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区域人口空间演变，可揭示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性，对于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政策，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根据1982、1990、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结合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市历年统计年鉴，先对本地区的人口分布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得出各地市人口数量差异巨大、人口密度北高南低、沿交通轴线人口集中分布的特点，然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分布的动态变化特征、规律做了较细致探讨，得出各地区人口增幅存在较大差异、人口密度增长总体放缓、人口分布先集中后分散、人口重心由东北向西南移动等演变特征。并结合影响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外部因子进行解释，认为经济因素、城市地位与功能、政策因素以及信息交通等因素是造成本区人口空间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运用SPSS和EXCEL软件，分析了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模拟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动态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一般相关性，并不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倒“U”模型，而是呈三次曲线的“N”型，两个拐点分别在9 000元和29 000元，这可能与产业结构转变较快有关。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相关性， 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模型，拐点分别在30 000元和38 000元,均提前实现拐点。此外环境政策与科技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也较大。经济结构是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南京市有利的环保科技政策使这两个环境指标提前实现拐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先不断恶化，到达顶点后逐渐改善。从实证研究、计量模型和分解分析三条线索回顾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随着EKC研究的发展，环境指标从污染指标扩展到资源生态指标和环境效率指标，而实证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环境指标和经济变量之间都存在“倒U型”关系。目前计量模型以简化式为多，结构式较少。由于分解分析方法能够定量化各种影响因素对污染排放变化的贡献率，因而在EKC成因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尽管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生态环境阈值、污染的时空转移、数据处理与模型方法、环境控制政策和管理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关键要在数据处理和模型构建方面取得突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具有深刻的产业变动原因。以人均GDP为基本指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产业分解和对泰尔指数进行地区分解，深刻分析了1990~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地区构成和产业构成，揭示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变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地区集中因素。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而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又是推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逐渐沦落为以农业与采掘业为主的外围区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也由此持续扩大。基于此，认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缓解非农产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舟山群岛地处长江三角洲，位于长江水道和我国南北洋通道交汇的前沿，拥有独特的深水岸线资源，以及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旅游资源。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对全国经济具有强有力的拉动作用，但一方面因受河口拦门沙的影响，缺乏深水岸线资源，另一方面海岛旅游资源匮乏。基于对舟山群岛的实地调查研究，指出舟山群岛海洋环境资源在长江三角洲中的独特性，并提出舟山群岛海洋资源利用的主要方向：①发展国际性深水中转港，大宗货物的临港加工业基地及长江三角洲货物外运的备选深水港基地；②改进传统渔业，着重发展深水养殖业及远洋渔业等新型渔业；③开辟海岛休闲度假旅游，填补长江三角洲缺乏海岛旅游的缺项。

上海浦东新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区，尤其1990~2001年，是浦东新区快速城市建设和扩展时期。依据1990、2001年两时相的卫星遥感数据，运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监督分类，提取了浦东新区两时相土地利用信息，分析了浦东新区1990~2001年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特征，探讨土地利用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效应。研究表明：①11年间浦东新区农业用地和水体急剧减少,其中农业用地减少了58.16%,水体减少了 17.4%;②1990~2001年浦东新区城市扩展用地55%由农业用地转化而来，35.26%由水体转化而来；③土地利用的快速变化引发了水资源面积减少、水体污染加重和需水量增加，以及大气污染加重、大气温度上升和地面热中心面积扩大等生态环境问题。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较为显著，研究该地区耕地变化的趋势与驱动机制，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绍兴市作为典型案例，探寻该市耕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相结合，揭示该市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显著，耕地呈现逐年减少的总体趋势；耕地减少以建设占用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结构调整为主，以基本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和人们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主要动因。研究结果可为绍兴市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促进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提供借鉴。

