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城镇化等6个维度共27个指标，利用熵权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进一步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视角分析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并且产生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服务业集聚在提高本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同时还能够带动邻近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3）政府过度干预不利于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则能够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此，充分发挥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将服务业集聚区域作为产生城市功能溢出效应的核心区域，完善核心区域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通过溢出效应不断带动邻近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作为我国大河流域综合治理发展的关键一环，探究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关系对实现两系统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08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指标体系，从地理时空二维角度评价其耦合协调演化趋势，并结合PVAR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的互动响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两系统的评价指数空间非均衡现象显著，高评价指数地区呈集聚态势分布，且集中于各区域核心城市，低评价指数地区呈分散态势分布，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地区。(2)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态势，总体耦合协调类型为低度耦合协调过渡到中度耦合协调，三大地区差异逐渐缩小，长江经济带总体呈均衡化、健康化发展态势。(3)两系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互为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对自身和对方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相互之间形成正向累进效应，并且城市人居环境对旅游产业的促进程度要比旅游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提升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治理建议，以期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异及其关联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科学评估承载能力和制定空间管控政策是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统筹考虑经济、社会、资源、生态要素并将其纳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建立基于DPSIR理论模型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偏微分分解方法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整体保持波动上升态势，并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旅游环境承载力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空间关联强度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字型变化趋势。（3）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每增长1个单位，将带动邻近城市增长0.637个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水平、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产业集聚对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直接效应，对邻近城市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为有效挖掘新时期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潜力，应重视城际之间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充分发挥城际之间合作联动作用，推动旅游环境复合系统要素的空间合理配置。

 通过构建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差异化的土地利用提升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为1.003，历经“增长-下降-平稳”三阶段变化过程。全局Moran’s I指数大于0，正向相关性显著，溢出效应与集聚特征明显。（2）空间演化上，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快，集聚人口能力强，盘活建成区存量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效率较高。外围城市囿于土地政策不完善和城市格局的约束，效率亟需提升。（3）区域一体化中要素空间集聚、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效率变化，且不同因素的作用强度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与产业活动集聚具有涟漪效应，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机遇等优先向邻近城市扩散，促进本城市和相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单纯增加建设用地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规模，对土地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只有盘活城市内外发展要素，促进用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县域生态效率是支撑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依托多源数据构建县域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EBM模型进行测度，并借助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动态特征，进一步将时空跃迁类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嵌套以探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于2005~2018年显著提升，其空间分布凝聚力较强且具备较高路径锁定特征，各县域单元存在一定跃迁惰性，“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周边县域单元生态效率局部空间特征动态性更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丰城市具备最大波动性，长沙市市辖区具备最大稳定性；经济-气候驱动、产业-资源制约、经济-资源驱动、产业-降水制约等4种驱动/制约模式呈现出自“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至“环长株潭城市群”由制约向驱动转化的演进格局，各自蕴含不同的驱动机理。

 为了解淀山湖及黄浦江上游的鱼类物种多样性组成及群落结构状况，于2020年6月（夏季）和10月（秋季）在10个采样断面对鱼类样本作了定量和定性采集，并对其多样性及群落结构作了分析。2次调查共采集鱼类 11 408尾、49种，隶属于9目14科37属。夏季和秋季，淀山湖5个断面合计有鱼类29种和30种，黄浦江上游5个断面有37种和29种，刀鲚（Coilia nasus）、鲫（Carassius auratus）和大鳍鱊（Acheilognathus macropterus）为主要优势种。两个水体秋季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Simpson优势度指数（C）和Margale丰富度指数（D）指数均值都高于夏季的均值。相似性分析显示淀山湖各断面之间的鱼类群落相似性高于黄浦江上游各断面之间。ABC曲线表明，淀山湖及黄浦江上游鱼类群落结构总体上并不稳定，特别是淀山湖区域。Cluster聚类和非参数多维标度排序分析可明显将鱼类群落分为黄浦江群组Ⅰ、淀峰群组Ⅱ和淀山湖群组Ⅲ，似鳊（Pseudobrama simoni）、刀鲚、大鳍鱊、鱼餐（Hemiculter leucisculus）和鲫是造成群组间差异性的主要分歧种。与以往研究数据相比，本次调查淀山湖及黄浦江上游鱼类种类有所上升，但鱼类群落仍以小型鱼类为主，受人为因素干扰较为明显。建议淀山湖要继续提升水质、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减轻渔业捕捞压力，并控制贝类底拖网的捕捞区域及时间。

