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审计作为国家环境治理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尺度，多视角检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绿色效应和机制，研究显示：（1）政府环境审计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有着显著的直接效应，且政府环境审计广度的作用力略大于政府环境审计强度；（2）上下游流域的政府环境审计绿色效应优于中游流域，非重点环保城市的政府环境审计绿色治理效能高于重点环保城市，2009年加强政府环境审计工作之后阶段的服务表现好于之前阶段；（3）地方政府竞争、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政府环境审计间接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三大机制，政府环境审计强度的间接推动作用高于政府环境审计广度，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发挥的绿色治理效应更高。

在全国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背景下，探究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协调发展对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九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2011~2019年统计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测度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水平、以及“两化”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与同步关系，并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析“两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产业生态化的整体水平不断上升，在空间上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增的梯度分布格局；（2)生态产业化水平稳步上升，在空间上呈现上中下游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3)“两化”耦合度在数量上不断上升，耦合类型由磨合阶段过渡为高水平耦合阶段；（4)“两化”耦合协调度呈快速增长态势，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类型发展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建议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构建多层次的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体系，协同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两化”协调发展。

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地区作为我国最大的战略性淡水资源库和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面临着水资源利用不协调、水资源供需矛盾失衡等危机。水资源承载力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研究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变化特征，对促进走廊地区水源涵养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运用TOPSIS和熵权法综合评价方法，基于系统论和供需理论构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各区县2015~2019年的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样本考察期间，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各区县水资源承载力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承载力水平基本维持在低级水平，其中生态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的贡献力度最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走廊地区的水源涵养保护起到良好的带头引领作用，各区县水资源供需矛盾有所缓和但仍较为紧张。据此，本文提出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推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绿色升级、水资源高效利用和高质治理等政策建议。

改革开发以来开发区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与增速方面效果显著，而在如今转型增效背景下实现由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增长模式是开发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提高园区企业生产效率也已成为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基本途径。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采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南京、苏州两市开发区内企业集聚现状与生产率水平，并对其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两市开发区内已形成企业集聚与产业集中，企业园区集聚特征显著，集聚态势日益强化，区内产业集聚已具相当规模；（2）开发区内企业具备一定生产率优势，开发区优势主要体现为低效率企业较少与高效率企业数量的增多，且不同特征开发区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存在差异。以期为提升区内企业生产率水平、促进园区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发展对提高旅游效率、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城市边缘区成为乡村旅游的热点地区。文章选取2005、2010、2015和2020年4个年份，以武汉市为例，运用网格维分析、Ripley’s K 函数和核密度分析方法从集聚形态、集聚尺度、集聚模式分析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化特征，基于2 km*2 km微观尺度单元运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因素的影响水平，探讨空间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的空间耦合分布。结果显示，武汉市乡村旅游具有区域不等概率分布的基本分形特征，呈线状分布形态并向周边扩散；空间集聚的强度随集聚空间尺度的扩大呈正态分布，集聚强度峰值的空间尺度由8增至18 km；空间集聚呈多核心层级状的点-轴扩散模式演化，形成多个不同规模的核心和次核心集聚区。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高等级景区和政策调控因素共同作用于空间集聚格局，影响因素按解释力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高等级景区、路网密度、环城距离、河流水系、人口密度、山地资源和用地类型。双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均高于单因素的影响力，产生非线性增强与双因子增强两种效应。此外，政策调控因素发挥了增强“集聚区根植性”的作用。

开展耕地生产力变化趋势研究对耕地占补平衡评估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近20年来，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城镇化对汉江流域耕地的分布与生产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云平台利用时间序列土地覆被与MOD17A3 NPP数据集，采用趋势分析、变异系数、Hurst指数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1~2019年汉江流域耕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趋势、稳定性及持续性进行了分析，并对汉江流域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状况及区域差异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2001~2019年汉江流域耕地NPP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01~2010年增长态势明显快于2011~2019年。（2)汉江流域耕地NPP呈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79%的耕地NPP值介于400~600 g C·m^-2·a^-1，集中分布在中上游河谷盆地；耕地NPP呈显著增加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的53.20%，主要位于中上游河谷盆地和南阳盆地，呈显著减少的区域仅占1.06%；耕地NPP变化稳定的区域集中在上游河谷盆地以及下游荆门、应城等地，不稳定区域主要位于十堰郧阳区、襄阳以及下游汉川、天门、武汉等地的城镇扩张区；流域耕地NPP未来将处于持续增加的趋势。（3)2001~2019年汉江流域转入耕地占全流域耕地的0.56%，转出耕地占4.70%，转入耕地明显少于转出耕地，汉江流域及其三级流域耕地生产力均呈较显著的占补负平衡，且以唐白河流域最为突出。

