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是贯彻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支撑，但学界尚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的深入探讨。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展开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空间分布呈现非均衡性，绿色技术创新空间极化现象显著，由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主导，中西部省会城市协同推进的创新格局日益突出，高碳区域在下游地区连片分布，中上游地区零星分布；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演化呈现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2）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反映出技术创新的“回弹效应”与“极化-涓滴”效应。（3）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更强，碳增排效应偏弱；上游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直接效应为“U”型，间接效应为倒“U”型，中游城市主要体现在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呈现倒“U”型，下游城市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影响都不显著。

快速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剧了各利益主体对土地资源的竞争,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的相互转化日趋激烈,进而造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波动。以长江上游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80~2020年5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运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长江上游“三生空间”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上游“三生空间”转型具体表现为生活空间和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快速扩张,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面积减少,转变的主要类型是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之间的转化。（2）198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略有提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东部和西南部,中部和西部形成低值集聚区。（3）研究期内,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存在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工业生产空间、其他生态空间对林地、草地等生态空间的侵占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关键因素。未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三生空间”转型,推动“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合理化,构建起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生态效率的重要驱动力，在同一框架内揭示两者影响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机制是亟待探索的课题。研究基于2008~2020年相关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率；分别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两者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非线性匹配关系。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2）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本省域的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地区有抑制作用；（4）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相互匹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两者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5）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两者对中游、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下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因此，沿江省市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差异，按照因地制宜、联动发展原则，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联动配合，以提升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效率。

权衡好减排与发展的关系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转型升级十分关键。在构建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06~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群碳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在研究期内均呈上升趋势，但后者存在明显波动；（2）城市群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态势向好但协调程度不高，内部区域协调程度之间差距较大；在协调类型上，勉强协调等级为主导，一般失调等级占比较少；（3）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和空间集聚现象；（4）时序上城市群协调度主要受绿色出行、城市绿化、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5个因素影响，区域上由于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自然、经济环境不同，故驱动其协调度的因素之间存有差异。

城镇化过程必然会影响生态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内涵及耦合协调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PVAR模型分析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水平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的弱项在于人口城镇化，生态韧性的短板在于压力韧性；（2）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且具有稳定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长三角和云贵地区对应为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主要受到历史水平制约，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交互影响不显著。长江经济带应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增强新型城镇化弱项，补齐生态韧性发展短板，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互动协调发展机制。

为了筛选并合理配置适宜长江下游滨岸带植被修复的先锋植物，以长江南京段滨岸带中的优势草本植物（重要值大于1%且排名前20）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位测度、方差比率法（VR）、χ2检验、联结系数（AC）、Pearson相关检验、Spearman秩相关检验和M. Gordon 稳定性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生态位和种间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划分生态种组。结果表明：（1）本次调查共记录植物179种,隶属于36科113属，其中青蒿（Artemisia caruifolia）、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益母草（Leonurus japonicus）、虉草（Phalaris arundinacea）、蛇床（Cnidium monnieri）、朝天委陵菜（Potentilla supina）、泥胡菜（Hemisteptia lyrata）和齿果酸模（Rumex dentatus）的重要值和生态位宽度较大，为滨岸带的绝对优势种。（2） 优势草本植物间生态位重叠和相似性处于中等程度，均值分别为0.54和0.48。 （3）优势草本群落总体呈显著正联结，群落稳定性分析结果显示该群落目前处于不稳定状态；4种检验方法（χ2、AC、 Pearson和Spearman）均表明优势种对间正负联结（相关）比大于1，不显著联结（相关）种对数占绝大多数。综上表明长江南京段滨岸带优势草本植物群落总体处于正向演替的动态过程，种间关系松散，大部分物种趋于共享滨岸带的环境资源。结合生态位和种间关系分析结果，推荐以上8种优势植物为先锋物种，并建议根据划分的生态种组选取与其为正相关的植物沿相应的滨岸带空间进行模拟配置试验，以构建稳定的滨岸带适生植物群落。

