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是当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具综合优势与发展潜力的资源带、产业带、城市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推动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协调性均衡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试图揭示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现状，主要结论如下：（1）协调性均衡发展是我国在区域发展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旨在提升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和融合性，进而提高区域要素的配置效率；（2）在省际层面上，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整体状况并不理想，发展过程中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3）在地市级层面上，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差异巨大，各个分指数总体呈现出下游向上游逐渐递减的趋势；（4）为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未来本地区需要更加注重跨区域协同合作，将共同富裕作为根本落脚点，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构建跨流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持续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基于2001～2018年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申请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创新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探究，并借助面板负二项固定效应模型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网络呈现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以上海为中心的放射状结构，创新网络密度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创新节点和创新联系主要集中于长三角东侧。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网络的构建，不仅受到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和地理邻近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城市内部创新网络密度的影响，且城市在全国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也会对区域内城市间创新合作的构建产生正向效应。

选取2011~2019年全国30省份高技术制造业面板数据，根据“波特假说”，采用产出导向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双向固定效应的

β收敛面板模型测度30省份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研判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收敛。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地区环境效率逐级递增；环境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β收敛，环境规制经过短期累积对环境效率增长和收敛具有驱动作用；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存在“环境规制—创新投资增加—经济效益降低—创新效益显现—环境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环。为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应因地制宜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循序渐进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强化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补偿效应”。

准确把握城市群人居环境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人居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引入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空间关联关系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探究其人居环境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1）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空间关联强度日趋紧密，已形成较稳定的人居环境关联网络，但其网络密度仅为0.377，网络关系较为疏松，同时网络等级度为0.589，网络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2)武汉、长沙、南昌等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省会城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对人居环境空间关联性的影响显著; 而孝感、上饶、吉安、抚州等偏远地区在网络中则处于绝对边缘位置，对人居环境空间关联性的影响微弱。(3)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关联网络主要以板块间的传导与溢出效应为主，板块内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少。其中，武汉、南昌、宜昌等5城市属于“净受益板块”，在网络中起“引领”作用；孝感、黄石、黄冈等7城市属于“双向溢出板块”；鹰潭、萍乡、新余等6城市属于“经纪人板块”，在网络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九江、咸宁、岳阳等10城市则属于“净溢出板块”。(4)城市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和城镇化水平差异对人居环境的空间关联强度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城市人口总数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对其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度差异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其响应机制和响应效果仍有待完善和增强。

快速准确地识别工业企业热源空间分布与演变，有助于揭示产业地理区位和污染源变化规律，对产业布局调整、绿色发展和环境污染监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0年NPP-VIIRS卫星热异常点数据，利用改进的固定阈值法识别提取热异常点，研究了江苏沿江地区的工业热源热异常点区位分布及其变化规律。主要结论：（1）2012~2020年江苏沿江地区工业热源热异常点数整体呈现先降低后缓慢增长的趋势，其中2020年急剧下降明显，整体呈现“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2）工业热源热异常点辐射强度（FRP）呈现“U”型的变化趋势，其中南京、常州、苏州辐射强度值较高，与地区工业企业产值总量及变化趋势吻合；（3）工业热异常点高密度核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一带，数量和点位相对稳定，高密度区域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的趋势显著。研究旨在为长江大保护战略下沿江工业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和环境监管提供新思路和参考。

