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形态对城市用水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就业密度作为门限变量检验集聚形态与用水强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专业化产业集聚能够实现正向技术溢出并降低城市用水强度；多样化产业集聚同样对城市水资源利用发挥节约效应。不同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用水间的关系在城市规模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产业集群渐进饱和，水资源争夺态势加剧，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城市基础设施有限时，过度集聚超越区域承载能力，引致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恶性竞争，产业集聚对城市水资源配置正向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当就业密度进一步提升时，专业化产业聚集的路径依赖机制可能诱发技术锁定效应；由于多元化的知识基础，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更明显，协同学习能力提升将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并发挥节水效应。

摘  要：将中国30个省市分为八大区域，基于2007~2017年省际物流业面板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uper-SBM 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运用ESDA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时空差异和空间收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剔除了管理无效率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后，全国GTFP均值下降至0.985，南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北、东部沿海区域的GTFP值上升，长江中游、东北、西南、黄河中游区域的GTFP值下降；（2）在时间差异上GTFP指数分三个时段，2007~2012年，GTFP指数大于1，2012~2014年，GTFP指数小于1，2014~2017年，GTFP指数大于1，总体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3）全国各省市间物流业GTFP全局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区域体现出了正相关拉动作用，北京、天津、山东始终是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带动地区。全国物流业发展不平衡，各地区间发展差异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4）我国物流业GTFP水平呈现“M型”波动变化，最后逐渐趋于收敛态势。八大区域可分为两类，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区域趋于收敛态势；黄河中游、东北、西南、西北区域趋于发散态势。

摘  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5、2010、2016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及两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度的时空格局差异明显，空间上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接近于“S”型的演变态势；(2）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与其耦合度的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关联性，整体上呈较为显著的“中东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时间上其演变态势接近于倒“U”型的成长曲线；(3）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两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状况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的耦合协调情况相对较差，是未来亟待加强和优化的重点方向；而“经济发展-环境演变”整体上处于较高的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上升幅度较快。

摘  要： 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多样化协调发展有助于优化乡村休闲旅游的空间格局。以江西省为案例地，选取312个乡村休闲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10.2空间分析工具，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变异系数和核密度分析、栅格分析、缓冲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索了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与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江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多样，主要可划分为生态观光类、休闲度假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乡土文化类和特色村镇类6大类型；（2）江西乡村休闲旅游地整体上呈现出“人”字型结构的集聚分布特征及“傍水”、“亲景”、“沿路”、“环城”的整体分布特征；（3）6大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均为集聚分布，但集聚状况具有明显差异，其中乡土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农业科技类最弱；（4）发达的河流湖泊水系、高星级景区的建设、交通路网的可达性、城市客源和乡村休闲旅游政策的支持对江西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优化江西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布局及未来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摘  要： 网络关注度从赛博空间层面反映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感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综合运用“直接取词法”和“范围取词法”选定的与湖南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共计103个关键词的百度指数构建而成的网络关注度指数为分析数据，对湖南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及其空间格局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程度有所差别，但是上述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在年度周期内呈现出同步波动态势，具有较强的“共现性”；（2）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关联结构，但是岳阳与其他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网络信息互动较弱，娄底和益阳与其他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基本没有网络信息互动；（3）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的网络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结构，其中，长沙、郴州和株洲具有显著的“结构洞”优势，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起到的“桥接”作用明显；（4）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划分4个板块：其中湘西州位于“经纪人”板块；衡阳等4个节点位于“献媚”位置；长沙等6个节点位于“首属人”位置；娄底、岳阳和益阳则位于“孤立”位置；（5）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网络关注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资源禀赋和旅游产业发展状况，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匹配。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资源禀赋和旅游产业是旅游者对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产生网络关注度的基础，而网络关注度则主要通过促进或阻碍地理空间因素的方式对湖南旅游目的地城市网络关注度及其空间格局产生影响。鉴于上述研究发现，论文提出，要促进湖南省的旅游产业发展，各旅游目的地城市除了需要强化自身的优质资源建设，凸显各自的旅游发展特质之外，还需要扩大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的旅游信息交流和合作，尤其需要促进湖南各旅游目的地城市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旅游者、旅游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步形成多中心、多网络协同发展的旅游空间格局。