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型空间集聚形式，已逐渐成为我国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因此，科学评价城市群韧性水平能够对城市群的建设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综合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空间向量模型以及木桶理论，建立了城市群韧性水平分析模型，其次使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及Markov链法分析了城市群韧性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进趋势。最后，选取了国内5大城市群作为研究案例。研究结果显示：省会及直辖城市的抵抗与恢复能力建设呈现两级分化态势，而适应及综合韧性建设均比较良好；五大城市群韧性水平存在明显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的整体空间格局，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均值韧性最低，群内短板效应最为明显；除京津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内部基尼系数差异均有所下降，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之间韧性水平差异最为明显；造成五大城市群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超变密度差异；五大城市群总体韧性水平离散程度呈缩小趋势，但依然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的京津冀城市群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理解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相互关系，是制定针对性生态系统管理策略以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为人类提供了多类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其生态敏感度较高，容易受到城市化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以杭嘉湖平原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学统计数据，采用InVEST生态系统服务模型、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评估并探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关联性。结果表明：（1）从2000~2020年，杭嘉湖平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以东南部的高值区为核心向外依次扩散，逐渐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由聚集性向分散性转变。（2）2000、2010和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0.028 6、0.027 7和0.026 6，研究区整体从中等风险等级转入较低风险等级，研究区生态风险状况有所改善，高和较高风险区主要呈片状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及北部。（3）景观生态风险与生态系统服务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景观生态风险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负向相关，即景观生态风险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存在互馈效应，负向影响与关联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研究结果能为制定降低区域生态风险、增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维持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健康稳定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口入海总氮通量对近海水域水环境、水生态具有重要影响，在优选断面基础上研究了2005~2022年长江口水域总氮浓度和入海通量。结果表明：（1）2005~2022年，入海总氮通量年际间波动较大，最大年通量（263万t/a）是最小年通量（116万t/a）的2.27倍；长江口水域总氮浓度和入海通量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2008~2019时期入海总氮通量相对较高，大部分年份入海通量接近或超过200万t/a。2016年以来，长江入海总氮通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长江入海总氮年通量与年径流量的波动节律具有类似性，丰水年入海总氮通量偏高。相近年径流量情况下入海总氮通量对比表明，长江流域总氮污染控制成效明显。（3）2016~2022年，长江口水域总氮浓度特征为枯水期高于丰水期，平均高24%；入海总氮通量年内分布特征为丰水期高于枯水期，大约是枯水期的1.93倍。（4）2016~2022年，长江入海总氮年通量（平均为185万t/a）中，来自长江上游、洞庭湖、汉江和鄱阳湖的氮源分别占43.8%、24.4%、4.9%和10.8%。长江中下游干流区间净增的氮源（该区间内除上游、洞庭湖、汉江和鄱阳湖汇入的氮源外，通过其他支流汇入和直接进入该区间的氮源再扣除区间消耗后的部分后）占16.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对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与植被指数，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2000~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0~2019年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增加趋势，从高度失调阶段发展到中度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即长江下游省市>长江中游省份>长江上游省市；同时耦合协调度总体从省会中心向外辐射，由条带逐渐集聚成片状。（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驱动因素为对外开放度、教育投入及经济发展水平。长江中上游省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首要驱动要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长江下游省市耦合协调度的首要驱动要素为教育投入、对外开放度及科技创新投入。（3）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及其省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主要受到产业结构与科技创新投入的交互协同效应。不同分区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空间差异，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应结合不同因素交互作用采取差异化调控策略。

科学客观地评估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水平，是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岸线资源的基础。基于DPSIR模型构建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序关系分析法和CRITIC法分别计算各指标主客观权重，运用博弈论原理计算指标组合权重，基于集对分析理论构建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估模型，并结合Moran’s I、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风险空间分布特征。对长江江苏段进行实例研究，结果表明：长江江苏段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总体等级为较低风险，风险较高的区域分布于南京市江北新区和栖霞区，以及苏州沿江区域入海口一带；风险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组团特征，热点区分布于南京与仪征、镇江邻接区域，以及南通崇川区与苏州市辖区的环长江入海口区域，这些区域是未来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风险管控的重点区域；最后基于风险评估结果，从优化港口码头布局、加大岸线监管力度、加强岸线生态修复等方面提出长江江苏段岸线资源管理保护对策。

随着茶园面积的不断扩大，了解区域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建设碳汇茶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贵州省区域茶园及周边林地和灌草地进行土壤样品采集，采用GIS聚类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茶园不同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异性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贵州省区域茶园土壤有机碳含量范围为5.61~80.92 g·kg^-1，其空间分布属于中等程度变异（变异系数为0.47）；林地、茶园、灌草地3个区域的土壤有机碳的平均含量分别为49.34、29.80、19.65 g·kg^-1；茶园土壤有机碳含量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降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评估，发现海拔是影响贵州区域茶园土壤有机碳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素，海拔高度的变化明显地影响区域温度及降雨，表层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温度的影响，而中下层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到降雨的影响。可见，通过调控茶园土壤水热条件，能有效地增加茶园土壤的固碳能力及提升区域茶园的碳汇效率。

