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河网水系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城市化地区水系的界定变得模糊。基于水利片这一城市集排水的基本单元，借鉴上海水务部门河流等级管理系统，探讨了上海河网的结构特征以及城市化对河网发育的影响。研究表明，上海河网发育基本符合水系发育的一般规律；城市化已经成为改变城市地区河网结构发育趋势的主导因素，其影响集中地表现为河网长度发育能力的弱化、河网结构简单化和河道形态的人工化；河网结构与水网功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水面率、河面率、平均分枝比、平均长度比、单位面积槽蓄容量和单位面积可调蓄容量是上海城市河网结构和功能的主要表征指标。

沪苏边缘区是沪苏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区域。以江苏省的南通和苏州两市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沪苏边缘区经济合作进展的失控关系进行了总结，时间上表现为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空间上表现为合作的地区性差异。接着，分析了沪苏边缘区经济合作地区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距离、思想观念和投资环境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对沪苏边缘区的合作绩效进行了评价，认为沪苏边缘区合作绩效明显，合作的方向是经济一体化。基于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APEC三个典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模式的成功经验的对比分析，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沪苏边缘区合作的对策。

根据江苏省沿江36个市 (县)90年代以来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标准差与变差系数的分析，揭示出这一区域在实际利用外资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各市（县）的差距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并由区域空间增长的差异，得出苏州市、无锡市地区和南京市两大投资核心的形成和分散的趋势。同时，主要借助于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此区域实际利用外资额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特性主要归结于各市（县）的投资环境的地域差异，特别是各市（县）的一般性的经济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而这正成为了江苏省沿江市（县）改善投资环境的重点。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伴生的，工业化对城市化有促进作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不同，城市的规模和结构也不一样，城乡关系也会因为工业化的演进而演变。随着城市的扩张，城乡之间的关系将从二元结构向城乡转型直至城乡融合阶段演变。在不同的阶段，要素流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同的流向，对城乡的发展也起着不同的作用，同时还会影响到产业的地域分布。本文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宁波市特殊的区位和区域环境出发，分析了宁波市的城乡发展格局，指出宁波市城乡之间存在着分工不明确、产业竞争严重等问题，尤其是平面化的城镇体系严重影响其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针对存在的问题，文中提出将宁波市建设成为长三角最大的后勤中心、提升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产业结构、农村城镇之间实行网络化发展、以及用工业化理念来经营农业等对策和措施。

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各种要素配置最具有潜力的地区，但在强烈的发展势头下，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通过对长江流域交通运输业全面的分析，对长江流域地区交通运输所面临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剖析，认为交通运输就是长江流域地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没有形成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东西向交通运输方式单一；交通运输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流域内区域差异明显阻碍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最后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和发展措施。

人口规模的大小、自然资源禀赋的好坏、地理环境条件的优劣、经济社会制度的先进程度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PRED系统可持续发展演变进程的5个主要因素。本文以一些典型国家为例，对这5种要素的典型组合模式及其影响力大小和重要性程度进行了研究。人口规模过大或者过小可能促进或阻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丰缺、地理环境条件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增加或者降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但人口、资源、环境这三个因素都不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制度才是最终制约PRED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制度不完善，则技术再先进也不可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回顾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在水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工作进展,论述了我国水资源配置的特点及其与联合国倡导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相互关系，阐述了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提出我国开展的水资源配置在重视公众参与的基础上，与水资源综合管理是一致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流域层面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水资源配置的基础。长江水资源综合管理应该遵循水文系统优先的原则，使水资源利用和管理在流域层面上首先达到优化状态。环境用水需求是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流域层面水资源配置的基础，急待开展大量的研究。在流域系统优先原则下，各行政区与水用户参与者在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共同的准则、目标和具体措施，在不损害它方利益的前提下都能取得自己的利益。具体细化新《水法》中提出的流域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是开展长江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关键。《长江法》的制定应该为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流域与地方水利机构的体制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它应该为开展水资源综合管理创造条件。在我国国情条件下，水资源综合管理中的用户参与应该如何开展，需要研究和实践。

