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度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考察其分布动态、转移特征、地区差异、空间集聚以及障碍因子，对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本，建设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基础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定基功效系数法及线性加权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估计、Dagum基尼系数、ArcGIS绘图、空间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散点图以及障碍因子诊断等方法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差异；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多级分化的梯度发展格局逐渐转化为两极分化格局，均衡发展态势逐渐显现；（2）各城市维持当前发展水平的概率较大，高水平城市固化现象得以证实；（3）区域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之间，呈逐年缩小的态势；（4）高质量发展呈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且高水平城市辐射效应显著；（5）人均利用外资金额、居民生活水平、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等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失业率、人均养老保险参保率和能源效率是部分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阻力因素。

 选取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并综合分析其动态演进、空间分异和行业分布特征，最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各区域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收敛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11省份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不断提升，上游和中游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呈减少态势，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下游各地区碳排放效率两极分化显著；（2）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依次减少的分布特征，其中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分布呈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3）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下游地区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上游和中游地区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均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和条件β收敛，且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城镇化率和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变化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提升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路径有：优化制造业区域分工协作和生产力布局；推进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提升城市产业生态化水平是长江经济带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的重要举措。从产业生态化的内涵与特征出发，建立城市产业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全局熵值法、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十一五”至“十三五”时期（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动态评价、时空演化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总体水平逐年提高，得分从2006年0.374提升至2020年的0.505，年均增长率达到2.17%。（2）长江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的地区差异明显，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具有梯度性和阶段性演化特征。（3）长江经济带产业生态化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特征，高高集聚区全部分布在下游城市，而低低集聚区则零散分布在中游或上游城市。（4）直接效应下，经济发展、产业高级化、政府调控、城镇化能会促进本城市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提升，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则会抑制。（5）间接效应下，经济发展、产业高级化、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会促进邻近城市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提升，而政府调控和外商投资则会抑制。

摘要：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对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2001～2021年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进行测算剖析，进而选择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机制，最后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考察不同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效应。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38个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M”趋势，即上游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略高于中下游城市，成长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低于其他三类城市；（2）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数量上趋近于正态分布，其空间非均衡性较为严重，其中上游资源型城市的变化是产生绿色发展效率差异的主导因素；（3）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投入强度、人口密度以及教育投入水平对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存在“人口-开放-教育”和“人口-开放-教育-科技”两种驱动机制以及“经济-交通-污染”和“经济-交通-资源”两种制约机制；（4）人口密度与对外开放程度和科技投入强度交互作用效果最好，在保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和科技投入强度都能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注重因子间协调发展，加强区域间协同治理，以期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各类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长三角地区具有充分发挥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动能的产业禀赋，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产业、技术和市场基础。选取2016~2022年长三角城市相关数据，通过CRITIC-突变级数法-TOPSIS、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的新质生产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显示: 长三角新质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3.05%。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关系表现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南京、苏州、无锡 、常州、杭州、合肥位于各区域前列；省份之间的基尼系数在0.14~0.18之间，处于绝对平均水平，组内差异贡献率和超密度贡献率有扩大趋势；系统层障碍因子中，人力资本结构、物质和无形生产资料以及指标层障碍因子中公路里程、环境保护力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等障碍因子对长三角整体和各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均具有较大影响力。针对研究结果，提出有关城际联动和人才结构方面有关的建议，为地区发展提供依据。

比较成熟型和发展型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特征，剖析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总结归纳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的普适规律，同时为发展型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优化提供依据。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逻辑，以上海大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为例，识别两大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在空间集聚和功能协同上的共性模式和差异特征并剖析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在空间集聚特征上，上海大都市圈呈现梯度配置的产业链分工格局；武汉都市圈呈现近域化组织，制造环节强、研发和服务环节弱，产业链环节在近域圈层协同集聚；10 km是两大都市圈产创要素结合的关键距离节点，但武汉都市圈外围圈层缺乏创新要素支撑。在功能协同特征上，上海大都市圈的网络能级、密度和合作效率都远强于武汉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为多中心网络，且邻近组织和跳跃式组织并存；而武汉都市圈为单中心网络，以邻近组织为主；供应链近域圈层组织是两大都市圈共同特征，但武汉都市圈圈内自给率较低。最后，研究基于产业空间组织特征比较结果和机制分析，研究以武汉都市圈为例，从核心做强、功能协同、创新驱动和强化副核四方面对发展型都市圈的产业空间优化组织提出了相应建议。