为了分析2015~2020年（即湖南省政府开展了《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前后）洞庭湖水质变化趋势及其关键驱动因子，选取总氮（total nitrogen，TN）、总磷（total phosphorus，TP）、高锰酸盐指数（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_Mn）和氨氮（NH₃-N）4项水质指标，分析了洞庭湖水质年际变化趋势及行动计划前后的水质特征；并通过水体污染指数w和综合污染指数γ评估了洞庭湖水质污染水平；最后结合水位、入湖径流等水文指标和污水处理率、畜禽排泄量等人为指标，深入揭示不同时期影响湖泊水质的关键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TN、TP和NH₃-N浓度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显著性水平p<0.05），且在行动计划后期间3个水质指标浓度均显著降低。洞庭湖水质污染程度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点，东、南和西洞庭湖的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0.86、0.78、0.78。（2）水位、入湖流量、入湖泥沙量呈年际波动趋势；泥沙沉积量显著增加，由-1 528.2×10⁴ t/a增至1 211.7×10⁴ t/a。（3）畜禽排泄量、施肥量、污水处理率、水位和泥沙沉积量是影响洞庭湖水质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建议后续湖泊管理中继续加强外源污染物管控，同时合理改善洞庭湖水文条件，加强水文连通性。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探究其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构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意义重大。通过构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1个城市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和空间杜宾模型对其差距贡献、动态演进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均呈稳定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紧随其后，整体上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由“V”字型分布逐渐向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格局转变；（2）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研究期内整体基尼系数有所下降，而成渝城市群则呈上升态势，三大城市群间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整体差距有所扩大，城市群间差距是造成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性的主要原因；（3）各城市群人工智能发展“极化”效应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均表现为“多极”分化，成渝城市群则由“多极”分化逐步发展为“两极”分化；（4）不同等级的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明显的转移“惰性”，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于周边城市的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作用，虹吸效应与溢出效应并存；（5）区域人口密度、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科技金融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探索城乡融合与“双碳”之间的关联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法与地理探测器，研究2010~2019年城乡融合与碳排放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平均值较低且区域差异明显。（2）碳排放强度整体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在缩小但仍有不均衡现象。（3）城乡融合水平与碳排放强度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协调演化为中级协调，城市群向着环境友好型发展；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变化可分为快速上升的中心城市、辐射上升的周边城市、稳定上升的节点城市和缓慢上升的边缘城市4种，尤其边缘城市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东西方向上中间低两端高，南北方向上南高北低”的特征。（4）非农从业比、土地城镇化、城乡空间流通媒介、人均GDP和城乡人口密度比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核心因素。最后，在打造绿色低碳的协调发展模式、强化省会城市引领功能以及增强中小城市发展动能方面提出建议。

县域工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经济增长和社会成果2个基本面构建了评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并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7~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95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发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态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从空间视角分析县域工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县域工业集聚显著推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在推动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阻碍了周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建议推动工业集聚发展，扩大产业集聚的辐射效应，发挥发达县域的帮扶和带动作用，同时优化产业布局，形成相互协作和相互促进的产业格局，稳步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土地利用碳收支空间关联与碳补偿分区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协同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域为基本单元核算其碳收支量；构建引力模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分析长江中游地区碳收支整体与个体的空间关联关系与结构特征；借助SOM-K-means模型对长江中游地区开展碳补偿分区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碳排量呈现上升趋势，由2.18×108t上升至3.01×108t，总体呈现“东高西低，中心最高”的空间分布特点；碳吸收量呈现波动态势，由2.75×108t变化至2.86×108t，整体呈现为由外逐内降低的“C”型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视角下，碳排放与碳吸收的网络密度较低，具有较大的空间协作潜力挖掘；个体视角下，武汉市、九江市、岳阳市等地区处于碳排放网络的中心地位，在网络中也承担了“桥梁”作用；宜春市、常德市和吉安市等地区居于碳吸收网络的中心地位。碳收支网络中各节点的碳排放与碳吸收能力不相符，存在显著差异。（3）长江中游地区共分为12个支付区、13个平衡区和17个获补区，针对各类型区提出相应的低碳发展方向及策略。

伴随快速城镇化发展，人工建设活动频繁，苏南水网地区面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生态风险日益突出，基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提升区域生态环境稳定性的有力途径。研究以苏州市白蚬湖片区为例，借助景观格局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剖析研究区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特征，基于CA-Markov模型模拟城市扩张情景下土地利用格局并预测其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探讨时空动态演变下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显著。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张，面积上升了59.32 km²；耕地、水域面积分别下降17.98、53.61 km²；林草地面积小幅上升，共计增加12.27 km²。2030年城市扩张情景模拟下建设用地增幅最大，面积增加134.14 km2；耕地与水域面积分别缩减174.06、6.76km²；林地、草地面积共上升46.68 km²。（2）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中高风险面积占比共增加6.55%，低、较低风险面积有所下降，占比分别减少4.62%、1.92%。2030年城市扩张情景模拟下景观生态风险中等级以上区域逐步扩张，其中较高风险面积增加最多，占比上升10.12%，较低与低风险面积占比缩减19.14%。（3）基于2020年现状与2030年城市扩张情景模拟下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结果，共识别研究区生态源地23个，生态廊道50条，生态节点21个，最终综合构建时空动态变化下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可为保护水网地区生态环境、抵御外界生态风险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区域生态安全发展有一定参考意义。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粮食可持续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基于2001~2019年31省份的面板数据，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为抓手，通过构建连续双重差分及多重差分模型，识别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本赋利对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单项效应及耦合效应，探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结果表明：（1）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金赋利显著提高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在考虑可能的内生性、剔除政策干扰因素后结果依然显著；（2）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金赋利的耦合效果显著优于单项效果，可提高158.5%的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3）土地赋能、设施赋技、资金赋利对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影响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程度差异和地理位置差异；（4）土地赋能、设施赋技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但资金赋利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应推动和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制，焕发高标准农田活力，保障粮食可持续生产。