摘  要： 基于土地评价和立地条件评估(Land Evaluation and Site Assessment, LESA)框架构建以耕地自然质量、生态敏感性、区位条件、耕作条件和土壤环境安全风险组成的指标体系，以决策树归纳法将浦东新区耕地划分为工业污染、生态农业、轮作休耕、农业连片、休闲农业和非农转化6类管护区，根据各区管护重点提出规模经营及绿色生产、休闲观光及农田保育、非农管控及发展限制型耕地生态补偿模式。上海市浦东新区耕地自然质量优良，约50%的耕地可规模经营及连片生产，但仍有10%左右的耕地面临着工业污染和非农占用的风险。建议对以稳产高产和生态协调为目标的农业连片区和生态农业区采取规模经营及绿色生产型生态补偿模式，对发展农业生产新形态的轮作休耕区和休闲农业区采取休闲观光及农田保育型生态补偿模式，对非农化风险较高的工业污染区和非农转化区采取非农管控及发展限制型生态补偿模式。

摘  要：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存在无序蔓延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衰退，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以重庆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DMSP/OLS数据和Landsat数据分析了2005~2015年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基于MODIS NDVI数据、农作物产量数据、植被覆盖类型数据、气象数据和土壤类型数据等，利用食物供给模型、CASA模型和SCS_CN模型模拟了2005、2015年单位面积粮食供给、NPP和径流深度的空间分布与变化，最后，通过相关性分析阐述了不同发展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和权衡协同关系变化，探讨了城市扩张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未来城市发展提出几点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将重庆市主城区按照发展水平的高低划分为发达区、发展区和远城区；时间方面，2005~2015年建设用地共增加了373.9 km2，发达区由于建设用地分布处于较饱和状态，建设用地的扩张量最小，发展区的扩张量最大。空间方面：建设用地沿着东北西南方向延伸扩张，东北偏东方向的渝北区和江北区受“两江新区”建设的影响，建设用地增量最大；(2)2005和2015年食物供给、固碳和土壤蓄水服务功能在发达区最低，发展区次之，远城区最高，且三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均存在显著衰退现象，衰退幅度最大的区域是发展区，与城市扩张最剧烈的区域在空间上吻合；(3)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受城市发展程度的影响；(4)发展区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最大的区域，食物供给是衰退最显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研究发现，重庆市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冒进”蔓延的现象，这种现象破坏了生态系统功能，降低了环境容量，影响市民居住的舒适性，为此针对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发展建议。研究结果引为解析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成因，寻求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之路，合理规划城市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摘  要：水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渐显著，强化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当今世界各国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目前针对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基本表式、相关概念、核算方法还存在一定争议，研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实物核算是基础，价值核算是目标。水资源价值化方法是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关键和难点，这一问题一直制约水资源的价值认同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可行性和准确性。按照水资源负债表核算基本原理，遵循“水资源资产-水资源负债=水资源资产净值”编制思路，构建反映经济社会用水导致的水资源过度消耗、水环境损害以及生态用水挤占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水资源实物量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基础上，根据水文循环和水资源自身特性，通过能值分析方法，把水资源多用途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进行定量化价值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进或弥补水资源价值测算方法存在的判断标准差异的不足，尝试在一张表中实现水量和水质统一核算，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方面阐明经济体对环境体产生的水资源价值量债权关系。结果表明：成都市2015年水资源耗减量不存在负债，但水环境损害和水生态用水挤占分别存在1.52亿元和1.15亿元负债，这为水资源有偿使用和水生态保护和补偿提供了依据，为真正实现编制价值型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稀有轻金属为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地位和水平提供了核心竞争力。选取两种主要稀有轻金属锂和铍，从供应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三个维度对稀有轻金属在2009~2016年期间进行关键性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锂在供应风险维度呈现相对稳定低风险，环境风险维度波动变化处于高风险水平，经济风险在2013~2015年波动剧烈风险水平高；(2）铍相较锂而言在供应风险、环境风险和经济风险均呈现高风险水平。总体而言，锂和铍的整体风险水平达到关键性判定基准值，应该充分重视稀有轻金属关键性动态评估机制构建。

