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是与沿海经济带并列的国家一级发展轴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内部区域经济差距日趋扩大，如何缩小差距以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和谐发展是摆在当前的重要任务。基于SPSS12.0统计分析软件和历年统计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内部三大地区及41个地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找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然后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找到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最后对长江经济带内部各省市经济发展进行预测，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发展的趋势。长江经济带内部差异显著，且有拉大趋势；发展前景良好，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轴。

从道路交通、给水能源、信息通讯、环境卫生和排水排污5个方面构建了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选取1997~2003年有关统计数据对宁波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结合宁波市城市建设实际，分析了宁波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建设绩效和存在的问题，利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对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近期2005年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综合指数将达到83.8%，初具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雏形；中期2010年，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综合指数将达到95.0%，具有较高的建设水平，但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任务仍较艰巨。提出4点加快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根据南京市1991～200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进而评价了南京市的环境保护政策。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南京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遏制，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南京市政府近年来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巨额的环境投资。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5个方面入手，对重庆市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判定，得出了重庆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的结论。针对该结论以及重庆市工业化进程中现行阶段存在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协调等结构性问题，结合新型工业化要求，有针对性地对重庆市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几点建议。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经济区，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人口占6％，但GDP占全国的20%(2003年),为国家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22％。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国的富庶之区，也是中国和东南亚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最早的地区之一；现代的科技、文化、教育亦比较发达。近25年来，长江三角洲的高速发展和外向型经济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①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本区的经济增长；②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③外资企业获得了丰厚利润，也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和税收。目前长江三角洲对外经济联系主要是欧美、日本和韩国；台湾、香港、澳门在中国的地位特殊，对该区投资也不断增加。东南亚在该区的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比重不高，但是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在苏州举办的新加坡工业园，已取得明显的成就，说明中国与东南亚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分析了当前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资源与环境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问题作了分析。

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单位，以2003年7月~2004年4月完成的全省旅游资源普查所确定的全省所有21 126个旅游资源单体为对象，分别对各地市旅游资源的数量（包括丰度和密度）、品质、组合状况等进行了综合评价及各地市间的横向比较。研究发现，环杭州湾旅游区的资源丰度最高，人文资源极为突出；金衢丽旅游区其次，自然旅游资源占明显优势；温台(温州，台州)沿海旅游区最低，但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比较平衡，自然景观相对突出。各地区所在地理区位特征存在一致性，各地市旅游资源丰度与密度的位次排序不一致。密度与丰度相比，位次上升最明显的是舟山、嘉兴、湖州；各地市旅游资源组合优势相对平衡，浙东、浙西南、杭州尤为突出；浙西、浙南、浙东及杭州市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最为明显；环杭州湾旅游区旅游资源地区平均品质最高，温台沿海旅游区次之，金衢丽旅游区最低，且环杭州湾旅游区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最为集中，分布较均衡，温台沿海旅游区则显得很不平衡。