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对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窗口分析法、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呈波动变化趋势。分区域来看，二者均呈现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特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差异明显。 (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双变量全局Moran’s I的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M”型，二者总体空间依赖特征明显。 2010年以后，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局部空间关联类型增加，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和皖北地区。(3)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对外贸易水平、科技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政府规模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产业网络是反映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抓手，城市群是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承载力，明晰城市群产业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和环境效应对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基于2011~2020年企业投资行为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三大城市群产业网络空间演化特征，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产业网络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1）2011~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网络空间格局呈“一主轴、两中心、多顶点”的特征。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呈现“一主多副”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现象与区域组团现象明显。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空间格局呈“一主两副”的特征，由“V”型逐渐转向倒“V”型。（2）三大城市群大部分中心城市的点入度大于点出度，中心城市产业集聚现象明显。（3）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京津冀城市群企业对外投资显著地促进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对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网络的环境效应不显著。研究可为促进三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对区域生态保护及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青藏高原为例，基于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PLUS)，对土地利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构建2030~2050年惯性发展、经济建设、生态保护3种未来情景，模拟各情景下土地利用及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近10 a土地转化模式主要是草地和未利用地的转化。草地和林地与草地和未利用地之间的转化具有倾向性，未利用地、草地和林地土地利用变化因素中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和年平均气温贡献度最高。（2）2030~2050年3种情景下，不同情景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具有差异性，惯性发展情景下，水域和建设用地扩张明显，面积为1 627 、10 km2；生态保护情景下，林地和草地增加，面积为232 、15143 km2；经济建设情景下，林地和草地减少，面积为224 、7 653 km2，耕地、建设用地增加，面积为146 、24 km2。青藏高原的保护政策不同区域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3）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以较低风险区为主。惯性发展情景下，2030~2050年生态风险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建设情景下，2030~2050年生态风险明显提高，其中较高风险区增加最多，面积为56 051 km2；生态保护情景下，2030~2050年生态风险明显降低，其中较低风险增加最多，面积为16 136 km2。研究成果可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长江中下游通江泵站数量众多，是城市雨污水入江的主要通道。以武汉市江南泵站为例，基于MIKE21构建江段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模拟预测了正常、事故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以及排涝3种工况条件下江段COD、NH₃-N、TP的迁移扩散特征。与正常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相比，江南泵站排涝时所在江段各水质指标影响范围均显著扩大，尤其超Ⅱ类水质标准的TP污染带长度、宽度分别增加了2.66、0.64倍，且下游杨泗港国控断面TP超标0.16倍，与事故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的影响相当，泵站排涝已成为所在水域汛期水质超标的潜在风险源。泵站排涝的水环境影响主要受排涝水质及流量控制，制定基于防洪安全、水环境保护等多目标的泵站运行调度方案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同时建议将通江泵站纳入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倒逼沿江城市水环境提升，有效降低长江干流水环境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融入党的“二十大”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融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RITIC-熵值法组合赋权、TOPSIS方法与ESDA空间统计模型揭示2005~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质量呈现“波动提升—平稳提升—显著提升”三阶段时序演化特征；6个维度排序为协调有序、绿色发展、共享繁荣、经济支撑、开放程度、创新驱动；城镇化质量的持续、稳步提升主要得益于其协调发展水平有序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服务质量明显改善以及绿色发展理念有力践行，未来时期应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拓展开放型经济为城镇化质量提升注入创新活力与新质动能。（2）城镇化质量呈现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为内核的“核心—边缘”梯度递减空间格局特征；高质量区为上海、南京等核心城市、省会城市，较高质量区集中于核心城市、省会城市外围地区，较低、低质量区分布于长三角西北内陆偏远地区。（3）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且空间集聚态势趋于增强，具有相邻连接协同发展趋势；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以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为主。（4）城镇化质量由多核心因子驱动演化，核心因子数量增加、解释能力q值逐年增强且因子间交互作用能够更高程度地解释其时空分异特征；驱动机制表现为以经济支撑发挥持久动力、协调有序铸牢平稳动力、科技创新与共享繁荣彰显后续动力、绿色发展与开放程度作为潜在动力的6维度交互演化。基于此，得出相关政策启示，以期为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平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重要参考。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降低碳排放是当前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探究长江下游稻田不同种植制度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其碳足迹，设置4种稻田种植制度处理：一年一熟的冬闲-水稻以及一年两熟的紫云英-水稻、冬油菜-水稻、冬小麦-水稻，连续两年采用静态暗箱-气相色谱法监测土壤甲烷（CH₄）和氧化亚氮（N₂O）排放，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估算农田生产过程和农业生产投入引起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并进行碳足迹分析。结果表明：（1）一年两熟种植制度较一年一熟的冬闲-水稻增加周年CH₄排放17.5%~64.5%、N₂O排放60.7%~139.8%以及土壤有机碳固定量17.3%~37.2%；（2）在考虑土壤固碳的情况下，不同种植制度的土壤有机碳固定能抵消26.6%~35.6%的温室气体排放，冬小麦-水稻、冬油菜-水稻、紫云英-水稻单位面积净碳足迹两年平均分别为13.79、11.83和9.07 t CO₂-eq·hm^-2，较冬闲-水稻（7.63 t CO₂-eq·hm^-2）分别增加80.6%、55.0%和18.8%；（3）稻田生态系统碳足迹主要来自土壤CH4排放（61.8%~67.4%），其次是氮肥施用（18.3%~23.9%），而后为N₂O排放（3.3%~5.2%）和柴油的使用（2.2%~2.8%）；（4）一年两熟有利于增加周年产量和产值，非水稻季种植粮油作物能显著提高种植净收益，不同种植制度单位产量和单位产值碳足迹的差异不大。因此，冬闲-水稻是长江下游稻田最为低碳的种植制度，综合碳排放、粮食安全和经济产出，冬小麦-水稻、冬油菜-水稻明显优于冬闲-水稻；发展甲烷减排和氮肥减施技术是降低稻田生态系统碳足迹的重要途径。