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责任的分摊是跨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基于“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从水质水量双视角构建生态补偿模型，制定丹江口库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生态补偿总额以及各受水区应分别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并建立库区与受水区之间的双向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1）从测算总额来看，2016~2019年4年间库区所需生态补偿总额为28.79亿元，与筹集专项资金进行对比，推算库区生态补偿额存在约5.75亿元缺口；（2）从各受水区测算结果来看，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分别承担9.15、4.52、7.29和7.83亿元生态补偿额；（3）对比水质水量补偿总额，水量补偿总额比水质补偿总额多11.39亿元，受水区对水量的重视程度高于水质，侧面说明受水区对水量仍然具有较高需求。

 以要素市场化方式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利用2019年湖北、江西、浙江三省781份稻农微观调查数据，聚焦于肥料产品市场，分析要素市场化对稻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要素市场化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1）样本地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远不及预期，稻农技术采纳率仅为27.5%；(2)要素市场化维度中，产品多样性和产品可得性对稻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无论是基于专用型禀赋还是基于通用型禀赋所进行的分组回归，产品多样性对于资源禀赋高水平组稻农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产品可得性无明显差别。对此，建议持续加强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农资经销商在产品销售、信息传播等方面作用，以实现要素市场化与农业绿色化的协同发展。

基于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区位商指数测度制造业集聚水平，从大气环境、水环境、能源消耗3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环境污染指数；在厘清制造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基准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2）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下游地区城市环境污染改善速度高于中上游地区。（3）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中下游地区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表现出先促增、后抑制、再加剧的“N”型曲线关系，而上游地区制造业集聚仍处于加剧污染的阶段。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应统筹兼顾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因地制宜推动制造业差异化发展，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提升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加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科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制定合理生态保护措施的理论前提，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评价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值难以量化等问题。基于2009~2017年的长江经济带生态数据，借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动态评价法”，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量化测值转化为生态环境承载力运行状态研究，以此达到评价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目的。结果表明：（1）评价期内，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呈上升走势，生态环境总体处于可承载状态；11个省市中，上海、浙江、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市处于可承载状态，其中贵州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升最大，达86.844；江苏、江西两个省份处于超载状态，安徽省处于基本可承载状态。（2）人均GDP、第三产业、科技投入占GDP比重、环境治理投资额、绿地面积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呈同增同减趋势且影响程度较大，分别为7.33、6.92、8.28、6.71、7.21。(3)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成负相关，其中单元GDP能耗、电耗对环境质量负面影响程度最大，分别为6.57、6.26。

空气质量与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探究不同用地形态下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证意义。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采用空间回归模型，以林地覆盖率作为划分研究区域的基准因子，以林地景观格局作为挖掘PM_2.5变化驱动的关键因子，综合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状况，从PM_2.5的来源、扩散和清除3个方面选取影响因子，探索不同林地覆盖率下PM_2.5的综合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林地覆盖率下的影响因素对于PM_2.5在影响模式上类似，但在作用方式和作用强度上有所不同；（2）PM_2.5的空间异质性明显，随着林地覆盖率的提高，PM_2.5浓度明显减低；（3）降低林地斑块分离度有利于降低PM_2.5浓度；（4）DEM是影响PM_2.5的主要因素，其对PM_2.5的削弱作用随着林地覆盖率的增加而增加。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建议根据不同等级林地覆盖区的特点，加强长江中游地区大气污染的精细化治理，结合PM_2.5的空间外溢性特征，强化地区之间的联防联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城市水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改造能力强劲，除自然因素外，水环境状态为人类污染行为与治理行为共同作用下的集中体现。为分析城市水环境效应，以太湖流域为例，基于PSR模型对流域各市2010~2018年的水环境状态进行测度，并检验其空间相关性，采用杜宾模型重点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城市水环境状态的影响以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10~2018年间太湖流域各市的水环境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相比而言，位于流域下游区域的嘉兴和上海的水环境状态较差；城市间的水环境状态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关系，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人口集聚对所在城市的水环境状态有负向效应，经济发展与外商投资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作用来看，人口集聚、科技创新和耕地面积的负向溢出显著，建设用地面积和产业集聚为正向溢出；太湖流域城市产业集聚发展趋于成熟，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来自农业的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制约水环境改善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城市水环境改善提出加强跨区域协同治理、引导城市土地集约式发展、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等政策建议。