摘  要：如何确定湿地生态修复过程中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因子对湿地生态系统操纵及生态修复效果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南汇东滩海三棱藨草湿地为对象，研究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的年度季节变化及空间格局。共鉴定大型底栖动物30种，四季都存在的优势种有光滑狭口螺、拟沼螺、堇拟沼螺和中国绿螂。春季以中国绿螂为主要物种，优势度大于0.4；夏季以拟沼螺和堇拟沼螺为主，优势度分别大于0.1和0.2；秋冬季优势种数目比春夏季高，均为13种，但优势种值较春夏季为低，且均匀。多样性、丰富度指数（p<0.01）及均一性指数（p<0.05）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多样性指数最高到达2.53。根据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442-2008），南汇东滩湿地生境质量从极差、差改善成等级一般，生境质量提高明显。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影响因素的排序分析表明，春夏秋三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与植被指数及高程相关，其次是有机碳、含水率、导电率和硝氮，而冬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受含水率、导电率和硝氮的影响最大。

摘要： 着生藻类在水质监测与水生态健康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江西最大的河流赣江为研究对象，对赣江丰水期着生藻类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研究。选取53个点位对赣江全流域进行着生藻类群落结构的调查研究，共鉴定着生藻3门42属175种，其中硅藻门有23属151种，绿藻门有9属12种，蓝藻门有10属12种。硅藻门舟形藻属为丰水期赣江流域着生藻类优势属，该属生物密度百分比为14.080%。下游着生藻类以硅藻门桥弯藻属和舟形藻属为优势属，该属生物密度百分比分别为13.088%和12.935%；中游着生藻类以硅藻门桥弯藻属为优势属，该属生物密度百分比为12.849%；上游着生藻类以硅藻门异极藻属为优势属，该属生物密度百分比达10.150%。通过蒙特卡罗显著性检验发现，赣江流域下游总氮、溶氧、叶绿素a和电导率对着生藻类有显著影响，中游主要海拔、流速、河宽和总磷对着生藻类有显著影响，上游总氮、河宽、浊度和流速对着生藻类有显著影响。将其与着生藻类群落结构进行冗余分析（RDA），结果发现影响下游着生藻类群落结构的主要水环境因子为叶绿素a和电导率，影响中游、上游着生藻类群落结构的主导水环境因子分别是海拔和总氮。可见赣江流域丰水期下游和上游的着生藻类群落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水质状况，中游着生藻类群落结构主要反映的是流域地貌因子。