利用四期遥感TM数据和GIS技术，通过分析20年秦淮河流域城镇用地增长格局及其演化机制，为流域综合管理和模拟提供重要参数，研究结果表明：①城镇用地增长显示阶段性和空间的不均匀性，增长拐点发生在1994年和2000年，空间上表现出增长“热极”与“热带”；②城镇用地增长阶段性是经济社会过程及驱动因子演化阶段的反映，回归分析显示城镇用地增长与城镇人口、经济总量及开发区发展相关系数高，这归于1992年开发区创建、投资增加与2000年撤县设区驱动的结果；③城镇用地增长格局变化是社会经济物质载体演化的体现，1992年后开发区成为城镇用地增长首要来源，2000年后东山新市区与大学城成为其增长核心和新形式，机场与高速公路网强化对城镇用地的空间导向。研究结果较客观地刻画了城市化格局与过程的演化规律，参数应用与数据精度的提高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功能评价是保护区改善管理以实现保护区最佳功能的有效手段。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和问卷调查方法,建立3层20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对九宫山自然保护区的功能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和贴近度分析。结果显示，保护区自然保护和社会发展功能评价为“好”,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功能评价为“一般”,因而整体功能状况评价为“好”。贴近度分析表明,改善保护区功能要从资源与景观的保护、宣传教育设施、宣传教育手段、科研基础条件、科研合作与影响、对外交流、人口素质和保护区经济效益等方面着手。提出了从加强资源与景观的保护、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和改善科学研究、提高保护区周边人口的素质和提高保护区的经济效益等方面改善管理的一系列具体建议,以实现保护区的最佳功能。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与农村相互结合的特殊经济地理单元，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重点区域，受城市与农村的双重影响，而目前城乡结合部范围不明确，确定方法以定性为主。针对这一特点，以信息熵理论为基础，结合分析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特征，建立了土地利用信息熵模型。并以荆州市为例，以2000年10月ETM+影像为基础数据源，在ArcGIS和ERDAS Imagine软件的支持下，应用土地利用信息熵模型，分析熵值分布特点，最后采用突变点检测的方法，以熵值60和30确定荆州市城乡结合部的内外边界。得到荆州市城乡结合部的面积为124.4 km2，大致包括25个行政村。比较表明，该方法划分精度较高、实时性强。但若能采用更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并结合其他模型，会使划分精度进一步提高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综合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区域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多层次、多属性决策问题。结合云南省属于水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实际状况，建立了有针对性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自组织、自适应的聚类功能，对云南省及各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各地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可分为5类，云南省总体上属于其中的第Ⅲ类，即基本能够维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从经济增长规律与发展阶段来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的减少趋势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及耕地现状，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耕地预测模型，并预测了未来耕地变化态势，揭示出耕地损失率高峰值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通过国家粮食安全的态势判断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减少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面积的减少所导致的粮食减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较小，而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变化会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有效供给的结论。从而提出耕地保护的思路：“十一五”期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应采取积极的保护政策；进入“十二五”之后，耕地保护政策应转为严格控制。为此，还提出了重在保护质量、保护其生态景观功能、加大后备资源开发、减少非农占用、加强政策管理等对策建议。

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预测理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及Excel软件，在分析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耕地、人口、粮食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特点，运用预测理论对未来15年耕地、人口、粮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显示：1978～2004年，浙江省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呈下降趋势，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从而造成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呈现增大趋势。这表明此期粮食供需差距越来越大。在未来15年，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耕地和人均耕地面积降低明显，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却呈降低趋势，这依赖于耕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耕地仍严重超载，粮食安全问题仍将十分突出，形势比较严峻。据此提出降低耕地压力、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

中央沙位于长江口南北港分流口河段，这一河段集中了宝钢等一批重要码头，下游有长兴岛造船基地和长江口深水航道等重点工程，因此分流口保持稳定至关重要。以1870年中央沙出现雏形以来的海图为基础资料，利用ArcGIS等GIS软件，研究了中央沙发育演变的位移变化及其典型剖面特征，发现中央沙的变化特点是在长期径流作用下后退和承接上游底沙下泄发生上提的“下移-上提-再下移……”的周期性演变规律。再进一步对南北港分流口各个沙洲近10年来面积和体积进行计算，结合实测水文资料对通道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现阶段长江口南北港分流口处于不稳定时期，应尽早实施分流口整治工程，稳定河势、滩势和减小底沙下泄对下游的威胁.