分析了城市旅游形象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即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城市景观的规划建设，城市景观的优化有助于提高城市旅游形象；提出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理念和原则。规划理念为体现城市旅游形象，显现城市三脉，提供城市旅游活动空间，创造城市旅游生态环境；规划原则以理念形象为核心，人地协调性、主题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特色性与风格统一性相结合。并对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结构要素和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结构要素分为城市景观整体结构、特色城市景观带（区）和城市景观视觉识别系统；组成要素可分为硬质景观要素和软质景观要素。最后以南京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人地矛盾冲突加剧等问题随之产生。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城市化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78年的13.7％上升到2002年的44.7％，产生的城市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性。在对江苏省1978年以来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城市用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展，2000年是1991年的1.5倍，人均建成区面积也不断上升，小城市上升幅度最大，为40 m2，特大城市最小，为17 m2，人均建成区面积从小城市到特大城市呈倒三角形分布，经济发展和用地配置机制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城市新区建设是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城市用地中存在用地效率不高、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等问题，应当加强土地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大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复杂而迅速，采用定量模型对此地域的时空格局进行模拟，在土地规划领域有重大意义。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首先采用DPSIR模型对大城市边缘区的工业用地、居住用地、服务设施用地、绿地等进行驱动力机制的定性分析，得出每种用地相应的驱动力、压力和状态；进而采用CLUES模型，通过用地变化驱动力因子作用权重系数的求解，模拟时段内各类用地的需求分析与用地变化的动态分配过程，对边缘区的用地演变进行模拟；最后通过用地现状图对模拟用地进行验证，模拟结果基本拟合。在模拟的基础之上，设定了两种大城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情景模式，即不作任何空间约束的用地演变和进行可持续发展约束的用地演变，有针对性地提出该区域的发展需要重点保护水体和自然风景区。其方法及成果可为大城市边缘区制定发展管理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在建立和求解多目标可持续土地利用动态规划模型过程中，采用遗传算法并结合多目标模糊优选理论处理多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问题。其详细步骤为：在分析区域特征基础上构建时间序列；通过现状分析设置土地利用类型决策变量，确定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构建土地利用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多目标模型参数进行预测；用遗传算法多目标优化方法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求解得pareto解集；最后运用多目标模糊优选动态规划方法对规划期内各时间段的pareto解集进行模糊动态优选，以最大优属度判定原则确定出最优决策序列。自贡市的实例表明，该方法有助于解决多目标协调问题，并通过提供多方案选择性，从而使规划更具灵活性，同时又便于充分吸纳公众参与，减少规划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规划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分析了1996～2001年武汉市快速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并计算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应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采用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进行计算，结果发现：①在研究期内，研究区耕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在减少，其中耕地减少最多，达12.32×103 hm2，林地、湿地和建设用地在增加，建设用地增加最多，为11.70×103 hm2；②ESV由1996年的457.74×107元减少到2001年的456.14×107元，5年减少1.61×107元；③生态系统单项服务功能价值中的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原材料和娱乐文化在增加，气候调节增幅最大，达8.51%，水源涵养、土壤形成和保护、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食物生产在减少，食物生产减幅最大，达7.42%；④敏感性分析表明，ESV对生态价值系数(Value Coefficient， VC)缺乏弹性，研究结果可信。

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近年来洞庭湖区土地利用状况波动频繁,研究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可以为该区正在进行的生态重建提供依据。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 在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将洞庭湖区生态资产划分为7类，利用洞庭湖区两期土地利用数据,估算了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①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点，前10年湖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亏损，后10年生态价值回升并有所提高，表明湖区生态建设出现一定成效；②虽然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湖区生态系统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但湿地生态系统价值变化决定湖区生态系统总价值的变化趋势。

为了定量分析和比较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变化，运用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和洞庭湖流域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以及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TM遥感影像所得到的土地利用情况,对洞庭湖区17个县市不同年代的生态服务价值及其20年间的变化进行了估算和比较。采用变异系数来测度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初步分析了各县市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洞庭湖区土地利用变化明显，生态服务价值总量达到了934亿元，但区域变异系数较大，各县市之间差异明显；湖区各县市20年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差异较大，变异系数为108.27%。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华容县，超过了2.0亿元，最小的是津市，仅为0.12亿元。

研究了嘉陵江上游退耕还林区内5种植被恢复模式下土壤微生物、土壤酶活性以及理化性质。结果表明：①5种植被恢复模式土壤微生物数量、酶活性以及有机质、全氮含量等均明显高于无植被对照；②不同植被恢复模式土壤微生物总数：火烧迹地灌丛﹥刺槐林﹥湿地松×刺槐混交林﹥青冈林﹥湿地松﹥对照地；③不同植被恢复模式下土壤酶活性不同，表层土壤脲酶活性：火烧迹地灌丛﹥青冈林﹥刺槐林﹥湿地松﹥混交林﹥对照地，蔗糖酶（转化酶）：火烧迹地灌丛﹥湿地松﹥青冈林﹥刺槐林﹥混交林﹥对照地，过氧化氢酶活性各林分间变化不明显。

