其生态系统产水服务功能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对实现汉江流域高质量持续调水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云平台多源异构数据以及气象、土壤等资料作为输入，采用InVEST模型产水模块和情景分析法估算和阐明了2001~2019年汉江流域产水量及其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降水和土地利用变化对汉江流域产水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1~2019年，汉江流域产水量先增加后减少，不同时期流域产水深度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中北部低、西南部及东南部高的空间分异特征；全流域产水深度以增加为主，增加区域集中于丹江口以上流域，减少区域主要在唐白河流域。（2）子流域尺度上，丹江口以上流域对全流域产水量的贡献最高，是汉江流域主要产水区，唐白河流域的贡献最低。（3）城镇与建成区、裸地和草地平均产水深度最大；稀疏森林、农田和郁闭森林是流域产水的主要贡献地类，三者提供了汉江流域产水总量的90%；平原区产水深度最高，较低中山区产水深度最低。（4）2001~2019年，降水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94%和6%，表明降水变化对产水量的影响更显著，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较小。研究结果可为汉江流域科学合理推进退耕还林（草）工程、水源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城市扩张模拟研究为优化国土空间规划、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作用。以生态敏感性为基础，在RS与GIS技术的支持下，从水土流失、生境、地质灾害和水资源4个方面进行敏感性分析，并对研究区开展生态综合敏感性研究，同时基于CA-Markov模型和武汉市3期土地利用数据对该区域2025年城镇用地进行模拟预测。研究成果：武汉市生态综合敏感性中，高度敏感和极度敏感区域面积占到研究区的32.52%。基于CA-Markov模型预测出2025年武汉市城镇用地面积将达到 1 845.00  km²；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通过与生态敏感性极敏感区域叠加，最终将武汉市建设用地面积调整为 1 784.16  km²，并划分出武汉市未来城镇建设用地的边界。从绿色发展的角度出发，引导城市合理有序的扩张，保障社会经济和生态文明的和谐稳定发展。

基于1990～2019年长江与洞庭湖汇流区的日流量数据，运用水文变化指标体系和变化范围法评估三峡水库蓄水对江湖汇流区水文的改变程度及其对鱼类繁殖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1)汇流区整体的水文改变度为36.79%，呈现中度改变，年均1、3、7、30、90日最小流量，涨、落水率等水文指标改变程度较大，呈现中度或高度改变；(2)三峡水库蓄水改变了汇流区天然的生态水文过程，与四大家鱼生长繁殖相敏感的水文指标发生变化，使其产卵期推迟，鱼类产卵繁殖的数量和质量也大幅降低。揭示了三峡水库蓄水对江湖汇流区生态水文情势的影响，为该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为评估金沙江下游重要替代生境黑水河受人为干扰的实际情况，以2016～2018年金沙江下游黑水河鱼类资源连续调查数据，分析了渔获物种群结构及多样性特征，构建了基于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的评价体系。研究表明：群落中存在红尾副鳅（IRI=6 370）、横纹南鳅（IRI=2 418）、短须裂腹鱼（IRI=1 285）、前鳍高原鳅（IRI=788）和贝氏高原鳅（IRI=715）等9种优势种，特有物种占比较高，华西区和华南区鱼类区系存在度较高。确定了鱼类总种类数、鲤科鱼类物种数百分比、植食性鱼类个体百分比、杂食性鱼类个体百分比等4个主评指标；黑水河生物完整性保存较差，河流中下游及河口江段生态健康状况优于其他江段，在河流内部源头和中上游完整性指数处于差等级。评价结论与人工采砂、过度捕捞、引水式水电开发等实际人为干扰相吻合，以鱼类为指示物种实施了人工增殖放流、流域禁渔、拆除老木河闸坝、河道内栖息地改善、下泄流量监控等一系列水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实践，长期开展监测与评估可验证黑水河鱼类栖息地生态修复工程的适应性效果。