摘  要：选取九龙江流域3种土壤（红壤、黄壤和赤红壤）的剖面为研究对象，研究稀土元素分布特征及垂向变化规律，并探讨其控制因素。结果显示，红壤和赤红壤剖面稀土元素总量（ΣREEs）在不同深度的顺序为：淋溶层＜淀积层＜半风化层，这与成土过程中发生的淋溶作用密切相关；黄壤剖面的淋溶层和淀积层的ΣREEs含量明显高于半风化层，主要与浅层土壤的农业活动有关。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显示，土壤剖面中Eu都均表现为明显负异常，源于母岩Eu负异常的继承和土壤氧化还原环境的变化，而黄壤、赤红壤剖面Ce表现为正异常，则可能由于风化成土过程的差异造成。九龙江流域土壤稀土元素的初始含量主要由成土母质决定，土壤矿物成分以及理化性质影响了土壤稀土元素的迁移和分异。土壤中含氧化物矿物组成多，粘粒含量高，有机质含量高，都有利于稀土元素的富集。

团聚体稳定性是维持土壤生产力与土壤健康的关键因素，研究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团聚体稳定性及其碳氮分布的影响，对消落带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三峡水库土质消落带3种典型的土地利用方式（玉米地、水田、撂荒草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湿筛法测定0～10、10～25 cm土层团聚体粒径分布与团聚体稳定性，并测定全土及各粒径土壤团聚体有机碳、氮含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团聚体有机胶结物、土壤基本理化性质与水稳性团聚体稳定性的关系。结果表明：（1）三峡水库消落带中，土地利用方式在不同土壤深度对团聚体稳定性及其碳氮含量的影响不同；（2）0～10 cm土层中，农田撂荒后显著提升了土壤大团聚体比重与团聚体稳定性；撂荒草地的各粒径土壤团聚体有机碳、氮含量显著高于农田；>0.25 mm粒径团聚体有机碳、氮对全土有机碳、氮含量的相对贡献率显著提升；（3）10～25 cm土层中，农田撂荒后土壤团聚体及其有机碳、氮含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4）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土壤有机碳（路径系数为0.76）与全磷（0.58）对团聚体的稳定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pH（-0.42）对团聚体的稳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全钾（0.23）与全氮（0.15）通过促进土壤有机碳的形成而间接促进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土壤容重（-0.11）通过影响土壤有机碳而间接削弱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研究结果可为三峡水库消落带土壤结构稳定性评价及生态恢复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运行期溪洛渡、向家坝梯级水库调蓄引起的三峡水库入库洪水规律改变，进而导致设计汛限水位不合理的问题，开展三峡水库分期汛限水位研究。首先根据溪洛渡、向家坝水库调度规则得到向家坝水库下泄流量过程，进而采用多维Copula函数对向家坝-三峡区间干支流洪水的峰现时间和洪峰量级遭遇情况进行分析，还现计算三峡水库入库流量，最后采用数理统计法和改进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汛期分期，调洪计算分期汛限水位，并对防洪风险和兴利效益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考虑溪-向梯级水库调蓄影响的三峡水库汛期可分为3期：6月10日～6月30日为前汛期、7月1日～8月31日为主汛期、9月1日～9月30日为后汛期，对应汛限水位分别为159.1、148.7、159.2 m。在不增加防洪风险的前提下，汛期可增加蓄水量180.20×108 m3、发电量10.33×108 kW·h。

