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已陆续在试点地区稳步推行，有效助力我国构建牢固、多元的绿色金融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与保障。基于2011~2021中国沪深A股数据，使用多时点DID模型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效果，实证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当地企业绿色创新，且相对于清洁型企业而言，重污染企业并未产生更多的绿色创新成果。（2）处于产业升级型和资源开发型试验区、国有企业、现金流状况良好的企业受到更强的绿色创新激励，且其创新活动主要聚焦于实质性的绿色创新。（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通过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优化债务结构，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自企业内部创新资源的再配置效应。该文为持续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走深向实，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IFDI的主要投资领域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作为世界制造业领头羊，其制造业碳排放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制造业领域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对于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研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和IFDI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影响，对实现“双碳”目标，吸引高质量外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综合考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污染光环假说的情况下，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制造业碳排放和IFDI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空间分位技术、三维核密度估计技术、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技术及GS3SLS空间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技术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和IFDI的空间格局及其交互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和IFDI均呈现出由下游地区向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制造业碳排放和IFDI及其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制造业碳排放和I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抑制效应。整体而言，引进IFDI可以抑制制造业碳排放，抑制制造业碳排放可以促进IFDI引进。稳健性检验、空间异质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

系统评价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对强化沿线生态风险预防和生态安全维护意义重大。基于“抵抗性-响应性-更新性”3个属性层面建立生态韧性评估模型，选取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法、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剖析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格局及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在时空分布格局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水平波动抬升，但上升幅度较小，生态韧性优化进程缓慢；空间上总体呈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等省级行政中心向周边城市递减的发展局面，形成鲜明的“核心-外围”空间分布格局。（2）在时空转移特征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状态转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与状态锁定，邻域背景显著作用于城市生态韧性状态的转移。（3）在发展趋势预测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未来发展趋势较为乐观，沿线生态韧性水平随时间演化而渐进提高，且朝高韧性区间聚集。

随着近年来经济环境愈发复杂，在各类外部冲击下开展不同产业结构视角的经济韧性研究对于区域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各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根据主导产业类型将城市划分为农、林、牧、渔业；矿业；制造业等7种类型，采用“反事实数据”方法对2008~2022年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采用个体固定面板模型展开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8年经济危机，各类型城市经济韧性反应路径和速度显著不同。（2）2008和2020年两次冲击期，三大城市群的经济韧性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现出成渝城市群的西北地区韧性“洼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北低南高、长三角城市群的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不同类型城市分阶段回归结果表明：2008~2012年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水平、经济集聚指数、金融发展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措施和城镇化率起负向阻碍作用；2013~2017年城镇化率起正向促进作用，科技投入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起负向阻碍作用；2018~2022年产业多样化指数、科技投入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频共振成为城市群低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Super-SBM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探索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碳排放效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得分三类数值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东西方向上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南北方向上除碳排放效率外均呈现“U”型曲线。（2）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以上海、苏州等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为核心的高值区域向周围辐射的发展模式，且上海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协调水平落后城市以及低值集聚区存在区域锁定现象，呈现出“弱者恒弱”的空间集聚局面。（3）各驱动因子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均能促进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其中经济基础和技术创新的单因子驱动力突出，而单因子影响力较低的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因子在与其他因子进行交互作用后驱动力度得到明显提升。鉴于此，从优化城市布局形态、定点帮扶低值锁定区和充分发挥协调发展的内外驱动力等方面提出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探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重构和区域关联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关联视角下产业动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基于2018年企业注册信息大数据，借助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重构和区域关联的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重构、区域关联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且行业异质性明显，一般制造业仍然是空间重构与区域关联的主体，上海、苏南和浙北是空间重构与区域关联的核心区。(2）制造业的多样化集聚和产业升级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转移与区域关联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与产业发展阶段有关。处于产业优势分散阶段的产业，产业转出与提升网络入度有助于经济绩效增长，而处于产业优势集聚阶段的产业，产业转入促进了经济绩效提升。

汉江生态经济带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加强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流转及生态补偿研究，对于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在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评估了汉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优先级、生态补偿额度和比较生态辐射力大小，揭示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状况及空间流转特征。结果表明：(1)1990~2020年汉江生态经济带各县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多年平均值在82.64~491.19万元/km2，内部空间差异大。(2)从县域尺度来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集聚性呈微下降倾向，局部集聚显著。(3)研究区生态补偿总额度理论值为235.34亿元，占汉江经济带国内生产总值的0.97%，上游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十堰市和神农架林区生态补偿总额占总补偿额度的80.97%。(4)十堰市比较生态辐射力较大，对研究区中下游城市的生态贡献度高，应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进上下游形成流域协同治理与统筹发展。总体来看，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内部差异大，从生态补偿优先级角度，进行生态补偿空间识别及生态补偿额度确定是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可资借鉴的方法，也为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挖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且基于其制定跨地区的协同治理路径，对实现区域性国土空间协同治理具有现实意义。研究探讨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关联的理论逻辑；运用SFA模型测度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SNA模型测算其关联网络特征；在提出协同治理理论路径基础上构建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治理实践路径。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水平不断改善，但参差不齐的特征也一直存在；（2）利用效率在空间上已具有显著的关联网络特征和通达的网络结构，但关联网络强度有下降的趋势；（3）关联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清晰，各节点城市的作用存在差异；（4）利用效率水平表现出空间聚类形态，空间关联关系包括净溢出板块、主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需根据板块内涵开展差异化协同治理。研究能够为长江经济带或其他区域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协同提升路径制定提供借鉴。