为了解上海内陆鱼类微塑料污染情况，以淀山湖、黄浦江及苏州河的5种优势种鱼类为对象，分析了消化道内微塑料的出现率、丰度、物理特征、化学成分及其差异性。结果显示，5种、639尾鱼类中共检出845个微塑料，微塑料的平均检出率为59.78％，植食性鱼类显著高于杂食性和肉食性鱼类（p＜0.05）。微塑料的平均丰度为1.32±1.92个/尾，植食性鱼类显著高于其他鱼类（p＜0.05），水域差异表现为苏州河下游、苏州河支流和苏州河上游显著高于淀山湖和黄浦江上游（p＜0.05）。在检出的4种微塑料形状中，纤维状占80.47％，薄膜状占13.73％，碎片状和颗粒状占4.14％和1.66％。在检出的6种微塑料颜色中，黑色和透明的占29.59％和28.99％，蓝色、红色、黄色和绿色的占15.86％、10.53％、8.52％和6.51％。粒径小于1 mm的占60.12％。检出了18种化学成分，赛璐酚占比达39.42％，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占比为20.19％，聚酰胺和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占比为11.54％和9.62％。分析表明，上海主要河流鱼类微塑料污染主要来源于居民生活用品的包装材料或丢弃物，在平均检出率和丰度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并与栖息水体的污染程度有一定相关性。

河道黑臭化问题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已成为最为棘手的环境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皖江城市（芜湖）黑臭水体重金属的分布情况和潜在的来源，选择保兴垾黑臭河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室外采集和室内分析，并结合改进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评价；利用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解析潜在来源。结果表明：(1) 河道内重金属呈现Fe＞Zn＞Mn＞Cr＞Cu＞Cd的大小特征，均显著超过安徽省土壤背景值，其中Cd富集最明显。除了Cd，其余5种重金属含量均表现出雨季期大于旱季期的特征。(2) 形态研究表明，雨季期重金属倾向于从颗粒物表面解吸释放到上覆水中，且各重金属残渣态占比上升。(3) 改进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MRI）结果表明，Cd污染生态风险占总污染生态风险的绝大部分（贡献率＞90%），应重点解决Cd污染。(4) 源解析结果表明，Zn、Cu和Cr受周边工业活动的影响，Fe和Mn主要是受自然源和工业源的混合影响，Cd最有可能受到区域农业面源的影响。

沱江流域是四川盆地中部人类与水土资源发生相互作用最为频繁的区域，近年来，流域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发展快速、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该区域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采用单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赋值法和排污系数法，分别对沱江流域28个区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污染负荷进行了估算，揭示了两者在空间上的匹配关系，以期为流域水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设提供建议。结果表明：(1）沱江流域污染物排放量中 COD 排放最多，TP排放最少，COD、NH3-N、TN和TP污染负荷的最大值分别为71 067.51、11 108.76、21 320.08和3 073.99 t。流域污染负荷的分布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上游污染负荷较小，中游污染负荷较大，下游污染负荷相对于中游较低。(2）流域4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上游具有较大的供给型、调节型、支持型和文化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极为相似。(3）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与污染负荷的空间匹配性差异显著，其差异性较大值出现在流域的中下游，需要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有效的污染负荷削减方案，改善流域水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此，流域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关系研究，不仅加深了生态系统服务与污染负荷间关系的理解，而且丰富了流域水环境生态管理的研究案例，也为流域水环境质量管理和生态建设提供了依据。