植被覆盖度是衡量区域植被生长状态及描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基于MODIS MOD13A3遥感数据和气象数据，采用趋势分析法分析长江上游流域生长季植被覆盖度时空变化特征，进一步采用偏相关分析、残差分析法揭示植被覆盖度变化对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9年长江上游流域生长季植被覆盖度呈显著上升趋势（P<0.05），增长速率为1.3×10-3/a，多年平均植被覆盖度为0.64，呈东部向西北部逐渐下降趋势；（2）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61.5%的区域呈改善趋势，主要为分布在嘉陵江流域及乌江流域的栽培植物，退化区域占38.5%，主要为分布在金沙江流域及岷江上游流域的针叶林、草甸及灌丛；（3）植被覆盖度以海拔3.5 km为界，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海拔低于3.5 km，植被覆盖度变化随海拔变化梯度较小，海拔高于3.5 km，植被覆盖度随海拔变化梯度较大；（4）以降水为植被覆盖度变化主要影响因子的像元面积占57.5%，分布多集中在嘉陵江流域及乌江流域，以气温为主要影响因子分布较分散；（5）2000~2019年长江上游流域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度变化影响力为正值区域高于负值区域，表明人类活动促进了长江上游流域植被生长。

岷江上游地区承载着不可替代的资源支撑、生态服务与环境调节功能，是国家生态红线的水土流失敏感主控区域，也是国家生存与发展重要的自然基础。目前，该区域生态和经济社会过程在空间上的叠加，不仅影响到资源、环境与生态等功能的发挥，而且对岷江流域乃至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均构成严重威胁。认识和理解岷江上游植被NDVI时空变化及其地形响应机制，分析植被变化最佳地形位，可以为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方向指引与科学参考。综合运用遥感与GIS技术对岷江上游植被NDVI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并通过空间叠加分析详细探讨了植被NDVI时空变化对海拔、坡度、坡向与地形起伏度等地形因子的响应，结合不同植被变化类型的分布指数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地形因子背景下植被变化地域分异规律，得出了不同植被变化类型最佳地形位。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间，岷江上游地区植被覆盖良好且格局稳定，主要沿河谷地带扩散状分布约有26.62%的区域植被显著增长，仅有1.21%的区域植被显著退化；（2）植被变化趋势类型在高程、坡度、坡向与地形起伏度等不同地形位下具有显著不同的分布格局，整体而言不同地形位下面积占比波动较小，分布指数各异；（3）植被显著退化区域的最佳地形位分别为受人类活动影响的“优势”地带与受自然条件制约的“劣势”地带，植被显著增长区域的最佳地形位主要分布在海拔相对较低，而坡度、起伏度较大且为阴坡的人类聚落辐射区域。

植被是山岳型风景区重要的生态景观要素，研究其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对山岳型风景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对于山岳型风景区植被覆盖的研究多以单个山岳型风景区为主，对多景区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分析较为欠缺。以我国7个国家级山岳型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84~2018年Landsat遥感数据计算NDVI，估算研究区长时序植被覆盖度，并以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与重心轨迹等方法，分析山岳型风景名胜区植被覆盖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空间上，大部分景区植被覆盖度呈降低趋势的面积大于增长的面积，植被覆盖度沿旅游线路呈降低趋势的现象明显；在时间上，景区高植被覆盖度所占比例最大，大多数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景区植被重心移动轨迹与气候区的分布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位于同一气候区其移动轨迹相似，驱动因素较为一致；在旅游影响方面，逐年增长的客流量对植被覆盖呈复杂性影响。

城市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科学分析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助力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基于空间自相关、马尔可夫链、空间马尔可夫链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各地市旅游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陕西省能较好地保持在领先地位，山西省则极具旅游城镇化建设潜力，而内蒙古和宁夏两省区的旅游城镇化特征则不够显著；（2）全局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值，即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展现出空间集聚特性，近邻效应突出；（3）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较为突出，不同类型城市转移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与路径依赖；（4）产业结构水平、人均消费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是影响黄河流域旅游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特征。