为研究贵州省物候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2~2017年MCD12Q2数据和气候资料，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贵州省植被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进行探讨。结果显示：（1）贵州省植被生长始期（SOS）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延迟的经向空间分布特征；在各地貌区中，SOS相对较早的是Ⅰ区，而相对较晚的是Ⅵ区。生长末期（EOS）较早的地区相对集中于Ⅱ、Ⅴ、Ⅵ区的西部地区，而较晚集中于Ⅴ区的东部及北部和IV的西南部。生长季长度（LOS）偏短的地区集中分布于III、Ⅴ区的西部及Ⅵ区，LOS较长的地区集中分布于Ⅰ、Ⅳ区的西部及Ⅴ区的东部。（2）贵州省多年平均SOS为第86 d， Ⅵ区最晚， Ⅰ区最早。多年平均EOS为第333 d，其中 Ⅴ区最晚， Ⅱ区最早。16年平均LOS为247 d， Ⅳ区最长， Ⅵ区最短。（3）SOS平均以4.2  d·(10a)^-1的速率不显著提前；Ⅵ区提早速率最大；Ⅳ区提早速率最小。EOS以3.9 d·(10a)^-1的速率不显著推迟，Ⅴ区的推迟速率最大，Ⅱ区推迟速率最小。LOS以2.8 d·(10a)^-1的速率延长；Ⅵ区延长速率最大，Ⅰ区延长速率最小。（4）贵州省物候期受海拔的影响，海拔每上升 1 000 m 会导致SOS推迟15 d，EOS提前4 d，LOS缩短20 d左右。（5）SOS与6月气温之间存在极显著负相关性，EOS与9月降水存在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了贵州省植被物候的变化特征、变化趋势和变化速率，分析发现物候的变化和海拔、6月气温和9月降水存在密切联系。

缙云山位于我国的西南酸雨区，近年来酸雨的酸性和频率越来越高，同时也存在硫酸型酸雨向硫酸-硝酸混合型及硝酸型酸雨转变的趋势。研究酸雨类型的转变对缙云山植被光合生理特性的影响，为酸雨受灾区的植被建设和抗酸树种的培育提供基础数据。以缙云山两年生马尾松幼苗为研究对象，通过4个月的盆栽实验的方法对幼苗进行了3种酸雨类型（硫酸型、硝酸型和混合型）和3个酸雨浓度（pH2.5、pH3.5、pH4.5）的处理，并辅以pH值为5.7的蒸馏水作为对照组，对植物的净光合速率、胞间CO₂浓度、气孔导度、蒸腾速率、抗氧化酶活性、叶绿素含量和丙二醛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1）3种酸雨对马尾松的光合生理特性都产生了影响，酸雨浓度越高对光合速率的抑制作用越明显；pH3.5是影响马尾松各指标发生急剧变化的酸度值，pH值为3.5的SAR和NAR酸雨对马尾松的株高增长产生严重抑制，抑制率高达53.49%和54.99%。（2）不同类型酸雨胁迫会抑制马尾松叶片叶绿素的形成主要表现为SAR > NAR > MAR，叶绿素含量随酸雨浓度升高而下降；酸雨能够促进丙二醛含量的增加，pH值越低丙二醛含量越高。（3）酸雨会刺激植物叶片抗氧化酶活性，不同酸雨对叶片抗氧化酶活性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表现为NAR > SAR > MAR。这3种类型酸雨对马尾松幼苗的光合生理特性均有影响，且不同类型酸雨各梯度下影响程度均不同，综合比较发现MAR酸雨的抑制作用较其他两种单一酸雨要小，NAR酸雨对马尾松的影响最大。

