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在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应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 DEA模型测算了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通过引力模型构建了城市间的绿色创新效率关联矩阵，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关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区域异质性明显，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2）区域内形成了整体结网复杂、局部线程稠密的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而溢出效应有待提升；（3）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范围未发生明显偏移，基本呈“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态势；（4）技术基础、产业结构、环境质量的差异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成为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网络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

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协调发展是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关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法、ESDA探索性方法对两者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时空分析，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测度耦合协调关系区域差异，最后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及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综合指数逐年递增，且两者时空演变呈现高度拟合特征。(2）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关系逐渐增强，但整体水平不高，以武汉为首的省会城市耦合协调指数较高，其他城市耦合协调关系呈现不平衡特征。(3）区域差异方面，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内不平衡状态逐渐缩小，但子城市群内部耦合协调关系差异明显，武汉城市圈内部差异化特征最为显著，城市间发展协同性较低。(4）从灰色关联度模型和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来看，城镇化率、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对居民生活质量及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关系影响最大，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放宽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落户限制，健全落户政策，提供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免费劳动技能培训，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以高品质城市生活为目标，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协调发展。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创新创业能力也影响着地区绿色发展水平。选取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地区区域创新创业能力对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分地区、分市场化程度检验了空间效应的异质性，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可靠性。研究表明，创新要素集聚在碳减排中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而创业要素集聚虽增加了地区碳排放，但同时降低了碳排放强度。此外，创新要素集聚的溢出效应可以降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与碳强度，而创业要素集聚则会导致相邻地区的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上升。并且，创新创业要素集聚对碳减排的作用受市场化程度、地理位置影响。根据实证结论，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的影响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结构优化和产业效率两个视角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并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老龄化速度下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端服务业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下游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和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对下游地区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则显现正相关;（3）人口老龄化增速缓慢会对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产生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快速老龄化则会促进高端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并对生产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为此，亟需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重视人口老龄化对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与效率的影响，因地制宜地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持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农业农村信息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探索其与农民收支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意义重大。以长江经济带932份农民的问卷调查为研究对象，探究农业信息化对于农民收支的影响，进一步考虑农民认知差异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农业信息化在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降低了其生活支出，并且农业信息化应用水平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2）农民认知在农业信息化影响农民收支的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更高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了农业信息化对其收入的提升效果，并且降低了农业信息化与农民消费之间的负相关。（3）信息认可度与信息关注度是影响农业信息化应用与农民收入关系的正向调节变量，农民认知及其3个子维度均承担着农业信息化应用影响其消费水平过程中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在农业信息化设施建设影响农民支出过程中仅受到农民内容信任度的负向调节。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作用，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认知水平，从而带动农民收支水平上升，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支撑。

长江干流滨岸带对大型底栖动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然而，有关长江中下游滨岸带水质生物学评价状况尚未可知，大型底栖动物受岸线利用类型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究。为评估长江中下游干流滨岸带水生态环境，2017年5月对沿江近岸53个样点的大型底栖动物和水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双壳纲、腹足纲、软甲纲和多毛纲在中下游滨岸带的分布差异较大，与盐度、流速、附着基质及沉积物粒径等因素有关。生物学污染指数（BPI）显示长江中下游水体处于轻度—中度污染，入海口附近异常低的BPI值可能与多毛纲和淡水壳菜大量生长有关。非度量多维度排序（NMDS）分析结果表明大型底栖动物受氨氮、硝态氮、磷酸盐、叶绿素a、多环芳烃（PAHs）和有机氯农药（OCPs）的影响较为显著；且河蚬、中国淡水蛏、淡水壳菜、铜锈环棱螺、方格短沟蜷、光滑狭口螺和日本沼虾主要分布于湿地和自然岸段附近，摇蚊幼虫和寡毛纲多位于城市和河口岸段。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分布受到岸线利用类型和理化因子的制约，为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评估及水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解淀浦河、川杨河、大治河、金汇港、龙泉港等5条上海市骨干人工河流鱼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状况，于2021年6月（夏季）和11月（秋季）经过水样采集、eDNA抽滤和提取、12SrRNA遗传标记扩增、高通量测序与生物信息分析等分析流程。结果显示，两次调查共从5条骨干河流的20个断面中检测到80种鱼类，排除10种因厨余废物流入河道而被检出的海洋种类，实际栖息的可能有70种，隶属于10目22科55属，包括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和5种外来物种。夏季和秋季检出鱼类分别为48种和62种，每条河流平均35.2种和44.0种。但20个断面夏季的Chao1指数和ACE指数均大于秋季均值，而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均值均小于秋季。夏、秋两季共同的优势种为刀鲚（Coilia nasus）、鲫（Carassius auratus）和鲤（Cyprinus carpio）。Jaccard相似性分析显示，断面间相似性最好的龙泉港表现为极相似，但表现最差的大治河也为中等相似。Cluster聚类和NMDS排序分析显示，5条河流可分为显著差异的3组，即龙泉港、金汇港和除Z1断面外的大治河各断面为组Ⅰ，川杨河和淀浦河各断面为组Ⅱ，Z1断面为组Ⅲ，刀鲚、鲫、大鳍鱊（Acheilognathus macropterus）是造成组间差异的主要分歧种。研究检出的鱼类物种数虽多于黄浦江干流已记录的物种数，但厨余废物流入河道也能被检出，可能存在一定的 “假阳性”现象。尽管如此，eDNA宏条形码技术仍在城市河流鱼类多样性评估方面展现良好应用前景。

