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利用传统DEA和三阶段DEA对2014年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前后8年的水陆交通效率变化进行评价,并在水运和陆运效率分别评价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协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1）水陆交通整体效率仍然较低,且表现出由东至西的阶梯状下降格局,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后效率水平得到明显提升。（2）外部环境深刻影响水陆交通效率,是拉低西部省市效率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3）水运效率长期低于陆运效率,二者具有耦合互动能力,但协调水平不足,西部省市是长江经济带水陆交通协同进步的最大短板。（4）规模扩张是驱动效率进步与区域协调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影响力逐渐下降,技术溢出成为促进交通效率区域协调的关键因素。

绿色化转型是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亦是大力培育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以旅游产业绿色化的内涵解析为逻辑起点，继而构建“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依次采用熵权赋值法、核密度估计、空间变差函数，揭示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绿色化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并采用动态QCA方法厘清其组态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绿色化水平整体呈提升态势，由2012年的0.104增长至2022年的0.166，区域差距表现出动态敛缩趋向。(2)空间格局上，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绿色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部低”的“U”型分异特征，“东北-西南”方向成为旅游产业绿色化水平空间差异主要方向。(3)组态路径上，旅游产业绿色化共存在4种路径模式，其中“技术-政府联动型”“技术-市场联动型”和“多元协同的城镇化驱动型”覆盖案例均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多元混合驱动型”未表现出显著地区差异。

绿色智慧城市群的建设是城镇化、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产物，长江经济带是国内重要的示范引领区域。基于2005~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城镇化-数字化-绿色化耦合协调度数据，运用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杜宾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城镇化-数字化-绿色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序演变上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数字化-绿色化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强，但城镇化发展长期领先于数字化与绿色化，从空间演变上看，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表现为自西向东“阶梯式上升”；（2）耦合协调度在动态演进上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较难实现跨层次的飞跃式发展；（3）耦合协调度的发展是经济支撑力、资源推动力、政府导向力、市场拉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内外部多元驱动的结果。

城市收缩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对传统以增长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在我国，城市收缩与建成区面积增长同时发生这一矛盾亦长期存在。探索收缩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特征，对于调节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关系、促进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研究基于人口与经济两个维度，以县、县级市和市辖区为基本单元，对2012~2021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收缩城市进行综合判别，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土地利用效率，引入全局Malmquist指数分析其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2012~2021年，研究区识别出120个人口收缩单元，占总量的69.77%，58个单元被识别为经济收缩，占比为33.72%；（2）从人口和经济两方面综合识别出收缩县域单元共37个，其中仅有1个市辖区，其余均为县及县级市；（3）在收缩城市中，不同行政类别土地利用效率差异较大，土地利用效率水平整体较低，主要表现在低效和中低效；（4）从GM指数来看，收缩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波动上升状态，收缩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年均增长1.89%，但与非收缩城市仍存在差距。

研究武陵山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互动机制，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00~2020年武陵山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武陵山区社会经济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均先降后升，且生态环境指数空间聚集现象显著。（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空间分布较稳定，但空间聚集水平逐渐减弱。（3）两大系统内部相互影响：对生态环境而言，绿色、共享发展正向驱动生态环境变化，创新发展以负向抑制作用为主，协调、开放发展则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向负向抑制作用；对社会经济而言，森林为负向抑制作用，水域和草地为正向支撑作用，而农田则由抑制作用转向促进作用；同时，影响程度因维度和时间不同均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层次渐变”特征。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和绿色生产力的纵深发展是未来武陵山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管理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水资源、能源、粮食三者之间因相互需求和系统影响存在复杂的关联关系，可能会给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因此，基于系统关联视角，对水-能-粮系统安全进行分析有助于资源可持续性利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长江经济带水-能-粮系统安全问题，首先，将场域概念引入水-能-粮系统安全分析框架，阐释水-能-粮系统在“资源-社会-生态”场域安全的概念和内涵，选取27个指标构建系统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水-能-粮系统的协同进化特征，结合GRA模型和FCEM模型评估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水-能-粮系统安全水平；最后，运用GM（1，1）模型预测2025~2030年长江经济带水-能-粮系统安全的演化态势。结果表明：(1)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场域安全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安全程度在空间上呈现出高值区从上游向下游扩张趋势。(2)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水-能-粮系统安全水平基本在0.65~0.70之间波动，安全程度由比较安全上升至安全。(3)2025~2030年长江经济带水-能-粮系统安全程度维持在安全区间，但是安全水平呈缓慢下降态势。研究结果有助于发现长江经济带水-能-粮系统安全时空分异及演变规律，为提升长江经济带水-能-粮系统安全提供参考借鉴。