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是威胁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基于生态压力视角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为研究区，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基础上采用景观连通性指数识别生态源地，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识别生态压力热点区，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提取生态源间廊道和生态压力需求廊道，从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源地总面积为 25 581.47 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4.20%，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浙西浙东等地；生态压力热点区集中在上海、苏州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生态源地与生态压力热点区在空间上并无重叠，生态供需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失耦。（2）生态廊道网络由生态源间廊道和生态压力需求廊道组成，生态源间廊道总长度为 2 459.13 km，呈现“两纵一横”的空间格局，适宜修建宽度为1 200 m；生态压力需求廊道总长度为 1 186.71 km，呈现以生态源地为核心的空间组团特征，一般、较高、高压力需求廊道的适宜修建宽度分别为750 、550和100～200 m。（3）划分了生态保育区、生态控制区、生态过渡区、生产生活区和廊道修复区，各区占比分别为40.25%、15.40%、11.02%、33.20%、0.13%。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的生态安全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太湖流域平原区河网密集、渔业发达，其中池塘养殖是渔业的主要模式，而养殖池塘的污水排放是其周边河湖富营养化与蓝藻水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精细化估算流域养殖池塘的氮磷污染负荷，对区域氮磷污染来源的精准解析与科学防控具有重要意义。以太湖流域养殖池塘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译2019年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获取养殖池塘的空间分布，同时发展了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区分养殖池塘类型的方法，估算了两种类型养殖池塘（鱼塘和虾蟹塘）的面积与分布；采用氮磷污染排放系数法，估算了养殖池塘的氮磷污染负荷，分析其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2019年，太湖流域养殖池塘总面积为 1 308.6 km²，其中鱼塘872.6 km²，虾蟹塘436.0 km²，养殖池塘氮排放量为 11 013.5 t，磷排放量为 1 626.8 t。养殖池塘污染负荷空间分布和养殖池塘规模分布比较一致，太湖南部的湖州市辖区、吴江市和德清县是养殖池塘氮磷污染较为严重地区，其氮污染负荷分别为 1 214.8、1 004.4 和792.2 t，磷污染负荷分别为179.7、146.3和117.7 t，主要原因是当地池塘养殖业发达，并且氮磷污染负荷系数大于虾蟹塘的鱼塘比例较高。

火烧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国内外火生态学和湿地生态系统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水位波动下，火烧对鄱阳湖湿地南荻土壤碳组分及微生物固碳潜力的影响仍不是很清楚。因此，选择火烧后的南荻土壤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火烧后的第三天2015年1月18日（枯水期)、2015年4月12日（涨水期）和2015年11月10日（退水期）3个水位时期，各采集0～10 cm表层土壤，对比分析火烧和未火烧南荻土壤碳组分（微生物生物量碳、可溶性有机碳和易氧化活性有机碳）、微生物固碳潜力（土壤RubisCO酶活和固碳功能基因cbbL丰度）的差异，以期阐明水位波动下火烧干扰对土壤碳库及微生物固碳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枯水期火烧干扰土壤中易氧化活性有机碳含量（4.12±0.30 mg/g）显著低于未火烧的土壤（16.14±0.17 mg/g）（p＜0.05），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2 359±535 mg/kg）和cbbL基因拷贝数（1.68±0.17×105 copies/g）显著高于未火烧的土壤（1 095±110 mg/kg 和 4.61±3.12×104 copies/g）（p＜0.05），而土壤中的可溶性有机碳和土壤RubisCO酶活没有显著差异（p＞0.05）。在随后的涨水期和退水期，火烧和未火烧对土壤碳组分、cbbL基因拷贝数、RubisCO酶活影响无显著差异。另外，从3个水位时期来分析，火烧后水位时期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影响显著（p＜0.05），且表现为枯水期 > 涨水期 > 平水期。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壤温度和土壤碳组分显著负相关，cbbL基因丰度和碳组分含量为负相关关系，土壤碳组分（易氧化活性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和土壤呼吸和羧化酶活性的关系表现为正相关。说明土壤温度升高，不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另外，土壤羧化酶活性的提高，有助于微生物同化CO₂，从而提高土壤有机碳组分含量。

为探明鄂北岗地耕地土壤质量及影响因素情况，以湖北省枣阳市为研究区，选择样点240个，以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SOM)含量为研究对象，运用经典统计学、地统计学对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引入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模型结合佩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法，得出影响枣阳市土壤有机质含量空间格局的显著性因子。结果表明：（1）枣阳市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空间格局呈弱变异，空间变异模型为球状模型拟合，分布格局呈现四周高，中心向东北向偏低的空间格局；（2）对土壤有机质含量单因子影响最强的5种因子均为降水量、土壤类型、NDVI、地表起伏度、公路距离；（3）各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均大于单因子作用解释力，表现为非线性协同作用。该研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遥感、统计学以及地理探测器等多学科技术相结合，为探索控制鄂北岗地土壤养分的空间格局及其因素提供方法途径，尝试为水稻种植区及盆地地区进行农业管理、施肥管控及土壤养分空间预测等研究工作提供基础。