江汉平原是长江流域洪涝多发区域，准确开展洪涝灾害监测对于防灾减灾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提出了一种多源数据协同的洪水范围提取方法，通过构建长时间序列遥感观测地表水数据，基于水体分布先验知识构建排除层对归一化洪水指数法（Normalized Difference Flood Index，NDFI）提取的洪涝信息进行修正，剔除部分错分误差。选取2020年夏季江汉平原洪涝灾害事件开展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改进针对江汉平原正常的水体误分成洪涝的情况，主要表现在部分农田、湖泊和河流区域被误判成洪涝的像元经过排除层的设置得到剔除，提高了洪涝制图精度。

为了辨识流域淡水有毒鱼类区系特征，结合历史资料和流域调查数据对黄河流域有毒鱼类的区系组成、空间分布及食性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分布有毒鱼类67种，隶属10目16科41属，占鱼类总物种数的33.33%。在分类阶元上，从高阶到低阶分类单元中有毒鱼类占比逐渐降低。空间分布上，有毒鱼类物种数从源头到下游河口依次递增。黄河流域有毒鱼类中黄河裸裂尻鱼（Schizopygopsis pylzovi）和极边扁咽齿鱼（Platypharodon extremus）仅分布源头和上游河段，而弓斑东方鲀（Takifugu ocellatus）、星弓东方鲀（Takifugu obscurus）、红鳍东方鲀（Takifugu rubripes）和星点东方鲀（Takifugu niphobles）仅生活在下游河段，其余类型有毒鱼类在各河段均有分布。相似性分析表明各河段有毒鱼类区系分布相似较高，卡方检验（χ2）表明各河段有毒鱼类分布无显著差异（P > 0.05）。黄河流域分布的67种有毒鱼类中共有6种毒素类型：胆毒25种，刺毒24种，卵毒7种，肝脏毒5种，鲀毒4种和血清毒2种。流域毒素类型以胆毒和刺毒为主体，与淡水有毒鱼类主要毒素类型吻合，且主要集中在鲤形目、鲇形目和鲈形目等3目。流域有毒鱼类食性类型共计7种，主要以肉食性和无脊椎动物食性为主，分别占有毒鱼类物种数的32.83%和28.36%。综合统计分析，黄河流域有毒鱼类分布广泛且毒素类型多样，研究结果可以为黄河流域有毒鱼类辨识和开发利用有毒鱼类资源提供科学支撑。