生态资产核算作为两山理论转化的重要桥梁，有利于厘清区域生态本底，为生态补偿等工作提供客观依据。研究选取东南湿润丘陵区溧阳市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县域生态资产清单，并根据生态资产价值空间分布进行了分区并提出分区管理策略。基于InVEST模型、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等评估方法，评估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休闲游憩以及产品供给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净现值法计算了溧阳市生态资产价值为3 105.85亿元，单位面积生态资产价值245.10万元/hm2。休闲游憩价值、产品供给价值和水源涵养价值对生态资产总价值贡献较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质净化价值较小。有形生态资产价值和无形生态资产价值空间分布具有较大差异。4种无形生态资产价值高值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重叠，表明溧阳市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禀赋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水域和林地的生态资产总价值较大，是生态资产价值的重要载体。根据生态资产价值分级分布，得到生态资产价值综合分区，高值区主要是分布在丘陵地区的林地和水域，是溧阳市需要重点保护区域；低值区以耕地为主，需要关注耕地园地不同生态资产价值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东南湿润丘陵区溧阳市生态资产价值评估与分区研究，对加快构建溧阳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有重要实践意义。

定量研究区域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的空间结构及其时空变化特征对挖掘农田生态系统的多重功能，合理制定区域适宜的农业减排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测算2005~2019年江苏省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的基础上，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等方法，对江苏省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呈现“西北—东南”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在收缩中趋于集聚化，净碳汇重心总体上朝西北方向移动；（2）江苏省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局部则呈现较为稳定的“北高南低”的空间集聚特征；（3）江苏省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局部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差异明显，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上均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相比较而言，苏中地区较苏南、苏北地区具有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而盐城市区、启东市及泰州市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较大的波动性；（4）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较为稳定，局部空间联动性较弱，空间集聚性表现出较高的路径锁定特征。

 对太湖流域6个水系铜锈环棱螺腹足肌肉团Cu、Zn、Pb、Cr、Cd、As、Hg富集量进行分析，运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评价其受污染程度，并分别采用平均每周/每月摄入量法和目标危害系数法（THQ）对其膳食风险进行评估，旨在为居民铜锈环棱螺消费安全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洮滆水系的Cu、Zn、Pb、Cr元素富集量平均值最高，分别为112.108、248.625、4.422 、7.791 mg/kg，苕溪水系Cd、As、Hg元素富集量平均值最高，分别为0.290、2.943、0.059 mg/kg。THQ评价结果显示各水系铜锈环棱螺除了As外无单一重金属潜在健康风险，但多种重金属复合暴露的健康风险(TTHQ)结果显示各水系铜锈环棱螺重金属TTHQ值均大于1，As的贡献率均超过80%，表明居民长期食用环棱螺具有重金属复合暴露健康风险及As单一重金属潜在健康风险，重金属复合暴露风险来源于As元素的污染。五个水系潜在重金属复合暴露风险排序为：洮滆水系＞苕溪水系＞沿江水系＞黄浦江水系＞杭州湾-长江口水系。

城市生态安全是保证城市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皖江城市带是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的关键部位，为促进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采用DPSR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与标准差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空间变差模型与灰色GM(1,1)模型等方法分析了皖江城市带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皖江城市带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随时间变化呈波动增长趋势，研究时段内，合肥生态安全指数年增长率最高，为1.14%，马鞍山年增长率最低，为0.77%; (2)南部的池州和宣城两`市总体生态安全等级较高，北部的滁州和合肥逐渐向理想安全等级转化，中部的沿江城市马鞍山、芜湖、安庆和铜陵的生态安全处于较差等级; (3)皖江城市带生态安全格局演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规律性，空间分异层次特征显著，整体上呈现出从“南部＞北部＞中部”向“北部＞南部＞中部”的空间演变格局; (4)驱动力与响应层指标对生态安全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5)预测结果表明，2020~2030年皖江城市带生态安全重心将进一步向“西南-东北”格局转变。