煤炭是重要的能源，但是在开采后形成的地表沉陷特别是塌陷在平原地区造成了对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巨大破坏，对粮食产量、植被覆盖和塌陷区居民的生产、居住、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用Landsat MSS、TM、ETM+和OLI影像，通过目视解译获取了1973~2020年6个时段的淮北市采煤塌陷区的边界信息，通过监督分类和目视修正提取了5个时段的土地利用信息，分析了塌陷区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土地利用、植被覆盖等的影响。结果表明：（1）虽然塌陷区被不断地回填，但是塌陷区的数量和总面积在近50 a里不断增加，在2020年共有塌陷区243个，总面积约1.2万hm²。（2）塌陷的土地以耕地为主，建设用地其次，塌陷的耕地面积呈现增加趋势。（3）塌陷区回填的规模不断扩大，回填后主要用作建设用地，其次是耕地。塌陷导致了农民失去土地、搬迁，粮食产量减少，同时也破坏了地表植被。研究成果可以为塌陷区的管理、开发、利用等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1961~2019年逐日降水格点数据，对长江流域偏前型、偏后型、均衡型和单日型极端降水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在变化过程上，1961~2019年，长江流域偏前型极端降水先增加后下降，偏后型、均衡型极端降水变化以平稳波动为主，单日型极端降水持续上升；（2）在空间格局上，长江流域偏前型、偏后型极端降水量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均衡型极端降水高值区分布于金沙江、鄱阳湖流域，单日型极端降水空间特征表现为“中间高、两侧低”；（3）在影响因素上，长江流域及其子流域不同类型极端降水与两类厄尔尼诺（东部型-Nino 1+2区和中部型-Nino 3.4区）正相关占比为79.2 %，且与Nino 1+2区的相关性高于Nino 3.4区；（4）1998年长江流域极端降水以偏前型为主导，7月20~26日偏前型极端降水事件为1998年夏季洪涝灾害的核心致灾因子。

利用1961～2018年6～8月湖北省日降水资料，采用百分位法定义湖北省夏季不同等级极端日降水事件，分析了不同等级极端日降水事件的特征及长期趋势，尝试采用PCT方法，将1981～2018年区域日极端降水气候事件的大尺度环流分为3种类型。结果表明:（1）受地形影响，不同等级日降水的阈值分布类似日降水量的气候平均态分布,呈现南多北少、西少东多，两者极值中心近乎重叠；（2）相对99%和90%分位，95%分位极端日降水的年均降水量对夏季降水量的百分比是最大的；（3）区域极端降水对应的3类环流特点分别是：I型为高空西南低槽、东北高压脊，低层为西南涡旋、东北反气旋；II型为高空江淮浅槽、东北弱高压脊，低层西南涡旋、渤海反气旋；III型为高空东北深槽，配合西南浅槽，两槽形成自东北至西南的倾斜槽，低层在西南和东北为明显的气旋；该分型结论与已有研究较为吻合。对比2020年7月6～7日湖北省发生的区域极端日降水事件的环流，该次事件符合III型，未来可为区域极端降水事件的天气分型和预报预测提供主观方法。

近年来，城市内涝问题威胁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安全，利用耦合雨洪模型模拟了南昌市朝阳新城在遭遇1、3、5、10及20 a重现期降雨时的内涝淹没状态，研究了在不同重现期降雨下城市内涝形成及恢复的完整过程，结合弹性分析法研究了南昌市朝阳新城片区对洪灾的抵御及其恢复能力。同时，分析了研究区3种不同年份的土地利用情况，探究城市化的发展对于研究区在遭受降雨袭击后防御与恢复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降雨重现期的增加都会导致研究区对洪灾的抵御及恢复能力降低。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在以后的防洪排涝工作中更快更准确地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抗灾策略，同时使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城市化进程对于区域防御内涝灾害及其恢复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