摘要： 浮游动物常作为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指示生物，但多集中于湖泊和水库等大型自然水体中。基于放养密度和搭配水生植物不同，中华鳖有不同的池塘养殖模式，而呈现出不同的水生态环境。通过调查鳖-单养、鳖-莲、鳖-生态和鳖-菱4种主要的池塘养殖模式水质指标和浮游甲壳动物的群落结构，了解不同养殖池塘中浮游甲壳动物的群落结构与富营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鳖-单养模式DO、NH₄⁺-N、NO₂^--N、TN、TP、COD、Chl a、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均显著高于鳖-莲、鳖-生态和鳖-菱模式，SD显著低于鳖-莲、鳖-生态和鳖-菱模式（P<0.05）；养殖池塘中共记录枝角类6属7种，哲水蚤3属3种，剑水蚤6属6种，共同优势种为毛饰拟剑水蚤（Paracyclops fimbriatus）、广布中剑水蚤（Mesocyclops leuckarti）和台湾温剑水蚤（Thermocyclops taihokuensi）；聚类分析结果显示鳖-单养模式单独聚为一类，鳖-莲、鳖-菱和鳖-生态模式聚为一类；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枝角类丰度和TLI呈负相关（P>0.05），哲水蚤丰度和TLI呈正相关（P>0.05），剑水蚤和浮游甲壳动物丰度与TLI呈显著正相关（P<0.05）；RDA显示Chl a、NO2--N、SD、WT和COD显著影响了浮游甲壳动物组成(P<0.05)。该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华鳖池塘养殖模式的开发提供技术指导，而且可以为渔业生产影响淡水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摘要： 地下水位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对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地下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为准确分析环洞庭湖区地下水位空间分布特征，以分隔距离增量及其对应的允许变化范围、最大计算范围、变异函数模型结构为变量构建了118种组合方案，采用交叉验证法及其评价指标对不同方案的变异函数模型参数及交叉验证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筛选出相对较优的变异函数模型用于研究环洞庭湖区地下水位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结构的变异函数模型参数及其评价指标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同结构的变异函数模型参数及其对应的评价指标随分隔距离增量和最大计算范围的变化也存在明显变化趋势，且部分评价指标变化趋势对模型合理性的影响效果相反。（2）经对比分析，环洞庭湖区地下水位的变异函数模型为球形模型，模型变程为978 km，块金值为9.86，偏基台值为45.36，块金系数为17.9%。研究区域内地下水位具有强烈的空间相关性，且结构性因素对空间变异且主导作用。（3）环洞庭湖区地下水位总体上呈层状分布，由外向内地下水位依次降低，地下水埋深依次减少，研究区域内地下水位与地势和河流水系结构关系密切。

摘要： 为了解长江干流洲滩湿地植物的群落结构特征及其驱动因子，于2018年3~5月对干流宜昌-监利5个江段洲滩的湿生植物开展了调查。共采集湿生植物88种，隶属于26科73属，其中菊科（Compositae）、禾本科（Gramineae）、蓼科（Polygonaceae）占优势，狗牙根、薹草、牛鞭草、虉草为主要优势种。采集样方平均种类数为6种，平均密度为88.9 ind/m²，平均生物量（地上部分干重）为55.8 g/m²。采集洲滩湿生植物群落结构时空差异较大。枝城江段洲滩样方物种数、密度和生物量均为最大，荆州洲滩均最小。样方密度在3~5月间呈下降趋势，生物量则呈上升趋势。划分了薹草、狗牙根、牛鞭草-紫菀等10个稳定群落。典范对应分析表明湿生植物群落组成主要受到黏粒比例、相对水面高程、土壤含水率以及土壤总有机质含量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黏粒比例。样方总生物量沿相对水面高程、总有机质、土壤含水率的变化趋势一致，即先增大后减小；而与黏粒含量的关系不明显。分析认为洲滩湿生植物分布格局是在水文过程影响下，由底质、水分及营养共同作用的结果。

摘要： 以湖南八大公山25 hm2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动态监测样地中24个常见物种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生长阶段(H1: 5≤H＜20 cm、H2: 20≤H＜40 cm、H3: 40≤H＜80 cm、H4: 80≤H＜130 cm、H5: H≥130 cm且DBH<1 cm)获取了826株幼苗并测量了叶片和茎干功能性状，分析了不同生长阶段、冠层和叶片习性幼苗功能性状变异，以及不同功能性状对幼苗存活的影响。结果表明：(1)幼苗功能性状在不同生长阶段差异显著，随着幼苗生长，比叶面积(SLA)、叶片碳氮比(C/N)呈现下降趋势，比茎密度(SSD)、叶柄长度(PL)、叶片氮磷比(N/P)和叶绿素含量(Chl)呈现升高趋势；(2)SLA在灌木层、亚乔木层和乔木层间无明显变化，叶片厚度(LT)、Chl和N/P在3个冠层间变化显著，SSD和PL均在灌木层和乔木层间无明显变化，C/N在灌木层和亚乔木层间无明显差异；(3)常绿树种幼苗具有较高的Chl和LT，落叶树种幼苗具有较高的SLA、叶片氮含量(LNC)、叶片磷含量(LPC)和PL；(4)个体大小对幼苗存活具有显著正效应，LPC促进落叶树种幼苗存活，抑制常绿树种幼苗存活。在植物生活史早期，不同功能群植物针对林下低光环境采取了不同生长适应策略，不同生长阶段幼苗也根据光环境的改变调整自身功能性状。另外，八大公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幼苗的生长主要受氮素限制，且这种限制作用随着幼苗生长逐渐减弱。