不同环境因子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影响具有尺度依赖性。基于湖南省土系调查采集的土壤剖面样点数据，利用土层厚度归一化获取表层土壤有机碳，采用数理统计、多元经验模态分解（Multivariat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MEMD）等方法，分析湖南省土壤有机碳与其影响因子在表征尺度的相关性，并对土壤有机碳进行了预测，旨在研究土壤有机碳与影响因子的空间多尺度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MEMD将土壤有机碳分解成6个本征模态函数（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s）和1个残差，IMF1占主导地位，其次为IMF2和IMF3，3个尺度对土壤有机碳方差贡献率之和达到70 %以上；湖南省土壤有机碳及影响因子的主要表征尺度为133 km（IMF1）、188 km（IMF2）、355 km（IMF3）。（2）多尺度关系表明土壤有机碳与高程主要表现在大尺度上。土壤有机碳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随着尺度的增大而显著相关。（3）基于MEMD法对土壤有机碳进行预测，其精度高于基于原始数据的多元逐步回归拟合结果，表明多尺度更能全面揭示有机碳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可为不同尺度土壤有机碳规划管理和提升土壤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平原水网区水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问题之一，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支撑平原水网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平原水网区农业面源污染特点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选择适宜的技术措施开展面源污染防控。根据平原水网地区的地形地貌特点和农业发展现状，分别分析了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农村生活污水的污染特征和治理难点。从水环境安全保护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氮磷流失过程，针对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农村生活污水等不同污染来源以及源头、过程和末端等不同污染环节，介绍并对比了适宜平原水网区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以我国平原水网区某典型农业区为例，基于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利用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比选技术路线和综合治理方案，并评估了方案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后，从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拓展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和创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的角度，对未来平原水网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建议与展望。

高度城市化进程中的江南水乡地区生态系统面临威胁，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识别，保护该地区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选择常州市金坛区为江南水乡地区的典型案例，运用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识别生态源地，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提取生态廊道，结合重力模型进行生态廊道的重要性分级，根据生态廊道的重要性分级、生态廊道相交点的分布情况以及土地利用情况，确定区域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据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供生态修复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生态源地面积152 km²，其中陆域生态源地共44个，总面积为49.3 km²，集中分布在茅山；水域生态源地共77个，总面积为102.7 km²，集中分布在长荡湖；（2）生态廊道总长度432.4 km，陆域生态廊道呈“横向伞状”分布，水域生态廊道呈“内闭外开双环”式分布。极重要生态廊道93.2 km，重要生态廊道157.8 km，一般重要生态廊道181.4 km。（3）区内生态夹点16个，重要生态夹点有9个，主要位于金坛区西部的茅山和天荒湖；生态障碍点14个，主要生态障碍点6个，分布在建筑密度较高的主城区以及高等级道路与生态廊道的相交处。（4）通过关键区域识别，以主要生境斑块的有效连接、保护关键夹点、修复关键障碍点为原则，提出构建金坛区“一核、三片、五带”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可为长江下游的江南水乡地区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参考。

以湖北省第一大湖泊洪湖为研究对象，利用Sentinel-2遥感影像和现场监测数据，基于随机森林机器学习模型构建洪湖湿地叶绿素a和浊度遥感反演模型并揭示其时空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叶绿素a与浊度反演模型均能较好地拟合数据，R2的值分别为0.888和0.878；2020~2022年，洪湖叶绿素浓度均值分别为58.127、61.847和82.017 μg/L，浊度均值分别为50.180、47.379和85.377 NTU；三年间叶绿素a和浊度显著升高表明洪湖水质处于持续恶化趋势，长期围网围垸养殖过程的迟滞效应、极端气候事件的冲击影响、流域外源污染负荷的居高不下加之内源污染释放的显著增强可能是导致洪湖水质根源性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该研究揭示洪湖湿地叶绿素a和浊度时空变化规律并分析主要驱动因素，对洪湖水华风险预警和重点区域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定量湖泊流域总磷（TP）污染源结构是有效评估湖泊环境风险的重要前提。以典型高原湖泊抚仙湖为例，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结合TP污染负荷源解析模型，分析了抚仙湖25个子流域1990~2020年TP污染负荷。通过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分别评估1990~2020年抚仙湖全流域和子流域尺度TP环境风险。结果表明：（1）1990~2020年抚仙湖流域TP污染负荷范围为59.38~239.05 t，点源污染占比有所上升，但面源污染仍是TP污染最大来源。TP污染主要来自化肥施用和畜禽散养。其中化肥污染主要来自抚城河和河外直钩河子流域，畜禽散养污染主要来自大提坎清河和大箐河子流域。（2）1990~2020年抚仙湖全流域环境风险呈现先增后减特征，其中2005年风险最高；河外直钩和抚澄河子流域环境风险程度较高，2000~2010年间一直处于高风险水平（风险值>0.55）。由于磷矿关闭，东大河子流域2005~2010年环境风险程度从极高降至极低风险。子流域尺度风险评估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环境风险信息，基于子流域尺度的湖泊污染源解析及环境风险评估结果可为抚仙湖流域TP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实施和水质恶化预警提供科学参考。