分别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海相沉积物母质土壤的表层土和心层土为例，考察了其对重金属Cu的吸附、解吸及固定特性，目的是了解其在不同土壤结构的存在形态和迁移特性。研究表明：不同表层土和心层土的铜吸附容量可用Langmuir,Freundlich和Temkin吸附等温方程拟合，其中以Langmuir方程吻合度最高，回归计算出的最大吸附容量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其解吸动力学大部分符合指数方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土壤的心层土的最大吸附容量大于表层土，解吸量小于表层土；表层土中对Cu的固定吸附量最大的是滩涂泥，最小的是滩砂泥；心层土中对Cu的固定吸附量最大的是滩潮土，最小的是滩砂泥。不同土壤对Cu的固定吸附量存在差异性，这与土壤自身的pH、OM等多种因素有关, 一般pH值大、OM值高的土壤对Cu的固定吸附量越大.

太湖是我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正面临着严重的水体富营养化问题。随着点源污染得到逐步治理，农田非点源污染已成为太湖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源。概述了太湖流域农田生态系统管理与非点源污染控制,指出随着流域内化肥用量以及农田氮磷盈余量的不断增加,流域内农田非点源污染负荷将进一步加大。农田中的氮磷通常通过农田排水和地表径流等途径进入地表水体。为有效控制农田非点源污染，应实施科学合理的农田生态系统管理：避免氮磷肥的过量使用，适当增施有机肥和钾肥，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加强微生物肥和控效肥等新型肥料的研制和推广，实行保护性耕作，合理安排农事活动时间，以此减少非点源污染物形成；调整土地利用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对潜在的非点源污染物进行有效的截留。

将GIS格网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于太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实现了全湖范围内多因素的综合评价，揭示太湖生态环境状况的空间分布规律。首先将太湖分为800个格网单元，在2002~2003年实测样点的水体、底泥、水生生物特征数据基础上，通过空间插值获得全部单元模拟值，然后进行格网叠加计算，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各单元综合评价值，将太湖分为好、较好、中等、较差、差5个等级区，生成太湖生态环境空间综合评价图。结果显示，评价结果与太湖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太湖生态环境质量基本上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中等以下地区占全部湖区的一半以上，整体状况偏差。

从污染物入渗土壤-包气带-含水层的过程出发，以地质、地貌、水文地质条件为主控因素，选取地下水埋深〖WTBX〗(D)、降雨入渗补给量(P)、含水层岩性(A)、土壤类型(S)、地形坡度(T)、非饱和带介质(I)及含水层渗透系数(C)〖WTBZ〗7个指标，建立了九江市地下水易污性评价DPASTIC指标体系。结合模糊数学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基于DPASTIC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克服了指标参数级别划分定额差异和指标值不连续性变化的缺陷，寻求出最优的级别定额划分状态和指标值的连续性变化情况；在指标级别定额划分上，引用了指标标准特征值的概念，根据实测参数数据资料，建立了10个级别的指标标准特征值矩阵，确定指标参数的最优相对隶属度。结合MAPGIS软件得出最后的地下水易污性分区，评价结果与规划区的实测及预测的水环境质量相吻合。

阐述了洪湖的形成与演变历程，总结了洪湖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及其作用机制，认为地质活动和长江泛滥奠定了洪湖的成湖基础；古气候环境推动了洪湖面积变化和沼泽化过程；近代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洪湖生态环境的退化；三峡工程会促进洪湖生态环境的恢复，但也可能加剧洪湖的淤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洪湖保护的对策：完善立法，加强管理；深入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提高群众保护意识；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对洪湖资源进行适当开发利用；逐步实施包括洪湖通江在内的生态恢复措施；加强洪湖生态需水的研究，积极应对三峡工程的影响。

为探索新的空气质量预报方法，提高预报准确率，采用统计和对比方法，分析了长沙市空气质量现状，介绍了天气形势相似及动态逐步回归两种空气质量统计预报方法，并对其一年多的运行结果进行了检验和对比。结果表明，长沙市空气污染主要由PM\-\{10\}和SO\-2浓度超标引起, 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5年来长沙城市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两种预报方法对各污染物都有一定的预报能力，预报的误差绝对值多集中在30以内，而级别误差基本上在1级以内。两种方法对NO\-2的预报准确率均在98%左右,预报效果优良。绝对误差对比发现，两种预报方法对SO\-2的预报明显优于PM\-\{10\}预报；级别准确率对比时，两种预报方法对3种污染物的预报准确率相近。两种预报方法对3个污染因子的预报准确率呈现出NO\-2优于SO\-2优于PM\-\{10\}的趋势。