摘要： 目前关于大尺度下人类活动强度对湿地景观格局影响的研究较少，为揭示长江中下游流域湿地景观格局与人类活动强度的关系，以1995~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人类活动强度模型和景观指数等方法，分析研究区人类活动强度演变特征、湿地景观格局特征及人类活动强度对湿地景观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类活动高强度带面积增加，低强度带面积减少；1995~2015年，各强度带的人类活动强度平均值均呈增长趋势，强度带等级越高，平均值增幅越大。(2）20年间，湿地面积不断增加，占比分别为5.14%、5.27%和5.30%；湖泊和沼泽地分别减少了70.73 km²和216.53 km²，而水库坑塘面积增加了1 155.32 km²，对湿地增加的贡献率达94.75%，研究期主要是人工湿地在扩张，而自然湿地在萎缩；湿地景观的破碎度减弱，景观多样性减少。(3）伴随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强湿地相对变化呈“收缩”效应，且在人类活动强度越高的区域，“收缩”效应越明显；随着人类活动强度降低，湿地景观破碎度减弱，聚集度下降，景观多样性增强，景观形状趋于复杂。研究结果可为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和人类活动管控提供决策支持。

摘要： 为揭示不同时间尺度下岩溶区地下河出口CO₂通量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静态浮游箱-气相色谱法对毛村地下河出口水-气界面CO₂交换通量开展季节性和连续48小时昼夜监测。结果显示：水-气界面CO₂交换通量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昼夜变化特征，并且均表现为由水体向大气释放CO₂，呈现出大气CO₂源的特征。在季节性尺度上，CO₂交换通量的变化范围为90.27~406.32 mg·(m²·h)^-1，平均值为253.50 mg·(m²·h)^-1。CO₂交换通量的季节性特征表现为雨季大于旱季。在昼夜尺度上，CO₂交换通量的变化范围为46.8~244.45 mg·(m²·h)^-1，平均值为137.81 mg·(m²·h)^-1。CO₂交换通量的昼夜性特征表现夜晚大于白天，最高值出现在凌晨0∶00和1∶00，最低值出现在下午14∶00和15∶00。由于毛村地下河出口水-气界面CO₂交换通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通过相关分析表明，毛村地下河出口水-气界面CO₂交换通量在季节性尺度下的主控因素为岩溶水体中碳酸的平衡系统，但是在昼夜尺度下的主控因素为局地区域环境参数。

摘要： 利用城市微尺度模式，模拟分析了重庆广阳岛城市生态规划对局地气候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微尺度模式对原始土地利用方案的精细化模拟显示，广阳岛冬季1月以北风为主，岛屿西侧风速较东侧偏大，而夏季7月的主导风向为东风，岛屿的东北部为偏东风，西南侧为西北风。广阳岛1月和7月的温度场分布都为东高西低。全岛1月都属于舒适度较高的区域，其中岛屿东北部舒适度最高，而7月岛屿东北部由于气温较高，舒适度较低。生态规划方案的模拟表明，对局地小气候影响最大的是温度场，能有效降低了广阳岛的近地面气温。生态规划方案能有效地改善广阳岛的局地小气候，提高人体舒适度，广阳岛冬季1月全岛都较为舒适，而夏季7月舒适度最高的区域位于岛屿中西部。