水电是重要的清洁能源，但水电站建设周期长、影响范围广，水电站不同阶段对周边植被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基于MODIS时序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以谷歌地球引擎（Google Earth Engine，GEE）为运算平台，利用LandTrendr算法精确分析植被扰动的年份、强度，耦合Theil-Sen Median和Hurst指数研究金沙江中段不同调节方式的水电站2000~2022年间对区域植被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NDVI主要突变点与相应大坝的蓄水年份一致（观音岩：2015年；鲁地拉：2013年；龙开口：2013年；阿海：2013年）。周调节水电站的影响范围（0~13 km）广于日调节水电站（0~9 km），正向突变面积（37.21%~54.53%）也高于日调节水电站（22.35%~38.07%），影响程度垂直于河岸向外逐渐减弱；（2）在2000~2022年期间，4大水电站NDVI总体呈现上升趋势（0.001~0.004/a），在建设前、建设中、运营后分别呈现“升—降—升”现象。水电站的运营可以促进周边植被恢复，且周调节水电站对植被的积极影响（NDVI上升率0.007~0.008/a）高于日调节水电站（NDVI上升率0.005~0.007/a）；（3）水电站周边植被变化受到气候与水电站运营的双重影响，水电站运营对植被的影响高于气候的影响；（4）水电站对周边植被的影响呈外溢效应（呈现向外扩散的趋势），且未来消极影响同样有扩散的可能性，其影响具有延后性。研究为区域植被生长可持续发展和水电站可持续运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及理论技术支持。

多样化种植是满足食物有效供给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利用来自中国粮食主产区的1 201份农户生产经营数据，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探讨了农户实施多样化种植对种植业净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与未实施农户相比，实施多样化种植农户的种植业净收入实现了显著增长。（2）在种植业净收入不同水平的农户之间，其实施多样化种植的收入效应存在差异。其中，种植业净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实施多样化种植后种植业净收入显著增长，而种植业净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未能显著受益。（3）不同程度的多样化种植对农户种植业净收入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随着多样化种植程度的提高，其对农户种植业净收入的提升作用先增强后减弱，当多样化种植指数SID处于(0.4,0.5\]区间时，提升作用较强。基于此，相关政府应针对种植业净收入不同水平的农户实施差异化推广策略，重点鼓励种植业净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实施多样化种植。同时，应引导农户发展适度多样化种植，以促进其种植业净收入增长。

 揭示农村流通数字化对粮食体系韧性影响的内在逻辑，对于加速农村流通数字化进程、助力数字化赋能粮食体系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流通数字化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为：（1）基准回归显示，农村流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粮食体系韧性，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检验显示，农村流通数字化对中、西部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体系韧性有更显著的促进效果。（3）中介模型检验显示，产业融合、农业技术创新在农村流通数字化对粮食体系韧性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4）门槛效应检验显示，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村流通数字化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中发挥着门槛作用。据此，未来应加快推动农村流通体系数字化转型，重视产业融合、农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劳动生产率的门槛影响，因地制宜激发农村流通数字化对粮食体系韧性的赋能效应。

基于1996~202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124个水稻生产县的县级单产、气象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早稻、中稻和晚稻的农作物生育期，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关键气候因子变化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单产的影响。研究发现：（1）该区域有效积温增加对三种类型水稻单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危害热积温对水稻无显著影响，日照时长与早稻单产呈“倒Ｕ型”非线性关系，降水与中稻和晚稻单产呈“倒Ｕ型”非线性关系。（2）分阶段研究发现，中稻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阶段、晚稻营养生长阶段危害热积温增加对单产有显著负向影响，长差分检验揭示中稻和晚稻生产系统对上述两阶段危害热积温变化产生了适应。（3）模拟移栽期调整，结合安全移栽期限制，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晚稻移栽提前至4月8日最有利于水稻生产。研究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类型水稻分生育期种植管理提供了实证支持。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度和质量成色。以浙江省50个县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从基层治理、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6个维度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揭示其在2012~2021年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发展差异和主要障碍因素。研究表明：（1）浙江省县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发展速度较快，但各维度间发展差异较大。（2）浙江省各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和关联特征，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3）农村人口占比、化肥施用强度和农业机械耕种水平一直是浙江省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因此，要进一步推动农业人口有序向城市转移、践行“两山”理论、加强“山海协作”，推进“机械强农”，实现浙江省县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