城市活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基于人口格网、夜间灯光、兴趣点和土地利用等数据，利用熵值法、空间句法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开展常州市城市活力研究。研究发现：常州城市活力空间差异明显，活力总体上“中心高、外围低”并呈现沿规划发展轴向外延伸的趋势；全局来看，完善功能设施配置、提高局部可达性有助于吸引人的聚集活动、提升活力水平，提高全局可达性则可能会降低活力水平；局部来看，人的分布活动与空间功能设施存在一定的不匹配，部分城中村及老旧街区人口密集、活动强度大但功能设施配置不足，城区外围的小型商业、产业及居住活动中心的功能设施密度较大但服务的人口和范围有限。研究初步揭示了常州市不同维度活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相关关系，识别了人的分布活动与承载空间的匹配情况，可为常州市城市活力营造、资源配置和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人口收缩已经成为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议题与挑战。利用2000~2015年湖北省人口相关数据，展开对湖北省91个县级行政单位2000~2006、2006~2010和2010~2015年3个时期的人口收缩空间变化特征研究，并进一步对人口变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空间维度的演变格局进行交叉分析，同时利用时空加权地理回归模型探究人口收缩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2000~2015年，湖北省共57个县(市、区)出现人口收缩，其中6个县(市、区)出现城镇人口收缩、72个县(市、区)出现乡村人口收缩。2006年以后湖北各县(市、区)总人口与城镇收缩现象得到改善，形成了城镇人口长期增长、乡村人口持续收缩的格局。（2）从经济和空间维度上看，随着城镇化和人口回流，湖北省整体经济水平与经济密度持续提升，但经济热点未形成对周边县(市、区)的扩散带动效应。部分县(市、区)前期建设用地规划不合理出现空间收缩的问题，后期建设用地利用趋于集约理性化。（3）在影响因素上，产业结构>政府投入>人口结构>市场规模，各项因素在不同地区分别呈现出不同强度的影响力。最后从区域战略布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升地区发展品质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几个方面提出人口收缩的应对策略。

以“国家公顷”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为依据，分类核算“消费-产出”生态足迹账户，改进生态可持续指数和生态压力指数，研究长江经济带耕地生态可持续状况。结果表明：（1）“国家公顷”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呈波动递减的态势，具有明显的时序和地域差异性;（2）粮食主产区耕地供给、需求和产出水平均较高，而长江下游经济发达或上游欠发达地区相反;（3）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依托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农业发展比较优势，除上海和浙江经济活跃地区不可持续加剧，其余省份生态可持续程度持续向好，但耕地均处于超载利用状态，生态压力较大。耕地生态可持续发展需警惕因产量增加带来的可持续假象，注重和防范因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生态退化的现象。

为分析长江中下游氮、磷、硅等营养盐的输送特征及洞庭湖、汉江、鄱阳湖对干流营养盐输送的贡献，于2020年9月自三峡坝前至河口及洞庭湖、汉江、鄱阳湖长江入汇口沿程采集水样，测定氮、磷、硅等营养盐浓度并分析沿程变化趋势，计算总氮、总磷和溶解硅通量及主要支流贡献。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总氮浓度沿程下降，在1.23～2.32 mg/L间波动，溶解态占比超过95%；总磷浓度沿程上升，在0.01～0.08 mg/L间波动，以颗粒态为主；溶解硅浓度在汉口断面突增，三峡坝前-汉口江段均值为5.52 mg/L，汉口-河口江段均值升高为10.8 mg/L。总氮、总磷、溶解硅通量均沿程明显上升。洞庭湖、汉江及鄱阳湖对干流营养盐输送贡献较大，其中洞庭湖对总氮、总磷、溶解硅输送通量的贡献分别达到163.2%、67.9%、23.6%，但其汇入后干流水质类别未发生明显变化。洞庭湖、汉江及鄱阳湖汇入后干流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波动范围在 -12.72% 至7.85%。本研究有助于了解长江中下游营养状态及支流湖泊对干流的贡献，为中下游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着力于解决长江干流两岸绿化断带、森林生态功能脆弱等问题，构筑连续完整、结构稳定的沿江森林生态系统。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识别石首市在工程实施前后森林生态格局，筛选森林生态源地，结合景观类型、人类活动强度等因素构建阻力面，提取森林生态廊道，进行重要性分级，构建森林生态网络。结果表明：石首市森林资源相对丰富，景观构成斑块大型化，破碎化，难于与周边其他景观产生物质能量交流；景观斑块面积和连通性重要程度不呈绝对的正相关关系。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的实施促进长江及其支流两岸沿江绿化断带合拢，森林景观资源斑块面积增大，边缘复杂程度降低，缓解斑块破碎化程度，加强森林景观斑块间连通性，利于物种迁移与基因交流。工程实施后的源地生态廊道分布不均匀，通过生态网络规划，显著提高了研究区域内森林生态斑块的连接水平，增加森林网络连接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合理规划生态网络可连通森林资源，联合农田林网可形成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山水林田湖复合生态网络格局。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对具有高空间异质性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驱动力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以四川省为例，对省内水生产、粮食生产、碳固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休闲游憩6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进行量化，针对服务的供需盈缺和空间聚集模式进行分析，并利用冗余分析法（RDA）在全省和生态分区2个尺度上对供需分别进行了关键驱动力的筛选，旨在为分区管控措施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6项服务在总量上均处于供需盈余状态；（2）所有服务供需分布、盈缺状况、空间聚集模式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该特征与生态区分布有明显关联；（3）降水量、耕地面积、坡度以及地区生产总值4项驱动因子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衡性是造成研究区供给及需求分别呈现高度空间异质性的最主要原因；2个尺度上驱动力分析结果的不同，说明驱动力在四川省对服务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尺度效应；不同分区服务的主要驱动力的类型、影响顺序、影响方向存在的明显差异，说明在以四川省为代表的高空间异质性区域，供给与需求驱动力的分区探寻具有一定必要性。