 湖北省优质稻灌浆期常在高温下完成,品质和产量显著降低。开展优质稻气候适宜性区划,规划优质稻在不同地区的合理灌浆期,是发展优质稻的一项基础工作。在前期研究基础上,以湖北省75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1991~2020年的逐日气象资料,采用5d滑动平均法确定各地水稻灌浆期的高温、缓温和适温等3类适宜界限日期；以各地缓温和适温栽培期时长为主指标,采用模糊聚类统计方法完成湖北省不同区域优质稻适宜栽培期类型划分,并对不同区域影响优质稻的主要气象资源条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区域适宜栽培期的季节分布和时间长短各不相同,湖北省全域上适于优质稻灌浆的时间普遍较短,是其发展优质稻的一个重大缺陷。湖北省优质稻适宜栽培期可分为4个区域,分别为鄂西山地短季优质稻区,鄂西北适温高光优质稻区,鄂中东高温秋短优质稻区和鄂东南高温秋长优质稻区。该区划图在地理上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的鱼鳞状次第衔接分布。其中,前二区域适于和较适于优质稻。不同区域发展优质稻在气候上的差异,主要可以归结为气温及其适宜性栽培期限和日照时数及光热熵等参数的差异。总之,湖北省优质稻产业应将抗热避热和区域合理布局作为其技术发展的重点。

：常州是长三角中部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是长三角地区25个监测城市点中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为研究常州市大气细颗粒物（PM_2.5）中水溶性离子的污染特征,于2020 ~2021年春（2020年5月）、夏（2020年7月）、秋（2020年9月）以及冬（2021年1月）,于常州城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PM_2.5样品的采集,获得PM_2.5的质量浓度及主要水溶性离子的质量浓度,结合相关性分析、后向轨迹模型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不同季节、不同污染阶段水溶性离子组分的变化特征及主要来源。结果显示,采样期间,常州市PM_2.5的年均浓度51.88 ± 20.47 μg/m3,是GB3095-2012中规定的PM_2.5年均二级浓度限值的1.5倍,其季节特征为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水溶性离子年均总质量浓度为24.37 ± 11.54 μg/m³,在污染最严重的冬季,离子对PM_2.5的贡献率高达56.24 %,显著高于其他季节,NH₄⁺、NO₃^-和Cl^-在冬季显著升高,反映出燃烧排放源、机动车排放及其二次生成源的重要影响。硫氧化速率（SOR）和氮氧化速率（NOR）分析结果表明,NOR（0.14 ± 0.07）小于SOR（0.40 ± 0.10）,表明相同大气背景下,SO₂的二次转化率更高；两者季节变化趋势不同, SOR和NOR的差异分别受相对湿度的影响和NH₄⁺浓度及周边交通源的影响。进一步对不同污染阶段的离子特征展开分析,从洁净阶段到污染阶段,SOR和NOR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表明污染阶段SO₂和NO_x的转化率更高；比较不同污染阶段下离子的百分占比发现,在相对洁净时期,PM_2.5中的离子组分表现为以硫酸盐和钙离子为主的类型；而在相对污染较重时期,硝酸根和铵根的大幅度提升是导致污染产生的重要因素。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冬季常州主要受到燃烧排放源（32.23 %）、机动车、二次气溶胶（29.97 %）以及土壤源（22.63 %）的影响；夏季则主要受到二次气溶胶和燃烧排放混合源（44.20 %）、土壤源和海盐源（23.51 %）、以及工业或燃烧排放源的影响。

以江浙段大运河文化带421处聚落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基于“城镇-村落-历史街区地段”聚落层次分布框架，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分析不同层次聚落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从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和运河流域3个维度分析不同因素对其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聚落整体呈聚集性分布，且聚落规模越小聚集性越显著，但在市域范围存在随机或离散分布且聚落在各市分布不均衡；(2)聚落整体密度高值区位于杭州、宁波以及太湖流域一带，各类聚落密度高值区存在差异；(3)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大运河影响程度最大。在自然地理及运河流域因素影响下，整体聚落存在低海拔、低坡度、邻运河指向性，无明显坡向指向性；在人文社会因素影响下，整体聚落偏向交通可达性较低、人口较少、远离市中心且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各类聚落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存在差异；(4)浙东运河文化带因所处地势不同，村落聚落具有近山指向性，但近水比近山更易形成大规模聚落。由此提出相关建议，为大运河文化带聚落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研究做进一步完善，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利用和传承提供科学参考和现实依据。