20年来，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系列与城市化相关的环境问题随之产生。六朝古都——南京，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其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同样的环境问题。为了研究南京市的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及其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利用1987、1998、2000年的三期遥感数据，通过分层分类的方法对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专题信息提取，结合GIS技术，获得研究区1987~1998,1998~2000年两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据此全面分析了南京市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南京市13年来，城乡居民及建设用地以大量蚕食耕地而显著增加，年均增幅达到1.92％；耕地和未利用地则明显减少，年均减幅分别为0.62％ 和1.21％；林地和水域有所增加，主要来自未利用地的转变，剩余12.35％的未利用地则转化为城乡居民及建设用地。引起这一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制度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区域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短时期内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改造的显著表现形式。南昌市地处京广线和沿海地区之间，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文章利用1991—2001年南昌市土地详查和变更数据，分析南昌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其基本结论有： （1）土地利用类型构成以耕地、水域和林地为主；（2）建设用地增幅显著，而耕地数量则呈下降态势，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与城镇的发展密切相关；（3）从土地利用程度看，不论是单项指标指数还是综合指数，南昌市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从时间序列看，南昌市土地利用/覆被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逐渐增大，而优势度指数逐渐减小，指数变化的趋势还表现为前一时期（1991—1996年）比后一时期（1996—2001年）要大，这表明土地利用/覆被的破碎化程度持续加强，但后期的加强程度呈弱化趋势。

在鄱阳湖区域内，以鄱阳湖为龙头，与周边湖口、星子、德安、永修、新建、南昌、进贤、余干、波阳、都昌诸县和九江市庐山区以及与鄱阳湖相近相通的南昌市区组成一个集名山、名江、名湖、名城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圈。 为把鄱阳湖区域发展成为集旅游、度假、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国内外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湖区各级旅游组织和旅游目的地，应遵循整体性、地域性、市场性、持续性、大众参与性、可操作性原则，充分发挥鄱阳湖旅游业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功能，实施规模化经营、一体化发展战略，从理念识别（MI）、视觉识别（VI）、行为识别（BI）等角度协调构建旅游形象识别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独特性与市场冲击力的总体形象理念，提炼出针对不同目标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差异性极强的总体形象宣传口号，创造具有赣鄱特色的整体旅游新形象。根据鄱阳湖地脉、文脉、旅游资源特色与旅游产品主题，可将主题形象定位为：东方“山江湖”，世界“后花园”。与此相适应的整体形象宣传口号为：华夏“山江湖”都会之地，世界“山江湖”奇观胜境。

四川及重庆为我国蕨类植物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总计有52科，141属，约880种。鳞毛蕨科、蹄盖蕨科和水龙骨科是最重要的3个科，其种数占本区种数的50.5%，金星蕨科、中国蕨科和铁角蕨科在本区也有较多的种类分布。在本区主要的属为耳蕨属、鳞毛蕨属和蹄盖蕨属，它们的种数都超过50种，合计占本区种数的22.8%，其次有铁角蕨属、瓦韦属和毛蕨属，其种数都逾25种，而有近85%的属不足10种。热带成分的属在本区占53.9%，但它们的区系存在度不大；东亚分布的属占16.3%，其区系存在度相对较大；温带分布的属占12.7%。本区无特有科；仅光叶蕨属1个特有属，还有6个中国特有属；有387种为中国特有种，约占本区种数的44%。特有种的32%为本区特有，其余以与中国西南片区（占22.5%）和整个南方片区（占26.1%）共有为主。本区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蕨类植物有10种，其中1级3种，2级7种。

采用农用地分等中的自然质量分值的计算方法，以实现对地理范围较大，内部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较为明显的江苏省沿江地区的农用地资源质量的合理评价。评价结果为：地处宁镇扬丘陵区的该区西部地区农用地的质量复杂多变，各种级别的农用地均有分布且面积比例相差不大；地处太湖平原区的该区南部地区农用地的质量优越；而该区北部地区农用地质量东西两翼较好，中部较差。根据评价结果，本文从挖掘农用地生产潜力，综合开发利用土地后备资源，提高非农用地经济产出能力，完善农用地与非农用地转换价格约束机制及发展循环产业经济，污染排放源头控制与生产过程中治理相结合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江苏省沿江地区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应用主成分分析法选用24个指标对我国东南部红壤区生态农业模式了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劳均产值、单位耕地产值、人均产值是决定第一主成分的主要指标；氮平衡指数、劳均产值、单位耕地施用农药量是决定第二主成分的主要指标；磷平衡指数、钾平衡指数、人均产值是决定第三主成分的主要指标。综合分析结果是余江的农牧加模式得分最高，为最佳生态农业模式。本研究的综合分析结果可为红壤区生态农业模式选择与发展提供依据。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面临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多项目标，其实施过程是政府和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共同作用的过程。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关系到退耕还林的水土治理效果的实现程度。通过建立退耕还林政策和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指标体系，以及应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江西省丰城市的梅林镇、湖塘乡和尚庄镇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区域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和同一区域的不同农户具有不同的特点。个体差别：梅林镇15户农户、湖塘乡14户农户、尚庄镇14户农户的水土保持行为属于积极响应型，农户兼业化水平和家庭核心化水平较高是区域的共同特点，分别占各乡镇调查农户的25.86％、24.14％、24.14％，其余旁观响应型、补偿消极型、补偿年限消极型、实施力度消极型、综合消极型，以补偿消极型为主。区域差别：梅林镇和湖塘乡补偿消极型农户明显多于尚庄镇，而尚庄镇旁观响应型比重较高，这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有关，梅林镇在区位上优于其他乡镇，经济较为发达，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较高，兼业化程度也高于其他乡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和水土流失治理建议。