伏秋旱是指发生在夏季或秋季的干旱现象，在重庆市较为多发且造成的灾害损失较大。基于重庆市34个国家级气象站1965～2016年7～9月逐日降水资料，采用标准化降水指数、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指标，分析重庆市伏秋旱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法与逐步回归方法筛选与SPI序列相关性较强的气候因子。结果表明：7～9月伏秋连旱的频率为7.7%；7、8月伏旱同步的比例占15.4%；8、9月干旱同步的比例占13.5%，重庆市伏秋旱情况年际变化大。20世纪60～70年代，伏秋旱情况较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旱涝交替出现；21世纪严重伏秋旱频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市年平均总旱旬数从3.3旬增加至4.1旬，连旱旬数从2旬增加至2.5旬。在1965～2016年，重庆市西部多年平均总旱旬数为3.6旬，连旱旬数为2.2旬，相对较少。2006年特大旱灾之后，东南部和东北部伏秋旱程度轻，中部和西部程度严重。重庆市伏秋旱事件与环流、海温异常存在密切关系，主要影响因子包括：北半球副高脊线位置指数、北半球副高北界位置指数、NINO A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黑潮区海温指数等。重庆市7月SPI与同年1月北半球副高脊线位置指数、9月SPI与同年4月NINO A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均呈负相关关系。研究成果可为保障重庆市水安全、实现水资源科学配置提供理论基础。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人地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近些年来，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深入了解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耦合协调关系，对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格局的基础上，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1995~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显著上升态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虽整体变化幅度不大，但在2005年以后降幅明显，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提速期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变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2）重庆、江苏、安徽和四川等省市在研究期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生态系统保护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这四地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型地区逐步步入生态系统服务滞后型之列，表明这些省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长江经济带内经济较发达的下游和中游省市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权衡难题，而经济欠发达的上游省市则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

 由于长江沿线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产业分布不均、收入差距大等导致长江沿线各地区生产过程中产生不同污染物的途径、空间、时效与程度均有差别，进而在探究沿江经济与环境联动关系时会产生区域差异性，因此各地区EKC形态存在多样化形式。基于长江沿线45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大气、水、声、土壤及生物5个层次选取单一环境指标，并构建综合环境指标，根据环境指标特性设定传统EKC以及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SDM模型，在对比单一与综合环境指标EKC曲线基础上，通过界定流域范围、划分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沿线城市进行分类，研究沿江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内在联动关系。结果表明：(1)单一环境指标衡量环境质量存在局限性、不稳定性，以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城市道路噪声为环境质量指标时，经济增加与环境质量呈“U”型曲线，而采用综合环境指标时，两者呈倒“U”型。同时各指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溢出效应最显著的为工业废水；(2)长江沿线城市环境治理缺乏全局性，治理范围有待拓展。近年来在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方面减排效果显著，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在现阶段呈缓慢下降的趋势；(3)由于样本的异质性使得综合环境指标与经济联动关系，呈现多种形态，其中上游地区为倒“U”型，中游和高收入地区为正“U”型，下游地区为“W”型，低收入地区为“M”型。通过研究发现下游地区环境问题较为突出亟需整治，低收入地区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采取主动治理、提前控制。