摘要： 区域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或与全球气候变化关系密切。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气候条件下成都地区1951~2017年主要气象要素及其2013~2017年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并结合大数据挖掘技术探究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与成都地区气象及空气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对区域气象及空气质量影响明显。异常气候造成成都地区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长等气象条件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通常利于大气扩散条件的改善而使污染物浓度下降，但相应时期的臭氧浓度却有所升高。研究同时利用KNN大数据挖掘算法评估不同气候条件下气象和减排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结果显示，在全球厄尔尼诺发生频繁的2015年，成都地区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气象和减排的贡献率分别为27%和73%；而在全球拉尼娜现象频发的2016年，成都地区空气质量也有明显改善，重污染天数的减少有42%归功于气象条件的变化，几乎与大气污染物的减排贡献相当。因此，为实现空气质量的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改善管理政策的制定，既要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也应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摘要： 已有研究在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上存在争论，主要原因是其受到老龄化所带来的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亟需厘清两者关系以深化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的认识。利用CLDS（2016）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在老龄化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两者强弱关系展开对比与讨论。结果表明：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均表现出较强的中介效应。平均而言，老年人口的土地情结可以解释农户土地供给概率的16.37%、供给面积的12.34%，以及农户土地需求概率的6.72%、需求面积的6.43%；老年人口的劳动能力限制可以解释农户土地供给概率的40.10%、供给面积的36.50%，以及农户土地需求概率的12.34%、需求面积的14.49%。相比土地情结，劳动能力限制的中介效应更强，其综合效应表现为劳动力老龄化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土地供给，同时亦显著抑制了农户的土地需求。因此，随着老龄化加剧，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面临的问题并非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不足。需加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提高农业自动化水平和完善农地经营补偿机制以激活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需求。

摘要： 基于江西省2007~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鉴经典要素错配模型，测度省内11个地级市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3类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中，总体要素错配最大，其次是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最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各地市要素错配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力错配离散程度先减后增，资本错配和总体要素错配离散程度降低。时间上来看，各地市3类错配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要素错配有所改善，部分地市在测度期内要素错配波动较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支农财政、工业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占比、人均化肥投入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要素错配，而人均耕地规模正向影响了要素错配，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未充分发挥。为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应着重改善资本错配，继续完善支农财政金融政策，提高其与区域资源禀赋的耦合度，鼓励生产要素回流到农业部门，优化要素投入配比，充分发挥农业规模经营的优势，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摘要： 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以期为提升我国耕地生态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品质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有43.40%的样本农户对生态耕种持有积极的采纳态度，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邻里交流，包括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均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3）邻里交流的完善能够缓解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不利影响，不同维度邻里交流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仅有交流程度变量的调节作用显著。（4）文化水平、生计类型、劳动力比重、地形条件、宣传力度和参与培训与否等变量也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重要因素。为激励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要在创新生态耕种培训与宣传推广方式、搭建邻里交流平台和构建生态耕种长效示范机制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摘要：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摘要： 农业的绿色发展依赖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绿色化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农户自身、家庭等内在因素有关，还受外在因素的激励与约束。基于湖北省71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根据农户追求利益和损失厌恶的特征，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面对的外在激励与约束纳入一个框架，探讨了激励与约束措施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这一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约束措施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价格激励、技术培训、政策补贴的正向刺激和生产监管、处罚的反向规制均能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价格激励的影响效果最大，处罚约束次之，随后是技术培训、政策补贴，而生产监管的作用最小；（3）约束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激励措施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且在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措施下，调节作用的方向不同，生产监管、处罚力度正向调节价格激励的作用，市场监管正向调节技术培训的作用，而生产监管却削弱了技术培训原有的效果。因此，在促进农户施用生物农药和绿色生产时，要做到激励与约束并重，并对激励与约束措施进行合理搭配，放大激励与约束的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