利用2011～2019年3～8月长时间序列的长沙和常德多普勒天气雷达产品、岳阳观测站雷暴人工记录，分析东洞庭湖及邻近城区雷暴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季、月、日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东洞庭湖及邻近城区雷暴总体东多西少，城区多湖面少，湖面与陆地城市中心交界处相对湖面其他地方是雷暴高发区。（2）6月是雷暴活动最频繁的月份，湖面与陆地城市中心交界处雷暴活动频数在5、6、8月显著高于湖面其他地方。（3）雷暴生消发展呈现显著日变化，夜间雷暴相较日间雷暴更加频繁，呈现明显的双峰特征，湖面和城区陆地雷暴波动在转换时间上存在差异，湖面相较陆面要提前近1~2 h。（4）温湿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垂直风切变是影响当地雷暴活动的重要因素，城区雷暴对于垂直风切变的响应比湖面更快，湖面与城市中心交界处相对湖面其他位置更容易出现雷暴。

碳固持服务能够捕获并固定大气中的CO₂，有效地调节气候，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碳排放量与减排压力持续增加，研究区域碳固持服务供需时空动态关系，对合理制定或优化减排目标，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明确区域碳固持供给与需求的内涵及测度方法，在评估2000、2015年碳固持服务供给量的基础上，测度不考虑减排目标、减排30%、60%目标下的需求，利用供需比系数，评价长三角整体、省际间的供需关系。结果显示：不考虑减排目标下，15 a间长三角地区碳固持服务供需关系趋于紧张，供需比由50.86%下降到16.36%，空间上中东部地区供需关系紧张化明显；减排30%目标下与减排60%目标下，2015年碳固持供需比分别为40.17%、31.59%，赤字区均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供需关系趋于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尤其是工业碳排放量大幅增加。研究结果表明，缓解碳固持服务供需矛盾，除了增加碳汇空间外，应重点加快供需赤字区的产业转型发展；同时，也应从省内和省际等层面上建立基于碳固持服务的区域补偿机制和政策，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目标。

为厘清长江中游各城市群大气环境容量的演变特征，为科学制定适应减缓的政策提供技术支撑。本研究基于1961～2016年气象台站定时观测资料，采用国标法计算了中游城市群近56 a大气稳定度、混合层厚度和大气环境容量系数。结果表明：近56 a来，中游城市群大气稳定度基本以中性类居多，稳定类次之，不稳定类最少。武汉城市圈中性类频率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达到-3.4％/10a，不稳定和稳定类则表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分别为1.9和1.5％/10a；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圈的不稳定类频率变化均不明显；但中性类频率上升趋势显著，分别为0.3和1.2％/10a，稳定类频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分别为0.3和1.1％/10a。武汉城市圈春、夏季混合层厚度要高于秋、冬季；夏、秋、冬三季均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为0.1、6.0和43.9 m/10a，春季呈上升趋势，达到9.3 m/10a。环长株潭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圈四季混合层厚度均为下降趋势。年内大气环境容量系数呈倒“U”型分布，峰值出现在夏季，秋、冬季为低值时段；56 a来各城市圈大气环境容量系数逐渐下降，下降速率分别为1.6×104、0.9×10⁴和1.8×10⁴（km²/a）/10a。近56 a大气稳定度增加，混合层厚度下降以及风速减小是中游城市群大气环境容量系数减小、大气自净能力减弱的主要原因。

掌握乡村三生功能水平，揭示功能间的相互关系与演变规律是未来乡村规划与发展的基础。基于“三生”空间与土地多功能理论基础，采用多指标综合法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江苏省2005、2018年45县（市）乡村三生功能大小，各功能之间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类型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5～2018年，江苏省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均提升；（2）各县市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各功能间耦合度均为协调耦合；（3）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呈现勉强协调型、初级协调型和中级协调型三类；时间上，由濒临失调型以倒“U”型向协调演进，空间上各县市差异客观存在；三生功能中两两功能状态差异明显，并具有明显的南北差距。未来需加强江苏省乡村绿色生产、绿色宜居等建设，以及统筹规划、缩小南北乡村差距。

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实施20 a来对森林可持续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调查数据，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生态公益林补偿对生态保护红线区低收入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达到65.81%，但仍存在政策改进空间；(3)生态公益林补偿、收入状况和政策感知程度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政策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此，应加大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公益林补偿力度，特别是要重视低收入农户的“造血式”产业扶贫工作；同时，强化政策宣传公示力度和资金兑现落实力度，切实提高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基于课题组在2017年获得的湖北省99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