耕作制度对农田土壤有机碳的稳定和积累作用显著，探讨耕作制度演变下农田土壤碳库动态，将有助于农田土壤碳收集的技术选择及政策制定。利用已发表的田间定位试验数据，构建不同耕作制度下长江三角洲水田耕层土壤有机碳密度的估算模型。依据该区近20多年来耕作制度演变动态，对保护性耕作制度的土壤碳收集效应进行了初步估算。结果表明，油菜面积的扩大、小麦的少免耕和作物秸秆的还田分别约增加土壤耕层有机碳0.94 Tg、2.76 Tg和3.95 Tg，其中以麦稻复种转向油稻复种的单位面积碳收集效应为最高。最后，就碳收集效应估算的方法进行了相关讨论，并就土壤碳收集研究和如何提高土壤碳收集潜力提出了一些建议。

研究了农田土壤有效态镉含量的影响因素及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土壤有效态Cd含量总体较高，平均值为0.092 mg/kg，最大值高达0.354 mg/kg，且土壤Cd的平均活化率高达53%，Cd是该区主要的重金属污染物之一；②土壤表层有效态Cd含量与全Cd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该区农田土壤有效态Cd含量主要受全Cd含量的影响；③在不同经济功能区，有效态Cd和土壤Cd的活化率均以化工区为高，在不同地貌区，二者均以中部平原区最高，中部平原区Cd的活化率显著高于北部洼区；④在土壤剖面上，土壤有效态Cd含量和土壤Cd的活化率均以表层为高，表明土壤Cd的环境风险主要集中在表层20 cm。

土地利用方式是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动态的重要因子之一。其利用方式的改变必将引起土壤有机碳含量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洞庭湖腹地选取典型样区，通过调查走访和密集取样，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旱地、水旱轮作地、一季稻水田和双季稻水田）下623个农田耕层土样有机碳含量。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土壤有机碳含量高低顺序为双季稻水田（28.12 g/kg） > 一季稻水田（27.03 g/kg） > 水旱轮作地（24.79 g/kg） > 旱地（17.96 g/kg），其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 < 0.01）。土地生产力、秸秆还田量和土壤水文状态是导致不同利用方式下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差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表明：加强作物秸秆还田（土）、提高土地复种指数、增加地表覆盖是维持和提高洞庭湖区耕作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可行措施，尤其是旱作土壤。

将生态位理论引入到土壤肥力评价中，利用GIS和土壤基础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对江汉平原后湖地区耕地土壤肥力进行了综合评价。首先，确定土壤肥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系数，按照评价指标对采集的样品进行室内理化分析；然后，根据平移·级差变换法对样点数据标准化，计算各评价单元的土壤基础生态位适宜度值，通过分析土壤基础生态位适宜度值与水稻单产的关系，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相关；最后，利用聚类分析法划分研究区土壤肥力级别，并借助ArcGIS实现评价结果图的输出。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肥力整体较高，1、2、3、4级肥力土壤分别占33.430%、35.990%、22.701%、7.879%；引入土壤基础生态位适宜度模型是对土壤肥力评价新方法的一种探索，其结果对农业生产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简述了苏州河概况、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一期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提出二期工程重点。为论证二期重点工程及其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达性，应用苏州河水系水动力水质模型对二期工程措施的水质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方案包括截污、底泥疏浚、综合调水等。通过计算和分析对二期工程目标的设定进行了论证，结果表明，二期工程实施后，苏州河水质总体上可以实现既定目标。