总结了上海地区汞污染的现状：以黄浦江为主的水体汞平均含量明显偏高；江水和沉积物中总汞的沿江分布特征与两岸工农业布局相一致，从上游到下游具有低－高－低的波状起伏特征，下游江段汞含量较上游高。沉积物中含汞高的地点都在高水汞点的下游，与河流沉积的动力学规律一致，黄浦江输入长江的汞逐年增加。土壤具有较高的汞背景值。各种垃圾处置场对环境汞污染的具体影响还不清楚。上海工业百年来的发展已经使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背景值升高，这些污染物低浓度、分布广，控制治理难度大，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低剂量、长暴露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区正逐步变为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中心区，而周边地区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生产基地。上海经济的新格局将改变上海及邻近海域环境污染状况，在分析上海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指出了对长江口和邻近海域环境污染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性。

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出发，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机制构建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指标体系框架；运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出主要指标及权重；并针对目前此类研究中指标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建立模糊优选评价模型，从时间纵向上判断城市生态系统的走势；利用所建立的评价方法，以上海城市生态系统为例，最终筛选出3大类25项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从1996-2002年间，上海城市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标由0.37缓慢上升至0.46，表明上海城市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逐渐加强,但健康改善的程度并不显著，部分指标有所恶化，与2005年城市规划目标值0.72相比，系统现阶段离社会期望值还有很大的差距。本研究为上海城市进一步的生态规划提供可靠的背景状况和研究依据。

在Constanza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计算了1994－2002年昆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建设用地对耕地和水域面积的占用，引起了昆山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渐下降： 9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总量下降了8.9%，人均占有量（Ave(ESV)）下降了13.0%。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弹性系数都小于1。水域面积的变化则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起到放大作用。耕地面积的变化主要是影响昆山市的粮食安全问题，而水域的变化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

应用湖泊营养类型评价标准对江苏省主要湖泊富营养化进行了评价，以区域环境特征对苏南和苏北湖群及城郊湖泊富营养化现状、发生原因及对策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城郊湖泊全部为富营养和重富营养水平，苏北湖群营养程度已接近苏南湖群，呈中富营养中期，太湖东部营养程度较之太湖西部高出一个营养级别以上。苏北湖群多为过水性湖泊，易受高浓度工农业污水脉冲式入湖影响；苏南湖群污染成因则相对较复杂，主要受城镇生活和工农业生产高污染负荷的氮磷排放影响。严格控制流域内各类污染源的源头污染物排放量、充分利用河网湿地净化功能、适度进行湖内污染底泥疏浚和生态重建工程，对控制江苏湖泊富营养化将是较有效的途径。

为了准确评价湖泊所处的营养状态，进而为湖泊富营养化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提出了基于贝叶斯公式的湖泊富营养化随机评价方法。该法通过计算单个水质指标属于某个评价级别的概率，由最大似然分类原则确定单个水质指标的评价级别，并采用加权平均法推求湖泊富营养化多个水质指标的综合评价级别，具有方法简单、计算工作量小的特点。经全国30个湖泊实测水质资料的验证，随机评价方法与模糊评价方法和灰色评价方法相比较，有29个湖泊评价结果的差异小于等于一个级别，其比例为96.6％，说明这三种富营养化评价方法的计算精度相当。根据各项评价指标与叶绿素的相关系数，计算各项水质指标在富营养化评价中所占权重的方法，适用于浮游植物型湖泊，如果采取等权重方法，则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湖泊。确定湖泊富营养化评价的水质指标个数和种类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确定湖泊富营养化的评价级别和各个级别对应的水质标准浓度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湖泊富营养化的评价方法具有不确定性。应采用多种途径对湖泊富营养化的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并取长补短，使评价结果更趋合理。