 目前太湖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管理的绩效评估体系尚未建立，无法准确掌握分区管理体系的实施现状、把握影响太湖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影响因子。以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分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不同时空尺度和管理边界下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实现了水生态环境功能分区不同管理目标下的差异化绩效评估。

湖长制是中国水环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通过建立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实现湖泊水资源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使用2007~2017年武汉市环境状况公报和武汉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湖长制对水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湖长制显著改善了试点湖泊的综合水质，降低了污染物超标总值。上述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环境治理投资和工业废水排放在湖长制与水环境治理效果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湖长制通过促进环境治理投资和降低工业废水排放改善了水环境治理效果。（3）异质性分析表明，湖长制显著改善了高经济水平辖区和非跨辖区湖泊的水环境治理效果。研究结果为完善湖长制形成常态化和系统化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决策参考。

绿色发展效率是绿色发展质量评价的重要参考。基于静态与动态视角分别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测度2007~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采用温特线性与季节指数平滑法预测其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为0.882较高水平，呈现从“较高水平较大差距”向“更高水平较小差距”转变的时序特征，但仍低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Malmquist均值为1.278，绿色发展效率高增长且总体快于长三角城市群；（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逐渐形成以“雅安-资阳-重庆”与“成都-遂宁-广安”为平行双主轴绿色发展高效率区，“宜宾-泸州”与“绵阳-达州”为两翼绿色发展低效率区的分布格局；（3）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技术效率提升的贡献率>规模效率提升的贡献率，并据此将其分为综合促进发展型、专项引领发展型、单项阻碍发展型。

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测度体系基础上，采用“纵横向”拉差、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收敛分析等方法对2011~2018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和时空演变分析，构建涵盖环境规制综合指标、技术创新、治理转型、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产业集聚6个维度的网络拓扑结构Tobit模型探究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平稳上升，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领域分别是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提升的关键保障和重要短板，大南昌都市圈、赣东北、赣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 (2)江西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逐渐缩小的空间负相关性，南昌正显著成为热点区域，江西城市绿色发展长期内存在显著收敛趋势; (3)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治理转型、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产业集聚等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不同的显著影响，并验证了波特假说。

重庆中心城区下垫面复杂，地面风速小，湿度大，易造成PM_2.5在本地累积增长，降雨的冲刷和清除对降低PM2.5质量浓度起着重要作用。利用2015~2020年沙坪坝站雨量、雨滴谱观测资料和重庆主城区小时PM_2.5质量浓度观测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降雨过程对PM_2.5质量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降雨过程对PM_2.5质量浓度影响的阈值分析中，初始质量浓度都是的主要影响因素。 显著冷空气降雨过程和无（弱）冷空气较强降雨过程都能有效降低 PM_2.5质量浓度，无（弱）冷空气弱降雨过程中，降雨冲刷和PM_2.5的吸湿性增长共同作用使得PM_2.5质量浓度变化幅度较小。显著冷空气降雨过程平均清除率比无（弱）冷空气降雨过程高1～2个等级，无（弱）冷空气降雨过程平均清除率随小时最大雨量、降雨时长和累积雨量的增加而增大，3 h及以上的对流性降雨过程可使PM_2.5质量浓度降低约1/4。重庆中心城区降雨雨滴谱符合Gamma分布，稳定性降雨不同谱型雨滴对各粒径气溶胶粒子清除系数差别较小，小时最大雨量≥20 mm的对流性降雨中雨滴对各粒径气溶胶粒子的清除系数明显高于其它等级对流性降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