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水平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统计学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发展差距逐渐扩大的问题。三大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分布为下游>上游>中游，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均为下游>中游>上游；（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显著促进富裕度和共同度水平的提升，但其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对富裕度水平提升最显著，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度水平提升最显著，且数字红利对共同度水平的释放作用需要富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3）数字经济影响富裕度和共同度的作用效果在下游地区最强，各地市影响系数的集聚形态主要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空间延展性方面表现为东北—西南走向。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识别该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梯度下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对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国土空间转移矩阵、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揭示199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空间类型主要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不同发展阶段下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2）城镇-农业-生态空间互竞形成了“一增双减”的国土空间格局，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不同国土空间类型间呈现出更加繁杂多样的转换模式，耕地、绿地也越容易流失。（3）城镇空间由主核数量较少且集聚特征不明显转变为多核扩散且高值区增加，重心变化较为剧烈；农业空间次核数量增加，高值区域明显减少，空间破碎化程度较高，重心变动较为稳定；生态空间的核密度由空间集中转变为空间破碎，西北地区变化较为明显。（4）国土空间格局形成受到自然、人口、经济等多重因素驱动，各因素对不同空间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存在差异。应充分考虑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发展定位，加强国土空间分类管理，协调国土空间格局各驱动因素，以期为新时代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区”空间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研究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差异及分布演进有利于优化长江经济带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长江经济带下游向中上游、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促进其欠发达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区域内生发展活力。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出2005～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域的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位技术模拟中国式现代化的梯度分组，借助Dagum基尼系数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差距进行测度，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刻画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绝对差距和动态演进特征。得到主要结论：（1）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逐渐下降的空间格局。（2）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持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非均衡情形趋于弱化。（3）经济较发达地区内部及其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都较大，但呈现出缩小趋势；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存在极化现象，绝对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该研究可以为定量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以及测度区域内和区域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2016~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物流业与商贸业（两业）发展水平，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业协调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商贸业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物流业，但二者发展水平均呈正向增长趋势；（2）长江中游城市群两业协调水平不高，处于中度失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处于正向增长的趋势，两业协调发展水平排序呈现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南昌都市圈的分布格局；（3）长江中游城市群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程度表现出缩小趋势。两业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贡献率最小；（4）长江中游城市群及三大都市圈两业协调发展水平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上升趋势。南昌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内部无明显极化现象，长株潭都市圈在样本初期出现双峰现象，到样本末期逐渐演变为单峰，内部的两极分化特征在整体上趋于弱化。

厘清中国耕地转入时空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对科学评估耕地转入的生态成本、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施成效和优化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等至关重要。研究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重心迁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揭示近20 a中国耕地转入时空分异特征与重心变化,探索不同地区耕地转入来源差异及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0~2020年中国耕地转入面积为2 125.2万 hm²,总体上呈“东北—西北高、南部少”的空间格局,其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耕地转入最重要区域；（2）近20 a中国耕地转入主要来源是林地和草地,占耕地转入总面积的73.5%。但不同时段耕地转入来源呈显著的空间不均衡特征；（3）中国耕地转入受自然条件（气温、坡度）、社会经济（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二产业增加值、路网密度）和区域政策（林业增加值、建设用地增加量）的综合影响,但不同区域关键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对有效管控耕地转入类型、优化耕地保护政策和制度创新等具有指导意义。

 2018年7月大潮期间于崇明东滩典型潮沟采集表层水体测定溶解有机碳（DOC）浓度、有色溶解有机质（CDOM）紫外-可见光吸收特性和三维荧光光谱特性，结合平行因子分析与统计分析，探讨涨落潮期间盐沼湿地水体溶解有机质来源、组成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潮汐过程中355 nm处的紫外吸收系数a(355)与DOC浓度表现出显著相关性，一定程度上可表征DOC浓度与行为；表征芳香性的光谱斜率Sg及比紫外吸光度SUVA254均表明盐沼水体芳香性强于河口水体，暗示了陆源输入的重要作用。CDOM的三维荧光光谱揭示了其中含有陆源类腐殖质、类蛋白及海源类腐殖质，且均与潮汐变化显著相关，其中来源于陆地高等植被的C2成分与潮汐高度变化一致。受河口水域潮汐作用影响，采样水体荧光指数（FI）1.19~1.40，腐殖化指数（HIX）1.71~2.75，生物源指数（BIX）< 1，水体中溶解有机质多为陆源输入，但腐殖化程度相对较低。综合主成分分析结果与荧光特征分析可知，来自高等植物或土壤有机物的陆源有机质在CDOM来源上占主导地位。盐沼溶解有机质受局地再悬浮、孔隙水释放及潮汐横向输运的共同作用，成分复杂多变，后续需拓展时间与空间对比，以探明CDOM的产生、消亡与运动轨迹。

模拟不同情景下碳排放量和固碳量，并预测碳达峰碳中和时间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路径，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采用改进的IPAT模型和InVEST模型估算并预测了2010~2060年长三角地区碳排放量和固碳量，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以及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空间变化总体都呈现出正增长的趋势，年均碳排放量为6 317.30 t·km-2，以上海为核心，碳排放增长趋势向外逐渐递减。固碳量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固碳量为607.23 t·km-2。（2）在基准情景下，上海市、江苏省和安徽省都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只有浙江省在2040年达到碳达峰。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所有省都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在经济高速发展情景下，所有省在2040年达到碳达峰。（3）2060年3种情景下长三角3省1市均不能整体实现碳中和目标。但在地级市层面，在基准情景下，2060年前，有10个地级市可以实现碳中和。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有21个地级市可以实现碳中和。在经济高速发展情景下，有2个地级市可以实现碳中和。因此，需优化升级能源结构，引导低碳产业合理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碳”目标。