都市圈是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地区。综合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几何重心分析方法以及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江苏省级都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30年间，全省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从3 502.41增长至32 875万t，空间分布上呈自北向南典型的梯度递增规律，且徐州都市圈增长速度高于南京与苏锡常都市圈；地均碳排放整体呈上升趋势，其最低与最高值分别从-3.99与214.7 t/hm2增长至-2.74与262.43 t/hm2；（2）南京与苏锡常都市圈地均碳排放显著高于徐州都市圈，但徐州都市圈增长速度更快；30年间全省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总量重心整体呈北移趋势；（3）地形地势、植被及生态水体等自然因素均对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产生不同程度或方向的影响；（4）经济社会因素中，人口总量是推动碳排放总量增加的最重要因素，但在不同都市圈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并不相同；人口聚集虽然增加了碳排放规模，但使得地均碳排放强度有所降低；非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要素投入、三产结构以及人类活动强度的提高均会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碳排放的增加，且城市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来愈重要；高铁站对于经济活动的拉动效应并未能充分显现。本方法适用于基于行政单元的驱动力影响时空分异研究，成果可为空间差异化的省级土地利用碳减排策略制定提供支撑，以此助力“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

揭示城市土地多功能协同权衡关系是城市土地利用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在采用POI数据测度武汉市主城区土地利用“办公-生活-商服”功能强度基础上，借助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叠置法分析城市土地多功能协同权衡关系时空格局。结果表明：（1）2015~2020年，武汉市三环以内区域土地利用生产功能强度由集中分布向分散转变，生活功能强度表现出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规律，商服功能呈多中心分布特征。（2）研究期内，武汉市土地多功能以弱协同或权衡关系为主，不同功能呈相对独立发展特征。2015~2020年间，土地办公生产、居住生活和商业服务功能间相关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值均低于0.4且呈下降趋势。（3）城市土地多功能协同与权衡关系在空间上具有较大差异。土地的办公与居住功能在城市中心以协同关系为主；办公与商服功能间在城市中心则以权衡关系为主；生活与商服功能表现为协同和权衡关系的地块交错分布。（4）城市土地多功能协同-权衡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驱动、政策规划引导、自然条件约束、市场机制激励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物化。揭示城市土地利用功能协同-权衡关系，可为深化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规律认知，优化城市土地空间布局提供科学参考。

为探究典型弯曲分汊河段浮游植物时空演化特性，于2020年9月（丰水期）、12月（枯水期）至2021年5月（平水期）在长江中游关洲河段开展3次原位观测，设置顺直、微弯、分汊3种类型共6个观测断面，开展环境因子、营养盐和浮游植物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共采集到浮游植物6门47属86种，其中硅藻门和蓝藻门为优势种群。时间上，丰水期至次年平水期浮游植物种类逐步增加，但藻类密度明显下降，浮游植物种类及密度受水文时期影响显著。空间上，弯曲分汊河段浮游植物种类最多且丰度占整个关洲区域的34.04%，关洲洲头、洲中及洲尾（过渡河段、弯曲分汊河段）相对丰度高于顺直断面。关洲河段受上游来水影响，左汊和右汊水动力随来流条件变化显著，进而引起环境因子和营养盐结构差异，驱动浮游植物群落局部空间分布变化。水体pH、水温、电导率和氮、磷元素是影响关洲弯曲分汊段浮游植物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水体环境因子对浮游植物的影响更显著。

利用重力卫星球谐系数反演2003~2022年环洞庭湖区陆地水储量变化，基于正演模拟方法，联合实测湖泊和水库蓄水量数据和WGHM水文模型分离陆地水储量各组分，分析其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探究重力卫星数据在小尺度湖泊湿地的适用性以及环洞庭湖区陆地水储量组分变化与气候因子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利用重力卫星球谐系数产品分离地下水储量组分时，通过消除洞庭湖与三峡水库蓄水量变化信号泄露的干扰及1个月滞后期影响，与实测值相关系数达0.71，均方根误差为29.1 mm/mo.。（2）总陆地水储量变化由地表水储量主导（~66%），其次是地下水储量（~21%），各组分交换强度较弱。2003年以来，总陆地水储量亏损指数共表征了5场中度及以上干旱事件，总历时26个月，总水储量亏损达到3 551 mm。此外，土壤水亏损量达1 377 mm，地表水亏损量达2 691 mm，地下水亏损量达1 681 mm。（3）降水和气温异常直接调控陆地水储量变化，总陆地水储量和地表水对降水异常的响应无滞后，土壤水存在1个月滞后；气温升高加剧水储量亏损，但地下水对其响应较为迟缓。ENSO通过调控大气环流成为流域气象干旱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与地表水亏损指数相关性最强。