土壤微生物对湿地生态系统运行和功能维持均具有重要地位。采用PLFAs分析方法和高通量测序技术获取土壤微生物和古菌群落结构信息，探讨了退耕还湖后湿地生态恢复过程中土壤微生物和古菌群落结构的变化规律及其土壤环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着退耕年限增加，湿地表层土壤微生物总量、放线菌、细菌和真菌（除退耕11 aW）生物量不断升高，而亚表层均呈先降后增再降的趋势，但均未达原始湿地水平；相对于油菜地，退耕后湿地表层土壤细菌占比有先降后增再降的趋势，而亚表层则有先升后降趋势；土壤真菌占比和真菌细菌比总体上呈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而土壤放线菌占比逐渐上升。广古菌门（相对丰度：47.61%~85.29%）是研究区湿地土壤古菌的优势菌门，奇古菌门（相对丰度：14.58%~52.33%）为次优势菌门，泉古菌门（相对丰度：0.01%~0.81%）较小；退耕后表层土壤广古菌门相对丰度有先升后降的趋势，亚表层整体有升高趋势；表层土壤奇古菌门相对丰度存在先降后升的趋势，而亚表层则有降低趋势。利用相关性分析和冗余分析发现有效氮、全氮与有机质是解释退耕后土壤微生物量、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古菌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环境因子，其中有效氮是退耕还湖后湿地土壤微生物量和群落结构变化累积解释量最大的环境因子。微生物通过微生物量和群落结构特征响应和指示着退耕后湿地土壤生态恢复过程。

开展水库径流调节作用下水文干旱演变研究对于干旱监测和水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利用1956~2020年汉江中游黄家港和皇庄2个水文站逐月实测径流资料，选用标准化径流指数（SRI）对丹江口水库运行前后水文干旱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基于Copula函数评估水文干旱特征变量联合概率和重现期的变化。结果表明：(1) 与丹江口水库蓄水前相比，蓄水后2个站冬季旱情明显趋缓，而夏秋季干旱略有加重，其中黄家港站表现尤为明显；(2) 蓄水后黄家港站轻旱事件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加，而皇庄站轻旱略有增加，但2个站的中、重和特旱事件发生频率均显著减少；(3) 就干旱历时和烈度平均值而言，蓄水后黄家港站有所增加，皇庄站则略有减少。从烈度峰值平均值来看，蓄水后2个站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4) 在给定某一重现期下，蓄水后2个站干旱特征变量的联合重现期总体呈现增加趋势，而同现重现期整体表现为下降趋势；(5) 在来水偏枯年份，丹江口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可一定程度上缓解汉江中下游冬春季旱情，但汛末蓄水减少了下游河道径流量，则有可能会加重旱情。

为探究襄阳市大气污染状况及特征，依据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襄阳市6个国控监测点观测数据和同期气象数据，详细分析了襄阳市不同季节大气污染特征污染物、主要污染过程以及污染物与气象因素相关性。利用HYSPLIT模型对四季主要污染过程进行48 h（O₃-36 h）后向轨迹气流以及轨迹聚类分析，结合大气首要污染物数据，探究襄阳市大气污染传输路径和潜在源区。研究结果表明：襄阳市大气污染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污染物以PM_2.5、PM₁₀和O₃为主，气象因素与污染物浓度关系密切；春季PM_2.5潜在污染源区主要集中于襄阳与河南交界处及泰安地区；夏季O₃潜在源区主要分布于长沙、武汉、随州、南阳、驻马店等周边地区；秋季PM_2.5潜在源区则分布于随州、信阳及以商丘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冬季PM2.5主要源于荆州及以菏泽为中心的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南部周边区域。本研究揭示了襄阳市大气特征污染物类型及来源，以期为襄阳市大气污染防控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观察和分析城市道路旁树叶表面沉积物的形态和元素成分，获取城市不同区域空气污染的主要颗粒成分，测定沉积物中元素含量，进而推测污染来源。夏季（7月）和冬季（1月）分别摘取住宅区（杨公桥）、商业区（观音桥）、公园区（照母山）3地道路旁树叶，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能谱分析仪分析树叶表面沉积物的形态和元素成分。结果表明，夏季树叶表面颗粒物少于冬季，公园附近树叶颗粒物比其余两处少，住宅区PM10颗粒物较多，商业区PM2.5颗粒物较多，颗粒物主要成分为碳、氧、硅、钾、钙、镁、铝、铁、磷、硫等。重庆主城空气质量较好，夏季空气质量优于冬季，公园区空气质量优于其他两区域。空气颗粒物主要来源是土壤扬尘、汽车尾气、建筑扬尘，住宅区建筑扬尘污染较其他两区域高，商业区汽车尾气污染较其他两区域高。无铅汽油的应用使城市空气颗粒物中铅含量已低于能谱仪可检出值。