评价生境质量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InVEST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方法探索2000~2020年间江汉平原四湖流域生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综合 CA-Markov和InVEST模型模拟不同情景模式下的2030年四湖流域生境质量情况。研究发现：（1）四湖流域生境质量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东南高，中部低的特点，生境质量呈持续下降趋势，生境质量平均值由2000年的0.497 7下降至2020年的0.484 2，生境退化强度增强，近20年间的生境退化指数最大值由0.155 5上升至0.159 3，空间上扩散趋势明显；（2）生境质量与生境退化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皆具有明显的冷热点；（3）相较于自然变化情景下的生境质量和退化程度结果，生态保护情景的退化强度较弱，生境质量得以改善，表明在实施生态保护措施的影响下有利于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物质燃烧是影响大气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湖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农业资源十分丰富。客观全面的分析湖北省生物质燃烧情况，能够为湖北省加强生物质燃烧管控和改善空气质量等提供重要依据。基于VIIRS 375 m热异常产品、土地利用数据及天地图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了2012~2019年湖北省主要生物质燃烧类型火点，揭示了生物质燃烧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火点主要集中在湖北中部地势较低的江汉平原地区，以及东部低山丘陵地区。（2）2012~2019年湖北省火点数量在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秸秆焚烧为湖北省生物质燃烧主要类型。其中，秸秆焚烧火点和林地火点占比分别为67.43%和32.57%。（3）2015年后，秸秆焚烧火点数量显著下降，且维持在较低水平，治理成效显著。严格的禁烧政策下，由于缺乏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孝感市、随州市、武汉市和黄冈市等地出现严重反弹。因此，除了进一步强化禁烧政策，还需寻求更多秸秆综合利用的途径，形成科学的长效的管控措施。（4）秸秆焚烧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收获季节，但严格的管控措施下，部分地区错峰焚烧导致春季和冬季出现多个分散的秸秆焚烧的小高峰期。林火主要发生在2~4月，该时间段内春节和清明上坟烧纸是引起湖北省森林火灾的重要因素。（5）秸秆焚烧火点在空间上分布范围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形势；天门市东部和孝感市接壤地区一直是火点密集区，孝感市全域和武汉市北部秸秆焚烧热点区域呈较快速度扩展；襄阳市以及位于江汉平原的荆州市、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市西部等地，原先秸秆焚烧热点区域火点减少明显；林火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北部和东部地区，自2016年以来湖北省林火密度均处于较低水平。

为探究太湖流域中型湖泊水质时空分布规律及演变趋势，以太湖流域上游长荡湖和滆湖为研究对象，基于近期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其演变特征。2017~2019季度监测结果显示：两湖主要污染物为总氮（TN，劣V类）、总磷（TP，Ⅲ类~Ⅴ类）和高锰酸盐指数（CODMn，Ⅱ类~Ⅳ类），水体营养水平介于轻度~中度富营养之间。通过文献调研，并结合遥感解译，分析了两湖1990~2019年TN、TP变化情况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1990~2005年，两湖水质持续恶化，综合水质类别由Ⅲ类变为劣V类；(2)2006~2014年，两湖水质波动较大，此阶段主要受一系列生态修复政策（包括围网拆除、湖区餐饮业整治、入湖氮磷削减示范工程等）影响；(3)2017~2019年，两湖TN和TP浓度处于较高水平。水生植物物种丰度和覆盖度急剧下降。尤其是滆湖，2016年后沉水植物近乎消失，主要优势种由沉水植物黄丝草演变为现在的挺水植物芦苇。相关性分析显示：农业面源污染、城镇化、工业化以及水产养殖是两湖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但两湖TN、TP与围网面积二者间并无显著性相关关系。现阶段长荡湖和滆湖富营养化的治理应遵循“控源—削减—修复”的原则，推进农村生活污水以及畜禽养殖废水达标排放，加大湖滨带保护力度，实施生态修复，构建草型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