三江源作为“中华水塔”，水生态地位突出，开展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和水安全格局构建，对维护国家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运用InVEST模型Water Yield模块和Nutrient Delivery Ratio模块分析了1980~2020年三江源产水服务（水量）和水质净化服务（水质）时空格局，在此基础上结合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进行三江源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结果表明：（1）1980~2020年三江源多年平均产水量为600.08×108m3，整体上呈波动增加趋势，表现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产水深度增加区主要位于三江源西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减少区为三江源南部和西南边缘地带。（2）1980~2020年三江源TN（氮）、TP（磷）和水质净化输出量均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多年平均输出量分别为84 628.37、8 167.32和92 795.69 t，高输出量区域呈现“南部和东南部集中分布，东部零星状分布”的空间特征。（3）在水安全格局构建中，共识别水生态源地斑块34个（面积为4 626.28 km2），提取水生态廊道199条（总长度约为9 943.92 km），整体呈现“中东部密集、西部稀疏分布，东西向延伸”的空间特征。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长江流域经历了显著升温和频繁的极端降水事件。基于NEX-GDDP-CMIP6（N-CMIP6）数据集，利用多模式集合（MME）系统评估了气候模式模拟性能并量化了不同温升水平（1.5 °C、2 °C、3 °C、4 °C）下极端降水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961~2023年，年降水总量（PRCPTOT）和极端降水强度（R95p、Rx1day、Rx5day）长期趋势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但空间分异显著，下游短历时强降水增强与中游降水衰减并存，持续干旱日数（CDD）以-0.89 d/10a速率显著下降（p<0.05）。伴随温升，极端降水呈非线性增强，3 °C~4 °C阶段增速较1.5 °C~2 °C阶段提升3~6倍。4 °C时短历时降水（Rx1day）增幅（23.3%）为长历时事件（Rx5day，15.7%）的1.5倍，中下游部分地区降水集中度增幅超50%。旱涝风险空间分异加剧，上游强降水与干旱持续期缩短并存，下游则可能面临极端降水增强叠加干旱延长的复合风险。控温1.5 °C~2 °C可降低46%~84%的极端降水增幅，显著减少极端降水风险。研究结果为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气候适应提供了科学依据，强调了控制全球温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为解决传统生态基流计算不合理、在实际应用中难以适应需求、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以汉江一级支流褒河和湑水河主要控制断面为例，运用Mann-Kendall（MK）检验寻找径流序列突变点划分子序列；采用14种水文学法计算子序列生态基流，对子序列加权平均确定综合生态基流；通过结果筛选得到生态基流可变区间；并对生态基流中长期、短期保证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考虑水文序列变异下的生态基流可变区间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与需求，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2）河东店断面生态基流区间上、下限范围分别为3.02~34.64、0.78~13.71 m3/s，升仙村断面生态基流区间上、下限范围分别为2.21~31.28、0.57~12.51 m3/s。（3）河东店断面生态基流保证程度整体高于升仙村断面；两断面生态基流区间下限保证程度整体高于上限，中长期保证程度整体高于短期，枯水年保证程度明显低于丰、平水年。研究结果为褒河和湑水河的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探究南水北调水源区县域生态效率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于推进水源区县域绿色发展、促进水源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南水北调水质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运用非径向非角度Super-SBM模型对2008~202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43个县（区、市）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揭示其内外部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8~202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县域生态效率总体呈波动下降的特点，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陕西、湖北、河南3个板块县域生态效率变动趋势与全区总体大体一致；全区县域生态效率总体呈“东北低—西南高” 分布格局，县域生态低效率区与县域生态较高效率区聚集连片分布，县域生态高效率区和县域生态较低效率区分布相对分散；县域生态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投入过多、污染物排放过量，财政资金不足也是原因之一；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C）处于进步状态，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则呈倒退状态；县域生态效率提升主要受政府宏观调控与管理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而规模经济因素则难以发挥作用。