以川东平行岭谷区典型岩溶槽谷——北碚槽上为研究区域，通过对8月和11月的岩溶地下水水化学性质研究，发现槽上岩溶地下水的化学性质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电导率、矿化度、SO42-浓度及HCO3-浓度都是8月大于11月，与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相对应，也与人类在8月份对土地利用的强度大于在11月份对土地利用的强度相对应。研究区地下水的化学性质与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季节差异具有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为进一步认识岩溶地下水的时间变化规律提供科学数据，也有利于认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从而采取更加合理的措施来治理和保护岩溶地区有限的地下水资源，满足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由于强烈的溶蚀作用，岩溶地区溶蚀裂隙、管道等高度发育，并相互贯通，形成岩溶区特有的地下、地表“双层空间”结构体系，地下空间成为地下水存储和运移的重要场所。岩溶地区由于土层浅薄或缺失，并且溶蚀裂隙、管道、落水洞、竖井等高度发育，使含水层更易受地表状况的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下水的水质、水量，岩溶水质的变化能集中反映人类活动胁迫下岩溶含水层脆弱性程度的增加。以典型岩溶单元——贵州普定后寨河流域为例，分析了流域水文地质背景下的岩溶含水层本质脆弱性，结合流域地下河水近20年的水化学资料，分析了含水层脆弱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显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农业活动、城镇建设及居民活动都对地下水质变化有明显影响。因此，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恢复岩溶植被，改善生态环境是保护和改善岩溶水资源的重要途径。

在不同的条件下，沉积物可成为环境中污染物的“源”或“汇”，而受污染的沉积物会对水生生物带来危害。因此，需要制定沉积物质量基准(SQC)，以此作为评价沉积物污染及其生态效应的基础。在过去的几年中，对利用平衡分配法来建立SQC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采用平衡分配法，初步建立了长江水系8种重金属及类金属(Cu, Zn, Cd, Pb, Ni, Fe, Hg，As)的沉积物相对质量基准。结果表明，上述重金属及类金属的SQC在从长江上游到下游，总体趋势上呈降低的分布特征，并由于地域环境条件的不同，存在着高SQC值单元及低SQC值单元。得出的SQC与国内已有的SQC具有可比性，但高于美国国家环保局提出的SQC，主要是由于采用平衡分配法建立的SQC是一种数值型的基准值，缺乏生物效应的校正。因此，在将其应用到沉积物污染状况评价之前，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毒理学试验。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江西东江源区是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生命之水”的发源地。应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方法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江西东江源区自然、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初步估算出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总价值为810亿元，约为东江源区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11倍，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23 121元/hm2，并对估算结果进行了分析。目的是藉此揭示源区的生态功能及其在维持区域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东江源区生态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提供参考。

利用青藏高原87个地面气象台站41年（1960～2000年）的月降水资料，并在Arcgis 9.0中通过Kriging插值方法对少数站点的缺测值进行了插补，用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了高原四季降水量的变化趋势及区域上的差异。为了保证本研究的完整性，对高原年降水也做了相应分析。结果表明：（1）高原冬春两季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冬季雅鲁藏布江下游、春季高原东北部为降水减少区，高原其他区域均表现为增加；夏秋两季降水量基本保持不变，但夏季高原中部和川西降水减少，高原南部和北部降水表现为增加；秋季高原中部、南部降水增加，川西降水减少。（2）高原年降水呈显著增加趋势。在区域上高原南部大致以东经102度为界，该线以东降水减少，以西降水增加，且降水增加区域表现出随纬度的增加而递减的特征。高原中部、北部的年降水基本保持不变或微弱增加。

为了减少小样本时间序列资料中个别异常值对气候变化趋势分析的破坏性影响，采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之一的三组耐抗线对西藏近30年气温、云量资料进行线性趋势分析，研究了西藏地区气温和云量的变化趋势及其区域分布，并讨论了二者的相关特征。通过与传统的最小二乘法相比，表明三组耐抗线用于西藏气候变化趋势分析具有明显优势，而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西藏气候变暖估计偏高。分析认为，西藏气候变暖主要由最低气温增高显著所致，最低气温变暖趋势在春、夏季较明显，冬季相对不明显；西藏各地增温幅度在空间分布上不一致，中、西部地区呈较强的增温趋势，东部相对较弱；西藏高原总云量和低云量总体呈减少趋势，总云量和低云量变少分别与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升温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