为了厘清长江中游通江故道水环境特征及其对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在汛前及汛后对长江中游通江故道进行了水环境及浮游植物调查，包括TP、TN、NH₃-N、CODMn、BOD₅等水质指标以及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生物量、生物多样性等。通过构建优化的模糊数学评价方法，对各故道水质状况及汛前汛后变化进行了量化评价，并对各故道富营养化状态进行评估，利用RDA分析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了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特征的主要水质指标。结果表明：（1）各故道水质基本为III~IV，在汛前闸控通江故道水质要好于自然通江故道，在汛后则相反；（2）影响故道浮游植物密度的主要水质指标为TP与COD_Mn，影响故道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的水质指标主要为TN、NH₃-N与COD_Mn；（3）建议通过营养盐阻控、水位控制与水动力调控等措施修复故道水质、优化浮游植物多样性与丰富度。

推动建设无废社会是降低固体废物污染、缓解资源约束、提升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0年的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数据，从固体废物减量化、固体废物资源化、固体废物无害化、保障能力建设、群众生态意识5个维度构建了无废社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Dagum基尼系数以及QAP回归分析等方法，测算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的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水平呈稳定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总体上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水平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格局;（2）从子系统来看，固体废物减量化水平最高，固体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较高且增长趋势明显，保障能力建设水平在2016年有显著增长且随后保持稳定，群众生态意识水平整体较为稳定;（3）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的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间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下游地区与中、上游地区的空间差异明显，且存在一定的扩张趋势;（4）地区间的对外开放差异、城镇化率差异、人口密度差异、经济增长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技术创新差异等因素是导致长江经济带无废社会空间非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保证长江经济带率先实现“双碳”目标，以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数据，辅以各地类碳排放系数等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运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070个县开展国土空间碳汇冲突研究，分析不同尺度视角下其碳汇测度和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碳汇冲突结构整体处于失衡状态，稳定可控、基本可控、濒临失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等级评价单元数占比分别为2.71%、20.19%、35.23%、29.91%和11.96%；(2)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碳汇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冲突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西部方向，阿坝州-丽江-临沧-西双版纳地区和十堰-重庆-神农架-张家界地区。冲突热点区域主要为长江中游城市及下游沿海城市范围内的县级单元；(3)从市域尺度看，处于失控状态的城市集中连片，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城市圈，而长江中上游城市多处于可控状态；(4)从省域尺度看，长江经济带东部的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处于失控状态，西部的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处于可控状态，处于濒临失控状态的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重庆市四省位于长江经济带中部，连接东部和西部地区，在空间上发挥重要的监管机制连接作用。

系统评价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对强化沿线生态风险预防和生态安全维护意义重大。基于“抵抗性-响应性-更新性”3个属性层面建立生态韧性评估模型，选取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法、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剖析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格局及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在时空分布格局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水平波动抬升，但上升幅度较小，生态韧性优化进程缓慢；空间上总体呈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等省级行政中心向周边城市递减的发展局面，形成鲜明的“核心-外围”空间分布格局。（2）在时空转移特征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状态转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与状态锁定，邻域背景显著作用于城市生态韧性状态的转移。（3）在发展趋势预测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未来发展趋势较为乐观，沿线生态韧性水平随时间演化而渐进提高，且朝高韧性区间聚集。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关于区域一体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由于不同地区间能源消费偏好的异质性，在生产资料流动的同时，必然伴随碳排放的空间转移。因此，探寻区域一体化与碳排放转移两者间的作用关系，对于区域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对象，选取2011、2014、2017、2020年为时间节点，通过构建区域一体化网络和碳排放转移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等，从网络结构相似性和相互作用两个方面，定量揭示区域一体化对碳排放转移的作用强度、方向、趋势、地理差异。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碳排放转移具备相关性，且前者对后者表现出正向效应，但两者的联动过程又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受空间异质性影响，长三角子区域内部一体化建设对碳转移的空间优化成效要好于子区域之间，行政壁垒仍是阻碍长三角地区低碳、协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证检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中的邻里效应，分析环保意识在农户邻里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对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2020年在江苏省开展的基线调研数据，运用实证计量模型加以检验。研究表明：（1）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中存在显著的邻里效应，邻里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每提高10%，农户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将会增加7.05%，邻里单位面积农药施用费用每提高10%，农户单位面积农药施用费用将会上升7.45%；（2）邻里效应在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中存在群体异质性，邻里效应对低收入和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邻里效应中，农户的环保意识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较强的环保意识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邻里效应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基于此，国家应瞄准村庄中的高收入农户和土地规模经营户，积极引导他们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然后通过邻里效应的示范引领，进而带动其他农户群体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采纳。此外，也应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进而发挥环保意识在耕地质量保护邻里效应中的正向提升作用。