鄱阳湖特有的水文变化特性强烈影响植被生长分布与微生物代谢，从而影响其自身的碳平衡和温室气体排放。该文构建了二维水动力-DNDC（DeNitrification-DeComposition）模型并采用现场及历史原位观测数据验证，研究了鄱阳湖湖区剧烈的季节性水位波动特征及其对典型生境区（水体、沉水植物区、挺水-湿生植物区）净生态系统 CO2  交换量的影响，并根据 Landsat 遥感影像估算了全湖区的CO2  年通量。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鄱阳湖水体和沉水植物区，不同典型水文年的 CO2  年通量基本相同， 而挺水-湿生植物CO2  年通量在各典型年不同，以枯水年最高；3 种生境区的平均CO2  年通量分别为566.4（水体）、972.8（沉水植物区）、3 086.9 kg C/hm2/a（挺水-湿生植物）。年内分布上，水体和沉水植物区在枯-涨-丰-退4个水文时期都呈现为稳定碳源，而挺水-湿生植物在涨、退水期可吸收大量 CO2 。鄱阳湖区 CO2  年通量为 1.66±0.44 g CO2·m-2·d-1，表现为碳源。此外，由于丰水年过高的水位会缩短植物生长时间，导致植被向远离湿地中心的方向演化，若随后的年份为平水年，水位有所降低，可能会减小鄱阳湖湿地的 CO2  排放，有利于发挥生态系统固碳潜力。研究结果明确了年际、年内的水位变化对湿地 CO2  排放的关键作用，加深了碳循环过程中植被介导机制的认识，可为湿地管理提供参考。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高强度的建设活动，牛轭湖面临退化和水文连通丧失的风险，牛轭湖与河流的连通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水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在维持湖泊生态环境健康方面具有重要功能。目前针对牛轭湖群水文连通性变化的研究局限于传统方法且多是单向的湖泊连通。以下荆江流域16个牛轭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影像数据，采用图论法、AHP-熵权法、Mann-Kendall趋势与突变检测、滑动t检验、广义线性回归分析了下荆江流域牛轭湖群水文连通性长时间序列变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牛轭湖群汛期和非汛期水文连通性均呈下降趋势，（汛期P<0.05,非汛期P<0.05）汛期下降趋势较非汛期明显，非汛期最高值出现在1990年（G=0.512），汛期最高值在1998年（G=0.989）。不同水面比下水文连通性均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具有差异。（2）由于三峡大坝的建设，非汛期牛轭湖群水文连通性在1994年发生突变，汛期发生在2006年，大坝建设对牛轭湖群连通性具有明显影响。（3）湿地面积和径流量均是解释不同水文条件下牛轭湖群水文连通性的主导因子；汛期水体波动频率和植被覆盖度与牛轭湖群连通性相关性最高。水面比对牛轭湖群连通性变化存在潜在影响，低/高水面比对水文连通性响应最敏感，中水面比下连通性受环境因子影响较低。研究为下荆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和水资源合理开发提供理论支持，具有借鉴意义。

流域生态分区研究旨在优化生态系统管理，实施差异化保护策略，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人类福祉。以浏阳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SWAT模型、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法及InVEST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影响；通过细分流域单元，评估了产水量、碳固持、土壤保持与生境质量四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状况；基于供需匹配和生态风险分级结果，构建了五类生态分区并制定了差异化管理策略。结果表明：（1）浏阳河流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面积占比约71.5%，20年来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持续扩张，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减少；（2）流域的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以低、较低和中风险区为主，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20年来整体风险呈下降趋势；（3）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需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供给量在东部较高而西部较低，需求量则在西部较高而东部较低，供需错配现象严重，空间失衡区域的面积占比高达76.92%；（4）耦合景观生态风险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情况，将流域划分为五类生态分区，并提出差异化修复路径。研究为流域生态分区提供了融合生态过程与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对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增强流域稳定性及降低生态风险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在中国式环境分权的背景下，提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框架下畜禽养殖污染处置决策的基本假设，构建了“中央-地方-养殖企业”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养殖企业策略选择的演化过程和作用机理，并利用仿真模拟模型对促进各博弈主体实现理想化博弈的政策工具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养殖企业三方行为决策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和多重演化稳定策略。其中，在中央政府选择高环境分权度、地方政府选择加强环境监管、养殖企业选择污染减排的情景下，三方主体以最快的速度达成有效的稳定均衡。通过对混合均衡策略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可知，增加污染治理专项补贴力度、增加绿色发展政绩考核力度等措施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积极进行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此外，提升环境保护税额、加强污染监管惩罚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补贴拨付比例等举措使得污染减排成为养殖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据此，从利益分配机制和内生制度设计角度提出了促进三方主体激励相容，实现最优均衡的解决方案。

探究不同主体功能区划下乡村发展潜力空间格局及其障碍因素对于优化主体功能落地和乡村差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运用多源数据从乡村发展能力、发展活力和生态承载力3个维度综合评价乡村发展潜力，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乡村发展潜力结构、空间格局和障碍因素差异。结果表明：（1）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总体表现出城镇化潜力区、城镇化优势区向生态经济区和重点生态区梯级递减特征，高值集聚区以块状形态分布在各主体功能区核心村镇周边，低值集聚区主要沿南北边界地带分布；（2）乡村发展潜力3个维度在各类主体功能区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性，城镇化优势区和重点生态区乡村发展潜力各维度的协同作用强于城镇化潜力区和生态经济区；（3）不同主体功能区内乡村发展潜力的障碍因子呈趋同态势，信息流、乡村工业经济产值、物流和林地流转率4项指标是各主体功能区内乡村发展潜力的公共障碍因子，人均耕地、购物便利度和公交通达度等因子对不同主体功能区乡村发展潜力具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乡村发展潜力内涵和测度方法，可为差异化制定乡村振兴策略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