基于改善环境、恢复生态系统的思路，在太湖梅梁湾水源地实施了旨在恢复水生植物的环境改善和生态修复工程。通过2003 年8月开展的本底调查及2003年9月~2004 年11 月的水质监测资料，对太湖梅梁湾水源地水质改善示范区水质的时空变化趋势和质量状况进行了研究与评价。结果表明，工程实施前示范区内各点位的透明度、总氮、氨氮、总磷、叶绿素a等指标均超标，水质为ⅣⅤ类，表现为富营养化水平；各项工程措施实施后水质有了明显改善，溶解氧明显升高，全年较2003年8月份升高34%，夏季较2003年8月也升高了17%，10个点透明度平均由0.29 m提高到0.35 m，增加了21%，强化净化区较外围区提高0.05 m。但是，上述水质改善仅是生态工程物理效应的结果，由于水生植物尚未恢复，因此，有些指标的改善并不明显，如叶绿素等。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水生植物得到恢复后，其水质改善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为了掌握苏州城市河道景观水体藻类富集、消长规律，为制订河道水环境质量改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于2004年5～12月对苏州苗家河试验区进行了水质状况以及浮游植物种类和数量的调查研究。试验区河道共检出浮游植物6门73属，通过对数量进行比较，明确了苏州城市河道以绿藻－硅藻为优势种的浮游植物分布特征。通过对不同季节水体叶绿素a含量、浮游植物生物量和数量进行分析，发现浮游植物变化呈现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的季节规律。这一变化结果初步揭示了河网地区城市滞流污染河道水体中浮游植物的种群分布和季节上的消长规律，可为水环境质量改善与生态修复提供重要参考。

根据江汉平原湖区发育背景、资源环境结构和社会经济功能等方面因素,将研究区界定为湖北省境内以江汉平原为依托、海拔50 m等高线以内的所有地区。其范围在东经 111°36′38.76″~116°7′52.14″、北纬29°25′59.25″~31°27′14.45″之间，按自然界线计算面积4.664万km2，按行政区统计面积为6.475万km2。运用RS/GIS技术，分析得知：近50年来，江汉湖群湖泊总数量和总面积均表现出总体下降、中间年份有波动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2000年)，0.1 km2以上的湖泊总数量分别是1 309、611、612、838、768、771个，0.1 km2以上的湖泊总面积分别是8 503.7、5 462.5、2 933.8、2 977.3、3 451.4、3 188.1 km2。围湖垦殖是近50多年来江汉湖群演化的主要原因和主导因子。

三峡库区消落带的生态系统健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如何对消落带进行开发利用，但不同的消落带利用（保护）模式显著影响消落带系统健康状态的发展趋势。简要分析了三峡库区消落带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并在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消落带系统健康评价的原则，筛选并建立了消落带宏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出三大类指标，即消落带生态特征指标、功能整合性指标和外部环境指标，在三大类指标内又分别分出各自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亚指标。以开县消落带为例，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开县消落带的健康预测评价。

根据2003年10月和2004年4月的水生生物调查，对三峡库区二期蓄水后的浮游植物组成与分布变化进行研究，探讨水力学与营养盐条件变化对库区浮游植物结构与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库区浮游植物以硅藻类为优势种，2003年10月数量介于2.02×104~31.6×104个/L之间，与未蓄水前相比无明显变化，2004年4月浮游植物种类与数量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断面浮游植物数量显著增加，总体介于3.18×104~16 288×104个/L之间。通过对浮游植物与水力学条件、营养盐水平的关系分析，发现蓄水前后水动力学条件的变化与所形成的空间差异是造成浮游植物变化的关键因素，而偏高的营养盐水平则为浮游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根据流速差异将库区水体划分为河流型水体、过渡型水体、湖泊型水体三种类型，对比分析表明过渡型水体和湖泊型水体的浮游植物数量在二期蓄水后增加较多，它们是三峡库区富营养化暴发的敏感区域。

西藏玉龙铜矿是世界级特大型铜矿，目前即将开采。矿区位于海拔4 800多米的青藏高原，地处长江上游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矿区位于一个完整水文地质单元内的区域地下水补给区，地下水与地表水垂直交替运动频繁，水力联系密切。评价了区域地表水、地下水环境质量，通过江西省德兴铜矿开发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类比，分析了矿山开发对区域水环境的影响，根据区域水文地质条件，从保护水环境角度，对玉龙铜矿开发提出了几点防止污染扩散的建议，以利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区域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随着影响区域发展的传统要素作用的下降，以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为代表的新的影响要素正在扩大影响。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特征的区域差异性、要素的区域流动性和区域的空间类型。因此，针对不同的区域应实行不同的区域政策，建立区际之间的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合作机制，避免污染要素和污染产业的区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