城乡要素流动与要素配置效率是影响碳排放绩效的关键因素，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作为城乡融合的本质，系统揭示城乡融合发展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可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支撑。基于200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和碳排放绩效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城乡融合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城乡融合以中低及低水平区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差异不断扩大后又逐渐缩小；中国碳排放绩效区域差异有所缩小，具有收敛性且属于低水平均衡收敛。（2）城乡融合显著提高了碳排放绩效，且城乡融合对2012~2021年间及东部、中部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及生态环境融合显著提高了碳排放绩效。（3）机制分析表明城乡融合通过激发技术创新、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显著提高碳排放绩效。（4）城乡融合有利于促进本地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能促进邻近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作为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主要参与者及土壤生态功能的承担者, 对于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土地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极为脆弱, SOC含量在水平和垂直空间内均具有较大的变异性,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保护和土地管理措施的实施。研究以典型喀斯特地貌下泸江流域内的耕地、林地和草地3种典型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0~100 cm 土层SOC含量的变化特征, 并探究了影响SOC含量的潜在土壤理化性质。结果表明：（1）3种土地利用类型下SOC含量均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降低, 并且在各个深度下草地与林地的SOC含量均显著高于耕地；（2）回归分析表明3种土地利用类型下CaO、MgO、土壤总氮、pH和碱解氮与SOC呈显著正相关, 而SiO2与SOC呈显著负相关；（3）随机森林模型进一步表明, CaO和碱解氮为SOC的关键影响因素。喀斯特地貌中SOC含量的变异较大, 草地与林地的SOC含量均显著高于耕地, CaO和碱解氮是影响SOC含量的重要土壤理化指标。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与稳定器，在“双碳”政策的战略导向下，对推动“双碳”政策实现有何作为？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座城市2011~2019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使用熵权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中，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城市碳排放强度；（3）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倒“U”型拐点前后，绿色创新能力分别表现为“遮掩效应”和“中介效应”；（4）长三角城市群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导致更多的碳排放；“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碳减排的作用更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实现数字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城市低碳化是践行“双碳”目标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并举是推进城市低碳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在构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协同推进城市低碳化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择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据，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及计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检验其对城市低碳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的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由勉强协调上升为中级协调，空间上以“高-高”和“低-高”集聚为主，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长江经济带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显著促进城市低碳化水平提升，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长江经济带下游较强、中游次之、上游较弱；（3）城市工业化和绿色技术创新对协同推进城市低碳化分别产生一阶门槛效应及二阶门槛效应，即发挥出边际效应递增的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构建新型绿色金融体系、形成城市低碳化建设的协同机制、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及增强绿色技术创新等政策建议。

为促进流域清漂点的合作治理，提升三峡库区漂浮物治理成效，构建上下游清漂点与监管机构的多元共治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达成协同策略均衡的关键因素，并结合三峡库区清漂实情，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仿真优化，揭示漂浮物治理策略的演化规律。研究表明：（1）上下游清漂点跨界合作意愿的提升，可缓解政府监管压力，进而间接促进清漂点合作治理均衡的达成，同时其合作意愿变化具有同步性，流域下游清漂点治理意愿更加依赖上游的行为选择；（2）地方政府在综合考虑清漂能力、清漂范围等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实施严格的奖惩机制，并公平分配合作效益，可有效避免上下游清漂点陷入局部利益矛盾；（3）工程业主合理的清漂资金投入和差异化的补贴策略，可有效化解政府与企业相互推责，并促进清漂点合作治理；（4）上下游清漂点作为利益共同体，增强彼此的信任感，是达成跨界合作治理的驱动力。

提高乡村生计韧性、增强乡村抗风险能力，对守好我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基于区域宏观视角，从缓冲能力、调整能力和更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乡村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集对分析法测度西南山区234个脱贫县的乡村生计韧性，深入探讨乡村生计韧性的整体水平与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西南山区乡村生计韧性水平从次低韧性（01365）增长到次高韧性（05069），乡村生计韧性结构从“调整能力—缓冲能力—更新能力”演变为“缓冲能力—调整能力—更新能力”；（2）西南山区乡村生计韧性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东北—西南延伸的空间分布格局，分布重心先向东北再向西南移动，且在径向上愈发均衡；（3）乡村生计韧性在全局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态势，集聚性先缓慢减弱再快速增强，冷点集聚于川滇藏区和乌蒙山区，热点集聚于川北、重庆和滇西等地；（4）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力逐渐降低，而经济发展基础、产业多样化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对乡村生计韧性的提升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融入乡村生计系统考察乡村生计韧性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为欠发达山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案例。

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激发各方参与流域生态保护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也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贵州位处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区，写好流域生态补偿“水文章”是贵州从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向“先行区”提升的有力支撑。为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的应用，构建了由水资源产品、水生态产品和水环境产品（简称“三水”）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流域生态补偿效果评价体系并进行量化计算，对贵州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结束后研究区2017~2021年的生态产品价值展开估算。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刺激了贵州省流域“三水”生态产品价值的增长，2021年该值为12 97712亿元，相比 2017年增长了1963%。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水生态环境，对有效保护利用水资源、改善水环境质量和保障水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