夏季在水力负荷为800mm/d间歇式进水条件下，研究了人工湿地不同工艺流程的8套小试系统SSP（system of small plot）内部水流方向上藻类去除率的变化。结果表明：人工湿地小试系统中，藻类生物量沿水流方向逐渐减少，除藻率在出水处均达到最大值。藻类的去除主要发生在湿地水流方向的前几层，而系统其他层对藻类只有微弱的去除效果。由下行池与上行池构成的湿地系统中，去藻是上、下行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有推流床或塘处理系统参与的湿地系统中，它们对藻类的去除均有一定的作用。去藻作用主要是基质的拦截，不同的水流方向、植物和微生物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湿地对藻类的去除率在夏季一般都能达到90%以上，证明人工湿地是一种有效的除藻生态-生物方法,对除藻要求比较高水体的湿地构建及工艺流程的设计、组合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监测论证三峡建库后形成香溪河回水库湾水环境条件改变特征，评价表明水质由轻污染至重污染趋势发展。确定库湾周边的工业、生活污染点源、磷矿面源是构成水污染的主要负荷。指出溶解氧沿河道下游沿程逐渐减小，复氧系数降低，是引起水质恶化，破坏库湾生态平衡的主要因素。磷浓度过高将引起三峡水库局部水域富营养化，预测了总磷浓度沿程变化趋势。针对已发生和潜在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加强流域非点源污染的管理、实施总量控制、建立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立项建设污染治理工程、开展河湖水域接触氧化直接净化技术的科研究和实践、制定《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法》地方法规、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项防治对策与建议。

人口的膨胀和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使得人类向自然界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同时向环境源源不断的输入废弃物，已经严重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和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植被消亡、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变暖等情况已经严重到难以遏制的地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地讨论了中国各省（区市）1999年生态足迹大小与其影响因子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态足迹的大小是各省（区市）的大中型企业个数、全社会固定生产投资等众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总人口和GDP是生态足迹大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因子载荷量分别达到了0.940和0.913。值得一提的是非农业人口与生态足迹的相关系数超过了农业人口，这说明由于消费模式和生活水平等的差异，非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大于农业人口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态足迹影响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期为生态足迹在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上提供新的思路。

由加拿大生态学家William Rees和他的学生Wackernagel提出的生态足迹理论是一种定量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有效方法。以岳西县2002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岳西县2002年生态足迹进行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岳西县2002年人均生态足迹为0.694942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771222hm2，人均生态盈余为0.076280hm2，岳西县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同时，通过与全国平均生态足迹比较发现，岳西县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资源利用效益低、生态成本高的发展状态。对生态足迹需求和生态供给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岳西县简单粗放的农业经济模式和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只有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才是全县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

采用MTCLIM对岷江上游气候变量进行了模拟，由已知测站的数据作为输入，对整个岷江上游平均最高温度、平均最低温度、潜在蒸散发进行估计，模拟时段为1995年7月~9月。结果表明：此3种气象指标的最高值均出现在7月，7月份温度高，潜在蒸散量大，从7月到9月，各项指标指均递减，它们的空间分布基本是与地形变化一致的，但由于植被因素的作用，潜在蒸散量的表现略有不同。最后，选取岷江上游已有的五个气象测站1981~2000年的实测数据对模拟的结果进行验证，模拟结果基本符合，平均最高温与平均最低温拟合的相对误差较小，蒸散发的相对误差较大。以MTCLIM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采用不同垂直递减率，运用Kriging方法，对气象因子的时间、空间分布的模拟，不仅可以了解温度、湿度等诸因子在岷江上游的空间分布情况，为更进一步的生态过程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可以为建立基于地形的分布式流域植被动态水文模型提供气象参数，以揭示不同森林植被类型与水文功能的耦合关系。

生态博物馆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创新的文化景观保护与展示方式。其基本理念是以生态学为基础，以特定地域某一特定群体的全部文化内涵为展示内容。与传统博物馆相比，其最明显的创新在于，它以社区为基础，以就地保护的方式进行原生态状况下的“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中挪合作项目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和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以“长角苗”民族文化景观为特征，由12个相连的苗族山区村寨组成。馆区自开放以来已接待了大量的参观游览者，在充分发挥其良好的社会展示功能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从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行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展示与保护内容的界定问题、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处理问题、区内接待规模与环境容量的测定问题，等等。

三江流域生态环境极度脆弱，严重威胁着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随着西部开发和生态建设的推进，尤其是本地区“香格里拉”旅游热潮的兴起，三江流域已经成为西部开发的重要地区。通过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功能区的界定和划分，科学制定研究区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并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和退化过程的预警报，从而在宏观上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管理；通过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模式的研究，特别是功能区的建设示范，把目前的生态恢复工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传统来看，国际河流和内河在管理模式、政策、法规上从来都是各自为政的。然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河流自身生态系统的统一性都说明了这两种河流的管理，包括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具有共通之处，因此，成功的国际河流管理经验可以内河的利用保护所借鉴。在将国际河流保护制度和内河管理制度惊醒比较之后，本文试图从对比中思考我国内河流域管理立法模式、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和如何协调流域内部利益。流域管理不应单独立法，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在新《水法》中有所明确，但其职责还需进一步向统一宏观规划调度的方向定位，由流域管理机构根据公平合理地原则进行流域内部利益协调。只有将流域管理机构和协调流域内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才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