随着近年来经济环境愈发复杂，在各类外部冲击下开展不同产业结构视角的经济韧性研究对于区域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各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根据主导产业类型将城市划分为农、林、牧、渔业；矿业；制造业等7种类型，采用“反事实数据”方法对2008~2022年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采用个体固定面板模型展开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8年经济危机，各类型城市经济韧性反应路径和速度显著不同。（2）2008和2020年两次冲击期，三大城市群的经济韧性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现出成渝城市群的西北地区韧性“洼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北低南高、长三角城市群的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不同类型城市分阶段回归结果表明：2008~2012年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水平、经济集聚指数、金融发展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措施和城镇化率起负向阻碍作用；2013~2017年城镇化率起正向促进作用，科技投入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起负向阻碍作用；2018~2022年产业多样化指数、科技投入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

长江流域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和示范区，科学监测和分析长江流域碳排放变化及影响因素，对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长时间序列的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集，估算长江流域碳排放，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GTWR模型探究长江流域碳强度的时空格局和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两种夜光数据融合模型在P<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拟合优度为0.93满足精度要求；分省构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在P<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拟合精度均大于0.85，平均相对误差为14.54%，满足估算精度要求。(2)全局自相关分析发现2000~2021年长江流域市级尺度碳强度的全局Moran’s I均大于0，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长江流域市级尺度碳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3)局部自相关分析中发现市级尺度显著性聚集从2000年的51.82%下降到2021年的43.52%，碳强度在空间上存在一定聚集性。(4)GTWR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对碳强度的影响最大，且主要表现为正向，产业结构的影响次之，人口密度存在双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小且以负向影响为主。研究结果表明，从合理规划土地利用、促进产业的低碳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领域出发，充分发挥长江流域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对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城市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两者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周边城市的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空间不平衡特征，城市群内外部区域存在较大差异，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为突出；（2）与环鄱阳湖城市群相比，武汉都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关联强度较高，对外辐射带动能力较强；（3）在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共同作用下，湖北和湖南两省的成员联系紧密，具有明显的凝聚性；（4）空间邻接关系、空间地理距离和产业结构是形成城市群内部空间关联网络的主要动力因素。研究揭示了人居环境与数字经济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为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能力提供政策依据。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频共振成为城市群低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Super-SBM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探索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碳排放效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得分三类数值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东西方向上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南北方向上除碳排放效率外均呈现“U”型曲线。（2）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以上海、苏州等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为核心的高值区域向周围辐射的发展模式，且上海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协调水平落后城市以及低值集聚区存在区域锁定现象，呈现出“弱者恒弱”的空间集聚局面。（3）各驱动因子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均能促进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其中经济基础和技术创新的单因子驱动力突出，而单因子影响力较低的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因子在与其他因子进行交互作用后驱动力度得到明显提升。鉴于此，从优化城市布局形态、定点帮扶低值锁定区和充分发挥协调发展的内外驱动力等方面提出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加快节水农业转型对探索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1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和Malmquist指数对农业用水效率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采用Tobit回归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考察两大区域农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稳步提高，后者农业用水效率整体偏低，两区域下游地区农业用水效率相对较高。长江经济带多数省区存在农业废水冗余，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投入过多，两大区域在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上均存在严重冗余。（2）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增长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长江经济带农业用水效率年均增长率要高于黄河流域。从指数分解结构来看，长江经济带的技术进步指数远高于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技术效率指数高于长江经济带。（3）随着时间推移，人均GDP、有效灌溉指数和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用水效率影响显著，而农业用水占比对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影响最显著。从因素的影响差异性来看，长江经济带显著高于黄河流域。据此，针对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分别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城乡连续体理论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契合视角构建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从静态融合度与动态耦合协调度开发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3层次子系统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进而对长江三角洲核心区16个城市2006~2021年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关键障碍因子。研究发现：（1）长三角核心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稳步增长，地区发展差距先缩小后扩大，存在多极化发展趋势，形成“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2）从静态融合水平与动态耦合协调水平划分来看，长三角核心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形态由低到高可包括九种组合类型，部分地区经历了从低层次的Ⅰ-Ⅰ型向高层次的Ⅲ-Ⅲ型、Ⅲ-Ⅳ型的良好跃迁发展过程，但城乡静态融合与动态耦合协调的结构存在一定的失衡性，阻滞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3）制约长三角核心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障碍层为社会融合子系统，关键障碍因子包括城乡人口流动结构、城乡信息网密度、城乡空气质量与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

探究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79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2000~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揭示两者间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湖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空间上呈现以武汉为中心的“核心-外围”的格局。（2）湖北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处在较低水平但呈现明显递增趋势，空间上呈现“中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特征。（3）湖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和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缓慢增长态势，截止2020年，绝大多数县域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勉强协调及以上水平；空间上“东西”差异逐渐明晰。未来湖北省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和耕地可持续利用，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以积极推进生产要素的跨域流动。

明晰欠发达山区农村脱贫户的收入转变，对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依托2016~2022年鄂西南×县24个脱贫村的脱贫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收入的整体水平和结构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收入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依靠政府持续帮扶和农户自身发展，调查农户的各类收入均不同程度获得提升，当地脱贫成效显著。（2）家庭总收入影响因素单因子解释力差异显著，家庭禀赋类因素作用最为明显；双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3）多数农户的收入结构发生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4）家庭禀赋和地理环境影响最强，因子作用方向与强度差异明显。研究认为应结合脱贫户的发展现状改进帮扶措施，进一步提高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优化收入结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