岷江上游河流水系的结构特征与复杂地貌环境构建了山区独特的水生态与水环境基础，从而塑造了流域聚落特殊的分布规律。研究分别通过河流邻近距离、河道剖面的海拔变化、集水流域等级以及河流水系发育的复杂程度，展开对岷江上游聚落分布的平面形态、垂直变化、类型分布和空间分异的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岷江上游水文环境耦合地貌特征影响山区聚落分布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如下：（1）聚落具有附主干河流呈“线状”分布的特征；总体上聚落随岷江支流河道海拔升高数量降低，但在不同支流上具有一定差异。岷江干流沿线聚落随河道剖面海拔升高呈现“U型”分布特征，聚落集中分布在海拔873~1 588 m和1 877~3 369 m的河道两侧；不同民族类型聚落的分布具有明显的集水区等级指向性，如1级集水区仅藏族聚落分布，而汉族聚落几乎全部分布于10级集水区；聚落密度总体随流域水系分维数升高而增大，且在不同支流流域上具有不同空间分异规律。（2）地理探测器表明河流水系密度、水系分维数、海拔高程、地形起伏度是影响岷江上游聚落分布的主控因子，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交互增强效应。（3）通过阶地发育、孕灾风险、气候环境和地貌景观特征的讨论，揭示了岷江上游水文特征与地貌环境耦合形成的生产生活环境被流域居民适应性选择和利用，从而形成河流水系影响聚落分布的内部机制。

人居自然环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生态基础，城市建城区空间分布及其核心程度可以反映城市发展的规模及趋势，探究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促进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协调。基于云南金沙江流域2010、2015、2020年的遥感影像和其他多源数据，从城市与自然协调可持续的角度，采用多指数融合计算城市核心度指数、多方法组合计算人居自然环境质量指数。通过阈值分割提取城市建成区核心度指数，进一步构建城市建成区核心度与人居自然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差异度，将流域内城市建成区划分为9种类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揭示其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流域城市核心度指数整体呈轻微下降趋势，核心度高值范围随时间逐渐扩大；人居自然环境质量指数缓慢上升，尤其是滇中地区表现明显。(2)城市建成区核心度与人居自然环境质量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度，历年耦合程度均高于0.8，表现为相互干预的耦合共同体。(3)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表现为：核心城区>边缘城区，南部城市>北部城市、中部城市>东西部城市，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总体协调度略有下降，高度协调范围随时间明显扩大。(4)地区自然、资源以及政策等因素的差异，影响了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得流域城市主要出现5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研究成果为流域内城市建成区合理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得出的城市核心度指数和人居自然环境质量指数模型为开展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对西部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减排机制和减排效应进行检验和识别。研究结论如下：(1）新环保法的实施有效降低了西部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减排效果显著。(2）新环保法的减排作用主要通过城镇化水平、经济结构水平、科技投入强度和循环生产能力等4个机制变量发挥作用。(3）城镇化水平、科技投入强度、循环生产能力的减排效应较大，而经济结构水平的减排效应则较小。(4）西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累积滞后效应。

污染治理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中央政府政策调整下各有限理性参与主体之间动态博弈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是理解黄河流域污染现象的关键因素。为此，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结合前景理论，构建央-地-企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政策不确定性下黄河流域污染协同治理的有效政策工具，并通过仿真分析了各个参数对污染协同治理演化的方向和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1）提升博弈主体不合作行动的感知损失、降低不合作行动的感知收益是推动系统达到最优均衡点的有效途径；（2）提高博弈主体不合作行动的认知程度，增强博弈主体风险意识可以有效抑制环境污染；（3）提高地方政府协同治理质量和中央督察质量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不严格排放行为；（4）生态绩效考核是中国环境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但必须以完善的甄别机制和足够的奖励力度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